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季度的辽宁文学理论评论，在收集7、8、9月刊发作品的同时，也兼顾了之前两个季度统计遗漏之作，因此统计数量较之前两季略多，有70余篇。这些评论作品有些出自在评论界打拼多年的名家之手，有些则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试啼之作。作品呈现出的特色也是五色杂陈。从论述主题来看，在综论部分，有方法论研究，有“美学热”理论，有互联网时代理论建构的互动性研究，有对当下长篇乡土小说创作的反思。这些论证扎实深厚的理论文章，以一种高屋建瓴的姿态，为当下的理论研究与建构指引方向，指点迷津。作家作品论部分，这一季主要点评了几篇我省评论家对国内创作实绩丰厚的作家的关注，如赵本夫、金仁顺、阿来、鲍尔吉·原野、津子围。从统计情况来看，对于诗歌创作、网络文学写作、儿童文学写作，以及文化观察等方面，我省评论家都有所涉猎。但由于篇幅所限，未能一一呈现。

一、综　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历史不长，尤其当代，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历过许多内发或外来理论观念的多重洗礼，以现代汉语的形式写作被固定下来也才不足百年。现代汉语写作是在规范的书面语和民间口语彼此关联与分离的张力中形成发展,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必须正视这个基本的前提,才能真正建立起学术的规范，目前，建立规范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文献的校刊、厘清。《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季红真，《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作者认为，由于汉语的规范化运动与各种政治文化的流变,多数文献被删改,加上印刷质量的问题,存在大量脱漏错讹等情况,需要做大量勘误、校注的基础工作。在文献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信息漏洞,也必须予以重视,才能不曲解前人。实地踏查是弥补文献和信息漏洞的最佳方式，域外的文献、民族志与各种专门知识都是必要的参考资料,研究者要吃百家饭，师天下人，才能廓清彼此矛盾的信息。综合各种方法是面对杂芜的资料时，最行之有效的辩诬纠谬的路径。由于近代以来文化的频繁震动，代际之间的经验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前几代人的常识对于新一代人已经成为文史知识,超越价值判断、还原历史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学术准则，只有如此，才能坚守住学术伦理的底线。 这篇文章所提论点值得文学研究者们重视与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在初期之时，其文学批评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批评，当人们需要从政治批评转向正常的、以文学性为主旨的文学批评时，文学研究者们找到了美学理论这样一种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时，社会上兴起的一股“美学热”，为文学批评转向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美学热：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准备》（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一文解释了“美学热”这股潮流的特殊历史背景与时代特征。美学因其抽象性，能够适当避开现实政治的规约，成为文学的避风港；又因其艺术的本质性，能够承载文学性的内涵。从这一角度来看，80年代的“美学热”自有其原因。美学热中的代表性学者，如朱光潜、钱钟书、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比较典型的、显著的影响，此文以此三人的影响为主要例证进行了阐释，论述精当，大家可找来细读。文章最后，以“文学批评转向的理论成果：以刘再复为例”为题，对这种美学理论流播所产生的实践结果，即从文学自身来寻找批评的视角和话题，从而带来“向内转”的批评转向趋势。这篇文章以一个文化现象的发端为契机，以4位代表性人物为论述落脚点，将“美学热”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准备这一话题扭结在一起，立论新颖，视角独特，求证充分。

　　

　　当下中国正经历大规模社会转型性文化变迁,社会转型使在先前社会文化模式或社会文化体制中形成并与之适应的社会理性发生很大变化，《互动性研究:当下理性建构的文化变迁》（高楠，《辽宁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一文分析了这种变化的成因及形态，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它导致既有历史价值尺度及生活范型标准发生重要变化,又进而引发社会体制的探索性变革,其中包括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构、社会行为模式的演化。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社会理性逐步形成。作者以中国近20余年的新理性精神建构为例，认为这种建构不仅正普遍化为大众的建构，而且普遍化为大众的新理性精神。从这个角度说，大众文化发展并不像前些年有学者悲观预测的那样，它会使社会生活在感性娱乐中混乱与无序，而是相反，大众文化在巨大的几乎无所不到的互联网浪潮中，已开始提升社会理性的水平。

　　近20年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从题材上来说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即都市的膨胀、乡村的颓败和历史的重拾，《乡愁、乡怨与写作姿态——有关当下长篇乡土小说创作的一种反思》（周景雷，《上海文学》2018年第3期）一文，对近20年来乡土小说的主题进行了提炼，总结为从乡愁到乡怨，这不仅涉及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涉及如何面对当下的问题。一方面它考验一个作家如何通过文学的形式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考验一个作家如何在繁复的现实面前、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自洽而不失偏颇。同时，作者还在文中讨论了作家在当下应该以何种写作姿态面对今天的乡土社会。作者认为，要处理好写作姿态的问题，首先作家要处理的是离地与在地的关系；其次要处理好家乡与故乡之间的关系。而当下中国乡土小说写作从乡愁到乡怨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乡土文学写作者的不同写作姿态，更是反映了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作家的某种共同心理：一方面追求全面深刻地介入现实，扮演启蒙者、指引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要在文学创作失去神圣光环之后顺利进入民间，与大众一同歌哭。

　　

二、作家、作品论

　　赵本夫的长篇小说《天漏邑》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长篇小说奖”。这部以化外之地为写作背景的小说，写出了瑰丽的乡野传奇。《皆自混沌莫分明——读赵本夫长篇小说〈天漏邑〉》（韩春燕，《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4期）一文，对这部获奖小说进行了深入解读。作者认为，这部作品从总体构架上来看，力图在文化思考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接近和呈现这个世界的一种混沌状态。文中天漏邑的存在，人类对生命自在状态的追求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天漏村人遵从着从古而来的神秘训诫，那些秘密制度几千年来都在被严格执行着，除了村长的禅让制，还有哑巴修史的制度，一代代的哑巴作为天漏村历史的见证者和书写者。这样一种对史传传统的尊崇，让天漏村与外界区别开来。天漏村虽是天谴之地，也是人类的自我完善之地、 自我救赎之地，作为天地之间的大破绽，它既是罪恶之人聚集之地，也是自然、文化和人性的美地。文学书写始终要面对人，面对现实和历史，要尽力还原其虽然复杂却逼近真实的面目来，从这个意义讲，赵本夫的《天漏邑》做出了努力。

　　生长于东北的作家金仁顺近年来的写作始终平稳而持续，女性特有的细腻与绵密，东北人特有的豪爽性情，在她的小说写作里都有体现。《小说世界的“化骨绵掌”——金仁顺的短篇小说》（张学昕，《长城》2018年第5期）是一篇对金仁顺短篇小说的评论。作者认为，金仁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宿命的意味。一个作家与某种文体、某种艺术样式的宿命般的神秘关系，体现在作家表现生活和存在世界的精神取向和艺术选择之间的微妙或把持方式。而金仁顺的写作，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能够耐得住寂寞的写作。她刻意地寻求着生活的真实感和重量感，并在叙述中剥离或者打碎我们既往的道德秩序，进而颠覆我们的阅读和接受，尽显出金仁顺小说叙事的魔力。这才是金仁顺小说叙事的精神内核所在。而作为被视为缺少生活沧桑感的“七零后”作家，金仁顺内心对作品的淬炼就显得特别重要。她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气质，其小说的形式感和纯粹性，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必备的先天性因素或条件。

　　从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开始，阿来笔下一个又一个关于西藏的故事进入我们的视野：从20世纪初摇摇欲坠的康巴土司世界，到1950至1990年代经历了时代沧桑巨变的机村，再到新世纪以后由“山珍”引发的骚动，还有那个遥远到“家马和野马刚刚分开”的格萨尔王时代，阿来用传统所能传递的意象及意义的力量，营造了一个独无二的西藏。阿来的写作带给我们的除了猎奇，应该还有更大的文学意义。《阿来的意义》（梁海，《海燕》2018年第6期）一文，作者以阿来的小说作品、散文作品为参照，发现其写作的意义。阿来笔下西藏的村庄，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隐喻体。尤其是在一个多元的年代里，阿来写出了村庄在遭遇社会政治、现代文明的浸入时惶惑的神情。阿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现代性的思考，这一点，或许与他的民族身份有关。在文学中塑造一个真实而富有历史感的西藏形象，让这一形象承载西藏的文化，以及这一古老文化面对现代性、全球化等世界文化格局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便成为阿来写作的文学自觉。

　　2018年8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我省作家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获奖。原野写散文多年，也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但他仍是以散文写作为人们所熟知。《旷远细微幽邃之美——说说原野的写作》（刘恩波，《渤海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是一篇漫谈式的文学评论，也似散文一般优美。作者在文中谈了对原野散文亲近天地自然的混沌质朴之感，原野用文字的方式实现了对另一个精神世界的眺望、抵达和抚触，而他的散文风格则可用旷达、细微、还有幽邃，这三个词语来形容。原野散文里所有的旷远之风，体现出其散文的总体格局的阔大。原野有意识地回避了散文的“高大上”，躲开了所谓大文化散文的窠臼与陷阱。不掉书袋，不依赖古今典籍的全面解读和旁征博引，而多走日常经验一路，以诗意的视角洞烛幽微，体察其间。原野的实践和身体力行，验证了文学不嫌其小的风格魅力所在。这也是其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的一个重要特色。

　　作为一位丰产作家，津子围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小小说集《蓝莓谷》出版于2017年，共收入 41 篇作品。《喧哗与庄严，津子围精心构建的小小说王国——评小小说集〈蓝莓谷〉》（韩传喜， 《芒种》2018年第8期）一文，对该作品集的特色与成就进行了评述。作者认为，小小说写作容易陷入内容与形式单一的境地，但津子围以取材的广博，突破了这一限制，“举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题材——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前生后世、上天入地……均可入选，但又被作者转换了观察角度、开掘了表现视域、赋予了更为深广的传达维度，因 而凝练中更见厚重，简练中愈显丰富，作品反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与冲击力”。津子围在小小说的“形式”方面进行了实验与突破，并采取了一种不懈的精神探求与敬畏的写作态度。津子围的小小说写作，雍容迂徐的叙述节奏与从容裕如的叙事内容，有别于一般小小说的紧迫感与局促感，而其独特却自然的收束方式，体现了内在的精神追求和意义的多重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