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是作家的一种人文和精神原点，是情感寄托后的灵魂升华，是对土地眷恋中培植出的文字气质，是生命坐标中的地域性成长。一位作家的创作若可以走得很远，其中必有扎实的本土地域经验和宏大的全球化视野。原乡的，也是世界的。

 

从严酷的人生中挑出温暖
简评孙惠芬《后上塘书》
 

　　黄昏时分，一声惨叫引起了上塘人的不安和慌恐。村民于吉夫接到一个电话，他的连襟——刘杰夫的妻子徐兰在翁古城的家里被杀。

　　刘杰夫是上塘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多年以前的一个冬天，他辞掉歇马山庄村长，跟歇马镇一个有背景叫方永和的人干工程去了。不久刘杰夫搬出上塘，他开夜总会，开矿，当老板，在福建有公司，在翁古城还有豪华大酒店；他在好几个城市里都有房子，家里有保姆佣人保镖……有一天，这个被传的神乎其神的人突然又回来了，他不但回来了，还挨家挨户流转了土地，当选了村长，更改了村名……

　　一时间，大有衣锦还乡意味的主人公，似乎已经将深层次下灵魂绞纠的存在与虚无、现实与梦想、罪恶与救赎幻化成一出奋斗者的成功励志书。随后，作家开始将网口打开，从容不迫的讲述起一个个让读者心灵产生深深震撼的故事。

　　与那些历经沧桑回归故乡、甘于平淡的人们相比，回到家乡的刘杰夫并没有解“商”归田，停泊下来反思自己的资本之殇，而是继续寻求扩大再生产。城市的资本积累，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生命的深层本性，乡村对于他又怎能一下子成为灵魂栖居的所在？同样那已经被城市点燃起的七彩欲望，也无法在乡村重新获得安宁。这一切并不突兀，妻子的意外死亡和寻凶过程，果然使其不为人知的血腥、野蛮之资本积累史昭然若揭。作者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深沉的审视和剖析。同时，我们也看到刘杰夫的发家史、奋斗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是在个人和众人相互交织、相互纠缠的合力中完成的，每一个围绕在他周围的外在因素都可能成为强力的推手。这使这部作品在复杂性、象征性等方面获得了比此前其他作品更有厚度的张力。

　　相比之于《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生死十日谈》，在作家以往的原乡小说的叙事形态架构里，人物总是既隐隐向往乡村之外的开化文明，又牵绊于故乡俗世的的纯朴鄙陋。这篇小说也一改往昔温情的基调，走出乡村前的少年往事并非淳朴古道，不可避免沾染上城市资本积累的原罪之后，故乡往事更加凄惨沉痛。徐兰死后，刘杰夫所收到一封又一封匿名信，综合代表了早已失去的原乡题旨中残破不在的一丝温情，是关于贫穷、挣扎、饥馑、背叛中灵魂深处的愤怒、感伤。小说的表层形态下深层意蕴人的命运、人的精神野蛮撕裂、人性如何遗失、回归的巨大伦理困境。疼痛和挣扎是这部作品带给人们的最鲜明的阅读体验，当然也可能就是作者所要正面呈现的。一方面，刘杰夫们在个人奋斗的过程中，奔波和冲撞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撕扯出一个又一个裂痕，像一只用久了的轮胎，几乎从未有人去疗救和抚慰，这使疼痛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它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并悄无声息地抑制着人们的呼吸。    　　

　　作家余华在小说《米》中对主人公五龙的塑造展现的是都市流浪生涯中，生命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孙惠芬则在着力描写刘杰夫们自身的伤痛后的疗治、以及如何还能站立起来。余华笔下的五龙及周边的人似乎都具有某种疾患的特征，衬托生命由绚烂的极致趋向死亡的极致。孙惠芬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始终努力通过刘杰夫放弃了开采矿山行为、通过徐凤那一封封直逼真相的信件来实现对这些主人公的拯救，最终使他们重获新生。余华小说中生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恶毒与肮脏的狰狞面目在文本中呼吸与漂浮，一切纲常伦理和秩序准则全被颠倒和破坏了，一切生命的尊严、崇高、纯洁、健康和美丽在诗一般的文字中灭亡殆尽。孙惠芬则始终将天平的一端向故乡倾斜，这使她近距离地、亲人般地观察乡土社会成为可能。在小说中，她把亲情、友情、乡情放在欲望和追逐之火上炙烤，并在炙烤时达到批判的目的。

　　正如著名评论家周景雷评论《后上塘书》时指出的，多年来，孙惠芬一直关注的是中国农民的灵魂和精神世界。她认为，“作为文学，什么才是真正的温暖？把笔伸到灵魂的黑暗处才是真正的温暖！”身为一个作家，孙惠芬难能可贵地写出了普通农民的灵魂复活和精神救赎，并把这些置于乡村的城镇化进程之间。

 

原乡、苦难与浩歌
简评李秀生长篇小说《祖坟》
 

　　长篇小说《祖坟》是我省作家李秀生近期完成的长篇小说，是2015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之一。小说以李老铳一家的遭遇为主线，描写了生活在双泉村这一东北普通农村的百姓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积极参与和支持抗日联军保卫家乡，抗击日寇的英雄故事。

　　作家以祖坟的诗意象征入手，用饱满的故事、丰富的结构、生动的细节、传神的描写，浓笔重彩书写出祖坟既是祖宗栖身的地方，也是我们终将要去的地方。它不仅是一种家族荣誉，也是一种国家情怀。同理，有关祖坟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一部隆起在地上的家族历史，双泉村村史，也是一部抗战时期的北中国乡村人文史。祖坟往小里说是一个家族象征的根，往大里说是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国家的根。根不烂，这个家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才有生生不息的动力源，而且这个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越茂盛。作品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借用李老铳的父亲之口将主题说了出来。这里既突出了祖坟的地位，没有德行的人是进不了祖坟的，又暗示着谁要动了祖坟，动了根，就要跟谁拼命。这也为李家人及其他不愿当奴隶的人们，前仆后继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抗争埋下了伏笔。并且在全书中，这个意识也特别明显。所以，从这点说这部作品是一曲书写一群农民保家卫国的正气歌。

　　

　　纵观人类血腥的侵略及反侵略史，我们就会发现，违反人类公义的侵略尽管可能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但并不代表就此俘获人民的良知。侵略者在武装杀戮、占领之后，接着就是暴力统治，进而进行诸如人口输送、合资经营、投资办学、强行推行语言等殖民化归顺策略。在处心积虑的去本土化、去民族化的阴谋驱动下，一方或坚固或凋蔽的祖坟，又怎能不风雨飘摇？于是，一方面是不做有损家族荣誉之人以求百年后葬入祖坟，一方面是一个时代对于光宗耀祖价值观念的严峻挑战、残酷破解，祖坟的意象可谓匠心独具、含义深厚。

　　小说在结构上也颇有特色。一是能否入祖坟作为一条至高荣誉的族规，形成了小说人物的道德高地或人性深渊，小说主人公家族成员的人生轨迹由此冲突不断、悬念迭起。二是从一方祖坟作为故事线索的地理原点和心理原点，将身体空间和精神空间幅射到双泉村、辽东、南满，直到整个东北。

　　第二个特点是它吸取了我国小说的传统中的精华部分，以很多个小情节来延展抗战的大历史却是并不多见的。李老铳躲避在通江的对岸，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把几百人活活地推进了大江里，看着惨绝人寰的行为，他在用杀猪刀一刀刀在墙壁上做着记号，乃至在自己的手上都划了好几刀，都没觉得疼。

　　在鬼子完全彻底丧失了人性而完成了“填大江”后，李老铳悲痛欲绝地在冰面上寻找着死去的乡亲们的遗留物，他用杀猪刀一点点地在冰面上剜着遗留物，每找到一件就把它揣到怀里，并沿着江水流的方向去追死去的乡亲们的壮举，令人动容。再比如被鬼子挂在城楼上抗联战士黑娃子的遗体偷偷地抢回来叫他回魂；江柳儿裸泳把两个小鬼子骗到江水里淹死；抗联战士在冬天里为了取暖而被烧断了大腿；日本女人樱子为了救自己的公爹李老铳而无奈地射杀了自己的亲生孩子；李木林请自己的弟弟汉奸喝酒套取情报；大张旗鼓地给27个抗联战士举行大规模的葬礼；悄然无声地把地道挖到了鬼子的军火库前，最后把它炸掉。

　　从一个坟铺展开去，连到了一条线，再到一个面。这条叙述的点线面上，则挂满活色生鲜的故事。血光遍地的正面力量冲撞是小说以“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为主基调，像电影《城南旧事》那首“长亭外，古道边”的旋律那样在整部影片中或婉转低回或雄壮激昂，它的每次出现都在一个侧面完成了对主题的深化，完成了对农民兄弟可歌可泣的爱国民族精神的升华，从而增加了整部作品的沉甸甸的底蕴，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主旨更加鲜明，主题更加突出，可以这么说，它是根植东北文学大地上的一部质地坚实、形象厚实的作品。

　　第三点是作者的语言朴实，小说采用的东北地域农民的语言，不仅适合农民身份，而且亲切生动。当代文学写作在文体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朴素和诚恳的价值，缺乏爱的精神和怜悯的情怀，不会描写具有普通的人性内容。《祖坟》的作者却能够纯熟地运用老百姓的语言，为出神入化地刻画人物服务，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若说小说的不足，一是在渲染抗战之血腥暴力场面时，缺乏有度控制，流于自然主义的描写，对审美与趣味造成一定的伤害。二是在既有的正反人物形象的价值观上，因袭传统化、脸谱化的地方较多，致使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凝聚薄弱。三是在情节进度叙述节奏上还有失调、失衡等不稳定态，比较明显的就是如何借用人物对话、回忆、心理活动、联想、隐喻、跳跃等多种手法处理背景与叙述语言的关系，而不是形成单向道式的语言辙印，还需作家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加以提升。

　　

《响窑》东北风情秘史
简评叶雪松的长篇小说《响窑》
 

　　响窑，就是解放前有钱的大户人家。小说讲述的是民国时期辽西盘蛇驿关家波诡云谲的历史。作品从甲午战争写到1945年日本战败，通过描写关家几代人错综复杂、缠绵纠结的关系图谱，鲜活地再现了一百多年前中国北方农村满族地主家庭斑斓多彩、震撼心魄的生活场景，男女主人公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的复杂关系；作家以关家几代艰苦的创业经历为主线，他们独特的情感纠葛为副线，运用白描手法，把商人、土匪、军阀、政客、妓女、下人社会各个阶层尽现笔端，勾勒出一幅民国时期的关东画卷，一部满族世家的爱国史诗，一页民族抵御外侮的平民书。独特的满族风情，关东地域和民俗文化与方言融于其中，增加了剧本的活力和亮色。出版社将“一部满族世家的血性沉浮史，堪称东北大地上的《白鹿原》”做为这本书的宣传语，既是对《响窑》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它的盛赞。

　　乱世之中，没落八旗子弟关殿臣和发小佟保三同时爱上了东家独生女七巧，因七巧嫁给关殿臣，佟保三耿耿于怀，和关殿臣处处暗中作对。 关殿臣的儿子关栋爱上丫头玺玉，关殿臣逼他娶好友之女佛拉娜，关栋无奈，只好将她嫁管家刘献忠，生子刘留。桀骜不驯的关栋不满阿玛干涉他的婚姻，故意和家人对着干，在不同的时段，先后又有四个女人走进他的生命中，其中三人是亲生母女，随着情节的发展，慢慢铺陈开来，融到小说各处，直到结尾。

　　不学无术的关栋长子震烨，为攀高枝，让相爱的丫头连翘嫁管家刘留。刘留知道真相和胡匪勾结绑震烨，震烨冻死。刘留欲除连翘母子，绝处逢生的母亲玺玉出现说破真相，刘留这才知道，为报东家父子的“丢妻”之仇巧设陷阱，最后发现手刃的是亲兄弟。

　　关栋和震烨父子，两代东家，一生桃花烂漫，哪朵才是真爱？传统的倾轧在老毛子和日本人的铁蹄蹂躏下终于醒来。国破家亡，有人投进侵略者的怀抱，更多的人则走向抵御外辱的战场。乱世中，关家几代人的创业经历和独特传奇的爱恨情仇，让人扼腕动容。主人公六个生命中的女人，有三人是亲生母女，应了拉骆驼南蛮子所言“此生桃花六朵云，一根枝上三朵花”的谶语……

　　清时，满人是不得从事农业生产和经商的，否则要触犯大清律法。本书中的关家几代却凭借智慧和毅力，成为远近闻名的地主和土匪眼里的“响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和抵御外侮的中流砥柱作用。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写生活中没有发生但可能发生的，甚至是必将发生的东西。关东的白山黑水，特有的民俗风情，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巴尔扎克说曾定义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家将原汁原味的东北风情，种植出黑土地上的一株淳朴厚重的红高粱；故事传奇好看，是部热闹火爆的清末民国大戏；镜头感强，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

　　

　　纵观本季度三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可以找到一种成功的共性要素：他们都对本土生活有深入的体验，都较好把握了地域性文化的根脉与神韵，原乡之本土经验也成为他们更多的的精神源泉。兼有传统文化深厚积淀同时，地域范畴的民风、民情、民俗也就力透纸背、呼之欲出了。也由此祝愿辽沈作家在原乡沐浴下积蓄更大的创造力，沉淀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深扎下更厚重的创作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