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时,她孙女刚刚过完一周岁生日,如今我闺女快四周岁了……过去的三年里,每个不眠之夜,母亲生前对我的各种嘱托,都曾一一闪现在我眼前,出现次数的最多的句子却是:你爸你妈都是共产党员,你得入党,得跟党走。
读小学的时候,我是第一批少先队员;读初中的时候,我是第一批共青团员;读大学的时候,我又是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根据马列主义的质量互变规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有量变原因的,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也是有质变结果的。
按建国初的阶级成分划分,我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贫农出身,我这个根红苗正的工农兵后代,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清新上进的;但是大学毕业的这18年里,我和我的同学们,一直陷入恋物洁癖和小资情调而难以自拔。这种现象,警醒了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本质上并不是说,我们工农兵出身的党员,必须学会书法绘画太极芭蕾美声瑜伽,那些都是砖瓦,我们最最需要打深世界观的地基、搭牢方法论的框架。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引用过孔子、孟子、曾子的名言,并强调了毛泽东同志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当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有措辞不够严谨的地方: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
列宁曾说过:聪明的唯心论,比愚蠢的唯物论,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论。聪明的中国古典唯心论,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修身良药,如果说将儒家和佛家稍作对照,则孔子的修身、齐家,大概相当于佛门的小乘罗汉教法,而儒家的治国、平天下则大概相当于释家的大乘菩萨教法。
佛家的大乘、小乘,都是讲究戒、定、慧等持的,有戒律约束,才能引发禅定,有禅定之力加持,才能开启智慧。若是没有小乘修身、齐家的戒定基础,很难获得就想谋求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升华。
毛泽东同志的知行统一观,集古今中外哲学与宗教之大成,并未明确反对我们向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经典学习,借读书做学问提高认识,改造主观世界,也可以说是为改造客观世界做思想准备。
告别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称作“大毒草”的时代,重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子人生哲学,就不得不回顾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的鲁迅先生。毛泽东同志也曾评价说,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那么,重提孔子和“修身、齐家”是不是违背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
据知情人回忆和《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先生在1914年曾集中购买、阅读佛教八大宗派的经典。鲁迅先生借鉴佛家经典,彻底完成了从修身、齐家的孔门小乘向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大乘思想升华,之后才开启了“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征途。可见,全面了解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是从小乘转大乘的前提,而批小乘愚民“孔家店”的人,也必须先具备誓愿度众生的大乘思想境界。
我清楚地记得,读小学时母亲教我唱《国际歌》的情景,歌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如今,母亲故去快满三年啦,我也能清楚地意识到:在母亲教我的《国际歌》里,“我们”这个词,不仅包括我的母亲、我的闺女,也包括鲁迅、毛泽东、刘少奇,也包括孔子、孟子、曾子,还包括老子、庄子、韩非子,当然也得包括六祖惠能、耶律楚材、成吉思汗……
沿着先贤先烈的足迹逶迤前行,虽然也有艰辛;但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独自在战斗!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前有先贤救度众生;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前有先烈解放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