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肯定不仅仅是哲学命题。文学对“欲望”的书写也是浸透纸背，“欲望书写”甚至成为一些作家的癖好，生生长成一片张牙舞爪的人性景观。

　　本季度几篇小说或充实欲望的内涵，或透过欲望本身及其背后的驱动，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于是，也都加入到这个景观中去。其中，牛健哲的《再转弯》、郭金龙《别动我的打火机》将人的虚荣与物欲追求符号化，侧面描摹整个时代的浮躁、虚华和拜金主义，揭示了执着于物欲失去自我而不自知的可怕生存状态；张忠诚《烟灰缸》、张艳荣《安拉的选择》中的金钱与罪恶、迷惘与沉沦，揭示了人在欲望的魔咒中不能自主、不能自拔，最终只能走向覆灭的深渊；李铭的笔记体小说《柳城人物》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行文中不见焦灼、喧嚣与颓废的气息，以朴素清朗的“民族与精神”形成对“欲望书写”的一种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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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健哲《再转弯》讲述了“我”的一段“艳遇”，所以是写了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小说中的女人林琪曾是“我”心目中的梦幻女孩，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二人相遇，林琪已有“大有来头的丈夫”，可大概过得并不快乐，否则不会那般“怀旧”地与寒酸的“我”靠近，主动约喝咖啡。“我”显然觉得这从天而降的“艳遇”有些别扭。当两人深夜被困在大厦后，“我”的不解风情与“求助无门”使得林琪变得消沉。正当我在黑暗中无奈地等待天亮时，林琪老公一个电话，十几分钟后大厦为林琪重燃灯火，甚至还安排好了她连夜回家的车。分手的时候，林琪再次变回了“汪太太”，在吉普车上疲累地朝我挥挥手，而“我”则“朝远去的车挥手，直到车开出一个街区”。文章探讨了欲望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欲望的膨胀和消费的异化导致伦理的失衡，进而导致人的尴尬。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个金钱世界中被抽空精神、被欲望填满的女性形象。作家笔下的林琪既非完美无缺也不是十恶不赦，她是这个时代的衍生品，可以在每个人身上找到影子。

　　 “我”代表了众多淹没在都市中碌碌无为的“宅男”，他们或许才华横溢，却冷静平淡地对待欲望。他们的生活稳定平实，与一切“高档”不沾边。对于“我”的寒酸，文章用了诸多细节描写，比如“地铁口也就在眼前了，我收住脚步，心算着我要乘坐的站数和相对应的阶梯票价”， “这几个月吗？我在给一家出版社做图书文字校对……几个月之前呢？之前是……另一家出版社”。小说中隐藏着“我”对“欲望”的冷漠，形成了极端的“等待”，即采取一种不采取行动的行动。 “我”对待林琪的“主动”也是一种不采取行动的状态，尽管拥有理智却没有本着思维的因果逻辑而做出决定，并将“等待”作为一种“策略”。“不做任何决定，尽管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这确是人们经常会不假思索做出的一个决定，不管最后结果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还是讨厌、难堪。”

　　这篇小说虽为“艳遇”其意却明显不在“情欲”，作者希望揭开华美表象下潜藏着的遗憾，以反映都市中被过度膨胀的欲望所累的青年男女尴尬的生存状态。小说结尾“我”找到了当年的读书笔记，“开始了我最擅长的回味和想象”，准备留下一首新诗。这是否可以让我们多少释怀，认为“我”之前所表现的“厌倦感”只是源于我的“手足无措”，而非对生活缺乏欲望，随着稍后即来的文思，“我”的欲望便流淌在一首首诗中。

　　郭金龙《别动我的打火机》讽刺了“我”的虚荣心和拜金主义，同时反映了现代消费社会所处的一种普遍状态，即人的自我是自身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车子、房子、票子等一切附加的总和。美国经济学家、社会批评家托尔斯坦·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探讨了消费社会“物的力量”。他无奈地告诉我们，“我们认为我们是独立于房子等物质的个体，但是任何物质之间的微妙关系使物质对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人对物质的影响。人想要钱仅仅是因为想要钱本身，而不是钱所能够买到的东西，因为金钱象征的社会意义已经超出了金钱本身。”

　　小说中“我”是个名副其实的穷人，但“我”有个身家过亿性情豪爽的表弟，他能轻轻松松让“我”拥有为数不多的富人拥有的爱物，比如一个美国“芝宝牌”打火机。这个打火机作为线索贯穿全文，既象征“我”的虚荣心，又隐喻“我”的自欺。打火机带着魔咒控制着主人的“自我感知”。“自从我有了令人骄傲的打火机，同事看我的眼神和过去不一样了……领导也对我客气了，几次饭局上，别人以为我是领导呢。”不过，事情也并非像我想的那样。果在一次单位的饭局上问题来了，“我身边的领导拿起打火机欣赏了一阵子，只见他把打火机放在右手的手掌心里，手掌不住的掂来掂去，然后，打火机在他的手掌上没有规则的上下跳跃，……我心里有些不愿意，你那么大的领导，怎么那么没深沉，喜欢这东西自己买一个，何苦拿人家的东西过瘾？我心里厌烦，浑身都觉得不自在，但总不至于和领导翻脸。” 小说对“我”的虚荣和心理变化描写细致入微，可谓行由心定，知行合一。

　　对于“我”而言，打火机是“富人”符号，我心知这“富”不属于“我”，但只要打火机在手，“我”就有了一种做富人的错觉，这也是“我”不让别人碰打火机的心理动机。 “我”希望像表弟一样获得他人的尊重，这种欲望使“我”离“我的本质”越走越远，陷入一种癫狂之中，引发了一系列因打火机惹的麻烦事，呈现出集体性的虚荣和浮躁。虽然小说的结尾 “我”丢掉了打火机，实现了“自我转变”，而人与人之间本质关系的恶化却是作品中一个固化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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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忠诚的《烟灰缸》则不客气地让欲望悲剧化了。貌似理性的有秩序的世界其实蕴藏着非理性的失控的危机，温情的面纱被撩开，露出的是触目惊心的罪恶与暴力。

　　城市景象与底层生活的落差是培育欲望的肥沃土壤。主人公施吉祥深知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越过“等级的高墙”。一个不起眼的烟灰缸——被鲁教授视为要带进棺材的“无价之宝”很偶然地给了他幻想，激起了他对金钱的强烈渴望。有了钱，他可以购买高贵的穿着，可以出入豪华的场所，享受热情的服务，得到别人的尊重，甚至遭遇爱情。鲁教授的毫无戒心催化了他的欲望。当施吉祥试图偷走烟灰缸时被鲁教授发现了，鲁教授平静地讲述了烟灰缸的来历，烟灰缸就像他的妻子所以无价，而对于旁人它就是一块石头，因此希望施吉祥就此罢手。施吉祥听说烟灰缸不值钱后动摇了，但随即开始怀疑这是鲁教授的伎俩。结尾一句“施吉祥迅捷地做出了一个掷铁饼的动作”似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因此留下很大的空白。作者将人性的灰暗角落放大，同时也放大了人性的摇摆不定。在人性的镜像中终于照出我们不堪，人被欲望打败，一步步走向覆灭的深渊。

　　张艳荣《安拉的选择》基调是痛苦和压抑。安拉是一个病重孩子的母亲，还是另一个即将出世孩子的母亲，职责几乎窒息了她的生命。为了给孩子治病，她和丈夫想尽办法，可仅存的希望竟是“放弃”。要想让孩子有机会活下去，安拉就要偷偷摸摸把她送到婴儿岛，她虽不再是孩子的母亲，而至少孩子能“逃个活命”，可安拉依旧无法摆脱心灵上深深的自责。母亲最终也没能把孩子送走，只听到字里行间嘶吼一般的风声、哭声、心声，去婴儿岛短短的路程变得寸步难行……医院催要住院费的时候，金钱在此时是生的希望，不是欲望而是需求。小说中“疼痛——无力感”这一情绪是潜在的叙事线索，使我们看到苦难的力量如此强大，强大到随时会超过人的承受极限。作者似乎也无法给安拉和孙成找到更好的出路，只好让他们走向疯癫，为这无望的图景增添一些荒诞与虚无。小说的尾声，安拉时而入梦，通过极度夸张借用“荒诞叙事”，将现实与非现实糅合在一起，寓严肃于荒诞，使作品更有张力。“安拉做了一个永不醒来的梦，梦做到最后，安拉做出了出乎意料的选择。孙成和孩子压根就没在他的生命中出现……她两手空空，心里空空，轻盈的像只蝴蝶，闪动着翅膀，飞出了黑暗。她梦见了初恋情人，那年她才十八岁，他也十八岁，他们手挽着手在田埂上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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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再转弯》的欲望都市，穿过《烟灰缸》的罪恶之城，李铭的新笔记体小说《柳姑娘》《慢先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他以一种“寻根”的姿态，绕开对欲望膨胀“扁平”的指责，着力于关注民族的精神和命运，为现代的危机寻求出路。

　　就形式而言，新笔记小说是古代笔记小说的现代延续，它不仅承继了传统，而且使传统的小说样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光彩，因此兼有了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特征。小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作者没有哀呼岁月的艰苦，反倒抓住了柳姑娘的血性，慢先生的刚正，承继了古代笔记小说的文学精神和艺术旨趣，体现出鲜明的传统性特征，让“欲望书写”变得饱满而有力，完成了最理想的诠释。

　　作品虽非讲述当下，但却足以引发我们的反思。《重大人生启示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极为特殊的历史转折期，物质文明发展到这一步注定了精神（信仰）的缺失，灵魂空虚、物欲横流，人们的精神堕入虚无主义，只能沉浸在金钱物质欲望和肉体感官刺激中，有各种不安和痛苦。多少年轻人也失去了纯真的理想和纯美的爱情。这绝不仅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悲剧，而是任何一种生命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注定的悲哀。”

　　“欲望书写”提出了对城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历史与伦理等价值范畴的观照。 “欲望书写”与“寻根话语”是解决现代精神危机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