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连人流湍急的闹市区黄河路上有一幢默默矗立的二层小红砖楼，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里就是中华工学会的旧址，每当我站在这栋小楼前，仿佛能听到工人们正在唱着大连中华工学会会歌——《最后的胜利定是我们》：

　　我们工人创造世界人类住食衣

　　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

　　起来！起来！

　　同心协力坚我团体

　　努力奋斗

　　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

　　那铿锵有力的歌声犹在耳畔……

　　中华工学会的成立，在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统治下的大连地区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从此，大连工人运动进入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阶段，促进了大连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大连地区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谱写了大连工运史上一曲曲辉煌篇章。

　　

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工会组织

　　知识，在思想萌芽初长时，总会让心灵的力量渐增，那斗争的激情，总是被压迫和屈辱催生着。

　　黄金町107号，这个殖民地色彩浓郁的地名，或许不被太多的人所熟悉，但是说到大连沙河口区黄河路658号的那栋二层小红砖楼，了解大连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里曾经是大连市第一个工人运动组织——大连铁道工场华人工学会的旧址。小红楼位于闹市区的主要道路，虽然历经百年的城市变迁，尽管在经济大潮冲击带来的房地产业迅猛发展，使许多知名的开发企业都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但令人感到骄傲和欣慰的是，至今，在大连黄河路黄金地段，仍然保留着这栋非同寻常的小楼——中华工学会的旧址。

　　当时在大连，识字的中国工人不多，这些有文化的工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渐成长为工人的代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广大穷苦工人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对新生活向往，逐渐觉醒，开始自发地走上反日斗争的道路。

　　1923年12月2日，大连第一个公开的工人团体的“满铁大连工厂华人工学会”召开了成立大会，竖立起劳工神圣的牌匾，以傅景阳、唐宏经为代表的沙河口铁道工场有志青年和其他爱国人士在这幢小楼里庄严宣布，沙河口铁道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中国工人自己创造的工会组织。从此，工会和工人运动如同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大连、辽宁乃至东北地区。

　　    当天出席会议的代表100余人，加上一些列席代表和来宾共有138人。工学会的办公地址就在当时的黄金町107号，当时每月租金18元。工学会机关办公楼前悬挂着“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和“工人业余学校”两块大牌子。成立大会上，大家通过了章程和会旗。傅景阳专门讲解了工学会章程。工学会章程共有21条，开宗明义宣称：“在当今之世界，作为一个战士，如果不从巩固团体，不断地随着时势的发展而站在竞争的战场中，就不可能得到安定生存。盖世上不论何事都无不依赖于人们的智慧，始得有所成就。我们学习的目的，即在于启发智能，我们青年是先锋，最富有上进心”“本会以加强友谊、相互接济、协同一致，增进学识为目的。”

　　据曾担任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工学会党支部书记、中共大连地委工运部长的唐宏经（曾用名唐韵超）后来回忆，1924年初，李震瀛来大连指导工作，他先后给工人们讲演，在工人们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强调，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找到自己的地位，实现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李震瀛在大连期间，经常与工学会干部研究工作。后来他提出，你们这个沙河口华人工学会的名称很狭隘，不利于广泛发动工人群众，若是改为大连中华工学会，范围会更广，力量也会更强大。大家听了他的话都非常震动，华人是外国侵略者对我们的称呼，改为中华多有力量，多能显示我们民族的气魄。

　　1924年夏，我党早斯工人运动领袖，中共中央委员年青的邓中夏来到大连，他住在工学会，指导工学会的工作。他号召广大工人要团结起来，强调只有把工学会办得坚强有力，才能使工人团结起来解救自己。他指出，大连工学会应当把大连到宽城子的南满铁路全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开展工会活动，使工学会的力量更加强大。邓中夏的话让工学会的人开阔了视野，明确了工人的斗争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

　　工学会遵循李震瀛和邓中夏的指示，开始向外扩展。工学会在1924年4月和10月先后派沙河口铁道工厂锻冶职场工人侯立鉴与铰镔职场铆工戚铭三、李长生等骨干，到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大连船渠工场（大连造船厂前身）等华工较多的日营工场开展工作，成立“工学会”船渠支部等工会组织，并在市内大连机械制造所（大连起重机厂前身）等机械制造业的日营大工厂中发展会员。

　　在李震瀛和邓中夏的指导下，工学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大连沙河口铁道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改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中华工学会设立了文牍、讲演、体育、娱乐、救济、交际和夜校7个部，选举了傅景阳为会长，于景龙为副会长，又选了各部的正副主任和干事。当时出席大会的代表还在铁道工场运动场照了纪念像。

漫漫暗夜里的指路明灯

　　梵高说，一间暮色中的书店，宛若黑夜中发出的光芒。

　　每到夜幕降临，黄金町107号工学会的小楼里都聚满了人，许多会员都到这里阅读报纸、书籍，听课，交流。工学的夜校，分高级和初级班。初级班由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工友参加，学习《千字文》等国文、算术和白话尺牍（书写信的运用文），有时还组织体育活动。高级班由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友和“官徒”参加，开设国文、算术、尺牍日本语，学习《论说文范》《秋水轩尺牍》等。两个班虽没有明设政治课，但秘密地以文化课为掩护，随时向工人宣讲时事和革命道理，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工学会夜校引起了殖民地当局的注意，他们经常派便衣到工学会夜校监视，沙河口警察署还经常派警察到工学会课堂“旁听”，夜校就派人放哨，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巧妙地“周旋”，用革命道理，提高斗争信心。

　　中华工学会夜校为大连工人的觉醒和斗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那些向往光明的工人兄弟，仿佛看到了漫漫暗夜里的那盏指路明灯。参加工学会的人数越来越多，至1925年底，全市工学会会员已经达到3000人。

　　大连中华工学是大连最早出现的中国工人自己创建的现代工会组织，它的成立揭开了大连工运史上崭新的一页。它有完备的章程，健全的组织，灵活的策略。它的出现，对带动大连和东北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对提高大连和东北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意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华工学会的成立和活动的开展，点燃了大连乃至整个辽南地区工人运动的火炬，标志着大连工人运动的已经进入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联合体，标志着大连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大连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中国革命书写光辉的篇章

　　中华工学会为早期党组织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唐宏经正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曾经为中共“六大”的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4月，当时满洲省委基于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早期党组织在东北地区产生的影响力，决定以满铁沙河口工场工人党员唐宏经、张任光、朱秀春、于治勋、王传碧为代表，组成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当时，代表之一的朱秀春是在到达莫斯科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唐宏经。

　　“六大”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中国领土之外召开党代会，我党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罗章龙、李立三、邓中夏、邓颖超、瞿秋白、关向应等100多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由于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这次大会完全是秘密的，出席大会的代表，须由国内秘密分批到达莫斯科，其中周恩来、邓颖超等主要领导都是经大连往莫斯科去的，而承担重要护送任务的正是唐宏经。

　　“六大”召开之前，唐宏经接受当时中央的秘密指示，让唐宏经担任秘密的护送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负责人。组织上担心南方代表的语言问题，担心他们暴露身份，让唐宠经组织人员护送南方代表到莫斯科开会。唐宏经按照上级指示，机智有谋，周密安排，分两次从满洲里护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李立三等党的重要领导人，以及山东和云南等地的党代表成功过境满洲里，到达莫斯科，得到了当时我党设在哈尔滨工作站党组织的肯定，并要求唐宏经继续护送罗章龙和夏曦等第三批代表，并随他们一起去莫斯科开会，唐宏经用他的机智和大胆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跟随最后一批代表，顺利地抵达莫斯科，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为我党“六大”召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共“六大”期间，唐宏经任满洲省委代表团书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可以说“六大”的胜利召开，唐宏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大连地区解放后，他组织大连工人成立了职工总会，并担任大连职工总会主席市参议会议长，并重新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任大连市委常委，负责总工会的工作，建国后，他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劳动部长兼东北总工会劳动部长等职务。2005年2月16日，唐宏经在大连逝世，享年104岁。走过了世纪沧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功绩。

　　唐宏经是中华工学会走出来的我党优秀干部，也正是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建立，为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大连地区、东北地区和我国铁路工业的工运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如今，中华工学会旧址——黄金町107号，红砖色的小楼维修一新，远远看去，格外的庄严，百年风云变幻风雨飘摇，并没有减少它的魅力，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充满了别样的韵味。小楼前的石碑上刻有“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的字样。这里承载过大连劳苦工人追求自由与幸福最早的期望，写下过大连工人运动最光辉的革命斗争历史，见证过青年革命家的光荣与梦想，更激励过几代代中国人实现在中国梦的万丈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