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形容时代的诸多定语里，有一个称呼是后工业时代。文学也如影相随，被称之为后工业时代的文学。前工业时代的辉煌尚未落幕，又一个时代已然登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的工业文学，主要是以前苏联作家歌颂工人阶级光荣的革命传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忘我的劳动的作品，以及我国适时崛起的工业题材小说热。比如从1954年至1959年先后出版的中长篇《铁水奔流》（周立波）、《五月的矿山》（肖军）、《百炼成钢》（艾芜）、《乘风破浪》(草明)。进入六十年代，还有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一个“后工业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消费社会、传媒社会、资讯社会、电子社会、高科技社会等等。 在‘后现代’这个具有诺大张力的磁场中，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构成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工业题材还将何为？
衰败与重生
——《我们走在大路上》简评
新时期以来，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在社会转型期的整体调整与改造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国家工业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而辽宁本土作家如何自觉努力握住岁月和工业文明所诞生的工业精神，书写昨天“凝重端庄”的宏大叙事，挥洒不屈的理想和英雄主义的浪漫，一直是有志于时代精神、历史责任的作家、诗人们面临的问题。十几年来，继深入踏实深入国有大型企业与工人同劳动共生活，披历数载、饱蘸热爱和泪水写出好评如潮的数部工业题材作品后，著名作家商国华再次发力，以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出版面世，交出了一份不俗的答案。
小说以主人公王光汉临危受命，出任北阳重器厂董事长为叙事起点，写出了一个大型国有企业起死回生的改革历程。当时的工厂状况，恰如几年前的一部纪录片《铁西区》所拍摄到的，车间空空荡荡，机器默默无言，工人们随时在等待下岗。因为男人不开支，需要靠家里的女人养活，所谓的工人村被谑称为“养汉楼”。可女人靠什么养活男人呢？这些已经下岗的女工，无非是到路边擦鞋，或到舞场卖笑而已。“一台台淬火炉微弱的火苗，一个个家庭主妇埋怨的眼神，一个个催款路上疲惫的身影”，这就是北阳重器所面临的处境，可能也是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处境。
小说前半部的现实感更强，矛盾冲突更集中，后半部理想化的元素增多，但思路也趋于开阔。可以说，商国华是以诗人的激情，报告文学家的勇气，直面国企困境，展示生命悲欢，通过一个企业从北阳重器到北阳重机的不同寻常的复兴历程，寻找中国工业的薪火传承，也寻找工业深处的精神家园。读完这部长篇，有一个特殊的感觉，就仿佛是当年东北文学的精神风貌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代的变革故事，人物的精神历史，北方的人生景观，以及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既是老工业基地的“一幅风情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也表现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的“歌哭呐喊，生的奋斗与死的坚强”。
有人总结工业文学的类型，认为主要有“歌颂型、阵痛型、奋争型”三种，而在商国华的这部长篇中，这三种类型已经被作者的主体意识，也就是一种饱含热血激情的工业精神所熔铸，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整合。这种工业精神，主要体现为工人阶级的宽广心胸和深明大义、奋发自强、相濡以沫的精神气质，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无论处境如何艰难，北阳重器的决策者和普通工人，都自始至终保持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乐观情绪和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那份朴素的自豪感和责任意识：“咱现在很难，从来没有过的难，可是咱再难，还是国企”！长子是什么？“……长子不光是老大，长子还是责任，还应该是孝子”！尽管共和国工业曾经走过的“大路”已突然变得狭窄、泥泞、艰辛无比，甚至出现了断桥，需要另辟新路，但这种由国企担当、长子情怀所构筑起来的工业精神却屹立不倒，并成为重新崛起的力量。从北阳重器到北阳重机，王光汉、汪俭、冠新阳和工人群众、科技人员一起，靠“自己扶着自己走”，终于走出了那一条工业振兴的新路。空旷如许、只听风吟的车间又重新有了欢歌笑语，“一台天车从头上隆隆划过，天车上载满了醉人的阳光”。
小说中许多感人至深的情节，可能就是实际发生过的真实事件。一是大海的故事，当他即将新婚燕尔，却被列入下岗名单，为了让他高高兴兴地成家，没有人告知他这个消息，直到大海满面春风地推开车间的大门，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懂事的大海，为几个留守的师傅点燃了浸着泪水的香烟，然后把所有的喜糖、喜烟都一股脑地抛向了他和工友们为之流过汗水的车间。大海下岗后，每天骑着“倒骑驴”去给人送家具。妻子晓丽爱吃雪糕，她坐在丈夫的“倒骑驴”上，吃着丈夫为她买来的雪糕，“竟觉得自己有一种冰雪公主般的自豪感”，她全然不理会身边驰过的一辆辆汽车，因为那些车是靠燃料驱动的，而大海的这辆车却是由情感驱动的，而情感的动力是无限的。
二是向原的故事，为了替厂里分忧，主动要求提前退休，却默默地倒在了为厂里催款讨债的路上。他的妻子沙贞，每天到街头给人擦鞋，并在艰辛中把向原收养的工友的遗孤抚养成人。杨天力的故事，为抢修平炉而不幸殉职，而他的妻子逢素清却对厂里一无所求，只希望找人去拿个小铁块给他带去，因为“有块铁陪着他，他也能静心了”。商国华笔下的工人形象，说是一组群像或群雕并不为过，但他们却像北方的油松一样，密密实实而又普普通通，都是工业深处的普通人。他们讲求的是“钢对钢，铁对铁，心口对热血”，他们的生活中除了诚实的劳动，也有对家庭、亲人、工友的坦诚而无私的关爱。值得提到的是，小说所塑造的普通工人群像，有老有少，包括了几代人，但往往都是与家事民风、儿女私情联系在一起的，如曹文利与逢素艳的故事，赵百儒与魏国兰的故事，曹明与水花的故事，这不仅使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显出了人性深度，而且也具有了东北文学所特有的人情味和抒情气质。
最具抒情气质的是赵百儒与魏国兰之间的情感历程，前者是退休老工人的后代，自己当兵复员后也是普通的车间工人；而后者不仅是师长的千金，而且本身就是前途无限的优秀女工程师。这样的爱情故事，也许是真实存在的，但重要的是两个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献身国企改革的理想憧憬，使他们纯真如经典牧歌般的爱情具有了象征性，在某种意义上为小说以写实为基调并稍显沉重的工业叙事增添了理想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的绚丽。
这就是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工人阶级——他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献给了生存，却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歌唱，踉跄走路也不忘传递快乐；他们尽管艰难，也一代代长成了男人女人，到远方当兵或上学，然后又回到故乡般的工厂，熟悉了爱恋，懂得了工作；他们一如既往，在父辈们意气风发的大路上继续斗志昂扬，学会了开心大笑，谈情说爱，饮酒跳舞，然后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他们习惯了扶着自己走路，习惯了相濡以沫，压力太大就叫喊，肚子饿了就睡觉，但从不忘记维护一个群体的尊严；他们挺身站立在自己的城市，凝视着，努力着，要从混乱、虚伪、误解中寻找一条更好的路；他们的名字叫工人，但并不另类，也非弱势，正是他们，总让一种挥之不去的敬意在国家的血脉中升腾，并让人时时想起工人运动史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那些熟悉的评语。
《大路上》共有三条叙事主线，一是企业车间，二是工人的家属区，三是郊区和城市边缘，可以说是全景式地展现了特定年代的社会生活，但叙事的核心还是命运感，是对国有企业生死攸关的改革实践和中国工业走向复兴之路的文学勘察。《大路上》所表现的时代特征与“改革文学”时代特征有较大不同。“改革文学”时代，主要还是观念的矛盾，是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我们走到大路上》所展现的场景，无论是社会还是工厂，其复杂性则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想象。作品虽然还没有写出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这样的人物性格，但是，它写出了工人阶级的整体性格，写出了当代老工业基地整体改造、转型的波澜壮阔和整体气势。这就是本部长篇选择的光明之路——这条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它充满了问题、矛盾甚至惊险。我们别无选择，它是我们突出重围、解脱历史重负的必然之路。《大路上》是一部写出了这个大时代的漩涡、矛盾与选择的优秀作品。
《我们走在大路上》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60万字。
从运的残忍中怒放美的柔情
——简评长篇小说《足与路》
长篇小说《足与路》取材于改革开放初期沈阳一家街道福利工厂里一群残障工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通过福利工厂的鼎盛和兴衰，展现了公孙文、牛大智等残疾人群体在社会边缘地带的生存、拼搏与挣扎。作品以主人公公孙文自述的语气讲述了30年奋斗和爱情故事，语言饱满生动、诗意、诙谐、机智，一个特殊一隅的群体在动荡时代命运漂浮无常、世相庸俗麻木、激情疲倦，文学和诗意被庸碌、痛苦的生活底色消解的时代，但仍有人守望期待，仍然从运之残忍中怒放生的奔放美的柔情。
《足与路》首先可以说是一部成功的励志故事。主人公公孙文少年时代酷爱文学，博览群书，有着一个作家情怀。一场意外的铁路事故夺去了他的双脚和右手，在重度伤残迷不醒挣扎于生死边缘时，父母朗诵的一篇处女作散文《会飞的花朵》成为挽回队生命的一双妙手，医生宣布他提前苏醒。从克服伤残患者特有的疼痛幻想，到生活信心与基本能力的恢复，以及人生意义的重建，公孙文走着一条可歌可泣的自强之路。从应聘屡屡失败，到进入福利厂做工人，他经历从坦然接受自己残障的现实、到积极为社会做贡献、完成自己人生价值飞跃的心路历程。从竞岗当上会计，到被选拔任副厂长后无私无畏、披肝沥胆，他经历了一个头脑健全、思想活跃的知识青年文学青年在底层群体中的孤独，见证过尔虞我诈，亲历过贪婪阴暗。虽有过失望，彷徨，但最终赢得绝大多数工人的爱戴。小说结尾处，一个中年人站在街头沧桑回望、百感交集的热泪，寓意着历尽磨难后，他的精神和生命的全面升华。
其次，这部长篇也是一部充满悲喜交集的爱的乐章。小说交织着悲伤和欢乐两种风格，浑然天成，腾挪自如。有生命即将结束又重新归来时的大惊喜。因为欠缺那些相对智慧、常识、真理、能力等属于“正常人”具有的基本元素，福利厂工人们的心智停留在或浑沌或愚昧或麻木的或童话世界，人性的期待和欲望都那么真实赤裸，少有掩饰，美好率真的天性也同样感天动地，脆弱危险，形同奢侈。公孙文接受了肇事火车副司机的忏悔，真诚帮助副司机的妹妹慕容霞到福利厂就业。两人擦出爱的火花后，慕容霞真诚托付，公孙文却陷入幸运的狂喜与自卑的纠结中，矛盾不已。两人交流时，公孙文那充满雷电火石般的语言滔滔不绝，忽而戏谑，忽而深情，公孙文用一贯的自嘲风格消解命运的不公，隐藏起爱的深情，书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和人字。
比爱的主线更丰富的，是公孙文与工友们的深厚情感。智障青工牛大智，经常用自己的无知无邪和固执、天真纯洁制造笑料制造无奈也制造感动。公孙文从软硬兼施地教他刷牙开始，教他识字，算术，数数，也努力教他认识自我，寻找人生伴侣。大智一旦情感发蒙，竟出人意料地尽责尽职，将一份与关之玫在清贫、边缘的底层人爱情演绎得如同童话，完美纯情。公孙文正确认知宽容两个“歹徒”原始人性中的芜杂、浑噩中带着精明，在他们因监守自盗被拘留后，不遗余力地奔走取证，将他们多判的刑期减免。此外，公孙文用一个建议，使常姐接受一个根治手术治愈了面神经麻痹导致的口水，和一块奶糖消解关之玫少女时代因被诱骗失身后对奶糖的过敏，用一副双拐逼迫“满地爬”克服惯性几十年惯性依赖，重新站直人的身躯。小说最高潮处是智慧的公孙文受政府委托，来到工友们静坐多天的现场应急维稳。他以民间一个大俗的“屁”字为喻，现场演说，将策略、感情、理性、信心、同情、理解、承诺发挥的淋漓尽致，使一场危机四伏的事件化险为夷。
第三，《足与路》更是一部成功运用隐喻和象征和幽默讽刺的小说。
小说中数次出现格尔尼卡画面，象征着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无肋和恐惧。在主人公伤残后，失恋期间，到决定结束恋情时，格尔尼卡的幽灵总是适时出现，加重着命运无常和破碎感。欢喜佛、“词语新解”等，都寓含深意，寄托着主人公的愤怒和信仰。平庸以至不堪的生活片断，被公孙文敏感地一一体会，将深藏的悲伤转化为那一场场喜剧片断，是光芒、新锐、进取、神奇的生命体验。在热烈火爆、嬉笑怒骂、妙语连珠般的语言盛宴中，作者以直面残升华酷人生、超越不幸苦难的努力，使人们在阅读中深思，在社会学意义上，既往一切世俗社会对身体残障群体痛苦认知与理解局限仍然存在，身体残障群体以平等、融合的健康心态参与到社会与文化的共同建构时代尚需时日。冲破来自主流人群文化与社会的多重障碍，争取与社会其他成员平等相处的机会与权利，不仅是文本上的遥远理想，也提醒人们充分面对现实，并有志于改善。
“初次见面，牛大智令我坐立不安。他长的太像四大名著了。”
主人公之一的牛大智带着作家对他非比寻常的描摹先声夺人、惊艳出场。接下来是主人公公孙文初见牛大智，用了18个字形容大智奇异的面容——关羽的眉毛、八戒的眼、李逵的须发、宝玉的脸……牛大智虽名大智，却是一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智障人士。五六岁时用小鸟“置换”出祖母的骨灰，让一个小精灵在骨灰盒里安营扎寨。夜半鸟啄，大智父母以为是逝者显灵，慌张中拖着大智伏地跪拜，而待大智说出真相，一家人则嚎啕大哭。少年时接受红卫兵现场采访，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大智天真地引用其父的一句坊间俚语经典“像一百个老娘们吵架，太他妈闹心了”，于是遭革命小将集体痛殴一场。青春期的大智曾走上街头冒充协警疏导交通，驱动力只为司机偶尔讨好敬烟。身份被拆底后，被一个愤怒的司机撞伤……
曾有人在网上整理出100部世界名著的开篇，那些大师级的作家们的确把开篇写的引人入胜、精彩纷呈。我们不一定非要将宋欣的开篇位列其后，但作家开门见山讲述起公孙文和福利厂的故事时，人物个个生动，笔力极力夸张，通过简捷、明快，如电弧闪烁，如刀锋精准，借以制造出热辣的喜感效果，饱满鲜活，尽情铺张、环环相扣，掷地有声。接下来全书各章节，便一一在主人公公孙文或细致入理的观察、或刀劈斧精准的描述、饱满的喜感，将一个逐一拉开好戏连台一幕幕的化沧桑为平易。
幽默早虽是外来词，却是我们民族的自产。黑色幽默则源于西方民主的思想在现实面前受到一些人的怀疑，传统的道德观念遭到抛弃，生活与思想的真理受到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中小资产阶级出于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先天恐惧心理，在无所适从的社会背景下，于是产生了对现实采取嘲笑抨击，揭露和讽刺，幻想和否定结合在一起的“黑色”的“幽默”。宋欣将民族与世界文学中的幽默传统做了很好的继承发扬。
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 直面可怕滑稽的现实，用“幽默”对这种现实的嘲讽态度。幽默加上黑色，却没有绝望的幽默，将周围的世界和自我的滑稽、丑恶、畸形、阴暗等放大，却没有扭曲，足以证明宋欣成熟的写作能力。同时也应该看到，本书尚有明显欠缺之处。比如情节推进过程中，有些对人物特征式经历交待的重复，令阅读时有杂沓之感。再如，由于要将语言的幽默效果作为本书的鲜明特征，在一些章节中，主人公的语言不免用力过度而外溢，削弱了格调上应有的分寸。最后，是如何在使用鲜活生动的民间口语时，注意剔除其粗陋和恶俗的部分。祝愿宋欣再接再砺写出更好的作品。
《足与路》于2014年6月由辽宁作协创研部举办版前研讨。
活着并爱下去
—— 简评《一九六〇年的爱情》
讲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性和绝恋的《一九六〇年的爱情》，沉淀了60多年的故事，像金石滩的页岩一般层层叠叠在生命中堆砌，记忆之河换了一种方式，静静流淌。那千千万万个故事，也在他的心里攒着，在他的血管里沸腾着，在他的身体里横冲直撞着，他必须让它们顺着大脑和双手的闸口，热火朝天地往外奔涌，因为，它们停不下来。
2012年，徐铎用整整4个月，一气呵成近40万字的《1960年的爱情》；《1960年的爱情》，开篇讲的就是一个发生在金州城的真事，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家庭，因为女主人病逝，爸爸无力扶养七个子女，于是，他赶海赶来了河豚鱼籽，想毒死七个子女，一了百了，全家人一起死去。谁曾想，大女儿看着河豚鱼籽少，于是，到山坡上挖来了野蒜，还有小白菜苗，一起炖。是老天爷开眼，将一家人的翕命保了下来……书名叫《一九六0年的爱情》，其实爱情的叙写在全书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写得含蓄，隐忍，凄清，如一股暗流，有力冲击和震惊你以往对爱情固有的种种看法和定势。让你在重新打量“爱情”这个人类永恒命题的时候，经受一次隆重的洗礼。净化你的灵魂，产生宗教一般的圣洁情感。
《一九六0 年的爱情》谋篇布局及故事人物的设置，进入了一个自由的状态，如行云流水，毫不呆滞，石涛曾说的，“至人无法，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全篇不是由一个故事为主线贯穿始终，而是由多个故事组成，却又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物的出现和隐去，就像太阳东边升起西边落下一样自然，并不是作家硬牵出来和挥手赶走那样。英国作家约翰，富尔斯说，“我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只有不受我们的约束时，才开始变得活生生的。”
读《一九六0年的爱情》，联想到我们许多作家，总愿意跟在西方文学大师（主要指小说）后面亦步亦趋。在形式上叙述和语言上下死力模仿。有的模仿得几可乱真，但在要紧处就显出了致命的不足，没有西方大师那种在细节中发现生命真相的洞察力，并隐蔽地从体现生命真相的细节中抽出一丝一缕的经线和纬线，悄无声息地织就出一幅含蓄的，内蕴丰盈的，引人思索的，又饶有兴趣的关于存在的图谱。这是我们许多作家和西方大师的质的区别。
《一九六0年的爱情》在捕捉细节，追寻生命真相这方面已颇有成效，他直指小说创作的核心，径取小说内在的精髓，他开始向小说的艺术堂奥迈进。这是一种可贵的艺术自觉。
最后说说这本书的插图。插图是徐铎画的，一共八幅。画得拙朴大气，颇具神韵。如顾虎头所说，“气韵生动”，有专家说，“画家巧手者，夺物表之靓丽，非大境界也。求内涵生机生气，此为中国画生生不息之大道也。”又说，绘事之道当在灵性学识间，灵性使笔墨生动，学识富则意境深邃，内外兼修久之功必成焉。徐铎自幼拜名宿大儒学字学画，又博览群书，久事创作，几十年求索不辍，曾多次举办个人书画展，文化底气注入画笔，学识与绘事浑然一体，书画造诣自成风格，近大道不远矣。
作者：徐铎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5-20
ISBN：978753964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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