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更加强了对东北地区及人民的统治力度，掠夺东北的资源。

　　早在1927年，本溪湖煤矿的日本企业主为了掠夺煤矿资源，获取高额利润，每天只给工人奉币 4角的工资，却要劳动12个小时以上，引发工人罢工。罢工的举动激怒了日本人，当时，日本宪兵队长竟下令：“杀掉这些工人！”四百多名工人惨遭杀害，三百多人被逮捕，轰动全国。

　　紧接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中，日本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中国，日本企业不断加大对东北资源的掠夺，剥削中国工人，引发中国民众极大的愤慨。仅1929-1931年间，在抚顺、沈阳、辽阳一带就出现二十多次民众抗议和工人罢工，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

　　早在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建立之后，在吉林省的磐石县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动员工作。1931年2月，中共磬石县委在满洲省委领导下，号召民众集会，反抗日本人对东北百姓的暴行。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而1932年6月4日南满抗日游击队红军前身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成立，这是以磬石赤色游击队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队伍。

　　当时，由于东北地处边缘，再上时局混乱，一些地方官吏擅自大量侵占土地，并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使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磬石地区群众的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承受着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地主等的盘剥。一些为了求生的贫民不得不聚啸山林，这种贫民聚啸山林的组织被称为山林队。其中，一部分山林队与反动当局有矛盾的，同时，也对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压榨深为不满。山林队也在不断进行着抗日活动，可各支山林队互相不团结，各自为战。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于东北地区敲骨吸髓的残酷统治与血腥镇压，唤起了东北各阶层人民的觉醒，一些山林队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抗日意愿，民族义愤与日寇压迫使得他们走上反抗日本侵略的道路。

　　针对这种形势，中共满洲省委开始积极的行动，杨靖宇和磬石中心县委审慎分析形势认为南满游击队要发展壮大，应联合争取有进步思想的抗日力量，共同对敌。

　　其中，在磬石活动的比较有实力的山林队是赵宝林的“赵旅”和以马立三为首的“马团”。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被日军、伪军包围，难以突围，杨靖宇组织部分联合地方农民武装发动支援，使得赵、马两支山林队十分感激，当即表示今后决不与游击队为敌，双方建立了联合抗日的良好关系。

　　南满游击队在对敌作战之中，已经很注意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中共满洲省委对东北各地进行抗日的活动的武装力量有所了解。

　　1932年春，辽东一带有一批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抗日武装兴起，同年 9 月初，为首的宋国荣率含有山林队、大刀队的人马在黑石镇举起了东北抗日救国军的义旗，正式投身于东北抗日运动。磬石地带还有一支山林队“老殿臣”。他们也对投降日寇的伪军发动了数次进攻。

　　当时在磐石地区活动的抗日军不下十几支，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毛团、宋团、马团、赵旅、四季好、三江好、韩团、许团、常占、窜江龙、天虎等。

　　杨靖宇进一步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南满游击队贯彻执行了“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纠正了关门主义错误，团结各支抗日地方武装，特别是通过义释毛团，解救赵旅、马团，对各支抗日军影响很大，还主动欢迎“常占队”参加在桦甸组织的有70余“毛团”、“殿臣”等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领导人的会议，达成了协议，组成了“联合参谋部”。杨靖宇的领导下，联合“毛团”（毛作彬）、宋国荣部、“马团”、“殿臣”等，增强了抗日武装力量。

　　据资料显示，南满游击队联合各抗日军、山林队和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在磐石、伊通、吉林等地先后组织了攻打东北岔烧锅；攻打大兴川伪军营拔掉铁路据点；破坏吉海铁路等。

　　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更加增强了对抗日山林队的吸纳能力，积极联合有抗日热情的山林队，发展壮大了抗日革命力量。

　　由于在东北进行抗日活动的武装力量不断发展成熟，1932年初，《伦敦每日导报》撰文说：“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

　　南满游击队在中共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中共满洲省委在《给磐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中明确指出“将南满游击队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根据这一精神，在 1933 年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南满游击队改编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而东北抗联一师便是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基础上形成的。

　　共产党用正确的思想武装他们，加强对他们的政治宣传，作了大量的争取和团结工作，通过联合战斗的实践，使得各抗日部队都深刻认识到，“南满游击队不记恩怨以大局为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

　　 1936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草案》提出:“我们首先号召统一反日救国力量组织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领导和指挥全东北民族革命运动,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全东北抗日军队统一名称,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

　　据载，1931年，辽宁省本溪县内就有多股抗日群众队伍。根据《本溪满族自治县志》记载：当时有长短枪支1050支，子弹7万余发，马200多匹。赛马地区有以徐文海为首的500余人。桥头地区有以孙墨林为首的“占中华”，450多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草河掌胡堡一带的韩邦振，外号“老北风”，最多时达1000余人。他们神出鬼没袭扰日本守备队，使日伪军处于草木皆兵，惶恐不安的困境。

　　1934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下，多数“山林队”接受抗联一师改编，成为东北抗联统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

　　中共对各类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极为关注，对抗日群众队伍做了不少工作，以配合抗联一师参加对日作战。当时的抗战活动风起云涌，在东北抗联一师的引领下，不甘为奴的东北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中共的抗日武装队伍的抗争之下，占据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始终处于四面起火的状态。可以说，从1931至1945年，十四年的抗战铁血历程，正是东北抗联一师在几乎绝望的环境中举起了抗日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