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仲夏，我有幸前往吉林省的长春市，访问了抗日女战士王继川。王继川建国后曾在国家公安部、吉林省政府工作，退休后享受部级待遇。老人家现年已是95岁的高龄，但看上去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娓娓动听的诉说，把我带进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1931年9月18日，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那时我正在读初二。9月19日早晨，当我上学走近教学楼前，一眼就看见墙上张贴着一张印有“九·一八”几个大字的大海报，上面画着一只写有“日本”两个字的大手，捂着一张东三省的地形图，地形图上流淌着鲜红的血……我终于完全地明白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三千万中国同胞，从这一天起就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了。当时，我的眼前闪现出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我是泪流满面。随后我的眼前又闪现出法国“圣女贞德”奋起抗击侵略者的英雄形象，抗日的怒火在我胸中就燃烧起来了。从那一天起，我天天到图书馆翻看各地的报纸，看得最多的是《盛京日报》、《泰东日报》，还有天津的《大公报》、《北洋画报》、《北平晨报》、《上海申报》。我巴望着中国政府出兵把日寇驱逐出东北，不久就大失所望了。我又寄希望与国联（国际联盟），他们曾经排代表到中国的东北做过调查。我天真地以为国联会主持公道，令日本人退出中国，结果又是让我大失所望。我还寄希望于马占山、赵尚志等义勇军，最后他们因弹尽粮绝，失败而散……
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得寸进尺，进而侵占了热河省。1932年出兵上海，1933年进攻长城古北口……到了1935年，实际上控制了察冀两省。日寇疯狂侵华的罪行，激怒了中国亿万人民，有一点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我作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当时青岛所有的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如纪念“五七”国耻大游行等等。1935年“一二·九”运动终于爆发，抗日爱国学生走上了街头，要求政府抗日，我理所当然是积极的响应者和声援者。那几年，我们为抗日战士做棉衣、做手套、做制服……我母亲也是特别爱国的，也帮着缝制，做好了就拿到学校，捐给前方的抗日队伍用。在学校，我们还要编壁报，宣传抗日。
1936年秋，我考上了山东大学。这年的冬天，山东大学酝酿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热烈响应并参加了。山东大学民先组建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我家召开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只是以为是一个抗日救国的组织。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界的同胞、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全国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我认为这个宣言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表示坚决地拥护。由于我是民先队员，因此党组织交给我的抗日救亡的工作，我都会不吃辛苦地去完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举国上下是群情激奋。当年11月，我和山东大学的一帮进步青年学生，决定从青岛出发前去寻找抗日的队伍，以实际行动打击日本鬼子，挽救危亡中的中华民族。我们那时天天地锻炼身体，就是十多个人围绕着青岛的马路练习跑步，就是为了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好出去抗日救国。出发寻找抗日队伍的那天，我穿上了一双新的棉鞋。从早走到晚，到了睡觉时，只有一个大通铺，就我一个女学生，同学们就让我睡在最里面。那时候的学生都很单纯，彼此之间都很有信任感，也是因为走了七、八十里的路程，累得都要快死了，倒头就睡。等到睡醒一看，就剩下王良一个男同学了，他在等着我。
王良说：“大家都走了，就剩下咱俩了。”
我问：“他们往哪儿走了？”
王良说：“去了胶州。”
我说：“走了几十里路，脚要命地疼起来，实在是走不动了。”
王良说：“不走不行啊，还是得往前走。只有走，才能找到抗日的队伍。”
我说：“天亮再走吧？”
王良说：“不行，这就走。”
听了王良的话，我就坚持着走，走到离胶州还有二十几里路时。天就黑了下来，实在是走不动了。脚痛得钻心，我就坐在了地上脱下鞋来看脚，脚后跟让新鞋的钉子扎出血了。我简单地处理了脚，又穿上了新鞋，一瘸一拐地坚持着往前走。因为是冬天，又是夜行军，瞪大了眼睛也是看不清路的，看到前面是个白点踩上去，“噗嗤”闹了个屁股墩，原来是走在了冰上。后来走到一条砂石路上，我实在是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王良说：“王桂荣，你再不往前走，可就要当日本兵的俘虏了，咱能当日本兵的俘虏吗？”
我说：“当日本兵的俘虏我就自杀，我可不能当日本兵的俘虏。”
王良说：“日本兵会让你想活活不成，想死死不成，不想遭这样的罪，还是坚持往前走。”
我说：“不行了，死活走不动了。”
王良说：“你看前面有辆人力车，咱们赶上去。我给你租下这辆人力车，让人力车拉着你有多好。”
晚上什么也看不清楚，王良又像哄小孩一样。我就信以为真，奔着人力车往前走啊走。走了一会儿，哪里有什么人力车？脚疼得实在走不动了。现在想想，大约还有五里远的路程。
王良见我不走了说：“王桂荣，我只得背着你走了。”
我说：“我是女生，你是男生，那可不行。”
王良说：“看见前面的灯光了吗？那里就是县城。”
我说：“不管是灯光还是县城，脚钻心地疼，实在走不动了。”
王良说：“你不是说要革命到底吗？你再走走试试。”
看到王良这样哄我，还是那么的有耐心烦。我就想，不能影响人家了，疼也得走。走着走着就不是疼了，是麻木了，麻木就麻木，还是要往前走走走。走到县城找到一家旅馆住下，脱下新鞋一看，鞋里面是一大滩的血，脚掌上起了几个血泡，才知道是鞋钉子扎的，是走路新鞋磨的。我就找到店家借来一把小锤，把露出来的钉子头砸平，然后弄点洗脚水洗了脚，挑破了血泡，挤出了血水就睡下了。 那天又是走了七十多里路，真是又困又累啊！第二天早上醒来，王良也不见了。他在我的身边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王桂荣，叫你也不醒，我就先走一步了。实在是对不起了，等一会儿找车来接你。”这时，我往身下一看，怎么把人家旅店的褥子尿了？困得一点都不知道。面对着尿了的褥子，当时脸就红了，很害羞。王良说话算话，带着高密游击的队员赶着车把我从旅店接走了。
我们找到的是山东高密蔡家庄蔡晋康（青岛解放时率部起义）的游击队，蔡晋康当时是蔡家庄高级小学校长，揭竿而起组织起了抗日游击队。当地的国民党地主武装也起来响应，就组成了这支游击队。蔡本身没有党派，但他的队伍里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是周汝峰（建国后任过东北人民教育部的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一个是诸城高小的校长王绍云，带着十几个学生参加了游击队。我这是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人，亲耳聆听他们的教诲，当时很有启发。在这支队伍里，有来自山东大学的学生，有来自北平学生……有20几个在河南上中学的高密县来的中学生，暑假放假回来，听说青岛的学生来到这里搞抗日，也都来参加了。带领老女排五连冠的国家体委领队陈亮，港澳办主任李厚，国家邮电部的部长赵尔刚也在游击队里。开始时有七、八十人，后来逐渐地增多了，合起来一共是108人，就号称108将，全是进步的学生。
我们这些学生兵到了以后，女学生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像男学生杨战滔（原吉林省常务副省长、人大主任）、陈亨石（原武汉军区保卫部部长），这些身体好的都分到了连队，身体不好的留在了政治部，有的发了一支枪，有的连枪也没发。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因此国民党武装也是抗日的。送我到政治部去的叫张刚，是个北京来的学生，共产党员，很会画画，画了一张抗日大宣传画让我们举着。我的同学胡家珍还主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张茂桐（建国后教育部的一个司长）演了那个老头。大家都是一腔的热血，为了抗日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这个实在不会演的，天生就不是那块料的，就负责搞墙报，参加大合唱。
不久，日本的军队占领了青岛，我们在蔡家庄实在呆不下去了。因为这里是铁路线上的一个站，日本的军队随时都有可能来，危险性十分大，我们就转移到了诸城县。由于母亲有病过世，父亲已经娶了继母。为了躲避日本人，继母带着三个弟妹回到诸城老家，只有我父亲在青岛留守。大妹王桂凤从家里跑来找我，非要跟我参加抗日不可。当时她才只有十三岁，但人长得很高，也很漂亮。我觉得她太小了，没法行军打仗就没有同意。身边的同志就表态，我们背她也背走了，就这样把她留下了。
1938年初，日本的军队进占了诸城，我们又跟着部队转移了。这年的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良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有一段时间，我并不愿意加入党组织。记得是1937年7月，王良第一次来到我家发展我入党，我认为我不够格，因为党员要有铁的纪律，我怕遵守不了就拒绝了。还说我可以一辈子做党外的布尔斯维克，和共产党一条心走一条路。由于天天行军打仗，我很英勇，组织上认为我经过战斗的考验了，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了，所以再一次来发展我。确实的，这时我对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觉得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公正、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是我追求的目标。因此我应该入党，为这个党的理想而去奋斗。
一天，我们4个女同志睡在一铺炕上。我入党了就比较兴奋，正在兴奋和幸福时，吴倩钻进了我的被窝。
吴倩小声说：“王桂荣，我入党了。”
我也小声说：“吴倩，我也入党了。”
吴倩就高兴地掐我，我就回敬了她一下。那时入党是秘密进行的，是不能说出口的。但当时我俩都高兴地说了，虽然违背了的党的纪律，但也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了。
正月十五的时候，就发现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不好。党组织领导感到没有枪不行，自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才能保卫自己，坚决抗日。领导就把我找去。他知道我有个同学在招贤镇上住，让我去动员这个同学，她的家里有武装，让她动员家里把武装献出来，交给我们。组织上就派我带上两个人来到了招贤镇，来到了我的同学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地主庄园，我的同学是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长于学忠的家族。这个同学比我小上一班，我在学校是比较有名的学生，因此我俩很熟。她的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送给我一双皮鞋一件毛衣。
同学对我说：“我不能参加抗日，你抗战就穿着吧。”
我说：“我来不是来穿皮鞋穿毛衣的，是想要你家的枪支，如果能捐献出来，就能为抗日贡献力量了。”
同学想想说：“这我可说了不算，容我想想办法。”
那时我们想得太简单，只要是抗日救国，就应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哪里知道仅凭我一个19岁的小姑娘，去找同样小一个年级的小姑娘，哪里拿得来地主的武装。我们那时的领导也是比较天真的，因为都是知识分子，就是不知道社会上的复杂性。结果住了半个月，没有什么结果可言，组织上就派人把我们接走了。
我在同学家住了半个月。这期间，游击队里发生了问题，国民党顽固派一天早上起来，把六、七个女同学用绳子捆起来，关进黑屋子。这是政治部里的国民党人干的，政治部主任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头儿。他们已经挖好了坑，打算把男的全部活埋，把女的胁迫做他们的小老婆。情势十分危急，当时政治部的秘书王绍云还没有暴露出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一听说这样的情况，立刻跑去报告了周汝峰。周汝峰和伍志刚等几个党支部成员一起研究，决定去找蔡晋康解围。几个人找到了蔡晋康，就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蔡晋康说：“既然是这样了，我也无能为力。留下你们他们不干，留下他们你们就必须得离开。你们留下有危险，我要把你们礼遇出境。”
经过党组织的研究，我们不能留下了。于是，108人都撤了出来。当时，我正在苔县的招贤镇，就与接我们的队伍会合了，开始往徐州疾驰。这是二月份，正是严寒的冬天。我们没有军装可穿，穿的五花八门，还要打着旗子行军。一路上，一些老百姓见到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土匪的武装，都躲着我们走。白天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我们不敢走路，大多都是夜间行军，一天至少要走八、九十里路。走不动的用独轮车推，累的就别提了，一边走着一边打着瞌睡，走着走着困的停了下来，后边的人就会推你。我当时是妇女班的班长，沿路还要当啦啦队鼓劲儿，唱着自己编的“108歌”。一唱就有精神了，脚步就加快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夜里走路快要困倒了，拿一块冰塞到你的手里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一激灵人就会醒的，走几步又不行了……有一次休息一会儿，躺在地上就睡，睡完就起不来了，原来头发冻在地上。到了一个地方住在学校，铺上麦秆就是一个睡。没有钱吃饭，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家境比较好的，就把个人的钱拿出来供大家用。沿路上有一支国民党的部队愿意收留我们，我们没有答应继续往前走，目标就是奔往徐州，去找党的组织。走到山东临沂时，饿得慌啊，遇到了个卖包子的，是素馅包的包子，包子馅用的是韭菜、鸡蛋、粉条。以前在家吃素馅包子，都是用蘑菇、菠菜等高档的菜蔬做馅，吃起来很有口味儿的。素馅包的包子，没有味道儿，在家是不包着吃的。这回远远闻到就香的不得了，吃了从来就没有那样的好吃过。经过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到达了徐州，住在一个中学。108人都想参加军队抗日，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万毅的部队，可以收留我们。但部队上有一个条件，只收男兵，还要身体健壮的，到了部队就发枪发军装，女兵一律不收。经过党组织商量决定，男的文化高的，身体不好的留下来，加上女学生组成巡回抗日宣传队，归编到山东省政府的下面。考虑到宣传队是在敌后，像王桂凤这样的女孩太小了，老跟着走也不行，就把三个年纪小的女孩让贾涛的家人（刚从延安回来）负责，送到延安学习。望着妹妹就要走了，我的心里很不好受。剩下我们几个女生就和十几个男生，一共有20来个人，都不会什么表演啊？正好当时著名演员张瑞芳、陈光亚组织的山东省教育厅抗战移动剧团也住在那个中学，他们都是专业的演员。张瑞芳还是艺校毕业的，在北京和崔巍演过《放下你的鞭子》，在全国很有名气。陈荒煤是个文化人，会写剧本，算是个才子。荣高棠说相声、快板，说的可好了。我们巡回宣传队的队长是周汝峰，副队长是吴倩。吴倩是北京的中学生考上山东大学的，和叶群、张瑞芳是同学。于是，我们就跟着抗战移动剧团学习，向他们讨要歌片，让人家教怎样演戏。
宣传队每到一个地方就搭上舞台，唱歌跳舞搞壁报宣传抗日。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原来是青岛市的市长，认识我父亲。有我们这些大学生给他宣传抗日，他觉得很好。当时我见到他时，就提到了我父亲，他还拍拍我的头，显示出很亲近的样子。当时搞到武器很不容易，搞不到枪，部队就没有办法上抗日前线。后来搞到了枪，就发给了大家。女同志是马枪，男同志是日本的三八大盖，这些武器是从军阀的手中买来的。我们对枪特别地爱惜，一天就是擦啊擦啊，把枪擦得锃亮，怕进去雨水和灰，到时打不响就尴尬了。为了美观，我们女同学还弄了条红头绳系在枪上。但是光靠几支枪也不能抗日啊，我们就是20几个人，也不懂得怎么打？而那支国民党的部队也是不打，一见到日本兵就撤就撒开腿跑。我们看这样下去可不行，你们要是打日本，我们可以给你们鼓鼓劲儿。可是你们老是这样的逃跑逃跑逃跑……我们怎么办啊？但我们还是上不了前线，只是干着急。我们就想，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把他们改变成抗日的武装，就去做工作，但工作做不了。他们口头上说的比什么都好听，可到时候见到日本兵还是照样地逃跑。于是，党支部开了专门会，觉得还是要另想办法了。当时听说在鲁西北的聊城，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大，那里的专员都是进步力量的专员，好多土匪的游击队都转变成了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于是，我们就离开了徐州来到聊城。
由于日军开始大扫荡，宣传队就分开了，我随一部分队员来到了泰西。段君毅（建国后任过北京市长、铁道部长）率领的我党抗日武装——泰西抗日自卫团就在这一代活动。段君毅是团政委，也是泰西的地委书记。面对着当前的形势，我党向泰西地区专员郁仁治要了三个县长的名额。在沈鸿烈的督促下，郁仁治不得不办。党组织就委派20多岁的周士亨当上了平阳县的县长；30多岁的周汝峰当上了东平县的县长。我后来的丈夫于会川当上了肥城县的县长。我被安排到于会川县长的身边当上了秘书。县政府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司法科长是中国大学的学生，教育科长是山东大学的学生，我是秘书兼办公室的主任。每个人每个月是一块五角的津贴费，买点牙膏，买点肥皂，买两个鸡蛋，再买点花生吃也就没了。
周士亨和周汝峰两个人由于是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当上了县长没几天，就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郁仁治毫不客气，就把两个人革职了。于会川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由于年龄大一些，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郁仁治对他的工作很满意，才得以幸存下来。我当时只是知道，于会川是辽宁黑山县人，在东北军中任过职，还曾经担任过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司令，第十二路军的总司令。在家乡辽西一带坚持过抗日，最后弹尽粮绝。国民党又不给发枪，又不给发子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就跑到南京去请愿，也是无济于事……还知道于会川从亲身的抗日实战中体会到，要想坚持抗日的游击战争，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必须有充足的武装，没有武装力量则一事无成，徒有抗日的愿望达不到目的。只有坚持持久战就能取得胜利，革命的实践使他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革命军事思想。1932年，他在北平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就阐述过这种革命的军事思想观点，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观点是一致的，是同出一辙的。他在采访中指出：“义勇军之苦斗对于倭寇侵略东北之影响是：一、只要民众都动员起来，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打败的，全国的军民都不要有恐日的心理。每个县要是动员起来1万人，则仅辽宁一省就能动员起来59万人。日寇要防御这样义勇军的活动，至少需要118万人的兵力。即使日本武器精良，至少也需要59万人的兵力。日本哪里出得起这么多的兵源和军费？若果真是这样，将使日本民穷财尽，自取灭亡；二、相信义勇军激于义愤而为自己行动，故能任侠尚义，吃苦耐劳，团结战斗，不易摧毁；三、义勇军皆是当地的土著，熟悉地形地物，善于运用不规则的战术（游击战术），出没无常，聚散无定。敌人在明处，义勇军在暗处，敌新式武器不能发挥其作用。”据此，他认为中国的抗日前途是光明的。由于于会川对敌斗争经验丰富，把国民党对付得服服帖帖，武装力量上边的总头头也让他对付得顺心如意。还因为于会川有军事指挥的才能和经验，他们都十分佩服和赞赏他，当时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不久，于会川就把县里的武装组织起来了。我跟在他的身后，也学会了统战工作。从1938年8月始，于会川接任县长，到了11月，他就把国民党地方的中层领导全都换掉了，做法就是明升暗降。由于许多要害位置都换上了我党年轻的可靠的干部，真正的武装力量实际上被我党掌控了。于会川在每个连都派上了指导员，实际指导这个连的工作，党支部也就建立在了连上。
1938年8月，在山东肥城的严磨庄。这里是个盛产桃子的好地方，桃子肉细汁多味甜，全国闻名遐迩。满清时，桃子是给皇帝进贡的。当时，这个地方是抗日的敌后根据地，日军来了，打一下就跑回城里，主要是我党活动的地方。一日，日军又来扫荡了，泰西自卫团和日军在严磨庄展开了激战，那次战斗打得惨不忍睹。我们牺牲了不少人，也伤了不少人。当时我是肥城抗日政府战地工作团团长，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还有阴法唐（建国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将军，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我带着人救护伤兵，当时没有消毒药水，只能用盐水清洗流血的伤口，伤兵疼得哭爹喊娘，声音渗人，开始我都不敢弄。
还是这个8月，我们在张立庄办训练班。我是班主任，学员都是当地的小学教员。我就吃住在老百姓家里，于会川也在这个庄里。一天半夜，突然听到机关枪“哒哒哒”响了，平时都说“抛头颅，洒热血。”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可当机关枪真的响了，就都下意识地跑了，我也下意思地跑出老百姓的家，还是漫无目标地跑着。我跑着跑着，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就开始往回跑了。快进村子时，远远就看见了于会川。于会川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张立庄的维持会长把他当成了日本人，举着日本小旗来欢迎他。
维持会长说：“欢迎，欢迎太君的到来。”
于会川看着维持会长的奴才相，气坏了怒斥说：“你们在欢迎什么？我是抗日政府的县长，什么太君太君的？你个混账东西。”
维持会长见到于会川发火了，吓得点头哈腰地跑回去了。我跑过去，发现他还在那儿发火。因为当时人都跑光了，他的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员，其中一个是张晋（建国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装备部部长）。张晋原来是个学徒的，来到于会川的身边当上了警卫员，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年纪，就是牵马、喂马、做饭，照顾县长的饮食起居。
我叫了声：“于县长？”
于会川问：“你们的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我摊开双手说：“我不知道啊。”
于会川就写了张字条给张晋说：“你去找人，找到了就告诉他们，在哪个山头上集合。”张晋走了。于会川见我愣在那里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人。”说完，贴在我的耳边，说出了那个集合山头的名字。
我们就分头去找人了，就找到了部队上的人。按照于会川的整体部署，准备夹击和消灭敌人。这时，日本兵离我们还有10里路远，见到我们的部队没有截击他们，他们就心虚了，打了半天的机关枪，见到没有什么动静，以为我们早就有了准备，要包围消灭他们，也就再也不敢往前走了，就跑回城里去了。
经过这次经历，我特别地佩服于会川了。当时他可谓是单枪匹马，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员，如果日本军队一下子包围上来，抓住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方寸不乱，沉着冷静，调兵遣将，指挥若定，转危为安，却是有头脑，有胆量，有经验。我这个学生兵，第一次见识到了具有卓越军事指挥才能和胆魄的指挥官，哪能不敬佩呢？
我经历的另外一次战斗，应该是一场遭遇战。那天，我们白天行军，走着走着就碰上了日本兵。当时，我们县保安队有一个团的兵力，还有一个特务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连长是郭跃斋（建国后任商务部部长）。他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郭跃斋和当地很有势力的民团组织“红枪会”的头头关系特别地好，还是亲戚。郭月斋有点文化，是“红枪会”的军师。我们搞统一战线时，就把这些当地的民间组织头子都团结到了身边来抗日，他们天天和我们在一起行动。他们的头儿不知道于会川是共产党员，只知道他是在抗日，是国民党县政府的一个县长。各村站岗放哨的“红枪会”会员，我们走到哪儿都会听到他们提到我们，还都喜气洋洋的。记得当时我们和肥城国民党动员委员会的主任作林村也开展进行合作了，共同抗日。到了1938年秋天，这支抗日武装就算改造成功了，挺有战斗力的，是我党一支不可多得的武装力量。那次遭遇战一直打到了晚上，我带着20多人的训练班学员，作为战斗的后备力量走在最后面。这些人都是当地的知识分子，就和于会川在一起行动。突然，日军的机关枪扫射过来，一下子就把训练班的一个学员打倒了，我跑上去要拉他。于会川一把子把我拉到沟底，我感到当时的力气很大很大。
于会川说：“你要找死啊！”这时只见枪子落在沟沿上，把土打得飞了起来。于会川又说：“机关枪打出来是扇子面。机枪不同于步枪，一枪一个子儿，是在扫射，命中率很高的，你就是不要命了？”
那次战斗，我们训练班一共伤亡了二、三个学员。这场遭遇战也一直打到黄昏。敌人见到天色已晚，再打下去捡不到什么便宜了，就退回了城里。
还有一次碰到日军打炮，炮弹从我的头上过，炮弹“吱”的一声过来了。我吓得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于会川看着我就笑了。
我说：“你笑什么？”
于会川说：“你可真是的，当你听到炮声时，炮弹早从你的头上飞过去了。在学校没学过物理吗？声音走得慢。”
1938年的9月末的一天，由于郁仁治已经发现于会川是共产党员了，知道部队掌控在共产党的手里了。郁仁治就写信给于会川，要和于会川在演马庄会面，妄图以统一军令，政令之名，假借扣留上缴粮款为由，向于会川发难问罪然后除掉。于会川就向泰西地委书记段君毅做了汇报，然后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和两个警卫员就出发了。当时是以搞演习的名义，开赴到演马庄的。部队接近演马庄时，遇见了郁部的一个班哨，经过一番盘问才开始放行的。于会川带着部队来到街内，就停在了郁仁治驻地的门口。战士们唱着抗战救亡的歌曲，嘹亮的歌声和兵临城下的威势，震撼着居心叵测的郁仁治。于会川带着一个警卫员进入了郁仁治的司令部，院子里像是有伏兵。郁仁治一营的韩营长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站在院子中间迎接我们。
于会川问：“韩营长，郁专员可在？”
韩营长说：“在，在。请，在西屋。”
于会川走进郁仁治待的屋子，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并报告说应召而来了。此时再看郁仁治，是既不抬头也不让座。这种尴尬的局面持续了几分钟，郁仁治终于开口了。
郁仁治说：“你来了？”于会川说：“来了。”
郁仁治说：“你为什么扣留应上缴的粮款啊？”
于会川就质问郁仁治说：“我们是归你领导的抗日武装，五、六百人要吃饭要穿衣。你们好几个月不给一分钱，一粒子弹，叫我们怎么抗日？”郁仁治被问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脸色铁青。于会川咄咄逼人地说：“郁专员，请给我们发粮、发饷、发弹药，否则，我们就难以坚持抗日了。”
郁仁治说：“别的没有，就给你们两百颗手榴弹。”
于会川冷冷一笑说：“郁专员，这太少了？”
不管于会川怎么说，郁仁治就是给两百颗手榴弹，其余的一毛不拔。两百颗手榴弹，于会川也不嫌少，就派人搬了出来。于会川带着部队返回了驻地，结束了这场鸿门宴。回来后发现新县长田家宾已来接替他了，但由于我们掌控着部队，田家宾只收到一个大印，一杆枪也没有让他拿走。
1938年11月20日，郁仁治露出了反共真面目，集中了上千人的兵力，向我大峰山独立营发起了攻击。中共泰西特委决定坚决反击，立刻命令于会川带着部队增援独立营。于会川带着部队连夜急行军，从老僧台赶到平肥公路以北的团瓢庄。这时，独立营已经和敌人打响了。于会川立刻命令部队攻下了一个山头，从南面完成了对郁部的包围堵击。当时郁仁治的司令部设在五眼井，控制着周围的几个山头。大峰山是郁部控制的制高点，控制住此山决定着这次战斗的胜负。此山山高路险，一条羊肠小道已被郁部控制住了，从正面进攻是不行的。于会川找到了一位牧羊老人，牧羊老人听说面前的是于会川，是在打郁仁治，二话不说，立刻答应带路，直接插到山上。于会川抽调出精明强干的20名战士，由队长牛顺山、指导员孙新民率领，沿着一条狭窄的山沟，穿过一个掩蔽的山洞，突然出现在山头上。这时在于会川的指挥下，正面部队发起佯攻，将敌人引向山下，上下夹击将敌人消灭。战斗的有利形势立刻向我方倾斜了，独立营也开始进行反击了，我党领导的自卫团也赶到了，他们占据了黄岩庄，歼灭了敌人一个主力连的大部。至此，郁仁治为避免全部被歼，天黑后借着夜幕掩护全力突围。郁仁治在突围中受了重伤，结果死在了东阿医院。
最惊险的一次战斗，是1939年的一次突围战。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重创了日军后，日本人要报复八路军，就在山东省雷成县陆方村围住了115师的司令部。当时，我正在115师的司令部。司令部仅仅有个警卫连，人数也不是多。还有游击队邢仁卜的一个支队，全部被日军包围在一个山谷里。四周的山和山头之间的路全部被日军占领了，日军扬言八路军插翅难逃。日军围攻了一天一夜，我们是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就睡在梯田的土堎上，还有的睡在坟丘的中间，渴得喝脸上流下来的汗水。警卫连连长一见就急了，穿着缴获的日军军服，骑着日本的高头大洋马，举着日军战刀，一下子冲到日军的当中，没等日军反应过来，就是一阵子乱砍。等到日本鬼子明白过来，他已经跑了回来，令人十分解气。
记得部队是趁着夜黑头开始突围的，那真是一个漆黑无月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要分散走，几个人为一组，说好了到一个地方集合。为了突围出去，我把母亲留给我的金表就地埋了，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被子、毯子也扔了，当时是怀了死的决心，要是走不出去，就留下一颗子弹给自己。连生命都不要了，丢点财产算什么？但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还是带出来不少东西。我和地委组织部长陈光（建国后第一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还有一个姓魏的女同志三个人一组，从山间慢慢地往外摸，摸到一户人家，找点东西吃了，又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终于来到了宁阳的集合地。我们地委机关的人都突出来了，但是在突围中死伤了一些战士和老百姓。事后，日军大肆宣扬说115师司令部被他们全歼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连一个人都没抓到。记得在那次突围中，115师司令员林彪有病没在前方，政委罗荣桓带着一部分部队先走一天，根本就没有在包围圈的里面，当时的代理司令员是陈光。我为什么知道的这样详细呢？前面不是说了，因为当时我就在师部。罗荣桓政委的毛衣坏了，她的爱人不会织，还是我用毛线给他补上去的。
由于八路军115师的到来，我们的队伍壮大了，我们就接受了改编，改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段君毅任司令员。六支队下设三个团：一团团长刘兴；二团团长陈衡；三团团长于会川。后来，于会川又调到六支队任参谋长。我当时在三团当组织股长。一个支队有2000人，一个团约有500人。这支部队活动在胶东一带。当时活动在这一带的，还有山东纵队五支队司令员许世友带的部队。在成立六支队之前，段君毅司令员找到了我。
段君毅说：桂荣，部队要改编了。要不然你和于会川同志结婚，要不然你就调出来。
当时，因为我经常和于会川在一起活动，于会川也向我示爱过，就有不少的人传言我和于会川在谈恋爱。那是他37岁，我才21岁，年龄相差悬殊。我知道在我们的部队里，还有几个白马王子爱慕着我。为什么敢这样说，说起女大学生来，在泰西就我一个人，说不是葱花也是葱花，还有不傲气的。
我就对段君毅说：“好吧，那就调我走吧。”
段君毅和我谈完了话，就和于会川通了电话，看上去表情很不愉快，不知道于会川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要说我呢，那时和于会川的关系挺好的，爱慕是爱慕，但从来没有想过个人的事儿。当时，我们这些宣传队的年轻人，经常在一起聚会，用每个月少得可怜的津贴费，买花生大家在一块儿吃。因为我是于会川的秘书，看他工作的那么艰苦，照顾他是应该的责任啊！再就是在肥城我们经常地打仗，那里是丘陵地带，有一次于会川从半山腰掉到山底下去了，摔坏了腿，就不能走了。行军时两个战士用一把椅子抬着。我们没有护士，警卫员还要做饭、喂马。换药，洗腿就得我干了。每天晚上，要用当地医生弄来的药水洗脚，然后糊上药，用绷带包上。其他的女同志不如我和他熟，我觉得是义不容辞的，本来这就是我的责任……于会川长着瘦高个，高有180公分，戴着眼镜，话语不多，文质彬彬的，像个大学教授。他真的是比较严肃，不苟言笑，让人望而生畏……我一边往回走着一边想着，就来到了于会川的身边。
我对于会川说：“于团长，对不起了，我就要调走了。”
于会川得到证实愣了一下：“啊！”接着就不说话了。
行军到了一个地方宿营，于会川盖上被子蒙头就睡。正好抓住一个敌人的奸细，有个战士前来报告。
战士报告说：“报告于团长，抓住一个敌人的奸细，该怎么处理？”
于会川问也不问说：“枪毙，枪毙。”
我在旁边听了大吃一惊，这不是拿人命当儿戏了吗？审都不审就枪毙，那可怎么行，枪毙错了怎么办？我看出了他的不高兴，以往每一次行军到了一个地方宿营，他都要部署工作，和同志们说说话，然后看着晚了才能去睡。
我说：“于团长，这样做太不像话了，你这不是在草菅人命吗？”他听了也不吭声，依然蒙着不肯露头。报告的战士见到这个情况，吓得不敢说话。我就对战士说：“你先别急了，事情总是要解决的。你看于团长的身体不好了？你还是……”战士听到了我的话，找到台阶下就出去了。我说：“于团长，你怎么能这样做事呢？”
于会川说：“你别管。毙了就毙了，毙了省心。”
我说：“你这样做就是不行啊。”
于会川就不再说话了，翻身就起来了。他瞪了我一眼，就到外面去处理事了。我知道，他是对付那个奸细去了。
1939年初，是我思想矛盾最纠结的时候。我常常在心里想，和这么个人结了婚，等到抗战胜利了，同他回家省亲，对家长、同学、亲友怎么交代呀？再说了，抗战刚刚开始不久就结婚了，也太不像话了呀？可话说回来，我也是挺佩服于会川的，有时也表露出来过。他的才干、经历、表现、品德、人格、外形都是不错的，无可挑剔的。后来细想起来，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我才和他结婚的，否则根本就不可能，也许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吧。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时战争挺残酷，经常打仗，说不一定哪一天就牺牲了，能不能回家还不一定呢？咳，就算了吧，就答应了他吧。出于这样的意念，我就同意和于会川结婚了，于会川的脸才由阴转晴了。
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既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更没有什么酒席宴请。那时于会川虽身为县长，但他个人的财物，仅仅只有一条半旧的花格毛毯。记得我们结婚的那个庄子叫固留庄，房子的主人叫谢光临。还记得副团长刘继河，是个当地人，很关心于会川的健康，怕冬天冻坏于会川的身体，借着于会川结婚的机会，将自己的一件狐皮筒子取出交给裁缝，为于会川缝制了一件军大衣，亲手送给了于会川。对此，于会川非常感动，试穿一下，很合体，很暖和。最后，他还是婉言谢绝了，将这件漂亮的大衣送还了原主。我们只是在部分同志之间宣布一下就结婚了，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就住到了一块儿。
有个同志曾经这样问我：“王桂荣同志，你真的和于团长结婚了？”
我说：“是啊，是啊。”
他说：“我不信，我不信。”
我说：“是真的，是真的了，不信也得信。”
我们三团的一个宣传股长对我挺好的，原来知道我不同意这门婚事，因为我和他说过这件事。他还曾经劝过我，要我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眼，就和于团长结婚算了。因为他看到了于会川在闹情绪，这样长期下去会影响工作的。可是，一旦我和于会川真的结婚了，他还就有点不相信了。还有一些年轻的小同志也不相信这个事是真的，纷纷前来打探消息，问我是不是真的和于团长结了婚？
我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是真的，我们就是夫妻了。再说下去，我们就是革命的伴侣了。”
下面有两件事要说，一是在固留、牛家庄地区反扫荡战斗中，毙敌30余人。在战斗的空隙间，警卫员张晋在山坡上见到了许多刚刚长出一寸多长的花椒，心想花椒是做菜用的香味调料，这么嫩的花椒芽一定能食用，就摘了一把带回了驻地。用自己的几个零用钱买了十几个鸡蛋，炒了两盘。一盘送给首长下饭，一盘留下自用，吃起来的香味无比。于会川是一口也没有吃，还告诫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一条，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后不许采摘花椒叶了，这样做是违犯纪律的行为。二是说说那个县长田家宾，依仗着自己的武装力量，到处和我们的部队搞摩擦，而且是愈演愈烈，直致他纵容部队抢劫民财，殴打基层干部，甚至强奸妇女，激起了群众的公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经中共肥城县委研究，并经中共泰西特委批准，在肥城全县范围展开了“驱田运动”。誓把田家宾赶出肥城。到1939年末，田家宾在肥城待不下去了，带着他的残部跑到津浦铁路以东去了。田家宾逃跑以后，肥城经过士绅和区、乡镇长座谈会，又选出于会川为肥城县的县长。
1940年，就在我们快结婚一年时，六支队改编成正规部队，成为了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这时，于会川任六支队参谋长，司令员是张北华（建国后任过徐州市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同志，政委是段君毅同志。改编后，组织上要求于会川带一部分人马留下来，继续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组成了鲁西支队，于会川任支队司令。鲁西支队的任务是跟着鲁西地区行政主任公署活动，一方面保卫鲁西公署的安全，一方面继续与鲁西地区的日本鬼子展开游击战。因为正规军一般不要女同志，我就调到鲁西行政公署文教处当宣教科长了，算是离开了朝夕相处的部队。鲁西行政公署的主任是萧华（解放军上将、任过空军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20多岁，副主任是段君毅。萧华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主编。毛泽东主席当时最器重的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萧华，另外一个就是黄敬（俞启威，建国后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兼机械工业部部长、天津市市长）。我的直接领导，是处长管大同（建国后任国家工商管理局局长）。那几年，由于形势在不断地变化，我的工作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担任过泰西地委妇女委员；泰西行政公署秘书；长兴地区妇女委员。同万里的爱人卞涛、张慎先（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长）的爱人朱风在一起工作。我们三个女同志搞着妇女工作，我还算是个头儿。在任鲁西行政公署秘书时，我就怀孕了，反应特别的重，恶心呕吐不算，还不愿意吃饭，甚至不能闻做饭的味儿。有时骑在马上，都会虚弱地掉下来。当时和于会川不能在一起，他整天行军打仗是到处走，好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以为得了什么重病，就去看老中医，老中医说我有喜了。有喜了是有喜了，也是好事，可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就是觉得成了机关的累赘。我就去向副主任段君毅请假，要求回青岛老家家生孩子。段君毅知道我说话不是当地的口音，在老百姓家生孩子间壁不了，考虑了再三准了假。组织上批准同意了，我就踏上了回青岛的路程。
临出发前，鲁西与敌占区有联系的人给我买了一些土特产，鲁西的豆皮等，准备带回家去做见面礼。组织上找来人和马车，把我送到一个县，然后我自己再去济南。我穿着一件阴丹士林布的褂子，穿着一双胶底鞋上了路。原来穿的一身当地土布做的蓝裤蓝褂，舍不得扔掉，就放在了马褡子里。山东地区家家户户都有马褡子，是给外出上学的人装东西用的，都是用白色的粗线织的。
我一个人从济南坐火车去青岛，结果人生地不熟上错了车，上了去徐州方向的车。快到泰安站的一个小站时，大约离济南120里的地方。车上开始检票，我才知道上错了车，就在小站下了车，准备往回返。这时，已是午夜12点，车下面到处都是日本宪兵。我找到了一个车站上的人，编了一通我的情况，这个人真不错还就信了，就把我送到车站前的一个饭馆里。开饭馆的是个老头，听话音还是个镇长。
车站上的人说：“镇长，这个妇女坐错了车，你给安排住个晚上？”
老头“叽咕叽咕”眼睛说：“行啊，行啊。”
我望着行李有些犯难，是因为害怕有人检查我的行李，一检查就会发现里面短打的衣服，就会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要是说从敌占区济南来的，又谁都不认识，说的显然是假话。要说我是从乡下来的，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就会问我是谁家的？也容易露馅。当时，心里七上八下的。车站的人看出我的难处，以为带着行李费事，就说把行李放在车站，丢不了的。这是我巴不得的，就把行李放在了车站。
镇长把我带到他家，是两间房子，屋内摆设挺好，像个大户人家。他媳妇年纪不大，看上去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身子白白胖胖，很稀罕人。她穿着粉红色的有着密密麻麻小扣的对襟汗衫，乳房都看得十分清楚。当时是8月份，大夏天的，一般正经人都会穿宽宽大大的衣服，不会穿这种衣服，显然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地道货，我的心里开始犯疑紧张起来。
镇长对媳妇说：“这位太太坐错了车，今晚就在咱家住，你安排吧。”
小媳妇看我一身城里人的打扮说：“城里的太太爱干净，就睡在我的床上。床上有蚊帐，能防止蚊虫咬，挺好的。”
由于第二天早上要赶4点半的火车，其实也睡不了多久。我就躺下了，还和小媳妇聊了聊。我说我是阳谷县城的人，就是当年武松打虎的那个地方，离梁山也不远，现在是敌占区。我还说我是县长的亲戚，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小媳妇得知了这些，对我很客气，还端来了一碗水，可我没敢喝，怕里面下了蒙汗药，蒙倒了就惨了。我刚躺下一会儿，就听见有人敲门。
小媳妇说：“今天晚上就不行了，有个太太住在这里。”
随着话音，外面敲门的人就走了。过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敲门的，缠着非要进来不可，小媳妇被缠得没有办法，就把我住的屋门关上，和那个人在外间呆着，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反正是鬼混半天，男的才走。这样，吓得我一晚上也没睡好，倒不是怕别的，就是怕来个不好的人，骚扰一下也是够呛。到了快4点钟时，天就蒙蒙亮了，我就起身来到火车站，把行李拎到站台上，很快就上了火车，心里才松一口气。
回到青岛，我没敢说我怀孕了，就在家里住下。得知父亲刚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在里面遭不少的罪。原来，日本人要修青岛港三号码头。2009年，我们海军演习所在的那个码头。日本人到我家来好几次，请我父亲出面帮助设计，我父亲就是不肯出这个面。日本人又想投标中标，还给我父亲送来一大包的金子，父亲坚决拒收。敬酒不喝，日本人就不高兴了，就恼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我父亲有抗日的思想，就把我父亲关进日本宪兵队。到最后，日本人还是没有办法，就让维持会会长来见我父亲。
维持会长说：“王工程师，你就别犟了，出来干吧？青岛还是咱们中国人多，日本人少。你维持市政建设，还是给咱们中国人服务。”父亲实在没有办法了，在日本宪兵队待下去更不是曲子，就在维持会长的劝告下走出了日本宪兵队。那时，青岛公路局已改名为建设局，父亲还是当他的工程师。建设局长姓韩，是东北来的的旅大人。日本人占领了旅大后，就用了这个旅大人。但韩局长不懂技术，在技术上完全依靠我父亲。
父亲刚从日本宪兵队放回来，可吓坏了我的继母，就劝我不要出门。日本人要是知道王家有两个抗日的女儿（前面说到大妹王桂凤已去了延安），那还了得。父亲知道我是八路军，是支持我抗日的，但是也担心着。不久，我就告诉我父亲，说我结婚了，而且怀孕了，是来家生小孩的，生下来还要把孩子留在家里养活着，还要出去抗日。继母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就反对我在家生孩子，还搬出了迷信的说法，说姑娘在家生孩子，娘家会受穷的。其实我知道，她是怕我给她添麻烦。掂量来掂量去，于会川不在身边，我就不想要这个孩子了，就是想让她赶快流产，养好身子好赶快赶回队伍。但我又不能到医院去做人流，怕人家盘问。在青岛，我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儿，从13岁到17岁，拿过华北运动会网球的冠军，青岛市运动会短跑的冠军。书念得不错，又搞抗日救亡活动，有好多人都认识我，要是问我为什么去做人流，我可怎么说。如果偷偷地去坠胎，有正式执照的大夫肯定不会做，都是一些贪钱的没有技术的人做，是很危险的。怎么办呢？我就自己开始想办法了。那时，我家住着三层小楼，有着一个蹬一个蹬的楼梯，我就爬到三楼楼梯顶，试着往下跳了几次，不管用的，不流产的。我又爬到后山上，在松树上吊着“砰”的掉下来，不管用的，还是不流产的。我就拍着肚子里的孩子，气得简直没有办法了。
1941年阴历正月十二，我就要临产了。那天，我的肚子疼得不行，父亲赶忙把我送到美国的教会医院。躺在产床上，疼得我要求剖腹，接生的美国大夫说什么也不给剖，还说剖了腹，顶多能生两个孩子，再生多了就有生命危险了。我当时想，生一个够呛了，第二个可不要了。因为疼得厉害，美国大夫给我闻瓦斯，闻着闻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孩子已生了下来。看着孩子粉嫩的脸蛋儿，我就躺在那儿想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呢？家里人不给带孩子，带着走也不行，最后就想到了送人的左道儿。送给穷人太受罪，真舍不得。送给富人吧？共产党人的女儿怎么能当剥削阶级的孩子呢？我还想到了，如果以后想看孩子一眼，怎么才能找到呢？眼下还是先给孩子起个名字吧，以后的事再说以后的事。我的眼前就飘起了红旗，起个名字就叫红旗，红旗代表革命，红旗代表中国共产党。可是在敌占区，又不能直接叫这样两个字，那就叫宏器，就是宏才大器的意思。后来孩子渐渐地长大了，就把名字于宏器改成了于宏琪（建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院回到家，麻烦接踵而来。继母看也不看我的孩子，她烦恼这个孩子的降生，仿佛真的就要给王家带来灾难。而且她也怀孕了，就要生了。不到一个月，她果然就生了孩子。有一天，我们娘俩终于爆发了冲突。原因是我喂孩子奶容易口渴，就下楼到厨房去打水，但厨房没有起火，继母的房子里有暖壶，我就想到她的屋子里倒点水喝。照顾她的奶妈不愿意让我倒水，就把门从里边锁上了。我就摇晃门，门一响，继母的小孩就醒了，就哭闹了起来，继母就不高兴了。
继母大声说：“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共产党，是八路军。”
当时正值盛夏，窗户大开。继母这样的大声吵，很容易被外面的人听见。如果日本人听见了，我们母女的危险就要降临了。我是实在忍不住了，就回敬了我的这个继母。
我说：“这是王家不假，我姓王也是我的家，你想怎么的？我一直在给你面子，不要给面子不要面子。我想倒点热水喝怎么的，过分了吗？你的屋子有暖壶，你锁上了门，我敲一下又怎么了？什么共产党、八路军的？明说了我就是。你有胆量就去告，我不怕你，告了你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这是我第一次和继母翻了脸，而且翻得很有彻底性。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早就看出了继母对我和孩子特别的冷漠，从来不抱宏琪亲一下，反倒是父亲经常过来抱抱孩子，喜欢的不得了。因为怕我在家寂寞，父亲专门给我订了一份报纸，继母看到心里就不舒服了，就不高兴了。由于女人嫉妒心的唆使，她就把报纸扣押了，不让我看，本来我就是挺生气的，借着因由就跟继母干仗了。
我跟父亲说：“今天，我跟我娘吵了。她太不像话，反锁上门不让我倒热水也就罢了。还骂我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八路军，是共产党。父亲，这是在敌占区，能这么说嘛？”
我父亲听了就发了脾气，他可从来没有跟继母这样吵过。继母也跟父亲吵，吵得不可开交，父亲急了，拿皮带抽了继母。这个我可没有见到，是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一天，父亲来到我的房间。
父亲说：“桂荣啊，你说你们娘俩闹，父亲现在有什么办法？这又不像选举的县长和委员，可以把她罢免了，废除了。你娘是你父亲大花轿娶进来的，还给你生了个小妹妹，也不能把她们娘俩撵出去住呀？这个家庭还得维持，你们娘俩都得担当点儿了。”
听了父亲的话，我的心就像刀扎了一下，不能让父亲在中间受夹板子气了。就在心里想算了，算了。我就下了楼，来到继母的房间。
我说：“娘，你就别生气了，算我的不对，行不行？”
继母说：“行不行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我就这样给继母赔了个不是，让她的心里顺当一些。但从那以后，我就不和她一个桌子上吃饭了。父亲每个月给我30元钱，让我愿意买点什么就出去买点什么。
由于继母不答应给我带孩子，我只好暂住在家里，和组织上暂时失去了联系。我给段君毅同志写过信，寄到一个事先讲好的通信联络点，但是泥菩萨过河，一去就没有回来，也就不敢带着孩子贸然回去。因为，那个联络点在东阿县的阿城镇，从报纸上得知阿城镇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怎么办呢？只能是等，等孩子断了奶再说。到了1943年的春节后，忽然接到张霖之（建国后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爱人李云华寄来的信，是从阳谷县的坡栗庄天主教堂寄来的。信中说她怀上了孩子，让我给她寄点婴儿用的尿布等用品。张霖之当时是鲁西区党委书记，李云华也是鲁西区行政公署的干部。我俩原来就睡在一个大炕上，关系比较密切。李云华的信使我知道了根据地的详细地址，我就决心带着刚会走路的孩子去找他们。我把这种想法说了，父亲想把我留下，就讲了王宝钗等薛平贵的故事。还说父亲有能力养你，你就在家里等着和丈夫团圆。我就跟父亲表态，我是革命的人，我是抗日的人，我不能待在家里，我要出去革命抗日。过了正月十五，我跟父亲要了500元钱，就带着孩子动身了。
离开青岛到了济南，再坐汽车到了长庆，又坐汽车到了东阿。日伪时期的长途汽车是敞篷的，就是拉货的卡车。从东阿镇往阳谷县走要经过阿城镇，阿城镇是鲁西的重镇，离东阿镇有几十里路，过去我们在这里打过游击，搞过抗日宣传，我是很熟悉的。但如今阿城镇已被日本鬼子占领，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在我的眼中又不熟悉了。那天我下了车，准备住在镇上的一个旅店。旅店里没有了单间，要是住在大通铺上，晚上看着睡觉的人，脑袋就是一串葫芦头。我一个25岁的女人带着个孩子，拎着行李，同那些司机什么的人住在一个大通铺上，是太不安全。当时，我穿着旗袍、皮鞋，抱着孩子，打扮成城里中等家庭少奶奶的模样儿。老板娘看着我的打扮，就格外的开恩了，说是有一间客房，客人中午就要走，让我先到那屋子里等一会儿。我一走进去，屋子里那个人正在看《啼笑因缘》，跟我说他家人一会儿就来接他走了。我听了很高兴，还跟他说了会儿话。刚坐下一会儿，接他的人就来了。听他们说话，原来被接的人还和我们打过仗，是当地冯二皮脸土匪队伍的一个小头儿，后来被日本人收编，派到天津当上了盐务稽查警官，是个汉奸。这次回来探家，怕被八路抓住，就不敢单独回家。汉奸见我一个年轻女子还带个孩子，就转着眼珠起了邪念和歹意。
汉奸说：“不走了，不走了，有仙桃谁不想摘着吃。”
我就在心里说：“这下子可坏了，麻烦来了？”
接他的人说：“你要是不走，我可没法子在城里住。我没有良民证，只能在西关外住上一晚。到了明天，我的盘缠就没了，那可不行。你得给我盘缠，你就可以这样做。”
接他的人这么一说，汉奸舍不得钱，汉奸就没有办法了。汉奸开始收拾东西，还是不断地在我的身上溜着。汉奸收拾好东西，接他的人拎着，两个人往外走。
汉奸说：“娘的，真是没运气。”
汉奸和接他的人走了，屋子里好像晴了天。那天晚上，我把带在身上的剪子放在枕头底下，找了根大木棒子顶上门，就这样住一宿。
第二天，雇了辆平板车，但是找不到推车的人。因为一说去坡栗庄，没人敢去，认为去了就有可能回不来。我就保证推平板车的人能回来，说是说，做是做，仍然没有人愿意去。后来说多给一些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有人愿意去了。坡栗庄离阿城镇有90多里路，走到阿城镇，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抬头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布告，布告上有县长的签的名字，我就记住了县长的名字，后来还真的派上了用场。走到一个庄子，看见一群伪军在演习，推车的车夫就不敢往前走，停了下来，催促我下车，他好回去，再往前走是找死。我再三央求，又加了点钱，他才又肯往前走。刚出庄子不远，后边传来了枪声，车夫要停下。我就是不让停下，车夫继续往前走。第二枪打过来，子弹从我的耳边飞过，车只好停了下来。随之追上来几个伪军，就翻我的包，把好衣服、镜子、吃的都抢了去。还问我上哪儿去？我就摊牌了，说到阳谷县城去找某某某县长（就是布告上那个县长的名字）的，他是我表哥。伪军一听我是县长的表妹就害怕了，赶紧把抢去的东西放下，还给我包好，就把我放走了。
终于到了坡栗庄根据地，见到了李云华。从李云华的口中，得知大部队已经转移。于会川也去了延安。李云华挺着大肚子不能跟着队伍走，就以天主教堂为掩护留了下来。县委给她拨了粮食，还有一些剩余。我就住下来，马上给区党委写封信，信中说我已到根据地，等待分配。当时，山东正在闹灾荒，接连三年的大旱，几乎是颗粒无收，村子里的人都吃苜蓿草度日。记得两个油漆大柜，几件绸布衣裳，只能换三个高粱面的窝窝头吃。我和孩子加上李云华，还有李云华肚子里的孩子，四个人吃给她留下的粮食，真是难为她了。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信来。因为当时正是春天，日军频繁地进行大扫荡，机关天天在转移。我就想了，这样长期待下去不行，会暴露目标的。当时宏琪才两岁多，还不习惯乡下的环境，一烧火有烟呛着了，就“哇哇”大哭着跑出去，又穿着城里人的衣服，有点太显眼了。我就去找县委书记，找军分区司令商量。理由一是粮食有限；二是时间长了，有暴露李云华同志的危险，使她没有办法安全的生孩子。最后，我决定还是走，经西安去延安找我的丈夫于会川。
我之所以决定走西安，是因为西安设置有八路军的办事处，延安两老林伯渠、董必武都在那里任过办事处主任，后来我还和林伯渠成了儿女亲家。还有我在青岛认识过一个人，这个人叫张宝山，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曾在父亲的手下做过技佐，帮助父亲做过许多工程。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威海的一所中学当过校长，我的叔伯三哥受聘在那所学校当过教员。日本人占领了威海，张宝山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到文登县做了县长，我三哥则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国共两党搞摩擦，张宝山不愿意搞内战，就领着一部分人去了大后方，经过青岛时来过我家。我就知道了，他要去国统区的安徽阜阳当中学校长。从阜阳可以到河南的洛阳、邺县，再去西安，所以我决定走这条路，去找张宝山帮忙。
我是一分钱也没向组织上要，怀里揣着父亲给的路费，抱着孩子上路了。从根据地到济南，再经徐州、商丘到安徽的亳州。这里是敌我交界的地带，有国民党也有日本人。亳州出酒，也是药材市场，但当时破烂不堪，几乎什么也见不到。经亳州到安微的太和，再向前走就是阜阳。安微也在闹饥荒，在亳州花32元法币才能买到一个馒头。灾民是疯抢旅客的食品，我也不知道啊，就买了一斤馒头刚要吃，灾民们上来一下子就抢走了。连续买了三次，其结果是被抢走了两次，第三次买了赶快藏好，才吃上。走到与阜阳交界的地方，先找到在当地中学当老师的一个叫王桂云的表妹，她陪我走了60里路，才到了阜阳城。在国立二十二中学，我找到了张宝山。此时，身上的钱已快花光了。当时我想得太简单，心想先从阜阳给于会川写封信，在想方设法找到附近的新四军，找到他们就可以跟党组织联系上，就可以去西安了，到了西安，到延安就指日可待了。张宝山见到我很热情，就让我暂时住在学校。
我对他说：“我和丈夫是在河南花园口决口前，在洛阳结的婚。决口后，就走散了。我回到了青岛的家，后来得知丈夫去新疆办了实业。我要去新疆找丈夫，过上团聚的日子。因为路费不够，现在只能暂时住下，等着丈夫的来信，看下一步怎么办？”
张宝山信了我的话，正好学校缺代课教员，他就让我代课挣薪水，这样就能够生活下去了。于是，我就给于会川写了一封信，寄到延安的清真寺。以往写信都是寄到那里，会有人把信转给于会川。我当时并不知道，在国统区是不能给延安写信的，写信就有危险紧随而来。
在学校，我教初中一年级的英文，还有三年级的历史。我心想，虽然我和党组织没有接上头，不能在党组织的指导下活动，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了随时随地做抗日宣传工作，所以就以敌占区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在教历史课时，宣传国共合作，抗日到底，战胜日本的道理。宣传这些内容，是沦陷区的民意，也是全国人民的民心所向。当时，我凭着一腔热血，也不了解国统区的情况，觉得用敌占区沦陷区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宣传抗日愿望，既符合民情，也符合民意，从而达到了宣传的目的，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但我并不知道，学校的内部成分非常复杂。山东教育界历来就有北京师范大学派，北京大学派，两派之间有矛盾。还有鲁西派和胶东派的矛盾。国立二十二中学，直接受当地一个叫李仙舟的战区司令长官领导。校长张宝山是李仙舟委派的，是属于军队派系，也属于胶东派系。由于是政府拨款，学校的经费比较充足。当时，灾荒那样严重，学生和教员还能吃上大米饭。因此，教员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都想争到校长的位置上。同时，国民党军统也渗透到这所学校，一些教员直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地里教员就是国民党员。学校的训育员就是军统特务。我给延安写信时没有背着他们，结果信就被人从邮筒里截获了，还专门写了报告，报告给了李仙舟，其实是针对张宝山下了黑手。报告中这样写，张宝山包庇共产党员王金镛（我的良民证上写的名字）。理由是：一是我的孩子叫于宏器（宏器是红旗的谐音）；二是我讲课，讲的都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内容；三是我写的字，都是共产党人写的简笔字；四是国统区的人都说中华民国多少多少年，而我却说一九几几年；五是共产党人把百姓叫做人民大众，国统区的人把百姓叫做国民。这些都是背着我干的，我当然不知道。学校有个北师大毕业的姓张的教育长，常常来听我的课。他原来参加过八路军第四支队，对我们的部队的情况非常熟悉。在北师大运动中，由于他有国民党背景（北师大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分成两派，一派是共产党的派系，一派是国民党的派系，张属于后者的派系），被第四支队的锄奸队探到，要当成反动分子除掉。他当时正在睡觉，迷迷糊糊看见锄奸队员拿着枪在比划着他。锄奸队出去商量，他就趁着天没亮，偷偷地逃跑了。因而他能不熟悉八路军的术语，和习惯吗？再写给李仙舟的报告中，还列举了我往延安写信的五六个罪状。问题就此严重了，李仙舟把张宝山找去，把我写给于会川的信摊在桌子上让他看。其实，我在信上没有说什么，只是说我到了这里很好，图书馆里有书看，也有《新华日报》看。请收到信转交给会川同志。可能是会川同志的称谓出了问题，结果是有一天，天还没亮，图书管理员就敲门叫我。我穿好衣服打开门，把图书管理员让到屋子里。
图书管理员说：“王先生，跟着我上城西关买鸡蛋去吧？”
我说：“天还黑着，天亮了再说。”
他说：“黑着好啊，抱着孩子赶紧跟我走。”
我说：“再等等，孩子还没醒。”
他说：“没醒，抱着，抱着。”
我就抱着孩子跟他走了，进了城走了一二里路，他才告诉我是张校长告诉他来叫我的，张校长在城里等着。我其实就有了预感，因为前一天，一个相处较好的化学教员告诉过我，王先生你快走吧，有人说你是共产党，这样很危险，说不定有人向你下黑手。当时，我就在心里想，我也没有什么党的关系，查我也查不到。于是我就告诉他，我是什么共产党，那是瞎扯。我是从敌后区来的，我不愿意在敌后区生活，要到新疆去找丈夫，团聚了好过日子。他还是劝我，兵法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和图书管理员上了楼，见到了校长张宝山。
张宝山把信放在我的面前说：“王先生，这就是你的不对，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
我说：“王校长，我没有不说实话。”
张宝山说：“你看，信都摆在这儿了，你还想狡辩？”
我说：“我是给延安写了这封信，但我的信是要通过一个朋友转交的，是要转交到新疆去的。”
张宝山说：“算了，算了。你就别再隐瞒了，就说实话。”
我说：“王校长，我说的是实话。”
张宝山说：“不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现在告诉你，你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也保护不了你。假使你要去西安，要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到了西安也会被扣留。你要是去延安，还是走八路军自己开辟的那条路，千万不要走西安这条路。”
我说：“我去什么延安。我要去新疆。”
张宝山说：“王老师，反正我是在真心地劝你。”
张宝山虽然和我父亲、哥哥是同乡又是世交，但当时我对他并不怎么信任了。如果我在学校被抓，他就摊上了责任，就没法子跟我父亲、哥哥交代。如果我在路上被抓，他就没有什么责任了。但这时我就提高警惕了，开始耍心眼了，想方设法开溜了。
我说：“张校长，我的行李还在宿舍。”
张宝山说：“王老师，你就别回去了取了，你今天必须走。我现在就叫人把你的行李拿过来，行不行？”
我说：“王校长，走在半路上，他们抓我怎么办？”
张宝山说：“这没关系的，我找个会打拳的人护送你十几里路，他们就抓不到你了。”
我说：“路费也不够呀？身上只剩下100元。”
张宝山说：“学校给你开一个月的薪水100元，本人再借你100元。以后见面，你还给我就行了。”
于是，我又顺着原路回到了青岛。其实，当时我也可以去解放区，但是怕被怀疑是国民党派回去的，那麻烦就大了，就会被锄奸队盯上。当时，我已经长了点心眼。
我曾和李云华约定了通信地址，是山东范县的天主教堂。按照这个地址，我写了一封信，很快接到了回信。于是，我决定再次出发去找党的组织，参加抗战活动。这时，已是1943年8月。父亲仍然不愿意让我走，还是讲王宝钗等薛平贵的故事。还说人家等了18年，你才几年，你可以继续等下去。
我说：“父亲，我不是一个等丈夫的妻子。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一个参加抗战的人。我还得走，还得去抗日。”
父亲说：“孩子这样小，你是走不通的。这次就是不给你路费，看你还怎样走？”
父亲不给我路费，我当然有办法。我背着家人，偷偷地把家里的缝纫机卖了，卖了100多元。我瞒着父亲，就这样上路了。这回有了经验，一路上顺风顺水，很快到达了范县革命根据地。县委书记李明实（建国后任航天工业部部长）同志招待了我，还请我吃了一顿饭。
李明实说：“桂荣同志，现在闹饥荒特别困难。咱们的粮食还得分给老百姓吃，什么叫饿得眼睛发蓝，我可是深有体会。没有什么好东西请你吃，只能是吃这个了。”
那顿饭我记忆特别清楚，两碗小米粥，就是下面有一点小米粒，上面全是清汤清水。吃完饭，他就派人把我送到观城县，是鲁西区党委的所在地。我走进了庄子，见到一个人在墙根底下蹲着。
我过去问：“大哥，知道区党委机关在哪里吗？”
他说：“你就是王桂荣同志吧？”当时，我是一心想去区党委，也就没有问这个人怎么知道我叫王桂荣呢？只听他又说：“我带你去。”
这个人把我带到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那儿，他和爱人都在。张霖之告诉我说，区党委改组了。他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新派来的黄敬同志担任区党委书记。我早就知道了，黄敬是冀中区的党委书记，吕正操是他统战过来的，但不知道他调来鲁西工作。
我说：“黄敬我还不认识呢？”
张霖之说：“刚才送你进来的就是黄敬同志。”
我说：“原来如此，怪不得他知道我的名字，原来他就是黄敬同志。”
我到的第二天，就遇上了敌人的大扫荡，黄敬就把马让给了我骑。当时搞精兵简政，大家都没马骑了。区党委机关只有两匹马，一匹负责驮行李档案，一匹归黄敬使唤。因为我有孩子和行李，黄敬就把马让给了我。当时他的爱人范瑾好像已怀上了俞正声（现任中共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他却把马让给了我，当时我很感动。在行军的路上，黄敬来到我的身边。
黄敬说：“王桂荣同志，我考虑再三，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要和大部队的干部一起去延安，要经过300里地的无人区，孩子一哭容易暴露目标。还有特别的艰苦，带个孩子实在太不容易。你有走敌后区的经验，你就单独走敌后区去延安吧。”
我说：“那行吧。”
黄敬又说：“我给你写介绍信，一个给中央组织部，一个给晋西北区的党委。你到了山西过了黄河，让晋西北区党委一路把你护送到延安。你一定要记住，山西有个干部叫巩固（建国后第一任开滦煤矿军代表）。巩固是鲁西干校的校长，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家里是山西岚县营房村的大财主。你到他家去，由他家把你送到抗日县政府，县政府再送你到晋西北区党委。但到岚县之前的路，要靠你自己单独行走。”
我说：“行，没问题。”
黄敬还给了我一封信，是巩固写给他哥哥的。鲁西区党委派人把我送到河北的南宫县政府，这里隔五里路远，就有一个日军的据点，还修有一个炮楼子。当时，日本鬼子的战术是分进合击，疏散扫荡，要攻击根据地的一个地方，就有三个据点的敌军出动包围你。鲁西是平原深沟战，村与村之间全部挖上沟，在交叉地弄一个大圆砣子。鬼子的汽车在沟里行驶，到了大圆砣子就过不去了。我们的部队在沟里走，日本鬼子也看不见。百姓远远见到鬼子来了，忽一下子全跑了，日本鬼子想抓也抓不到。这就是当时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当时咱们的情报非常灵，各村的村长都是双面的，主要是给咱们的队伍干事，对日本鬼子也能应付过去。在南宫县刚住下来，就碰上了鬼子的大扫荡。我穿的不是当地老百姓的衣服，孩子也穿的是城里人的衣服，看上去很扎眼。再说日本鬼子扫荡来的突然，带着孩子想跑也来不及。
我对县政府的人说：“你们先跑，我就留在这里。敌人问我，我就说是敌占区来的，敌人不来就算躲了过去。”
很快县政府的人跑光了，把我们母女俩留在县政府的大院，把门锁上躲在屋子里。结果敌人一看人已经跑光，连大门没进就回去了，我们娘俩算是躲过一劫。很快，县长把我送到城里，又帮我雇辆车到大明府。大明府是河北南部的产棉区，所有的棉花都让日本鬼子收购做了军装。当时正是收棉花的季节，我就坐在一个收棉花的大汽车上。车上坐着好多旅客，一个下乡收棉花的日本人在车上看书，下车丢下一本日本小说。大家互相看着，都看不懂。我一见，就把书放进了马褡子。到了大明府住店，人多得不得了，炕上地上全是人，我只好和孩子挤到靠炕边的地上睡一宿。
第二天，雇了一辆马车，继续往河北的广平县走，打算从那里坐火车去邯郸。天晚了，路上找不到旅店，马车停在一片花生地边上。
车夫说：“太太，在这里委屈待上一个晚上吧？”
我说：“没有办法了，只能是这样了。”
我就在车底下睡了一宿，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继续走，到了广平县就有危险了。火车站上到处是日本兵，说是在查法币，查大烟，每个人的行李都要拆开来看。当日本兵查到我时，我心想这下子糟了，我把组织上开的介绍信，缝在孩子小褥子里的棉花中间。结果日本兵三摸两摸，就摸出了那本日本人丢弃的小说，还就管用了。
日本兵问：“这个，你的明白？”
我说：“明白，明白。”
日本兵把日本小说还给了我，没有继续再往下翻。这本日本书救了我们母女一命，是又一次化险为夷。
从广平到了石家庄火车站，又从石家庄到榆次住上一晚，又坐火车去了太原，到太原已是晚上七、八点钟。十月天，天很冷。下了火车，找到一个赶马车的，拉着我到处找旅店，结果旅店人满为患。原来，八路军的部队在当地很活跃，有城墙日本人不好防守，就把城墙拆了。城墙一拆，许多住在城墙根下百姓的房子也拆了，拆了房子的老百姓没地方住，都挤在了旅馆的里面。找到半夜也没有找到地方住，车夫看我太可怜了，就把我带到了车站附近的一个旅店。
车老板哀求店主说：“你看她带个孩子多可怜，旅店只要有点地方，就让她住一个晚上吧。”
于是，店主把厕所房旁边一个装杂物的地方倒了出来，刚好容下一个人。墙上都是尿渍子，又骚又臭，但总算是个房子，住进去就不怎么冷了。夜里不停的有上厕所，进进出出的，我是一宿也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上了从太原到大同的货运车，就坐在车厢板上，到了山西忻县北关，我就下了车，来到一个大旅店叫骡马店。以前上蒙地做买卖的人，经过这里都住在骡马店。现在就不同了，由于战乱，十分清冷，没有什么人来投宿。开店的是个五、六十岁老太太，盯着我看着。
我对老太太说：“我要回家去看婆婆，婆婆的家住在岚县。经过这里，就来投宿了。”
老太太说：“你的衣服真好看。”
老太太说完，给我挑个大房间就住下了。住下我就去找开往敬乐县的车，可人家说汽车让八路军打坏了，没有车可通敬乐县。这时，我的路费没有剩下多少了，为了省钱，我一天吃一顿饭。孩子一天保证吃上两顿饭，每顿一个烧饼，一个鸡蛋。到后来也是没办法了，我把一件旗袍、一双皮鞋卖给了开骡马店的老太太，换钱糊口。我天天进城去打听车的事，经常要碰见日本人，当时日本人立下了规矩，中国人见到日本人必须鞠躬，不鞠躬就不用想进城。我想我是共产党员，是一名八路军，怎么能给日本人鞠躬？我就不鞠躬，我就背着孩子弯着腰，假装鞠躬就混了过去。
有天晚上11点多钟，听到了“砰砰砰”地敲门声。由于晚上旅店不给烧炕，晋西北的天气又特别的冷，我和孩子都是和衣而睡，就睡在马褡子上。听见敲门声，我一下子就起来了，下了地，见到外面进来三个人，他们是用刺刀把门拨开的。来的人戴着鸭舌帽，穿着扣子密密的麻丝上衣，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三个人喝得醉醺醺的，每个人都是红头涨脸。我断定，肯定是前来寻事闹事的。
一个家伙凶巴巴地问我：“唉，你的汉子呢？”
我说：“你问我丈夫啊？我丈夫在北平的宪兵队当翻译。”
话一出口，还就把他们吓住了，口气缓和多了说：“啊，你是从北平来的，干什么来了？”
我说：“小孩的奶奶有病，给她爸写了信。她爸在日本宪兵队当翻译，哪里敢回来呀？让八路军抓住还了得，就派我这个妇道人家回家看看，算是回来尽尽孝道。”
一个家伙说：“啊，那是啊。哎呀，北平的生活好啊？”
我借机宣传说：“咱们中国人被日本人管着，能有什么好日子可过？也得吃橡子面的窝窝头。”
一个家伙说：“你们还得吃橡子面的窝窝头？”
我说：“那可不是，咱们不是中国人嘛？人家日本人过的什么日子，咱们过的什么日子？咱们过的是亡国奴的日子。”
三个人就说：“对不起了。”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老板娘给我端来温水说：“这位太太，这是温水，请你用温水洗脸吧。不知道你是翻译官的太太，多多得罪，切不要记恨。”要是在这之前，她才不肯给我温水洗脸。她还说：“太太，你就不用天天到城里去问了，这里要是通车，就用车来接你。刚通车时，会用军车前去探探路，你就坐探路的车去，不用买票了。”
果然，不久就来了三辆汽车，车上下来几个兵，把我的行李放在汽车上，让我坐在中间，老板娘和她的老头还把我送到了大门口。
到了敬乐县住进旅店，旅店老板一听说我是巩老财的儿媳妇，告诉我巩老财以前有60匹骆驼跑运输，平日到太原去做买卖，经常住在这个店。既然是巩老财的儿媳妇来住店，可得好好招待。一路上，我都说我是巩老财的儿媳妇，丈夫在北平日本宪兵队当翻译官，这当然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旅店老板就让我住在热炕头上，还叫活计给我擀热面条吃，吃得浑身冒了汗。第二天一早，店主又让伙计给我扛着行李，送到汽车站上了车。当我走到一个叫西马房的地方，离巩老财的家岚县还有30里路远，就谁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怕去了八路军的地方，扣住就回不来了。我只好花三块银元雇一辆小毛驴车，当翻过一个山顶时，山顶上住着一户人家，留下我吃了顿土豆胡萝卜熬酸菜。
我边吃边说：“我是山下巩老财的儿媳妇，可下子要到家了。”
主人立刻说：“这下子可好了。”
我问：“什么好了？”
主人说：“你就不用给钱饭了，我把你送过去，你给我几个洋烟抽就行。”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在岚县接近敌占区种了很多的大烟，拿大烟和日本人换枪炮换子弹……
我赶紧满口地答应说：“行，行，保证没有问题。”
我冒冒钻天地答应了，主人就高兴的不得了，送我上了路。我穿着城里人穿的旗袍，孩子穿着红色斗篷坐在毛驴上。正是收苞米的季节，路上很多做农活的人看到我们娘俩穿的时鲜，就问我是谁家的媳妇？赶毛驴的高声说我是巩老财家的儿媳妇，引来许多人注目。到了巩老财家，有人离老远喊：“巩老财家的儿媳妇回来了。”我一看，他们一大家子人都在门口站着，好像不怎么欢迎我，从面目上看表现出来的是冷淡。我心里觉得纳闷，就觉得不对了，赶紧掏出巩固写的信，递给了他的哥哥，他哥哥一看就明白了。
他哥说：“我爹在山上的窑里。”
我说：“就去见你爹。”
我跟着巩固的哥哥来到一个不高的土山上，在窑洞里见到了巩固的爹，就是一路上我说的那个巩老财。
巩老财对我说：“我那儿子又在哪儿结婚了？”
我说：“怎么能这样问？”
巩老财说：“他在家有媳妇。”
我这才知道，从抗战一开始，巩固就离开家投奔了八路军，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一直没有回过这个家。
巩老财把我送到了抗日县政府，县政府把我送到了晋西北区党委。区党委一路护送我过黄河，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见到那座巍巍的宝塔上，感到格外地亲切。先是来到中央党校，丈夫于会川就在大门口接我。他当时在党校一部学习，是高级干部所在的学习部，陈赓等都在一部学习。见了面顾不上多说，于会川就把我送到了党校的校部，并立即向组织汇报说我到了，然后人就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遵守党的纪律，不能和未经审查的我有过多地接触。党校校部的人招待了我，记得吃的是馒头红烧肉。吃完饭，拿着介绍信，我来到杨家岭的中央组织部，王鹤寿部长给我写了介绍信，让我去蓝家坪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住。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1943年11月3日。当时天已经是黑下来，送我的警卫战士就骂中央党校不近人情，人家大老远来了，连住上一宿都不让。这么晚了，还得到别处去住，党校有的是房子，都闲着干什么？路上要经过一条河，河上有独木桥，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桥，加上天又黑，我试着走了两步，觉得不行，再走下去，非从桥上掉下来不可。再看警卫战士牵着马，马的背上驮着我的行李，走这样的独木桥，谁也照顾不了谁。我观察了一会儿，就从桥上下来，在冰面上走，连走带爬的总算是过了河。到了蓝家坪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把我带进一个大窑洞。窑洞里已住着三个人，都是带着孩子的母亲。我就在心里想，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是到了家，得好好睡一觉。一种轻松感油然而生，那天晚上睡得很美很美，连个梦都没做。
我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虽和于会川近在咫尺，反而却是见不到面。只能是写信，还得经审查完寄给他。因为要审查我在敌占区青岛生孩子的具体情况，没有审查清楚，不能和于会川见面。我就在油灯下天天地写材料，常常写到很晚，油灯快没油了，钢笔尖冻了，煤炭火也没了……我就这样的写啊写，写了一大厚本的材料交上去。当时我想得很简单，以为交上去审查审查就算完了，就能和于会川住在一起了。我觉得我在青岛两年的经历，只要中央组织部和青岛地下党用电台一联系，一调查，不就一目了然了？然而，材料上交上去一个多月也没有得到回音，还是见不到我丈夫于会川，真的在心里有一些思念了。过一段时间，要组织我们上街宣传抗日，还让我写秧歌剧。当时，延安都在唱陕北的民歌，唱“正月里来是新春，猪啊，羊啊，送给亲人八路军……”什么的。而我们在抗日根据地唱的都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秧歌剧究竟什么样？我是连见都没见过，我哪里会写什么秧歌剧？
我就实事求是地说：“你们是在难为我，我不会写什么秧歌剧。”
人家说：“你是个大学生，怎么能不会写秧歌剧？你和党不是一条心。”
我说：“话言重了，我怎么不是和党不是一条心？”
人家说：“你不写秧歌剧，就是和党不一条心。”
我说：“不要说一条心不一条心，说这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你们看看这样行不？先让我看看秧歌剧是什么样子的？我以前没有见过，怎么写？”
正好司令部那边有演出，我就过去看了，才知道秧歌剧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回来憋好几天，终于编出一个《王老汉慰军》的秧歌剧，还真的排了，到街上去演出，当时反映的效果不错。
蓝家坪组织部的招待所里，当时住的都是正在受组织审查的人，还有不少女同志。她们一边要劳动，还一边要带孩子，简直是麻烦透了。大家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自愿组成了个托儿所。在托儿所里面，每天要留下四个妈妈照顾孩子们，其余的二、三十个妈妈出去劳动。这样，早上起来了，把孩子弄好，放在托儿所的小床里，阿姨们会喂饭喂水，到了晚上抱回来休息。至于尿布和衣服，都要拿到延河水里面去洗。这样，大家既能学习又能劳动，还能带孩子，就算是两全其美了。我们女战士的主要劳动就是纺线，就是把棉花搓成了卷儿，用纺花车纺成线。那时，延安的革命队伍里生活非常的活跃，食堂门口有一个全体人员的名单，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有在大学里学习机械的人，就自己动手研制了纺花车。每天晚饭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是一坨线，有男同志拿秤来秤，验收数量和质量，还要分成一二三级，看合格不合格，不合格的就等于把棉花糟蹋掉了，那可是不行。我从纺二级线纺到一级线，当时一级线可以得到一斗二升米的报酬，还可以给肉或蛋作为奖励。还有更高的荣誉跟着，要是纺了一级线就在榜上插个红旗，二级线是一颗红星。要是纺了次线，就会得到一个小乌龟，爬着跟在你的名字后头。每次进食堂吃饭前，都要先看看自己是插着红旗，还是得到一颗红星，可不能当小乌龟。为了钻研新的技术，进一步提高纺棉的质量，我们把纺花车搬到窑洞里面。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把纺花车搬到月亮地里练习。后来，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又把纺花车进行了改良，从小轮变成大轮，木头的纺锤变成铁的纺锤，纺出来的线就更细了……我在劳动中被评上劳动模范，准备代表组织部招待所参加中直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纺线比赛。
还没有等到比赛就接到了通知，让我离开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到杨家湾八路军总政治部招待所报道，这时距我到达延安已是过去半年。总政治部招待所建在一个山上，那里有很多前方和大后方来的家属，一个人住一个窑洞。到了哪里的人基本上解除了审查，就是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自由地外出。但是，还没有恢复我党员的身份。我的丈夫于会川，每个礼拜都可以到我那里去住，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因为宏琪从生下来就没有见到过父亲，记得于会川第一次来时。
我拉着宏琪的手说：“过来，过来，这是你的父亲。”
宏琪是理也不理，扭着头看着我。于会川就把她抱起来，她“跐溜”一下跳下去就跑了。以后一见于会川回来，就跑到贝海燕的家去了。贝海燕的丈夫叫龙潜，是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当时在重庆工作。贝海燕是上海烟厂的工人，有个男孩叫贝贝，和宏琪一样都是五岁，他们经常在一起玩儿。宏琪只要是见到父亲于会川回来，就“跐溜”一下子跑到贝海燕的家去了。在人家那里吃饭睡觉，等到睡着了，于会川才能把她抱回来。早上一起来，看到父亲在身旁就又走了，一天都不会回来。有时中央党校上映电影，于会川就抱着她去了，刚到那儿“跐溜”一下子又跑了，说什么也不跟她的父亲，弄得于会川很无奈。
从1944年5月开始，于会川每个周末都会回来住，每次回来都要把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所有的东西都要拿出去晒一遍。他受过军队的训练，特别地爱整洁。我和他结婚四年，真正过夫妻生活就是那么一段日子，对于他的了解，也就是那么一段日子。下面的是我知道的于会川情况，也有解放后了解的情况。
1921年，于会川毕业于奉天（沈阳）省立第一师范，曾任省立第三小学的教员和教导主任。23岁的于会川任教导主任时，为反对日本无理扩大鞍山矿区，支持和带领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华的侵略。为此事，奉天当局撤掉了于会川的职务。在日本侵略东北的前夕，于会川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深感掌握武装的重要性，遂弃笔从戎，参加了东北军。1927年考入东北军讲武学堂，学成后留校，任该校的战术教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月的20日，作为东北讲武堂教官的于会川，随着退却的东北军来到了家乡黑山、北镇、盘山一带。他和几位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就停了下来，不做武装的逃难者了，脱离了队伍，在家乡组织抗日武装救国。于会川带头带着部分东北军的官兵，找到当时在任上的北镇县县长王大忠，商洽抗日事宜。王大忠怕丢官弃职，拒而不容这些抗日人。于会川就来到了锦州，找到省警务处长黄显忠。黄显忠坚决抗日，支持于会川返回北宁一线，主要的任务是收编地方的民团，劝降胡匪，组织一切可以抗日的武装力量，同仇敌忾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于会川又返回家乡，在北镇、盘山交界的东马场一带，收编了各村的民团，建立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一支队。不久，又千方百计地招降了锦县董荣久及盘山几股胡匪的武装。到了1932年2月，几股抗日武装力量，汇合了由龙潭宫监院道士田心斋领导的“穷党”武装，和活动在闾山老爷岭、大芦花、蟠桃宫等地的苏荣山领导的“特别连”，改编成为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司令部就设在闾山的龙潭宫，于会川任司令、张海涛任副司令、钱殿均任参谋长，田心斋（在沟帮子西郊飞机场被日军杀害）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全军下设三个总队，兵力达到3000余人。军旗为蓝色的三角形，上有白圈标有“抗日义勇军”的字样。臂章为红色，镶有黄的金边儿，也标有“抗日义勇军”的字样。并有“不扰民，真爱民，时时救国”几个醒目的大字。到了该年4月，这支义勇军队伍隶属于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统一编为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于会川仍任司令，张海涛仍任副司令，钱殿均仍任参谋长。全军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由张海涛兼任；第二支队司令是张发；第三支队司令是高振鹏（高青山，绰号叫老梯子）。军直属的部队，设有一个骑兵队和一个警卫连。
1932年8月27日，在什字口新成立了一支“大刀会”，宗旨是反满抗日，救国拯民。会长是罗尊山（作战中失踪，下落不明），法师是王海峰、齐全山。于会川、张海涛闻讯，亲自来到什字口，同罗尊山商谈抗日之事，罗尊山欣然应允。遂将大刀会改编为第十二路义勇军“铁血团”，也是该队伍的执法队。王海峰任团长，齐全山任副团长。
第十二路义勇军成立后，为了保卫家园，与日军展开殊死的搏斗。主要战斗有：田园子伏击战；高台子击落日军飞机战斗；何营子伏击日军车队；北宁线截击日军列车；组织万人围攻北镇县城；小白屯痛击伪警务队；活捉日本清水指挥官战斗……各种大小战斗不下几十次，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伪军200多人；击落日军飞机一架，击伤日军飞机一架；击毁汽车2辆，装甲车1辆，破坏铁路200多米；缴获枪支、弹药；粮食、被服不计其数。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曾受到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两次嘉奖。
同年10月下旬，奉北平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命令，于会川率领第十二路义勇军转移到热河境内，配合友军阻击日军进攻。在河北石甸镇的一次战斗中，一举歼灭伪满洲国军的一个旅，击毙伪军区司令朱家泳，还有督战的日本官兵17人。到了1933年的春天，日军攻占到长城脚下。作为东北人民的子弟兵，第十二路义勇军的全体官兵，依据长城为天险，顽强地与日军作战。在著名的长城战役中，由于国民党正规部队各保实力，不战自退。致使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腹部受敌，在喜峰口被日军铃木师团重重包围。司令于会川召开了紧急作战会议，商讨突围良策，还是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的救援上。为此，为了挽救部队的危局，于会川率领几位警卫战士冒死突围，去找正规部队前来支援。于会川来到北平，哪里有什么救兵？于会川来到南京静坐，要求政府出兵，无济于事。于会川含着眼泪从南京回到北平，获悉朝夕相处的第十二路义勇军战友，在他突围以后，与日军血战三昼夜，由于兵力悬殊，3000人几乎全部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只有少部分的官兵突出了重围。副司令张海涛被俘后化名张正，被强行改编为伪军。参谋长钱殿均突围后，率领一小部分义勇军，在现朝阳市北票县一带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于会川北望沦陷的家乡，跪在地上是嚎啕大哭。1937年8月，在一次华北作战中，张海涛奉伪第五军区命令率全营移驻怀来县。8月1日，杀死日军中佐以下7人，携械带着部队投入了国民党部队的怀抱。
从1933年始，于会川在北平结识了进步青年苏西林（建国后任《光明日报》资料室主任）和杨雨民（建国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两个人向于会川介绍进步的书刊，在他们的引导下，于会川经常出入北平图书馆，有时还去朝阳大学旁听，攻读法律专业。此时，他还在东北军中挂了个闲职，只是为了糊口而已。在此期间，他还曾经担任过北平难民子弟学校的军事教官，传授军事技术，培养家乡的子弟，为抗日打回东北老家积蓄着力量。
1935年的夏天，大部分东北军被调往陕甘地区，参加剿共的战争。于会川因在东北军有职务，也就跟着部队来到西安，在剿总任上校参议。不久，于会川又专程回到北平，通过苏西林、杨雨民联系上中共北平西区区委，西区区委派杨西光（建国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赴西安工作，要求于会川暗中紧密配合，同时要保障杨西光的安全。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北平的北海公园，于会川和杨西光见面了，旋即一同奔赴西安。两个人到达西安，于会川把杨西光安排到东北军团长张炳南家中掩护起来，并在杨西光的指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于会川奉调西安火车站检查所任主任，承担管制交通枢纽的重要任务。期间，他带兵解除了蒋系警察局和宪兵二团的武装。还在西安火车站，解除了许多过往车站的蒋军武装，扣押了来西安渗透解救蒋介石的非战斗人员。到了1937年2月，蒋介石依然扣押着张学良，致使东北军群龙无首。总部人员只得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撤到邠州（今陕西郴州），于会川随之来到邠州。这时，经刘玉新（陕北派到东北军内工作的中共党员）同志介绍，于会川和梁成功（东北讲武堂学生，建国后任北京轻工学院院长）同志一起入了党。蒋介石继续瓦解东北军，命令东北军往东开。面对蒋介石分化瓦解消灭东北军的阴谋，我党针锋相对提出“保住番号，团结东北军，坚决抗日”的口号。按照党组织的派遣，于会川仍然留在东北军中工作，并且随总部调到江苏的淮阴。他的工作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后又被派遣到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中开展工作。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于会川奉党组织的指示来到济南、徐州，参加“东北救亡总会”工作，曾任范筑先（民族英雄、抗日烈士、爱国将领）的高级参谋，范筑先先生还委任他为政治干部学校的副训育长。于会川在范筑先的身边，积极地推动了范部的抗日斗争。于会川离开范筑先后，来到鲁西地区开展抗日工作，这个时候，我们就相识了。
我和于会川结婚后，我请假回到青岛家中生小孩。到了1940年1月，部队整编完，于会川赴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于会川是同徐向前同志一道冲过被敌人封锁的卫河、平汉铁路，到达中共北方局驻地山西武乡的同峪村。在中共北方局护送下到达延安，在马列主义学院开始学习。
时间到了1944年9月，于会川学习结束了，接到中央组织部的命令就要上前线了。他本想带着我和孩子一起走，记得跟我商量过多次，我都没有同意。我没有同意，这其中有没有同意的理由。
我说：“会川，为了生咱们的孩子，到现在我连党的关系都没恢复上，再跟你上了前线。你说，我到底是你的家属，还是革命的干部？要不然咱俩离婚算了，我不是一名党员，还在影响你的工作。”
于会川急了说：“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听了这样不入耳？”
我说：“我说的都是真话。我现在不是一名党员，也不能和你在一起工作，不就是影响了你的工作和前途吗？”
于会川真的生了气说：“那好，那好。既然你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就走，咱们谁也不要影响谁，总行了吧？”
当时正是半夜时分，我看到他真的生气了，真的披上衣服要走。我不但慌了神，还想到了，那个时期延安地区有狼，还都是群狼，经常在夜间出动，有时饿极了也会伤人。我的丈夫走了，被狼咬着了怎么办？
我就说：“回来吧，回来吧。咱们不离婚了，睡觉，睡觉。”
于会川这才转涕为笑消了气，摸摸熟睡的孩子的头。于会川就要离开我们娘俩了，我们是足足谈了一个晚上，直到东方露出曙光，我才勉强睡了一会儿。于会川临出发前，作为一个妻子，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他的，就给他打了几双毛袜子，算是送上我的一分心情。于会川去了晋西北，在大青山晋绥分局任情报处长，直接归中央社会部领导。1945年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又派于会川漂洋过海，到东北的旅大（大连）市任社会部部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于会川一走，竟是我们的诀别。
那时我还年轻，也不懂得怎样避孕。于会川走时，我并不知道我怀了孕，是他走后我才知道的。我就给于会川写信商量，想把孩子生下来送人。他是坚决不同意，就回信对我烧着燎着，弄得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就在信中写，我也不能因为孩子而不去工作，不去学习啊？因此，我意已决，孩子还是要送人的，不然，你把两个孩子都接走。他在信中就更生气了，写你就自己决定吧！他还就不管了。我能决定什么，我还是决定把孩子送人。听说我要把孩子送人，附近的一些老百姓，天天在窑洞门口等我，就是想抱走我的孩子，看了真是揪心。
1945年6月6日那天，后半夜4点多钟。我的肚子疼得不行了，赶快去找班长。记得班长姓表，是个大个头的女子。他赶快找来男同志，下一个门板抬着我，到中央医院去生孩子。不料我刚躺在门板上出门，孩子的头就露了出来，大家又赶快把我抬回窑洞里躺下，这工儿孩子就生了出来。
班长问：“王桂荣，这可怎么办啊？”
我说：“不要急，不要急。我有剪子，拿着在火上烧一烧，把脐带剪了，你就这样办。”
班就找到了剪子，在火上烧烧，眯着眼睛把孩子的脐带剪了。剪完孩子的脐带，他们想这样下去也不行。我的爱人已经上了前线，没有人精心照顾，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还是送中央医院。这时天已大亮，班长和几名男同志就把我们母子送到了中央医院。
医生见到说：“孩子都生了下来，你们还抬来干什么？”
班长说：“医生，不行，不行的。她的爱人上了前线，没有人照顾她。你们还是收下她，这样会安全一些。”
面对班长的请求，医生还能说什么？留下就留下。于是，我就在医院住一个礼拜。家里的宏琪怎么办？我把她交给一个叫刘春的女同志，刘春的爱人也上了前线。她就带着宏琪，每天走五六里路来医院看我们娘俩。
这次生的又是个女儿，当时日本还没有投降。但5月4日，苏联红军已经攻克柏林，希特勒已经被消灭。为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当时在延安生孩子的妈妈，许多都给孩子起名叫胜利胜利的。这种名字叫得太多，就是说重名的太多，将来就不好区分。我不想给孩子起中文胜利的名字，但胜利又是一种享受，就给孩子取胜利的英文发音叫做维克吧，于维克就成了我二女儿的名字。听说我要把女儿送人，蔡畅和邓颖超两位大姐专门来到杨家岭，坚决反对我把孩子送人。她俩还现身说法，两个人都是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为什么现在不能生育，就是因为当时做地下工作时，环境太艰苦险恶，怀了孩子也不能要，因为拖累太大。那时，又不能公开去做人工流产，就找到黑医坠胎，结果把生殖机能弄坏了，再想生孩子也不可能了。蔡畅和邓颖超两位大姐还对我讲道理，咱们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全国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吗？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不要了，都送人了，我们还为谁去谋幸福？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一定要保留革命的后代。请相信，革命队伍有能力抚养这些革命的后代。虽然两位大姐苦口婆心地来做我的工作，我还是想把孩子送人了事。当时中央党校当教员的一个干部叫张北华，原来是鲁西六支队的司令员。我们早就认识，而且关系处的非常好。他就要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来看我。
我说：“北华，我得把孩子送人，孩子太缠人，什么也干不了。”
张北华说：“桂荣同志，你可别把孩子送人，要是送了人，还不如现在活活把她掐死。”
我说：“这是什么话，为什么？”
张北华说：“这个地方没有孩子的女人，大都是因为自己患有花柳病或是患有梅毒病，生不了孩子。因为连年的战争，生活环境恶劣，卫生条件更谈不上，她们根本就不知道患有这种病。孩子一旦给她们，若是吃了有病毒的奶水，就得活活的烂死掉。既然这样，你不如把她活活掐死，别让孩子去受那个罪。”
我也不知道张北华说的是真是假，反正是吓着了。我把孩子抱到张北华的面前，让张北华看着。
我说：“掐死了可不行，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这是我的女儿于维克。”
张北华说：“别把于会川的孩子送人了，毕竟是你俩爱情的结晶。他要是知道了，会跟你没完没了的。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我帮你解决。”
张北华就把窑洞里所有的衣服被褥都拆洗了，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大箩筐的布头送给我，让我给孩子做衣服当尿布用。延安那时搞大生产运动，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整个都去开荒种地解决吃的穿的去了。我们种出来的西红柿、苞米都是好大的个儿，看上去非常稀罕人。但是特别缺布，三年才能发一件棉袄，连补一件衣服都得讨论讨论，给你5寸，给她2寸，按补丁的大小发布，多一点都不给。因此，我非常感谢张北华，一大箩筐的布头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有时想到老战友，感人的情景还在眼前晃动。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也挺轻松，没觉得费多大的劲儿。窑洞里不见阳光，我就把于维克放在一个柳条编的大筐里，放在过道晒晒太阳。过一段时间，组织上让我当文化教员，教那些没有文化的家属识字。我很认真，和这些家属打着交道。
到了1946年春天，我的党籍仍然没有恢复。我觉得老这个样子下去不行，就去找中央组织部，黄敬同志接待了我。黄敬同志在鲁西行政公署任区党委书记时，工作特别紧张劳累，竟然六天六夜没有睡过一觉，因神经高度疲劳精神几乎崩溃过，很长时间才医治好。两个人见了面，聊起了那一年我到鲁西去找党组织的事儿。黄敬蹲在墙根下，一见面就叫出了我的名字。现在可下子逮着他了，我可得问清楚，怎么就知道是我？
我说：“咱俩从来没见过面，一见面怎么就认识我，叫出我的名字？”
黄敬就告诉我说：“我当时就知道你在敌占区，也听有的人说过，你的家庭生活优越，生完孩子不一定回来了。但是，我敢肯定你会回来，因为我听人讲过你的性格，另外还有于会川同志牵着。后来，果然接到你的信。我一看你的装扮，就知道是你王桂荣了，这并不奇怪。”
我说：“我现在还不是一名党员，不能进党校学习，也没有法子为组织更好的工作。”
黄敬说：“最快的办法，不是搞清你的党组织问题，而是你要重新入党。你给中央组织部写个报告，相信组织会酌情处理的。”
于是，我就听了黄敬的话，赶紧写了报告，把来龙去脉向党组织诉说一遍。中央组织部还是认为我在青岛的那一段生活不清楚，没有办法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只能是走重新入党的一条路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只好又重新申请入党，结果在党员讨论发展新党员的大会上，全体参加讨论的党员一致通过。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一位姓夏的大姐来找我谈话，我又成为了一名党员。入党后，党组织让我进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到三部学习的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干部，我和陈昌浩（曾任红四方军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老伴在一个支部。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得，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早在日本投降前，我党就开始派人到东北去工作，做日本投降后接收政权的准备。于会川是在盟军攻克柏林前，受命于中央组织部，派遣到东北旅大（大连）担任了中共旅大的社会部长，对外称谓是法院院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抗战刚刚结束，东北需要大批的干部，组织上决定我到东北大连去工作，也是照顾我和丈夫于会川团聚。临行的前一天，黄敬拎着一块腊肉，同爱人范瑾过来看我。我当时想，即将离开革命圣地延安了。黄敬夫妻二人来看我，就此算是告别吧，没等我先说话，黄敬先说话了。
黄敬说：“桂荣啊，会川有信吗？”
我说：“没有哇。”
黄敬又说：“谁让你走的呀？”
我说：“还能有谁，中央组织部啊。”
黄敬“啊”了一声说：“既然是中组部让你走的，那你就走吧。能够见到会川同志，给我们二位带个好。”
后来回想起来，当时黄敬的话中有话，他可能听到了一些什么，但不是很确切，就不好说出口。因为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延安忙着往大后方分配干部，各个单位都很忙乱。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有的是道听途说，不一定可靠。许多在东北工作的干部家属要去东北，既然我的丈夫在东北工作，中央组织部当然要分配我去东北工作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总之，那时去了好多人，后来大部分留在东北工作了。
我是1946年8月26日动身的，同行的一共有100多人，有干部也有家属。出发前，组织上分配给我一匹骡子，骡背上放着两个木架子，我就可以坐在中间了，两个孩子一边木架子上放一个，行李也是由骡子驮着。组织上还派一个1937年参加革命的三五九旅的老战士王三九跟着，照顾我们母子三个人的生活。王三九同志是山西人，一个大字不识，在部队当过炊事员。
这支队伍很不好带，好多家属妇孺行动得缓慢。带队的队长是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干部，这个人没结过婚，腿上落了点残疾，脾气也是不怎么好，动不动就破口大骂。一些女同志让他骂得受不了，就向上面反映他的情况。队伍到了山西兴县，队长被反映的受不了，就提出来不想干了。既然不想干了，他就不想去东北了，想留在晋绥分局工作，他就推荐我当副队长。经请示中央组织部同意，我就当上了这个副队长，大小也算是个官了，我就极力地缓和大家和队长之间的矛盾。因为我理解这些当妈妈们的辛苦，带着孩子要走路，又要洗尿布，又要喂孩子，那是一件件多么麻烦的事啊！每天都要集合出发，到一站还要换一次牲口。经常是要出发了，有的妈妈还没有弄完琐碎的事，气得队长就开口骂了起来。
我对队长说：“你别急，也不要发火。当妈妈的带着个孩子不容易，她们不是故意迟到，耐心的再等等。”
经我这么一说，他还就好点了，矛盾也就缓冲了。上了路，又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事儿，队长又开始骂，好像不骂他就不会说话。我又得出面做工作，后来吐沫都要说干了，他还是骂。许是大家听惯了，骂就骂，反正队长没有什么歹意，想想还都是好意。
一路走到山西过了汾河，阎锡山就开始反共了。现在的汾河水干涸的一步就能迈过去，那时可不是这样。汾河的水好大好大，白天流淌着让人看了都眼晕。好在是晚上行军，只能听见河水“哗哗”流淌声。我们一个大队接着一个大队过去，到了河中间，就听见了机关枪“突突”响声。
我就喊：“大家不要慌，赶快过去子弹就追不上了。”
大家就“呼呼”地直跑，把河水都溅起了水花儿。一个三五九旅干部家属，是放着小脚的，抱着孩子跑不动了，急得直叫谁过来帮帮忙呀？当时我的背上背着二女儿，王三九的背上背着我的大女儿，就是这样，我还是上去帮她了，把她的孩子接过来。我是前面抱着一个，后面背着一个，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远，才听不到机关枪的“突突”声了。到了休息的地方，黑灯瞎火的。我到处喊着这是谁的孩子，这是谁的孩子？她才走了过来接过孩子，对我是千恩万谢，谢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946年2月，这支去东北的队伍走到山东鲁北的会宁，停下来开始休整。我见到了区党委书记张业和组织部长王促如。因为我是这支队伍的副队长要填表，王促如见到我填写上于会川的名字。
王促如说：“呀！你是会川同志的老伴啊？”
我说：“是啊，没错。”
王促如说：“哎呀！我可不敢说准了。听说会川同志好像是不在了，不过隔着渤海，也不一定确定得了。我给你打个电报过去问问，反正现在你们也过不去了。”
当时已是冬天，海上结冰了。我们需要到烟台坐船去旅大，而烟台的海面上也结了冰，得等到开春才能行船。王促如发出了电报，转年到了1月份，那边回了电报，说于会川同志已于1946年5月就去世了。当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时，眼泪“哗”的就流了下来。我看着梦生的二女儿于维克，念叨着继川，继川……于是，我就把我的名字王桂荣毅然决然地改成了王继川，就是我和我的孩子，一定要继承于会川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些日子，我的心里很乱，也很难受，我站在高高的山顶上，望着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还是念叨着继川，继川……简直就像得了魔怔一样。经过一番的斗争，我决定不走了。我想我是个山东人，到东北是去找革命伴侣于会川的，既然于会川已经不在了，我还去那个地方干什么？那可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我还是不去了好。在山东，在我的家乡，我照样可以干工作，干革命，最后解放全中国，建设全中国。我把我的想法一说出来，队里的同志们是坚决不干。他们都说你是我们的副队长，不能半途而废，怎么的也得过了海吧，把我们送到东北。到了东北，你再离开这个队伍，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现在，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在同志们的再三挽留下，我决定继续往前走，漂洋过海，去我爱人牺牲的地方干革命。
我们在会宁住了几个月。那期间，我看到当地有个女同志长得不错，还是高小的文化程度，非常愿意参加我们革命队伍。她是经常地来看我，我就把她介绍给了队长。后来，这个女同志一路上跟着我们走走走，一直走到旅大。两个人在旅大结婚了，我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后来，我回到青岛去做地下工作，队长还派人捎来夫妻二人的合影，以后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我一直带着这支队伍来到旅大，见到了于会川的直接领导，中共旅大市委书记韩光（建国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同志。韩光同志是特意来看我和孩子的，还把我带到了大连市法院，法院里挂着一张于会川的大照片。韩光同志向我讲述了于会川同志来到旅大后，一直到逝世期间的战斗情况。加上解放后一些和他共过事的同志来看我的回忆，我对于会川同志在东北战斗的经过，才有了下面的了解——
于会川同志到东北后，担任了我党东北局第一任社会部部长，兼任大连市法院院长，公安总局副局长的职务，集情报、治安、肃反三项任务于一身。1945年日寇投降后，苏军驻守大连。我党虽然建立了民主政权，但中共大连市委还没有公开，大连所在的辽东半岛，除旅大外都在国民党的军队控制之下，可谓是形势复杂，治安混乱。特别是日伪特务、国民党、地方的反动势力等反革命组织和反动分子活动的十分猖獗。社会部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和日伪特务，工作十分繁重。我知道，于会川原来的身体就不怎么好，在鲁西支队和我结婚后，曾拉过一次痢疾，由于治疗条件有限，从此一直肠胃就是不好。在延安学习时，就一直吃着病号饭。到了旅大，身体有病但不能休息，还要经常地加班加点，甚至是彻夜不眠，身体状况每日愈下。1946年春节期间，为了破获以大汉奸隋云封为首的一伙国民党特务分子和日伪残余匪帮，纠集地痞流氓，秘密谋划组织3000人的大暴动，阴谋颠覆刚刚建立的民主政府，杀害革命干部……企图使全市潜入一片混乱。于会川强忍着疼痛，亲自指挥战斗。他分析敌情，查找线索，突击审讯，昼夜不离开电话机，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大智大勇，抓获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将其绳之以法，其属下也做鸟兽散了。在紧张的工作中，于会川因为劳累过度，终至大口吐血，送医不治，于1946年5月2日逝世。于会川逝世后，中共旅大市委和苏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并决定将地方法院前云南北路自大佛山麓至西岗公安分局之前段改为会川路（今北京路）。于会川去世后，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取消了，只保留了下属的情报部，部长由吴城（建国后任黑龙江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志担任。
在旅大期间，我暂住在情报部，并在那里工作。不久，接到中共东北局派我到老家青岛敌占区去开展地下工作的命令。1947年1月，我带着孩子动身离开了大连，这座我最伤心的城市，踏上了去青岛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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