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具有着丰饶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土壤，关注现实，摹写现实，揭露现实问题，展示时代风貌，是辽宁文学久远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2015年辽宁第二季度中篇小说中大部分是作家面向现实的言说，它们或是着眼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溃败，或是揭露官场黑幕，或是展示生存危机，或是在现实的苦难和不幸中探究人性的丑陋和美好。
通往现实之路不是狭窄的一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它们有的可能针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正面强攻，有的可能是在时代大潮下撷取一朵小小的浪花，在家长里短中管窥时代风云，当然人是作品的主人公，社会无论发生什么，最后都要人来承担，而对于人在某种时代背景下，某种生存状态下的人性展示和命运描摹，才是作家最终的创作目的。
力歌刊发于《当代》杂志的中篇小说《换个环境》是一篇比较厚重的作品，该作品延续着力歌一直以来贴近现实创作的理念，将党校学习班所体现的官场生态与乡村的现实问题揉成一体，从省到市到县到镇一直到村，象一条直线，将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串联起来，而最后星星村严重污染问题的解决，虽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毕竟让读者在文章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小说有筋骨有血肉，有主干有枝桠，容量较大，辐射较广，孙本林、刘诚等人物塑造也比较成功。小说中，无论是省作协副主席孙本林，省监察局副局长刘诚，还是省政协副秘书长女干部李学昕，以及基层干部杨镇长和石世荣，他们作为官场权力链的神经末梢，虽然有勇气有良知，但处于官场弱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星星村的污染和那条从上到下的腐败利益链条最后还要仰仗李学昕当上副省长进入权力中心才得以解决，在这一点上，小说具有着一定的疼痛感。如果小说中流行段子出现的数量和场合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应该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文本气质的形成会更加有益。
董书敏刊发于2015年第5期《岁月》杂志的《桃花源》一文，是一篇关于人类失乐园的小说。
“桃花源”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获得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它是乌托邦，是中国文人的理想之地，是美丽清净不为世扰之人类乐园的代名词，“桃花源”里桃花盛开，人类顺应天道，幸福地在花开花落中轮回着自己的生命。“桃花源”无疑是人类农业文明的产物，在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中，人类必将告别“桃花源”，走出桃林，走向自己的宿命。董书敏在这篇小说中，有意无意地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人类走出桃林后的命运，演绎了一曲人类失乐园的悲歌。小说中的
桃花源桃林被砍变成了化工废料垃圾场，严重的污染使村庄里癌症泛滥，人们失乐园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悲惨的命运。小说中，憨厚的董争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为了能够阻止这场噩梦的继续，用自己的生命做着无谓的挣扎，而村人的种种劣根性在作品中也得到了一一展示，他们冷漠短视，欺软怕硬，见利忘义，自私自利，乐园之失，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人的问题。小说中，无赖董三的形象很生动，他最后能够仗义出手，甚至不惜以自己的血来阻止悲剧蔓延是真实可信的。
张忠诚的《矿山背尸工》发表于2015年第7期《章回小说》，这又是一篇向现实发难的小说。小说以煤矿为叙事主要空间，宋乔山所从事的特殊行业使小说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窥探现实。矿难有等级，死亡的人数决定着矿难的等级，而等级高了煤矿就要停产整顿，矿主就要蒙受经济损失，所以他们就要想方设法在死亡人数上做文章，这样就催生出一个新的职业——矿山背尸工，背尸工的工作就是受雇于矿主，将会造成矿难等级升高的罹难者尸体偷运出坑道掩埋起来。背尸工掌握着矿主天大的秘密，所以他们的薪酬要远远高于普通矿工，一般来说，这些背尸工也都拿钱办事，看在钱的面子上守口如瓶，遵守所谓的职业道德，但小说中的宋乔山却是一个例外，他将他背出来偷偷处理的尸体都记录下来，并在掩埋处做下了记号，也就是说，宋乔山是个良知未泯的背尸工，也正因为他内心中还存在着柔软的地方，所以他才会为了罹难矿工的遗孀春叶暴露了自己，最后被设计出的一场矿难夺取了生命。小说中与宋乔山的仁义相对的是矿长吴友山的歹毒，狗腿子何旺子的阴险，而春叶的出现在小说中仿佛一抹绿色，这个美丽且重情重义的不幸女性让故事拥有了别样的痛感。值得深思的是，无论是吴友山还是何旺子，他们都是矿工出身，并不是煤矿所有者，他们和宋乔山和那些死难矿工，以及正奔在死亡路上的矿工一样，有着同样的来路和历史，他们对那些曾经是同一队伍里的难兄难弟并无怜悯，并不手软，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冷血，如此残忍？
苦难并不总是以血淋淋的面目出现，苦难有时候是一种长久的折磨，是一种内心的挣扎和经久不息的疼痛。
2015年第7期《小说选刊》上刊载的《我们的悲悯》是安勇近期的一篇力作。远房表哥小金宝的不幸仿佛一粒石子投进湖心，涟漪不断荡漾，荡破了“我”和家人正常的生活。母亲是善良的，她的孩子们也是善良的，但他们对小金宝的悲悯不但没能够将小金宝从不幸中拯救出来，却使他陷入了更深的不幸。当“我们”成为溺水者小金宝的救命稻草，“我们”却对小金宝欲救不能，欲罢不忍，最后只能在良心的折磨中狠下心来，将绝望的小金宝又推回死亡的境地。小说读来阵阵揪心，这样的故事其实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每个人都有善念，但每个人都有私心，大多数人是在保证自己的生活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去帮助别人。善良的母亲一方面舍不下不幸的小金宝，一方面又心疼自己的子女，不想子女因为自己的善心而为难。小说围绕着拯救小金宝的烦恼，在描述母亲欲罢不能的心理挣扎时，也展示了所有人的生存困境，我和妹妹生活的艰辛，小金宝妻子残忍里面的无奈，而小金宝更是这出人间惨剧的主人公。小金宝是不幸的，但他最大的不幸是被所有人抛弃了，包括他的亲人，因为他的存在给人们带来了麻烦，他只有速死才能成全所有人，但这个可怜的人是多么渴望活着啊！“我们的悲悯”这是一个多么耐人寻味值得深思的话题。
于香菊的《常回家看看》刊发于2015年第3期《芳草·潮》，这也是一篇将目光投到生老病死和人伦情感上的作品。作品中的鞠湘人到中年，母亲不但年老病重还老小孩儿一样任性固执，鞠湘为了尽孝，在城乡之间奔波，在亲人之间周旋，每每感觉身心俱疲。作者并没有围绕鞠湘的苦恼这一件事情来写，而是将鞠湘的亲戚和身边人类似的烦恼都纳入叙事之中。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有着无尽的烦恼，她们在应对老人的赡养问题，再婚问题，以及亲情冷暖时都疲惫不堪，无论是姑表哥、表嫂、表妹，还是姨表弟、姨表妹，亦或是美容师、金姐和四个好姐妹，她们都有与各自父母亲人有关的一堆乱糟的家务事……小说触及了养老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人老了会生病，生病的老人会变得性情古怪，儿女们如何忍受和应对？而当配偶去世，老人若是重组家庭，又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子女如何处理复杂的家庭关系？小说与其说是在书写女性人到中年的苦恼，不如说是在揭示人在当下的生存处境，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所面临的考验。
郭金龙刊载于2015年第3期的《碧流河》和于永铎刊载于2015年第6期《海燕》的《鲨鱼湾狂流》与以上作品切入现实的角度不同，它们没有选取重大题材，也没有涉及突出的社会问题，既不追求厚重的社会历史叙事，也无意于人生苦难的讲述，它们只是从人物的某种个人生活方式选择上来表现某种不一样的人生。郭金龙《碧流河》讲述了一次女子云和她驴友们的碧流河户外之旅。女子云是一个有特点有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不喜世俗纷扰，远离社会，甚至疏远家庭生活，象她的名字一样，整个人飘浮在理想的空中不真实地活着，而向往大自然的她经过碧流河历险之后，终于回归亲情回归爱情回到了真实的生活里。于永铎《鲨鱼湾狂流》中的朴先生与女子云相似，也是个漂浮在空中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但《鲨鱼湾狂流》的主角并不是这个理想主义者朴先生，而是一对做梦都想发财的小情侣，这对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小情侣渴望通过朴先生的成功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小说中写的是三个渴望成功的人，只不过他们对成功的理解并不一致。《鲨鱼湾狂流》具有一定的传奇性，朴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最后为救阿丽自动葬身鲨鱼之腹更彰显了这个人物身上的复杂性。这两篇小说无论是结构安排还是文本的疏密度，亦或是语言的诗性特征，都体现了作者叙事上的努力。
栾世君发表于2015年第6期《章回小说》的《贼行千里》和叶雪松发表于2015年第5期《滇池》的《火狐狸》是真正的传奇性文本。《贼行千里》中的故事核是偷窃团伙老大与偷窃对象所进行的一场偷与防的较劲，但在较劲中，七十年代大上海的黑道乱相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得以在作者笔下呈现。一个身上没有几个钱的猎物为什么让大盗贾六大动干戈，就是因为好奇，因为人有较劲的天性。猎物身上明明有些钱他们却找不到，这挑战了贾六的职业尊严，吊起了他的胃口，为此他不惜随猎物上船千里跟踪，然而他没想到，这个人仿佛是上天派来救度他的菩萨，那艘船直接将他度到了彼岸——船上的一系列经历让他幡然悔悟金盆洗手与自己的大盗生涯彻底告别。小说具有着轻喜剧色彩，题材独特，故事曲折，镜头感强，读起来仿佛一部影视剧脚本，其满篇的偷界术语，增加了小说的陌生化效果。
叶雪松的《火狐狸》将鄂伦春族的阿姆巴爷爷和满族的奶奶耶布淳格、爷爷铁法三人之间的传奇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小说以东北沦陷为大的时代背景，将三个人感情纠葛的故事置于掀起淘金热潮和燃起抗日烽火的大兴安岭深山老林，以神秘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鄂伦春、满族的民俗风情给小说涂抹上绚丽的色彩。 小说以深林中的火狐狸来比喻阿姆巴爷爷和传奇女性奶奶耶布淳格，他们善良热烈勇敢，关键时刻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虽然这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但故事中的人物都是热血儿女，他们所演绎的也是充满正能量的爱情悲剧，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关东传奇。小说以复调形式呈现，故事的时空被作者有意扩展，而不断出现的鄂伦春语和满语使小说获得了一种别样的风情。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作家原昌在这一季度出版了《前事不忘——原昌小说散文选》，该作品集中收录了作者七部中篇小说：《主编这个人》、《女作家的一天》、《义殇》、《爱犬》、《食品店的一天》、《偷看天书的官迷》、《庙会血案》。原昌先生的创作一直植根于现实生活，即使如《偷看天书的官迷》这样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小说，也是从现实出发并为现实服务的，而他的《义殇》更是一部沉重的现实主义作品。
总之，这一季度我省的中篇小说创作基本与第一季度持平，而我省的文学创作如果要实现大的突破，真正从高原走向高峰，也许还需要作家在思想能力和艺术视野上下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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