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家风，我感受最深的是坚守。

　　我的父母都是南方人。父亲有点像《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从小被一个孤老太太也就是我的奶奶收养，后来她因病离世父亲便参加了游击队，解放后父亲在部队学习文化成为一名通信兵。母亲很美，她个子不高，白晳的皮肤，眼睛大大的总是透露出温暖而善良的目光。不过，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始终是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有时我甚至不明白当年母亲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随父亲走南闯北。1958年，父亲复员后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东北，母亲默默地克服了水土不服饮食不一带来的不便，用柔弱的身躯哺育了我们兄妹4个。

　　父亲在县城里负责通讯科和广播站，有一个徒弟我叫杨叔，和父亲一样都是钓鱼迷，我们两家最开心的事就是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不知为什么，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和杨叔竟莫名其妙地成为对立派，师徒俩较着真在各自的指挥部上架起了用几个小喇叭合成的超级大喇叭搞政治攻势打嘴仗，最可怕的是有时候还相互枪击对射，母亲带着我们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1970年，我们家成了第一批“五七大军”下放户，临走的时候，杨叔送来100斤大米，据说那是他费了很大劲“走后门”批的，那一刻师徒俩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后来在农村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杨叔就托人为我们送些粮食。三年后我们家被落实政策返城。

　　来到东北后，由于经济条件和交通不便的原因，几乎不可能回一趟老家。1974年秋天，思乡心切的母亲带着3岁的小弟回老家看望患病的姥姥，结果到了南方小弟水土不服，没呆上几天就不得不回来了。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回去过。想家了就给我们讲海的故事……

　　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1977年春天我中学还没有毕业，母亲却因意外的医疗事故瘫痪在床上，不能吃不能说话，父亲没有麻烦南方的亲属，一个人全身心地护理母亲，负债高筑地为母亲治病——半年后，母亲还是静静地走了，当时刚刚50岁的父亲一下子老了很多。他默默地工作默默地看着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

　　父亲在我们不知不觉中离休了，他坚持要住在当年单位分给我们家的那不到30平米的平房里，每年的大年三十我们一大家10多口人挤在一起，听父亲唠唠叨叨地挨个数到一遍，讲那些遥远的传奇故事，欢声笑语，亲情浓浓，其乐融融。父亲还要亲自给我们做些南方的家乡菜，每当有鱼端上来，父亲就会自语道：“要是能钓上一条红毛大鲤鱼过年就好了。”

　　父亲不能像从前似的去大河边钓鱼了，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出门必须要靠轮椅来帮助。一次，我们带父亲去一家大酒店吃饭，看到满桌子的好菜，父亲有些不高兴地说：“咋的，有了好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搞得大家都很尴尬，但大家都明白，父亲的经历太多了，看不惯的事情也就多了。

　　2007年的那个夏天，我的81岁的父亲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像母亲一样静静地走了……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们儿女们留下什么物质财产，父亲严于律己近视于刻薄地教育我们要淡泊名利，一次又一次地将荣誉将涨工资的指标让给别人，一次又一次地行善事献爱心，他对母亲的那份忠贞不渝的情感无不让人动容。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心灵手巧的母亲总是能够将简单而枯燥的生活变得神奇而有光亮——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坚守的力量。

　　每到过年我们兄妹都要聚到一起，或许这便是父母传承给我们的最好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