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综论　

　　习近平同志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要求，强调了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见证者、参与者的主体地位，体现在文艺创作上，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五性”与当代文学》（彭定安，《芒种》2016年第4期）一文，从文艺的“五性”，即人民性、社会性、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说起，阐释了作者对文艺五性在当代文学中应当以怎样的形式表现的看法。尤其指出了文艺的人民性与时代性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否定文艺的人民性、时代性、社会性的奇谈怪论，我们必须对这些低俗甚至恶俗的文艺作品加以抵制。真正的文艺工作者是应该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文艺作品，其具有充足美好的文学“五性”，反映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结构。

　　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辽宁文学发展经历了四十多年变革与突破、发展与创新的路程，对这一时段的创作进行梳理与总结，也是认清辽宁文学发成就与未来走向的一种必要的方式。《紧贴现实 多元探索 厚积薄发——改革开放以来辽宁小说创作综述》(上)（宋文坛、周景雷，《鸭绿江》2016年第6期）一文，以这一时期辽宁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有归纳、总结，也阐明了研究者的个人观点。在这篇综述（上）篇中，以70-90年代为限，经过细致的作家、作品阅读分析，结合全国文学创作思潮、流派、走向与辽宁文学发展之间的共融与互动、互生关系，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辽宁小说创作走的是一条朴素的现实主义之路，是从单一到多元、从单声部向多和声、从“共名”向个性共进发展的“辽宁风格”和“辽宁个性”的探索之路。

　　在《经验的理性与理性的经验——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关系体的思考》（高楠，《学术交流》2016年第6期）一文中，作者对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做文学理论却不潜心研究文学的倾向进行了分析与批判,进而对文学理论与文学之间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思性思辩。文学理论的品格在于向着文学生成,在向着文学生成的过程中它须借助于其他学科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命题,求解文学的普遍性或一般性。从文学理论的经验——理性性质而言,无论从这种经验——理性所由发生的文学对象而言,还是从其用于理解文学的表述性的理论形态而言,它都只能是基于文学的,它的一切延伸性的理论研究,都在与文学的关系体中获得价值。

　　基于文学精神的特质,不同时代、地域、民族,不同创作主体所承载的文学精神既有彼此相通或延续传承的成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化与流变。《论辽宁地域文化与文学精神》（叶立群，《名作欣赏》2016年第6期）一文的作者叶立群，长年关注东北地方文学创作现象、规律，以及辽宁地域文化的生成过程及特质。此文就辽宁的特殊地理、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生发出的呈现了多元性的辽宁地域文化本质特征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在某种程度上,是辽宁文学创作的重要底色和精神之源。辽宁文学是在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涵养下得以不断重构、置换和提升的。被地域文化所浸润的文学精神,同样有着一以贯之,历沧桑巨变而不灭的核心价值诉求。

　　《论近年辽宁抗战题材传记文学创作的艺术创新》（晓宁，《满族文学》2016年第3期）一文，从近年辽宁作家创作的抗战题材传记文学作品研究入手，如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系列，徐光荣的《赵一曼》，王海晨、胡玉海的《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等，这些作品从总体上可以看到，这些作品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的演进与创新，有对中国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所创新，探索了将史实性与文学性相融和创新之举。可以说，辽宁的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二、作家、作品论

　　我省作家王充闾作品集《充闾文集》（20卷）近日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文集的出版是对王充闾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精求文字著华章——读〈充闾文集〉有记》（王向峰，《辽宁日报》2016年6月28日）就是对这一作品集的整体阅读感受和点评。作者对文集中王充闾作品的传记系列、历史文化散文系列、游记散文系列、情思理趣散文系列、古体诗创作与古诗文鉴赏，都进行了简要评述。作者认为，王充闾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充满正能量的作品，及其取得的巨大荣誉，都是辽宁文学创作发展树立的榜样。

　　不久前获得国际安徒生童话奖的曹文轩，成为了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曹文轩的文学作品也热卖起来，这一获奖事件在中国当代文学圈内引起了很高的关注。《曹文轩的文化姿态》（贺绍俊，《文艺报》2016年4月15日）一文，认为曹文轩的获奖，源于他的文化姿态，而他的文化姿态就是：守成、自信、自觉。他的文化守成突出体现在他的审美追求上，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古典美学精神，坚持小说的基本元素，并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还有他建立在对世界文学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和由此生发出来的文化自觉。这样的文化自信、自觉，让其守成并不迂腐，而是展现出新的理性力量。

　　作家老藤其创作不是激情喷发式的，作品不会集中在短时期内大量出现，也不是那种厚积薄发，十年磨一剑的慢工出细活。他每年都会有几篇作品问世，不会一鸣惊人，但也绝不会石沉大海。《〈熬鹰〉：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梁海，《文艺报》2016年5月30日）一文，就是对老藤新作《熬鹰》的一篇评析。作者认为，在这篇作品中，老藤表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与当下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关系？它是否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转换？这个转换的途径又是什么？这种思辨正是仰仗老藤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思考。

　　《多重人格的自我辩难——鬼金小说论》（曹帅、吴玉杰，《山花》2016年第6期）是对我省作家鬼金小说创作的评论，作者将鬼金的小说特点归纳为：细腻敏锐的感觉、魔幻现代的表现、暴力温情并举的情节和空灵诗化的叙述。鬼金自称是“先锋文学的遗腹子”，他对于先锋文学的迷恋，在其作品中毫无疑问地展现出来。渴望救赎与自我救赎的失败的悖谬关系，对于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注与摹写，也融注于其笔端，呈现在作品中。鬼金对于灵魂深刻的探索也是不遗余力的，对于幻象的描写和直指灵魂的深度，也拓宽了文本的意义空间。其独特的感觉和充满质感的创作是值得肯定和期待的。

　　宁珍志近年来一直对辽宁诗人诗作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广泛细致的阅读，其诗评多切中肯綮，虽是评论但仍诗情洋溢。《“听见那些草在叫我”——读翟营文的诗》（宁珍志，《辽河》2016年第1期）是对诗人翟营文诗文的品评。作者首先对诗人自80年代末开始创作以来就一直钟情的长句式作了解读，这种难以驾驭的长句式在翟营文的诗作中的优质表现，赢得了国内诗界的认可。还有就是其诗作中“体现出的土地情怀气场及表现它们的意象所给予读者的视觉与心灵的冲击力度”。其诗作往往能唤起人们对以往诗歌经历的若干回顾，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