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1978年的年底吧，正在辽大读书的我，接到父亲写来的一封信。这是我这一生中，父亲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也是我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封家书。

　　那天，已经中午了，我从辽大图书馆出来，准备去食堂吃饭。因为胃不舒服，便先回了宿舍。一进屋，就看到一封信放在我的床头。我上铺的那位同学很勤快，我们的信都是他到教学楼的信箱取来，然后发给大家。

　　我认识父亲的字体，急忙打开。

　　父亲在信中写道：“重旭：告诉你，爸爸现在已经全部给予改正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在那个年月里，你们母子跟我遭了罪，我痛苦极了。已经是往事了，不愿再想这些，这不过是我的历史之中一个惨痛的教训罢了。我这辈子没有多少时间了，在余生中，我只希望你健康成长，以慰我的晚年。现在，我觉得在你的前进之中再也没有什么绊脚的地方了，再也不要有什么顾虑了。关于改正的问题，学校领导准备在全体教师大会上公开宣布，改正手续校方负责给办理，我觉得都不必了，闹得满城风雨，何苦呢？”

　　父亲的字一直都写得工工整整，但这封信，一定是因为激动，字有些潦草。

　　我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二十年了，我们父子第一次正式面对他的右派问题。

　　我知道，这改正对父亲来说有多重要，压在他头上的那顶沉重的帽子终于摘下去了，他对妻子儿女的歉意也终于有了些微的缓解。

　　父亲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那年我3岁。因为太小，父亲的痛苦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至于什么原因打成右派，父亲从来也没说，我便无从知道。即便是后来，由于不想让父亲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所以我也从来没有问过。

　　不过，我还是有些零星记忆的。

　　那年，成了右派的父亲从镇里的一所学校下放到了农村，当了农民，家里的房子也被充公。到1962年，有一天，正在地里干活的父亲接到通知，要他到凤城去学习，原来父亲的右派帽子被摘了下来，身份从右派变成了摘帽右派。学习结束后，家虽然搬回镇上，但父亲却被安排到一所偏远的农村小学教书。家里的房子因为那个单位迟迟不肯交出来，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租了一间破旧的房子。后来因为突然涨水，租的那处房子被淹，我们全家没有住处，那个单位才倒出一个屋，我们搬了回去。

　　摘帽前的那几年，家里的生活真的是乱了套了，母亲因为受了刺激，精神失常，经常和我们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让我们感到非常害怕。后来病情严重，父亲不得不带她到开原精神病院治疗，家里只剩下10岁的姐姐带着我们姐弟几个。

　　母亲病好之后，家里的日子稍微缓和了一点。父亲每天上下班要走几十里的路，他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买一辆自行车。但是平静的日子没几天，便是文革了。文革的时候，我已经是5年级的小学生了，但是我不能参加红小兵，戴不上红袖标，这时我才知道我的身份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父亲的摘帽右派和右派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后来，当学校有些老师被关起来的时候，我们家的气氛也紧张起来，因为不知道哪一天，父亲也会被带走。

　　果然，父亲被带走了。那天，母亲惊慌失措，在里屋把父亲许多珍藏的东西都塞进灶坑里烧掉，有父亲在长春读书时的照片，有父亲积攒的好多本大清、民国和伪满洲国的邮票，还有一些信件和父亲写的东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未听到父亲说过一句那些东西烧掉了有多可惜的话。

　　那些日子，每次听到有游街的口号声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生怕看到父亲被游街的惨相，和别人看你的那种异样的目光。好在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后来父亲回家了，母亲掉了眼泪，父亲只说了一句，“他们对我还挺好的。”至于那些天都发生了什么，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很少说话，脸上也很少有笑容，所以从小我就很怕他。有时在街上和小朋友玩的正高兴，只要看到父亲走过来，我便赶紧掉头回家，把书本拿出来。

　　我是1971年知青下乡的，同学中有入党的、参军的、上大学的，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想都不敢想。所以，看到信中父亲说的“再也不要有什么顾虑了”的话，我泪水立刻流了下来，因为这么多年来，凡是填表，对历史问题一栏，我都难以下笔。还有父亲，面对儿女的那种愧疚，一直在折磨着他。现在，他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父亲是一位离休干部，国共拉锯的时候，他从长春跑回老家，跟了共产党。因为性格耿直，说话随意，所以一生坎坷。有一次，一位同事跟他说，“听说你的帽子摘掉了，真替你高兴。”没想到父亲却非常生气，大声驳斥道：“不是摘帽，是改正。”那位同事不解地说：“难道不是摘帽吗？”父亲揪住他的脖领，拳头差点打在他的脸上，“我再告诉你一遍，不是摘帽，是改正。”

　　我参加工作后，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我的性格，她常对我说，“你可别像你那个爹。”后来父亲看到我写的文章，也一再说，“别再写那些东西了。”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我出版的几本书，从来没送过父亲。不过，我一直还在写，因为我相信，现在和他那个时候不一样了。

　　不过，当我儿子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还是告诫他说，“在单位，一定要少说话，多干活。”他母亲也赶紧加上一句：“别像你爸似的。”

　　我儿子的性格和我一样，少言寡语，但说出话来却很不中听。没办法，他的爷爷，他的父亲，再到他，真是一脉相承。

　　我常常想，其实所谓的家风，不是写在纸上的，不是贴在墙上的，它就在人的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几代人都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