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复苏，总会催生出一种文学的新枝。当地球成为一个扁平化的“村”世界、网络革命带来的信息爆炸的形势下，孤岛这一曾被作家反复使用的题材似乎也悄然式微了。孤独绝境一向是用来作为人类勇气和智慧的对手，按照传统的思维，孤岛越封闭，人类打破它的愿望就更强烈。“孤岛”越是将人类置于文明的荒漠尽头，人们回归文明秩序的努力就越卓绝。在与孤岛的抗争中，人的精神性通常被放大和歌颂了。本季度长篇分别刷新了孤岛文学、抗战文学以及传记文学创作，使之呈现出或题材重合、或深度再现、或生动感人的阅读体验。
从鬼到人的旅程
——简评李宏林的《人鬼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审判。它第一次确认了非正义战争是一种犯罪，应该受到国际法的制裁。
无论是日本战争罪犯或者是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和伪满、伪蒙的战争罪犯，他们都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犯下了巨大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同这些战争罪犯算帐，给以严厉惩处。然而，中国政府从中国人民的长远政治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出发，对这些战争罪犯并没有施以报复手段，而是对日本战犯实行“一个不杀，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的宽大政策，对国民党、伪满、伪蒙战犯，也同样“一个不杀，分别释放”，并且本着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分别组织他们从事劳动生产或政治学习，并在生活上、疾病的治疗和护理上给以人道的待遇，采取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目的是逐步清除他们的罪恶思想，使他们转变立场，弃恶从善，改造成为新人。尽管对这些人进行改造非常艰难，但在中国政府英明政策的感召下，他们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认罪服罪，表示重新做人，并在获得释放后，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有益的工作。这一教育改造政策的成功，创造了国际战犯审判史和改造史的奇迹。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赞扬，连那些一贯敌视新中国的势力也不能不折服。.往事如烟，风雨如磐，在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我省著名作家、《辽宁日报》终身记者、辽宁省作协顾问、辽宁报告文学会会长李宏林的长篇小说《人•鬼•人》于年初出版。
首先，这部作品以新中国对日本的战犯改造过程为基本素材，以抚顺战犯管理所为原型，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从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到具体执行党的政策、落实具体工作的每个同志，还有反面的战犯典型人物，他们的个性鲜明，故事曲折生动。书上有名有姓的正面人物有27个，其中主要描写的有8、9个，反面人物（日本战犯包括愿意改造的）有20个，重点描写的有12、13个。作者占有了大量的资料、史料和素材，从而使故事情节生动，跌宕起伏，多处埋设伏笔，故事真实而不离奇，感人而不做作，虚构而不夸张。
其次，作品反映了一个深刻的主题。表面上是写的是我们新中国对战犯的改造故事，可是从深层次看，作品反映了一个人性的轮回：由人之初性本善到战争（也包括动乱）挑起人们的野性，使人变成了鬼， 再由和平、和谐和正义的感召的警醒，又使鬼还原成了人，如宗教上倡导的， 是一个“超度”的过程。作品中就生动地描写了一些诸如横山一郎这样的出身贫苦、生性淳朴的青年，在投身战争之后也随之做出了杀人、放火、强奸的恶行。然而，人类的价值在于崇尚正义。作品抓住这个普遍的话题，进行了大胆地开掘，从每个杀人不眨眼的罪犯那里深挖出人性未泯的种子，通过正能量的引导，让他们重新生发出来，这既是一个奇迹、壮举，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光明的希望：正义终究要战胜邪恶，人性终究要战胜鬼性。当那些战犯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罪行，从“内心深处”而不是浅表性、随附性地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时，我们看到了人性复苏的曙光、人类的朝阳又在升起。这部《人.鬼.人》用大量的人物例证，对人性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深入诠释和挖掘，这应当是近期长篇小说文学创作上的一个突破。
再次是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作品反映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故事，可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却无不透出作者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意识，那就是尊重人性，崇尚和平，讴歌文明，诅咒战争和野性。作者的民族性不是局限于本土，他把“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做了一个大大的说明，做到了极致。让人们通往读过突然萌发出一种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这才是我们民族性的真正体现。而对文明的讴歌、对战争的诅咒则是通过对这些战犯的改造、向他们列举他们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不仅给他国造成灾难，也同时给自己的国家、民众造成了灾难，战争是一只恶魔，一旦放出来就会对所有人类造成灾难。这个道理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
宗教中的“救赎”，长久以来一直是西方文学人类伦理和道义的精神传承。“救赎”是将原先是你的但归另一个人所有的财产重新买回来。希伯来语有一个类似含意的词是“释放”。在以色列有一条律文，要求买回或赎回原先属于自己家族，但可能因困难或穷困将土地买给了另一个人，并成了另一个人的奴隶。旧约圣经中的路得就是描写这么一种情形。先知和使徒们使用旧约圣经赎罪法解释神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道德上和精神上极度贫穷，因此出卖了我们的产业，从而成为了罪的奴隶(见罗马书6：15-18)，但神已通过他儿子的死亡为我们赎回了罪(见哥林多前书1：30)，当耶稣基督来临时他会恢复我们的产业，并给我们天国里的位置。 在《人•鬼•人》这本小说中，作家以“救赎”为本源，又突破了“救赎”的原有意义，为我们提供了重要题材文学化呈现的经验，提供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抗战文学的新视角，提供了站在今天的文化高度来审视战争战犯的可能性，更加彰显了一种大国情怀。
太平洋没有记忆
——简评吕丽华、郑艳玲长篇小说《情迷马绍尔》
《老人与海》里的桑地亚哥驾着一叶扁舟，完成着不可思议的奇迹，那里的孤岛完全站在人这一边，是桑地亚哥同盟军，而且是勇气再次启航的必要保证。《白鲸》中作为孤岛符号的依然是船。这艘船体现出了一点点的自主性，它是被需要的连接神秘主义的难以驾驭的厄运之剑。由于这次的孤岛有所放大，故事中的人物有些类似于《蝇王》一样构成了封闭的社会。《情迷马绍尔》的作家似乎无意于以孤岛猎奇，却同样展现了人们身处困境后的忍耐、挣扎。
长篇小说《情迷马绍尔》源于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1997年早春，颇具实力的民企老板林健雄头脑一热，听信了经理唐义的建议，意欲借助投资免税等优惠政策，选定在太平洋岛国马绍尔建立一座服装厂。考察、选址、招聘等系列节目旋即开始。月薪500至800美元、附带优厚待遇及保险的广告引起应聘热潮，那些或因在企业待岗，或已经下岗，生活窘迫的人们纷纷报名应聘，为交纳两万元风险金，他们或拿出多年积蓄，或东挪西借，甚至不惜抵押房产才得以成行。谁知造物弄人，他们从踏上马绍尔始，没有一天开工，没有一份订单。工人们因停产滞留在异国他乡。人们为热带岛国绚丽景象带来的新鲜感只持续几天后，随着生存艰难、希望破灭、精神焦虑，人们逐渐绝望……转眼一年多的时间过去，石岩组织大家自救外，还发动大家联名给政府写申诉信。政府两次派工作组前往马绍尔考察，经与服装公司多次谈判，终于签订合理的补偿条款，并安全撤回工人。
一是在熟练结构故事、刻画人物方面，作家是成熟的。小说情节的展开，人物性格的走向，由始至终都是在或此或彼的“极性对立”——即矛盾对立冲突中进行的。石岩、梁子、刚子、王霞、翠玲们是安于勉强温饱却看不到前景的生活原地终老到死，还是在机会来临时抓住希望，让人生一博？陷于尴尬境地后，是自认倒霉、接受现实中一个失败者的角色 黯然返乡，还是不甘命运、继续守候以求转机？作家以大量真实且具有感染力的细节铺陈，让人物们的选择具有价值光芒。惟其如此，才能使命运的嘲讽无法过度消解生命尊严，卑微众生茫然无措的挣扎努力也才具有美学上的积极意义。
极性对立是西方文学以及戏剧经典创作 依仗最多的工具之一。在最基础的层面上，故事、人物、以及人物性格中不同的自我都可以相互争夺，从而上演一出出精神、肉体、灵魂、命运的大战。直到冲突被解决。在冲突中，以一方胜利达到平息，或两方和解。作家在本部长篇中，将极性对立运用到较高的境界，即主人公们各自或自我的冲突不只是低层面上的平息，而且升华了生命，锻造出了新面貌。黎阳是作家饱含同情成功塑造的一个美好、尊严、立体感丰富的女性形象。小说前半部的故事里，她对命运的顺从多于抗争，利他主义的牺牲多于完善自我。比如，作为她与石岩人物纠葛的背景，读者知道原来她在青春时代曾忍痛放弃热恋三年的石岩，只因为石母闹上门来，让她为石岩能够进城、高配作出牺牲。她也可以远离儿子，接受临时顶替因骨折不能出国的丈夫的使命远走马绍尔，并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有意安排她同行、以便监督她行踪、防备她越轨的小姑子如梅。甚至在如梅肾炎复发、无钱买药之际，鬼使神差地随着姐妹走向停泊在港口的远洋轮船……黎阳深爱石岩，她承受煎熬、压抑激情、恪守感情底线，在艰难困苦中与之互相理解支持，直到在返回祖国登上飞机后，她才悄然下机，将丈夫因误解而寄来的离婚协议书签字、将友人资助的三万美金及一封令人肝肠寸断的信留在座位上的包裹里，托如梅带给丈夫和儿子。这应该是黎阳平生做出第一个无奈、悲壮又坚强的选择。她选择独自留在马绍尔，以打零工糊口。夜宿板房，日晒荒野。无言又决绝的行动昭示她内心凛然不可侮亵，灵魂也不再自我放逐。她的此举在石岩、付强生、如梅等所有人的心灵引起强烈震撼和同情。她不仅为自己和石岩的爱情打造成一座精神花园，也使自己升华成一个自觉探索命运、抵御不公、追求幸福的新女性形象。随着黎阳命运起伏、内心纠结的进度，读者也为之一读三叹，心灵共鸣。
二是作家在本书中对非常态环境中人性脆弱的适度揭示，及人物道德应急或部分分裂所抱有的客观、宽容，是成熟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积极的探索，和理性的态度。
工人们虽然平安返回家园，但对江明远、刚子等一部份曾因孤独、渴望和抚慰身心的需要而“出轨”的人们来说，马绍尔潮湿的记忆弥漫着欲望的回归、人性的无力无助和心灵的忏悔。异国港口、不明国籍的船员、奢华的船舱则是苹苹、王霞、高翠玲们不堪的经历。作家揭示着人们在岛国的生活困境，人们的屈服盲从的同时，也写出他们在国内个个都是尽职尽责的丈夫妻子，一心努力为家人创造幸福。他们并不是情操低下道德沦丧，而是人本身对不可抗力之绝望后的无奈之举。作家宽容了人在非正常危机状态下的脆弱性和渺小性，用血肉丰满的系列人物在非正常危机下，人性的顽强表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反抗绝望，并不能牵引到人性的泯灭层面作道德判断，也即德性化，在这个危急中，人们全部困死才是不符合人性的，而全部道德的合理性就是努力自救，如果我们把特定危机中的人性表现按照正常伦理道德判断批评，一律定位为恶，以道德优越者自居，那才是肤浅、愚顽不化的。正基于此，读者才会在看到王霞为能早与亲人团聚，不惜委身台湾轮船船长，想藏身轮船回到家乡。当计划破产，被拖下轮船时，那声声嘶喊哭才令天地动容；黎阳为供儿子上学，为小姑子治病，接受了农场主季先生的爱，却在客厅邂逅石岩时的悲愤真是天下最残酷的情景。而当高翠玲生下的父亲不明的孩子被姐妹们善意送人也断念想且能保住国内的名声家庭一幕，当是天下最悲剧的时刻……
作家将包容和大爱的情怀，借工作组宋组长一番不同凡响的讲话完美地体现了出来：“大家在马绍尔期间，由于各种原因，或为经济所迫，或为情感所累，或因寂寞无助，做过一些有悖传统道德的事……在即将回国之际，许多人都有一块心病，唯恐回国后毁了家庭，受到组织处分。”接着宋组长说了一席令世界动容的宣言：“黑西哥人有一句名言：太平洋是没有记忆在地方。咱们以今天为界，忘掉这一切，让海水将它们抹平。任何人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起先传播。我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呼吁大家请求大家，为了我闪两百多个家庭的安宁和睦，为了我们下半生的幸福、为了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为君子隐，回国言好事，家家保平安！”接下来，在场的200多个人在宋组长提议下举起双手宣誓：左手代表绝不做伤害同胞的事，右手代表对做出承诺的朋友包括自己表示敬意！”于是现场手臂如林高举，人们则抱头痛哭……将故事推向一个高潮。
《蝇王》是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借小孩的天真来探讨人性的恶这一严肃主题。故事发生于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核战争中，一群六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在撤退途中因飞机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岛上，起先尚能和睦相处，后来由于恶的本性的膨胀起来，便互相残杀，发生悲剧性的结果。作者将抽象的哲理命题具体化，让读者通过阅读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激动人心的争斗场面来加以体悟，人物、场景、故事、意象等都深具象征意义。《蝇王》是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飞机失事而跌落孤岛，《情迷马绍尔》是因为下岗浪潮，和平社会里发生在争取工作权的大战。《蝇王》是一个核武器泛滥的世界，人们为逃避牺牲，保存人类延续“种子”，《情迷马绍尔》是为了使生活值得过下去。戈尔丁笔下的一群孩子冲动野蛮，马绍尔岛上的工人生活狭窄见识短缺，在信息封闭后，对现实和未来的判断极其有限，从而无法成为真正公民社会、法制国家里真正的孩子。英国作家戈尔丁笔下孩子们成立自救组织，以维持小社会秩序。马绍尔则是一个没有鲜明组织色彩的小核心，人们没有立约，没有章程，出现问题时只能被动地做低级简单的处理。第一个发疯的昌子连首府医院都去不了，只能由工人输液照看，临时速配的男女同样没有承诺约束，只有短暂而本能的苟合。他们心理约束只是脆弱的羞耻心，并没有上升到心灵大忏悔。假如人生再沦落至此境地，一切的一切是否还会上演？
黎阳是惟一一个超越了集体相似命运的人，但仍然不是一个重生意义上的新人。她的成功也只是具备了比原来优越了一些的经济能力。在结尾，作家设置了她与石岩终于有情人成眷属，并投资5000万自建一座报装厂，否极泰来，善报福回，小说以大团圆结尾，满足了人们好莱坞似的世俗想象。 在《情迷马绍尔》中，政府派了工作组，在企业和工人之间充当协调人，可以形容为理性、有能力的人，可以充当“大人”。而在世界经济动荡的大潮下，当某一天政府作为经济意义上的“大人”沦入破产时，谁又能救助这个经济意义上什么都不是的“大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作家作家听说了这个真实的故事，以职业敏感意识到是一个可大书写的题材，专门采访了一年多的时间，与众多当事人采访基础上，几易用其稿，完成了这部长篇。即避开本乡本土的禁忌和当事人顾虑，又适度地维护原型的隐私权，在分寸把握，真实度上取舍有度，是颇成功的一部小说。结尾处，作家颇肯匠心地安排翠玲生在马绍尔的孩子与生身之父方明相认，正如《福音书》所说：“一个婴儿降生在我们中间”。预示苦难终会过去，光明总在眼前。
君子有书
——简评程歆的长篇小说《霜叶红》
长篇小说《霜叶红》以自传体笔法，记述了男主人公夏风在半个多世纪里的学习、创业、爱情经历及命运变迁，展示了一个乡村青年的境遇和命运轨迹，是一部自我救赎的励志传奇。
说到自传体小说，人们很容易说到毛姆的《人性枷锁》（又译“人性的枷锁”），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等。程歆在回答记者问时，也透露《霜叶红》是向《约翰·克里斯朵夫》、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的致敬之作。
《人性枷锁》是毛姆的代表作，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书中主人公菲利普· 凯里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辛酸遭遇，大多取材于作家本人早年的生活经历；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更是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切身感受。但是，“《人生的枷锁》并非自传，而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说，里面事实和虚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作家是依仗事实的启示，“使用小说家的权限，炮制了若干故事来写我创造的人物。”换句话说，在这本小说里，毛姆打破了事实的拘束，虚构了某些重大情节，塑造了菲利普·凯里这一人物形象。通过描写主人公的曲折遭遇，揭露社会从精神到物质上对人的折磨与奴役。 菲利普·凯里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青年，患有先天残疾（跛足），性格孤僻、敏感、执拗。他自幼双亲亡故，在冷漠而陌生的环境中度过童年；进寄宿学校之后，饱受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的摧残；而当他跨入社会，又在爱情上遭到残酷打击。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荆棘丛生，他每跨一步，都要经受一番痛苦的折磨，并在身心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小说着重描写他如何挣脱宗教和小市民习俗这两条禁锢人类精神的锁链，力图在混沌、纷扰的生活漩流中，寻求到人生的真谛。
写自传似乎不算艰难，但作家“如何挣脱宗教和小市民习俗这两条禁锢人类精神的锁链，力图在混沌、纷扰的生活漩流中，寻求到人生的真谛。”却不是简单的事。
一、疼痛人生的精神升华
程歆在《霜叶红》里，也写有真实的疼痛。生命进入晚年，一场大病不期而遇。顺风顺水的生意代替不了灵魂的回首，主人公夏风决定一一访问那些过去时代留下生命印记的人......还有什么比知道生命短暂、时光不再而更疼痛的呢？疼痛是对人生的感叹，是对世界的回声。因为疼痛而有了倾诉的欲望，因为疼痛升华了精神，支撑了全部叙事。倾诉当是人类寻求理解的最普遍的精神欲望。当倾诉的欲望覆盖了其它欲望之后，自然会涌出写作的冲动。对文坛之外的很多人来说，特别是上了年岁的人，写作的开端，往往是“个人历史”。每一种个人史，都是整个社会史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最细微的一部分，也大有存在的价值。
二、个人记忆与民间记忆的交融
通常个人记忆、民间记忆是相对国家记忆而言的。首先，说《霜叶红》属于民间记忆写，大概是指架构小说的主要线索并不以国家变迁、民族动荡做为主线，而是主线之上的一种个人历史的回声。与毛姆擅长突破“事实的拘束，虚构了某些重大情节”相比， 程歆也许是过于拘泥了。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夏风身世坎坷，自小就因其富农子弟的身份备受歧视，饱尝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磨难。他虽聪敏好学，上进有为，却只能沦落在家乡农村。但倔强的性格又使他不甘沉沦，而是努力跋涉与前行，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抓住一次次机会展露出才华，最终成为一位出色的技术专家和成功的企业家。与坎坷经历相伴随的，则是其一波三折的爱情遭逢。他与少女夏晓娟的恋情青涩、纯真，最后却与另一位深爱着他并与其共同经历风雨的农村姑娘高雪梅相爱结合，相伴一生。但是，初恋刻骨铭心，双方的情感深处又始终埋藏着难言的苦楚和无尽的惆怅。其次，一些评论家肯定了作品的自传属性，肯定了程歆的叙述有一种别样的诚恳。诚恳或可以说是真实的代名词。作家虽然依赖于真实，却仍然能突破真实束缚，超越遗恨，向他心目中的所有好人，表达跨越时空的敬意。
三、在结构上，作家设置了对疑惑的追问，引导读者将各种人生疑惑作为阅读切入点。职业小说家，其实都是冲突的制造者，他们折磨笔下的虚构人物，让他两难，让他煎熬，当他摆脱两难，摆脱煎熬的时候，小说也走向终点。这是小说写作的一般规律。当然，文无定法，比如汪曾祺的风俗画小说，就对此持有藐视态度。
程歆要“尽量理解他们”，这是一种跨越仇恨的良好愿望。程歆都果断地淡化了那些曾经有过的敌视和凌辱。那些被省略掉的文字里，蕴含着一种可贵的品质。
最后，这部小说结构清晰，内容丰满，叙事流畅，既是一部自我救赎的励志传奇，又是一曲凄美缠绵的爱情乐章，展现了一幅多彩的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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