他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
他的长篇小说《受活》，被认为并不逊色于《百年孤独》，将作为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来。
他是阎连科，他的独立精神被当代文坛所称赞。
昨日，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的评委，阎连科来到沈阳。记者通过与阎连科的对话，试图梳理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现状、趋势和问题的所在。
我认为文学没有被边缘化
华商晨报：辽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镇，此次在沈阳举行文学批评家奖颁奖及高峰论坛，对于当代文学有怎样的意义？
阎连科：这种活动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进步的一股力量和契机。通过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梳理出当代文学有哪些进步和不足，让每个写作者和评论者以及读者，对当代文学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通过讨论、通过写作以及每个人的思考获得进步的。像这样的讨论，作家批评家的共同思考，其实都是文学前进的一个桥梁。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动，文学会走弯路，前进的会缓慢。
华商晨报：这次是为批评家颁奖，话题免不了要提到批评。有的作家认为，某些关于自己作品的评论，差不多与自己毫无关系。而文学批评作为独立于文学创作的学科，究竟对文学创作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阎连科：文学的真正组成有三支队伍，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形成三足鼎力，让文学成为永远不倒的灯塔。如果没有这三者，就没有文学。缺少文学批评，文学在这个灯塔里是不稳定的。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也是和文学互动的，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会推动文学的发展，而且会矫正文学的发展。
文学创作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事业，每个写作者都看不清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写作道路上，就像曹雪芹写出《红楼梦》，在写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否伟大。每部伟大的作品都会让作家产生朦胧和模糊的状态。当这些作品产生后，它的经典性需要批评家和很多读者论证检验来推动，文学批评恰恰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在矫正文学也在推动文学，这样的文学创作才会少走弯路、少处低谷。有文学批评的存在，才让很多作家水落石出，很多作品才产生它应有的影响。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上，夏志清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沈从文的写作、张爱玲的写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批评家，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会缓慢得多。
华商晨报：文学是否被边缘化的话题不断被提起，您觉得是否存在边缘化的问题？
阎连科：我认为文学没有被边缘化。这个时代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全世界都是这样，文学比起经济要让位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这30年，文学的种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中心是严肃文学，今天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说的网络文学等类型文学都非常发达。纯文学的读者比起上世纪80年代是减少了，但纯文学有那么多读者也不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怎么可能让坐在地铁里的人，都要捧着《红楼梦》、捧着鲁迅的小说呢？这是不现实的。贾平凹、刘震云、余华，他们的小说都能卖到15万～30万册。这个数字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很大的数字。
希望写作者从西方写作中退出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写作
华商晨报：多年来您一直致力于纯文学的创作，您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是否面临其他的问题？
阎连科：最近在香港科技大学，刘再复先生一再重复他的论断：今天的当代文学成就从总体上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现代文学。不能说哪个作家就比鲁迅伟大，这么说是不适当的，但从总体上超过了。他的这个论断我们赞成或否定，可以不断讨论，但有一点，文学是向前发展的。我没有能力把握中国文学存在哪些问题，我说的都是个人的带有一定偏见的。我希望两点：第一，中国当代文学更加直接地面对中国近30年的现实，希望能有作家和作品能正面回答30年这个现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和变化，并对此有个清晰的、明确的文学态度；第二，我希望很多写作者从西方写作中退出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性写作。
华商晨报：您的言外之意，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受到了西方文学非常大的影响？
阎连科：这是谁都不能否定的，这个影响也成为我们写作的束缚。我们必须从中解脱出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与艺术的现代性。当下中国作家对此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许我们这种现代性已经建立起来了，只是还没有被认同，或许正在建立中，还没有那么鲜明。当然，也许还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不是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所能论断的。然而，建立却必须要有清醒、清晰的认识和实践。
华商晨报：如果中国的文学仅仅是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会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什么问题？
阎连科：我们要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汲取了西方的很多写作经验，但这并不是模仿，也并不是单纯地汲取，还有很多伟大的传统在文学中间。对此，每个作家对文学的判断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贾平凹的写作，有那么深厚的传统文学的影响，在这方面是不可否认的。一切的写作，包括西方的经验，都会成为我们文化的精髓。这些不要特别有意地去对立，排除了西方的经验，可能也排除了中国的经验。相信中国作家有能力把西方的经验和精髓化成我们的经验和精髓。
华商晨报：当下的网络写作和数字化的生存，这些客观因素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冲击？
阎连科：读者是多元的，文学也是多元的。每一种写作都有它的读者，情况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严重。对于我个人来说，每天想的更多的是，致力于把属于自己的写作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是最应该考虑的。其他种类的写作，对我不会构成怎样的冲击。我们的写作，正在和其他种类的作品形成抗衡和平衡。这种抗衡和平衡，不能靠媒体，不能靠舆论，要靠文学本身。我们说电影，中国有这么大的电影市场，你真要拍出好的作品，我相信是有观众和市场的。而文学，也一样是如此。
华商晨报：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是好作品？
阎连科：每个人对好作品的标准和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对于好作品的判断，基本是对19世纪和20世纪好作品的判断。今天的情况，我们看到20世纪具有探索意义的作品都是好的作品，但是19世纪的好作品，没有塑造出鲜活的、入木三分的人物，那就不一定是好作品，这是分水岭的标准。20世纪文学对人物的塑造没那么强调，更重要的是你的小说给小说艺术提供了什么东西。但19世纪对人物的要求是那么高，那么严苛。我想，现在的情况，我们在讨论好的作品时，都是在传统文学理解的基础上，有没有新的好的更宽泛意义的好文学的标准。我没有那么喜欢村上春树的写作，但不能排除可能过多少年，他的作品就是经典了。我们都知道卡夫卡的写作，他在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小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恰恰是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好小说，并有了新的好小说的标准。对作家而言，对于好小说的认识，应当是基于在过去的基础上，对未来有所判断的。然而，未来是变化的。说实话，未来是谁都不太清楚的。
独立精神是中国作家最应该面对的问题
华商晨报：写出好作品，作家具有独立精神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
阎连科：这是中国作家最应该面对的问题。不能强求别人要像你阎连科一样写作，或阎连科要像别人一样去写作。我们写作上有很多困境和疏忽。我们到了可以选择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了。要写出什么样的作品，看你的能力，也要看你有没有能力选择，有没有勇气去选择。我想有的时候，你有非常好的感悟力，但缺少这样的能力和勇气。对作家不能这么大强度的去要求，能让作家意识到今天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也就是选择的开始。最近几年，关注现实的作家和作品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一线作家，都开始用文学作品关注中国现实，这本身是独立人格的醒悟和开始。大家不要拔苗助长，每个作家都会醒悟，也都会选择。作家的独立精神会壮大起来的，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过程。
华商晨报：此次艾丽斯·芒罗获诺贝尔文学奖，短篇小说的话题成为焦点。为什么中国短篇小说家屈指可数？
阎连科：今天那么多刊物，北京有十几家，几乎每个省都有文学刊物，支撑这些刊物的都是以短篇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讨论短篇小说可以，但是我不认为短篇小说家屈指可数。每个作家都有很多很好的短篇小说。中国每个作家的成长都离不开短篇写作的阶段。《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等大多选的也都是短篇。
华商晨报：诺贝尔文学奖是个老话题了，但每年到10月还是会被人议论，中国作家谁会得诺奖。您的被提及率是非常高的，您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奖？
阎连科：要承认一个情况，各种奖项包括诺奖不是一部小说和一个作家好坏的鉴定书，它是提醒阅读的推荐书，是相对准确的推荐书。我们刚说到，不是这个奖说谁好谁就好。当年诺奖没有给托尔斯泰，但他仍然是伟大的，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莫言获奖了，可莫言不获奖，他也一样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呀！
华商晨报：在这样一个消费的时代，文学应该承担起什么功能？
阎连科：不要给文学赋予那么多的功能。文学能承担起净化人类心灵的功能都很好很好了。不要有那么具体的、功利的要文学解决现实的问题。文学能解决房子问题吗？能解决污染问题吗？不是你的小说关注了环保，环境就好起来。文学不是这样一个意义。大家不要给文学加那么多功能和责任，文学能对读者心灵滋润和氧化就足够了。
文学对人的心灵的作用是无法低估的。我常说，一部伟大的作品通过阅读可以改变心灵的颜色和温暖的程度。文学是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传承文化，靠艺术靠电影，但最重要的还是靠文学。文学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我们说的电影、绘画、民间艺术等，都是以文学为基础的。没有文学，将没法理解其他艺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让文学承担那么多的责任，能让文学更自由、更轻松，文学就会更优美。（杨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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