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呼之欲出的“后高加林时代”

     ——简评胡希久的《吉祥沟》

　　深夜，辽西某地.吉祥沟村民杨发老实厚道、勤劳善良且胸有智慧，他从生产队刚开完土地承包会，披星戴月回家。对面河滩耸立着一座巨大断崖，那是他父亲早年坠崖身死的地方。受迫害的父亲为给奶奶治病，采集传说中的“血灵芝”走上断崖尽头，因拒绝迫害过他的人那侮辱性的救助，失手坠下悬崖……它像现实中的噩梦和隐语，经常打破杨发心灵的平静，又像无首有志的古代英雄刑天默默伫立，一次又一次给陷入心灵困顿和危机的杨氏兄弟以力量和信念。
　　杨发带回的土地承包政策细则，使这户平静又闭塞的三代之家重掀希望的波澜，也引发痛苦的往事。年迈多病的奶奶回忆起杨家与土地的血泪纠结：祖上曾有九亩良田，民国九年，蒙古王爷向杨家索要地契，杨家誓死不从。杨发曾祖父为护地被打得吐血而亡，叔祖父终身残疾瘫痪。1935年，恶霸屯长张典百般威逼换地，张家不肯出让。张典买通土匪“三只眼”绑架了爷爷，要300块大洋才能赎人，而要凑齐这天价赎金，杨家只有卖地。受尽酷刑折磨的爷爷即使被割掉了舌头也宁死不屈，泣血嚎啕“祖宗的家业不能败在我这辈手上！”这，也成了杨家人世代守地有责的誓言。为了救人，杨家除了卖地别无选择。失地不久，祖父难以承受内心巨大的负罪感上吊自杀，伯父也因此远走他乡。沦为贫农的杨家在土改时，虽然重新分回失去的土地，但农业合作化运动，使家传的宝地再次充公。
　　小说开篇即写生产责任承包制如春天又回，包干丈量当天，奶奶拄棍颤颤微微亲临现场。或许感动神明，或许得到善良乡亲们的成全，总之天遂人愿，几番轮回，杨家分到家里的正是当年失去的那块宝地。分回祖地的杨家三代老小沉浸在喜悦中，对即将开始新生活信心满满，他们期待着圆一个中国农民千百年炫丽的土地梦，而这个梦却圆的如此艰难：当年恶霸屯长张典虽被镇压，他堂侄张喜旺却又阴差阳错当了村支书。贪污公款，贿赂领导不说，得知杨家自留地是极具价值的富含稀有金属土，又逼上门来提出换地，遭到聋妈妈杨母义正辞严的痛斥后，放出狠话要报复。善良的杨发为息事宁人，也因压力当头，埋怨了母亲几句。杨母伤心出走。杨发在奔波寻母的旅途上历尽艰辛。杨发妹妹杨雪虽被有权势的夫家遗弃虐待，却带着幼儿不停抗争，自觉维权，心怀信念。杨发孩子虽得了不治之症，一家人卖粮典物，从不放弃希望，保有人生光明憧憬。杨发弟弟杨起是个有知识、有追求、纯洁浪漫正直的青年，发小刘玉忠一家天降大祸：县房产处吴处长勾结开发商，不经产权人允许就野蛮强迁，还动用暴力手段非法拘禁被强迁的居民。杨起震惊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邪恶行为，冒险仗义执言，为拆迁户撰写起诉控告书。恶势力还没有被铲除，杨起却因一起交通事故无人及时救治而惨死异乡。不久，在政府发力经济，大上GDP的潮流中，乡里决定把吉祥沟老城圈收上去，与香港集团联合开发化工厂、房地产、旅游区，规划项目恰好把全村1981年分的头等好地全部圈入。“一口就吞了吉祥沟的地眼和腰窝！”开发商圈地后，不许村民进入。积蓄的愤怒在一次“罚款事件”后彻底爆发：村民备耕期，需要取出圈地以前存放地里的土肥，却遭到保安驱逐罚款并动了手，引发村民自发群体反抗。在冲突中，极力劝解打砸村民冷静的杨发进入监控镜头，后来在追查中，以破坏公共设施罪被拘留。小说结尾处，写在监牢里，当乡亲们集体看望杨发时，备受折磨的杨发从乡亲们递来的镜子看见自己浮肿变形的脸，不免委屈得痛哭失声，但强大的意志令他忍住悲啼，思索对策。
　　作家胡希久立足农村“原生态”的客观现实，一反建国60年以来美化、掩饰、回避等作家“侏儒式”写作的通病，举力6载，以作家独特的人文主义情怀，悲悯和批判的立场，在古老辽西乡村背景下，塑造了以农民杨发为代表的吉祥沟农民群像。杨氏家族四代人经历有地——失地——再拥有——再失去的故事，是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时代变迁的缩影。作家真实客观大胆触及中国农民与土政策建立以来的得与失，全方位展示乡村传统美德的同时，也血肉丰满地描写了时代精神，提示了农民与土地、农村基层反腐的艰难、资本对农村残酷的掠夺等现实严峻的矛盾，提出新时期农村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城市与农村文化资源不平衡等诸多尖锐问题。
　　吉祥沟是一处土地与贫穷伴生的村庄。勤劳朴素的村民世世代代笃信土地是安身立命之本，可有了土地几十年，仍然是穷出“花花来了”的现实，和有着“穷磨穷泡、穷等穷靠、穷打穷闹、穷扔穷撂、穷斗穷告”等“十六穷”的尴尬卑贱。他们曾是土地奴隶，也曾做过土地的主人，他们与土地同生共死，却仍然享受不到富裕尊严。作者借“大社员”的话，说杨发父亲把“合作社看得比生身父母重要，可到头来呢？”似乎 “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还只是一个有关温饱的梦想。不夸张的说，写好农村土地题材的作家，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真实反映农民与土地关系艰难历程的参与者，也是因独特的思考而贡献了思想的探索者。
　　如果说，陕西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青年代表，那《吉祥沟》中的杨发可以说是“后高加林时代”的典型。高加林是一个农耕经济的背叛者。他不甘心像父辈那样将自己的人行继续捆绑在黄土地上，离开了家乡和心爱的姑娘，到城市寻找出路和发展。机遇使他成了命运的宠儿，也使他从高处跌落回原点。另一位陕西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写到的农村青年改霞，最终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当工人，虽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尤其是与梁生宝恋爱的失败，但国家工业化(即今之现代化)的召唤和新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毕竟是最初的动因和最后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杨发与他们都不同。杨发的父辈们从没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农村经济改革大潮中背土离乡、奔向城市，而是祖祖辈辈都在执着地圆一个“耕者有其田”的古老梦想。他们的翅膀也从没向城市的天空展开，而是把生存的根基扎牢乡村。他们可以理解农民对土地历史性的转向的情感，可以原谅对农耕传统的背叛，但他们不盲目地趋附所谓世界潮流。他们或以一已之力顽强抵抗现代化初潮对乡村社会的浸润，或是以集体团结的微弱力量面对现代化侵略的无情冲击。正因为在资本和金钱的强大交易中，他们抵抗的身影才在颠覆了的乡村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面前显得挣扎无助，家零人散，也因为他们对土地朴素执着的热爱，才使得成为乡村社会溃败趋势下可贵的留守者。　进入新时期以来，贾平凹的《土门》、李佩甫的《城的灯》、刘庆邦的《到城里去》，都写到了农民在飞蛾扑火似的奔向城市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心灵的扭曲和精神的变异。孙惠芬的《民工》、刘庆邦的《城市生活》，则进一步反映了农民在进城后艰难的生活境况和尴尬的人生遭遇。陈应松的《到天边收割》写农民的城市理想的破灭，刘继明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写进城受挫后的农民回归乡土的艰难……离开了土地的农民，不论最初抱着怎样的念想，结果是一样的，既不能很快融入城市，又不能马上回归乡土，他们不得不在城市谋生，却又无时无刻不恋着乡下的热土。在城市，他们永远是“外来者”和“陌生人”，永远处在进退维谷、身心分裂的状态。凡此种种，这期间以“民工”或“底层”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虽然也不无欢欣和亮色，但从总体上说，所表现的却主要是农民进城后的漂泊无依和浮游无根的状态。
　　有评论家说，在一个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时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离开或失去土地的农民，类似进城民工的这种漂泊无依和浮游无根的状态，这种状态固然给农民造成了艰难和痛苦，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从终极意义上说，现代化并非要将农民从土地上永远地驱逐出去，恰恰相反，是要应用现代管理和科学技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近期不少作家的创作，也已开始涉足这个题材领域，如王建琳的《风骚的唐白河》、杨少衡的《村选》等。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他们笔下，又开始努力演绎出一些新的更加动人的美好故事。
　　作家胡希久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农村题材的脉动。就如同《吉祥沟》中的主人公杨发，在人生与土地的纠结中思想不断得到提升，对土地的认知也达到了一个新层次：无论经历了什么，他要继续留在家乡土地上，带孩子继续治病，寻找着更大的和更美的希望：“以往自己那个深藏不露的灵魂，终于站了出来。”他开始自觉地要做“新时代的新农民”,勇于呐喊不怯抗争，因为他觉醒的灵魂已在引领他——“它赫然出现，向他投射金灿灿的光明。”让农民重新归于土地，并发掘出新的意义和精神，创造出不同以往的新型人物，似乎时辰已到，呼之欲出。
　　此外，小说在结构与技巧上也颇为成功。首先在结构上，主线故事以土地得失为轴心，辅线则以几个次一级的主角围绕情节插入回忆。这种借鉴于音乐多声部与和声的布局，加深了小说立体叙事效果。在大的叙事中夹以细节补缀，犹如主体建筑中的分支和复彩，在空间和渲染上浑然一体，强化了阅读效果。其次，小说成功地运用了隐隐、象征、意识流等现代手法，突显意象，强化心理情结。比如小说中重要的意象“断崖”的坚实厚重，主人公一系列梦境对命运的奇特昭示，以及首尾呼应的观照连环，都有不俗的展示。第三是小说的语言个性鲜明，富于地方特色。杨发的仁忍智慧，杨起的文雅犀利，“大社员”的讽刺幽默，老支书的沉稳果绝等，各自形成了立体多感的脉系，为小说增添了生动的艺术魅力。

字数：320千字
大连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1681号

 二、人性可能的深度

   ——简评吴中洋长篇小说《在医生诊断之后》

　　《在医生诊断之后》写了一个身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在拿到医生开具的性病诊断书之后24小时的内心活动。通过主人公对情、爱、性的困顿、感悟，直面心灵。从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来看，正视现实，敢于直面人生，体现的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使命感。
　　大凡小说都有情节，或古或今，或现实或魔幻，或平淡或曲折，或热闹或冷清，或悲欢离合或酸甜苦辣。作者的叙述方法却有异于传统小说。《在医生诊断之后》一书属于非情节型作品，是“散文化”与“空灵化”的小说。它的故事性较弱，突出的是故事主人公通过心理意识的宣泄而体现出了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他采用了新颖的超越生活常形常态的叙述方式，比如动物会说话，比如梦境与幻觉的东西，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而这种陌生化、新奇感的背后包含有深刻的真实感的同时，作品艺术的特定效果便产生了。他的叙述文本色彩缤纷，画面感强，而且叙述文体灵活多变，可以说充满了各种艺术通感的组合。在这部作品中出现了荒诞奇异的叙述材料、陌生化的叙述语言、独具一格的构思方式、新颖巧妙的叙述角度……作者凭着一个作家特有的敏感，对小说的文体技巧作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其实，一些怪诞超常的东西总是人们内心深处思想意识的真实折射，这种陌生化的叙述文体一方面体现了艺术意识和艺术实践的创新，另一方面读者从这种新奇的阅读中感受到的却是文中主人公和作者极其真切的痛苦伤感的内心和困顿忧虑的情怀。
　　作者在作品设置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写实手法。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采用了“超常”的思维方式，他用“抽象叙述”来把主人公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顿悟和对人生的体验，把人们普遍感觉到却又没有明显表述出的现代人的生存意识，用一种荒诞怪异的艺术形象来传达，他用一种完全虚构的非生活常态的如与小山雀、猫、银龙鱼、画像、“小老鼠”等的对话故事来做艺术载体，这便实现了小说创作的新奇化。它刺激读者甚至通过读者要细心阅读或者通过反复阅读来理解、渐悟或顿悟这种“超常”材料背后隐藏的生活哲理。一方面作者非常巧妙地在情节流程中插入或抽出叙述材料，去显示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时空延伸；另一方面，文中无论是第一人称“我”还是第三人称“他、她、它”都恰到好处地在故事叙述过程中展开机智的议论，而这种议论不仅富有哲理性和启发性，而且还渲染了小说的故事氛围，给了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
　　作者在叙述文本中运用了大量散文化的语言和结构处理，虽然作者本人说他“不大喜欢编织情节”，其实上作品却充满了情节，并且他的每一个情节都可单独作为一篇微型小说或一个短篇，甚至看上去还像一本随笔集子，尤其是他那极富个性的叙述语言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作者在 “父亲”与“我、山杏姑姑、知识分子”以及“我”与“钓鱼老头儿、老右”、几个女性朋友（包括他的妻子），还有小动物、画像及主人公到青城山参道和虔诚地拜菩萨而得到的禅悟，在各种关系之间的对话所采用的语言都非常鲜明，又言简意赅。他巧妙地把细节描写和遮掩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刀鱼闹海”、“钓刀鱼”就是着笔细腻，而“父亲”和“山杏姑姑”与“我”的微妙关系就采取了遮掩式叙述，通过对话、议论和主人公的顿悟隐含了人生和历史，激发读者去思索生活中的存在与虚无、得与失、变与不变的生活哲理。作者通过淡化情节性，减弱叙事的实录性，结构的自由化，增强抒情的效果来进一步体现散文小说作品的审美特征，并同时让散文体裁也出现怪诞奇异，这是作者的一个新创意，也是这部作品的又一叙述亮点。
　　一个应为孩子做出表率作用的父亲，一位受人敬重的知识分子却患上了性病，这使得主人公无法去正常面对亲人、朋友和社会。他自责，他矛盾，他困惑，他忧虑，而就在主人公“我”的这一剧变过程中，作者又敏锐地捕捉到并机智地传达了另外两个新的叙述母题，那就是现代家庭生活中的矛盾母题和现代爱情生活中的危机母题，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启迪了读者对生活转型后的思索和体味。作者通过让主人公在痛苦中回忆他与几名女性的性、情、爱中的种种缠绵与矛盾交织，尤其是回忆早年与前妻的山盟海誓和他认为是自己心中圣洁女神的那位尼姑的美好时光，有意地让他与现在的境遇进行对比，更加突出了主人公的痛苦与伤感。他不仅写出了时代表面的家庭、情爱的剧变和生活表层的浮躁、喧嚣，而且他还向人性深度作了进一步的剖析，给读者展示了人类所固有的“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一面，以及这种“善、恶”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心理根源。写出了对社会环境催生下的人性恶根的无奈、同情、愤慨，也写出了人性善根对社会环境的反击、抗争和某种愤世嫉俗的变态。比如对在集会上结识那个女人的不幸，与妻子离异前后的无奈，对函授女学员的同情，对邻居寡妇的道德与自我约束，女教授“以性为生产力”的变态、利用和报复心理的展示，以及那个尼姑所遭遇的生存环境，进入了探究人类深层的心理和人性深层内涵的境界。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自醒的内容，同时也包含了一种人类意识中深层的痛苦内容。比如当主人公得知自己染上了性病之后，他惧怕这个社会，惧怕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和惧怕他们的眼神和嘴巴。于是，他最终选择了要逃到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城市去治病，但是最终的亲情关口，他的儿子的出现又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再比如那首长诗所透出的痛苦、挣扎、煎熬、憧憬、新生，种种矛盾的交织，作者试图通过对主人公和一些动物或梦境、幻境中的一些对话描写这种非正常的意识和行为来揭示一种正常的、文明的、高智商的现代人在当今发达的、文明的社会里无法获得正常沟通、理解、无法获得身心自由的精神失衡和内心的深层痛苦。再有就是作者在作品里多次提到的大海，用大海的宽阔博大的胸怀来加以对比、暗示，来提示商业社会中的冷酷人情的一面，意在唤醒社会的仁爱与包容。假若这种“解读”可以为人们接受的话，那么可以说这部心态型小说有着一个很严肃、很深刻的主题。
　　罗格·梅说：“对于人来说，更强烈的需求已不仅仅是性本身，而是一种关系，一种亲密，一种接受和一种肯定。”如果不能对性产生一种高尚、审美的感受，那将是这个社会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失败。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还可以把作品再提升一步从而使作品更加完美，应该站在更高历史的角度来更清醒地、更客观地探索这份创作情结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一个以深度见长的作家，不仅要真切地传达出在急骤变化的时代风云中形成的种种苦闷、失落、忧虑、困顿的情绪，而且还要进一步辨别出这些情绪中哪些具有审美价值，正如作者所言——“看后，能对人类伟大的性多一份理解乃至尊重。”虽然这部作品有些因作为一种文体的探索与尝试而未完全实现预期的某种艺术效果，有些也因过于新奇化、陌生化而未获得个别读者的认同，但该作品毕竟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创新之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和榜样。请相信，《在医生诊断之后》这部作品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越来越凸显它的历史价值。

字数：200千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年6月出版
《吴中洋文集》之《在医生诊断之后》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3839号

三、完美平衡术下的巨大漏洞

——简评老酒的《代价》

　　这是一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作品。平阳市长曾荣光一觉醒来，得知他供职的市府机关被平阳钢铁厂职工围堵了。事出有因，几天前市质检局在对钢厂例行检查时，在成品库中查出建筑用带胁螺纹钢有些质量问题，逐命令钢厂整改。钢厂厂长路野以此为契机，密谋亲信鼓动职工上访，以急需更新生产线设备为名，要挟政府批准进口国外淘汰的且带有巨大安全隐患的旧设备。这是阴险的一招：设备引进，不出事故，会达到他侵吞巨额设备款、中饱私囊的卑劣目的，设备出了安全问题，他则会嫁祸政府，将自己摘洗干净。于是，故事围绕这条生产线是否引进而层层展开。在省领导督促完成经济建设指数的勉励中，在期待快出政绩，同时也使企业腾飞、造福职工的良好愿望下，市委、市政府会集财政、质检、科技、企业等诸部门进行了认真负责的论证，详细周到的调研，反复统一思想的运筹。并由人大主任和市长带队，先后组成两班人马浩浩荡荡的出国考察。在这条庞大的、貌似严密运转的机器上，每道环节似乎都缜密严实、无懈可击——省市党政主要领导们都显得高瞻远瞩，虚怀若谷；人大政协的前辈们都能摆正位置，顾全大局；局长们个个都服从指挥，各司其职，技术人员都认真敬业，刻苦钻研……在频繁的会议上，官员们的讲话堪称党文化的精典，汉语公文的范例。他们一个比一个懂政治，一个比一个精通专业，一个比一个有逻辑，一个比一个滴水不漏，且进退自如。整个环节中，除了在国外考察的技术人员有渎职之嫌外，每位官员都尽职了，除了一名钢厂车间主任“死脑筋”不知好歹地始终反对外，所有的人都自圆其说，也想通了。就算有人动作稍慢，路野送上门去的文物大礼自会产生润滑和催化作用的——果然，进口生产线如期验收合格，又如期运载入关，如期安装调试，如期试车成功。正当各方相关责任部门心怀鬼胎、惊魂稍定时，一包刚出炉的钢水不知是意外还是必然地从天车上脱落，烈焰直扑向休息室里工歇的几十名工友，惨剧就在瞬间发生了。
　　曾几何时，民间贯之以“官场小说”的涉政文学火的风声水起。在中国当代反腐浪潮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作家创作涉政文学可谓利好市兴，一来是某些作家在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以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中乐于展示自己理解政治的水准，二来是大有潜力的市场中，读者对那种擅长描述、揭密官员腐败生活、政治较量及利益交换和善良博弈表现出强烈关注好和阅读兴趣，以致形成了固定作家群和相对固定的读者群。三是为数不多的作家出于良知正义，加上不俗的文学修养，也确实创作出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这类作品超越于一大批平庸且模式化的作品之上。
　　《代价》作者相对准确地把握了官场内部真实的政治生态。其实，那些喜欢营造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派系争斗气氛的作家，多半是在吊大多数普通读者的胃口罢了。有人曾总结因为大多数读者与官场隔了一层铁幕，一种权力的疏离感刺激了读者的热情。但在当今政府加大监督和反腐力度，政策愈加透明，信息愈加公开的政治环境中，揭露“铁幕”的神秘威权，正被袒露官场中机构庞大臃肿，人心麻木僵化，效率缓慢低下，等级森严壁垒等“软腐败”而“硬性”刚需着。
　　从结构上看，《代价》通篇都在随着事件的进程，逐渐铺展着故事向纵深展开，直到读者与既在意料之中，又幻想产生奇迹的灾难一起坠入深渊。这种产生于情节最后的张力有着强烈的冲击性。更加讽刺的是，大祸发生后，除了路野被法律制裁，其余的责任人都安然无恙。虽然一众官员都有一番深刻而正确的自我剖析，却仍然令人生疑——那不过又是一场语言或公文的盛宴，是各种经典姿势的作态。当书中人物不乏鲜明的性情模糊在一个时代暧昧的价值观念里，当深刻的反思只用来正解体制的弊端而为个体的致命的认知局限放行，当不应缺失的批判精神只浅薄地流俗于党内走过场式的自我批评，那么，强势的“官场文化”照旧无形地裹挟着只好仍有理想却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的人们，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复兴链中，无论结局好坏，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命运与无形的主宰中起落沉浮。人与环境、人与体制的深层矛盾跌落在各种利益的交换和媾和与言欢中；个人命运与内心焦虑变调为假唱而扭曲的颂歌——当人人都在集体无意识地妥协，是不是那发生过的一切照旧会重演？

字数：274千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788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