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直不住楼房，主要有两个顾虑。一是家里有个“宝物”，三米长一尺宽，老得泛黄的旧木板子，上了楼没处放。其次的原因，父亲说他有点像安泰，不能离开大地，过不了没有菜园子的日子。

　　旧木板子是块门楣，一百年多年了，是我祖太爷留下的，枣木、黑底、绿字，刻着“耕读传家”四个篆字。父亲说，老民国时，家道较为殷实，院门口修了大门楼，“耕读传家”便嵌门楼里。大门的两侧，是很短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堂。

　　这便是我们周家的祖训。

　　祖太爷一生勤耕不断，凭着一副好铧犁，一头生牤子，硬是把村里的蛮荒之地耕作成了一片沃土。加上他有一手好算盘，家道日盛。民国初年，私塾开始向学校转化，祖太爷是建校出资者之一，遂成为校董。

　　老人家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家喻户晓、满腹经纶的乡绅。正因为没能实现，才把愿望刻在门楣之上，只要跨进门槛，就能看见家训。

　　那时，太爷爷已是成年，没能培育出诗书的兴趣，耕有余而读不足，祖太爷便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爷爷身上。

　　校董的孙子，学堂的先生自然高看一眼，小灶吃得多，板子也没少挨，书便读在了前边。遗憾的是，爷爷爱书，却不是书生，对祖太爷期望的诗书没有兴趣，反倒对《天工开物》等工匠类书籍如醉如痴。

　　四季农活，五谷播种，六畜饲养，七坊八匠，爷爷无所不能；盖房造屋，挖井凿矿，机械手工，爷爷无所不会。在以文盲为主体的乡村时代，读书让爷爷成了十里八乡无事不会的万事通，每天找他的人编成辫子。

　　虽说爷爷厚道，人脉好，却是书到用时终为匠，不是祖太爷所期待，老人家指望周家出庐则躬耕，入堂则济世，谈论皆诗书，代代为乡绅，而不是一味地面朝黄土背朝天。

　　于是，在爷爷弱冠之年，祖太爷擅自做主，让爷爷娶了识文断字、懂诗文却不会飞针走线的奶奶。

　　或许是“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努力”，或者母系的基因起了决定的作用。祖太爷的愿望终于在父亲身上实现了，父亲六岁便会垄上行，七岁能吟五言诗。祖太爷瞑目之前，紧握父亲的小手，眼光飘移到大门外。父亲替祖太爷喊出了心里话：耕读传家。祖太爷才溘然仙逝。

　　从此，晨露理庄稼，日上颂五经，挑灯吟诗书，谈笑有鸿儒，成了父亲一生的习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村屯规划，门楼被列为有碍观瞻的范围，扒门楼那天，父亲像只老虎看护着门楣，尽管枣木坚硬无比，他也怕砖头瓦块擦破了黑漆，碰坏了刻字。直至门楣拆下，父亲夹着它，扬长而走。

　　从此，这块门楣便被我父亲这位周家的长门长孙永久地收藏了。

　　父亲一天四件事儿，雷打不动，除了几次患病入院，耄耋之年也不改初衷，早晨莳弄园子，上午授课，下午读书，晚上用毛笔写诗。

　　父亲的园田，堪比花园，各种蔬菜季节搭配合理，长短分布错落有致，葫芦、南瓜、佛手遮出甬道荫凉，土豆、萝卜、白菜养出全家四季平安。父亲不断地制止我们兄妹三家上市场买菜，不是为我们省钱，而是父亲的菜园子从来没沾过农药化肥，真绿色，之所以长得茂盛，是父亲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还有自己沤制的农家肥。

　　父亲当了一辈子语文教师，即便当了校长，依然在三尺讲台上站了二十年，直至退休也没闲下来，双休日的上午，义务给村里的中小学生讲解古诗文，间或也被各种讲座请去，说红楼，讲三国，谈古论今。午后的时间，是父亲最安静的时分，经史子集，博览群书，即使如今，视力已大不如前，依然孜孜不倦。

　　晚上，父亲常常提笔凝神，或对先前的诗作反复修改，或有新的构思溢出，哪怕十天得一佳句，便欣喜异常。父亲写诗，不求闻达，只图修身，子孙欣赏，恰到好处地夸奖几句，便足矣。

　　耕读传家，带有很浓的农耕文明特征的传统。也具有某些理想主义色彩，一百年来，在我们周家几代人身上，除了父亲完整地体现了，上两辈和下两辈都在平衡点上有所缺失。

　　父亲的前两代人就不说了，对土地最亲，诗文解决不了生存问题。从我这一代开始，渐渐地远离了土地，虽然我小时候没少干农活，却没有培养出我对土地的热爱，浇园子也浇得浅尝辄止。直至父亲要揍我，父亲的道理是，你口渴了，只让你喝一羹匙，能解渴吗，土豆也是生命，你不让他喝足，它就不长。我批评你的，不是嫌你懒，而是态度，人这一辈子，不管做多么小的事儿，一定要给做透。

　　还是高举的拳头有威力，我永远记住了父亲的教诲，不管是工作还是写作。

　　当然，父亲对我高高在上地住进了楼房，表达了很多不满，不过也很无奈，毕竟，我是不惑之年才丢弃了小院子，上了高楼。他嘱咐我，多写农村，多写农民，多写养育你的土地，以笔代耕吧。可是，对他的孙子与孙媳的五谷不分，却连连摇头，哪怕与爷爷妙语连珠地对诗，也没能改变。

　　父亲懂得社会化大分工越来越细，像教育我浇土豆一样，一生把一件事儿做透就很优秀了，可他对过去依然难以割舍。

　　我们生活在城市，住得与天越来越近，与地越来越远，远得连一盆花都懒得种了。

　　父亲担心的是，百年之后，那个耕读传家的门楣，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