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她是二00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走的。这是一个刚刚庆祝了党的生日，马上将迎来建军节的特殊日子。晚上为母亲守灵，天空一会儿乌云翻卷压着房顶，一会儿暴雨哗哗地倒下，一会儿又阴云褪尽，天晴星朗。好像母亲的风云人生，都浓缩在这一个晚上似的。

　　第二天上午，村“两委”成员都来到我家，向母亲的遗体三鞠躬，以这样的方式，告别母亲这位有着六十六年党龄的老党员。

　　母亲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农历九月十四日，属大龙的。她十六岁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前担任我们村里的妇救会长。整天忙着做军鞋、送情报、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国民党二次进攻山东解放区时，由于组织里出了叛徒，国民党兵把村长、我母亲还有其他两个党员抓了去。匪徒对村长下了毒手，把他的腰生生打断了，村长实在受不住折磨了，就宣布退了党。匪徒审问母亲的时候，已经是半下午了。母亲开始吓得直哆嗦，像是丢了魂儿。但母亲听见说话的一个当官的，口音像是本地人，就放心了许多。母亲跟这个当官的拉近乎，说：“老总，眼瞅着天快黑了，俺家里婆婆长（生）病，孩子还小（当时母亲还没有孩子），俺天黑不回去，婆婆不放心，孩子没人看。”见母亲像是个本分人，军官就吩咐一个当兵的把母亲送出了“哨卡 ”，母亲安然无恙地回了家。

　　母亲人生的天空，越来愈开阔。上级看中了母亲的才能，在组织山东干部南下时，母亲被选中了。但我父亲是家里的独苗，奶奶说什么也不让我母亲远走。瞧着奶奶伤心落泪的样子，母亲心一软，就答应不走了，继续在村里秘密地为党做工作。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母亲才公开亮出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

　　新中国建立后，母亲担任农村基层干部二十多年。那些年月，母亲既要抚养孩子，又要包片搞农业生产，还要开会传达党的政策，整天忙得脚下生风。队里牲口不够用，她就组织起一帮年轻人，拉犁耕地，不误播种。乍暖还寒的清晨，往田里挑粪的队伍里，有母亲的身影；炎炎夏日的中午，在场院里翻晒粮食的人群里，还有她的身影；寒冬腊月天，母亲又组织人们，用铡刀一点一点储备下牲口过冬的草料。收缴公粮、计划生育，我们村年年扛红旗。

　　别看母亲不识字，但她对上级政策理解得比一般人透彻多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母亲承包了林业队的八亩果园，还种着六亩责任田。那时候大哥已分家单过，两个姐姐嫁到了外村，家里劳力不够用，母亲就从本村雇了个帮工，每天管三顿饭，付给两元钱。由于母亲的周密安排，那些年，家里粮食没少打，果园里的苹果、桃也赚了不少钱。母亲为我们盖起了三处新瓦房。

　　家乡是闻名遐迩的石材之乡，大理石资源丰富。母亲又看到了加工大理石的向好前景。那时我们都已进城工作，母亲主动把果园转包给了左邻右舍，鼓励他们上石材加工项目。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我们村已有一百多家石材加工厂，在村北建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石材加工园区，每家年收入都在二十万元以上。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上级开始为没有固定收入、在农村工作了多年的基层干部、党员发放经济补贴，发给母亲的每年不到一千元钱。与母亲做出的贡献相比，母亲觉得有些委屈，我们也为母亲感到不公平，就鼓动母亲去找找有关部门。母亲说，算了，少就少吧，国家要是一分钱不给，咱还能伸手去要？后来，建国前入伍、又回农村的老兵，每年也有了三、四千元的补助，而母亲是建国前的老党员，每年才发八百元。我们心里更加感到不平衡了。母亲却劝我们：不能跟当兵的比，当年那些当兵的脑袋天天别在裤腰带上，说不定哪天就掉了。咱们村的张春江，在区中队打仗的时候，胸膛上被敌人打了两枪，尸体抬回家装进棺材了还在淌血，那个时候，他还没结婚来。他赚了个烈士，他娘有点儿待遇，老婆子一死，就什么待遇也没有了。我能活着，就比他强多喽。

　　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病也渐渐多了起来，肠胃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眼不瞎，耳不聋，浑身没有个好零件。还有一样母亲没有说，就是她到了老年脑子也不糊涂，每次开党员会，她都急着发言，而且多数是给村干部提意见，有时候还弄得年轻干部“下不来台”。时间长了，有的干部就不让当党员片长的大哥再通知母亲开党员会了，说我母亲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母亲知道后，顿时火了：“怕我提意见，连党员会都不让我开了，说明他们身上不干净，不像个共产党员。”打那以后，村里党员要开会，得先通知我母亲。会上要研究决定的事情，书记也事先听听我母亲的意见，母亲也乐意敞开来说，从来不藏着掖着。

　　记得母亲曾对我们说：“只想窝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的男人，不过是炕头汉子，到老也不会有出息。走出家门，去外边为国家干大事，给父母脸上争光，才像个男人的样儿。”

　　一九七八年冬，二哥正在部队服役，那些日子，他写的家信明显少了。母亲见村里与二哥一年当兵的另外两个人，都被父母打电报催回来探亲了，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母亲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当年她勇敢地走出街门，带头做军鞋，动员青年支前参军，她当然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那些日子，母亲也听说了南边将起战争的事，每天都问我二哥来信了没有。生产队长出于好心，劝我母亲也打封电报，让我二哥回来趟。父亲也担心得心急火燎。母亲说：“当兵就是为打仗的，不打仗国家还养那么多兵干什么。”春节过后，南疆自卫反击战结束，收到二哥的来信，母亲揪成一团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一九七九年，又是一个冬天来临，自卫反击作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冬季征兵的命令又下。那时二哥还没退役。我已在社办企业上班。母亲又亲自为我报名参军。换军装的那天，县城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母亲从五十里外的老家赶到县城，把我换下的便装，一直搂在胸前。但当着我的面儿，母亲一滴眼泪也没掉。十二年后，当我转业回到家乡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的头发已全染上了白霜，腰也被生活压得像一棵曲了的柳树，再也直不起来了。

　　母亲生前曾对我说：“等我死了什么也不用浪费，就给我盖上党旗就行。”可因为母亲是普通党员，加上农村干部这方面知识的不足，母亲的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我心里不免有些愧疚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