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初夏，天气渐热，躁动生长的季节已经到来。辽宁文学评论之夏却并不似这天气般躁动，仍按部就班地研磨着文章、品评着得失、讨论着进退。这季扫描里我们会看到关于乡土文学重述、长篇小说综论、女性散文梳理、文学戏仿研究等综论话题，也会看到对省内外作家老藤、刘庆、贺颖、余华、林白等人作品的评论。辽宁文学理论评论的繁荣发展就在这一篇篇或朴实、或华彩、或长篇大论、或小巧精细的文章中扎实前进。    

一、综　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乡土文学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现代化的发展，城市扩张步伐的加快，乡村的萧条，乡土文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似乎更擅长也更感兴趣的是城市叙述，于是今天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出现了，即认为乡村文明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映在文学上，则是乡村叙述的日渐式微。《重述乡土的可能性》（贺绍俊，《文艺评论》2018年第2期）一文提出“重述乡土”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正是针对这一流行观点所给予的有力回击。首先，作者从根本性理念上对此观点进行了否定，即社会和文学是不会同步发展的。要说到乡村凋敝，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而那个时期正是中国乡土文学兴旺发展的时期。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作品也并不少，而且体量更宏大，景观更丰富，形式更现代，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叙述具有更加鲜明的现代化视域。作者认为，现在提出“重述乡土”的口号，就是要珍惜我们丰富的乡土资源，尊重我们的乡亲乡邻，也尊重我们的乡土文学传统。重述乡土，就是要改变我们在乡土叙述中的思维定势，寻找到新的处理乡土资源和乡村经验的思想方式和观照乡村的新视角。接着，作者以对一些新乡土文学作品的分析，实证重述乡土具有充分的可能性。这些作品有写乡村日常性的付秀莹的《陌上》，有把乡恋与乡愁结合起来的曹多勇的《淮水谣》，有从文明差异看阶级斗争乡村史的何玉茹的《前街后街》，还有虚写现实、实写精神的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该文理路清晰，观点明确，思辩深入，充分展示出了一位文学批评大家深厚的理论功底、多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体察与思考，唯有时刻的在场与思辨，才能够也敢于提出这样的大判断。

　　《关切生命的文化图腾——以新世纪优秀长篇小说为中心》（韩雪梅、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一文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比照分析后，提出了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文本主流意在建构一种以关切生命为核心的文化图腾这样一个观点。作者认为置身新世纪中国社会转轨变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优秀长篇小说的话语世界，聚焦世相人间百态，积极匡复物质唯上对心灵的扭曲，有力抗拒社会震荡对人性的颠覆，其精神道场就在于努力使喧嚣时代回归生命哲学的文化本真，以期达到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新高度。 

　　一直以来，辽宁的女性散文创作都有不俗的表现，在全国散文创作队伍里，皆可圈可点。从康启昌、金兰，到素素、马秋芬，再到苏兰朵、王开、沙爽、赵冬妮等，辽宁散文梯队的迭代更新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代辽宁女性散文创作扫描》（姚韫、孙佳、隋丽，《沈阳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一文就从分析辽宁女性散文的传承与创新入手，对辽宁女性散文创作风格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个性鲜明的女性意识，独具风情的“辽文化”特色，姹紫嫣红的艺术风格。当代辽宁老中青三代女性散文作家的创作，阐释了黑土地厚重的自然原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构成对其创作的影响，她们的创作彰显了东北文化特有的地域特质，题材选取和艺术创思既有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灵动，也有深刻的文化反思，从而形成了当代文学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

　　“戏仿”这一概念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在西方文学界只是碎片化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直到20世纪，西方对戏仿强烈而又自觉地使用才呈现出蔚为大观的局面。《新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文学戏仿研究》（周铭哲，《名作欣赏》2018年第5期）一文对“戏仿”这一概念及表现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西方在20世纪之前对戏仿的运用都是为了反思古代、批判经典，从而宣扬时代主题；而20世纪之后，在用戏仿手法解构古代经典的同时，也明显流露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怀疑。相比之下，20世纪前期中国对戏仿手法的关注与研究明显呈现出一种滞后的状态。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借重于外国文学的涌入，戏仿的手法与观念才在中国文学作品当中被规模化运用才起来。在中国文学界，戏仿可分类为小说主题的戏仿，如余华创作于1988年的《古典爱情》，对中国式爱情主题进行了戏仿；韩寒的《长安乱》是对中国传统的“英雄侠士”主题的“反侠”式戏仿。对传统词语的戏仿最明显地体现在刘震云的作品中，如《我不是潘金莲》。还有对中国正统历史的戏仿。中国作家对于戏仿手法的积极学习与运用，体现的正是特定历史语境下充满矛盾与焦虑的国民心态。

二、作家、作品论

　　我省作家老藤近年时有新作问世，《价值观的搏斗与人性的转化》（孟繁华，《文艺报》2018年4月20日）是对其中篇小说《手械》的评论。这篇文章从人性转化复杂性的表达上，从人物价值观自我搏斗的心理书写上肯定了《手械》的艺术价值。追捕者完成了他从荣誉、复仇到释然、放下的个人性格的自我塑造，是善的价值观彻底改变了追捕者的复仇心。而逃跑者也并非大恶之人，在越狱后过起了安贫乐道、乐善好施的生活。作者认为这部小说在思想与艺术上，有突破性的想象和贡献。《在叙述中传递中庸之美——读老滕的长篇小说〈刀兵过〉》（贺绍俊，《小说评论》2018年第2期）解读的是老藤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刀兵过》里，老藤实践着自己的美学理想，作者将其凝练为“中庸之美”四字，并辩析了人们通常对“中庸”的误解。“中庸”的理念更多指的是一种天人合一，天地万物都在至诚至善的境界下达到统一，这也是《刀兵过》里所要体现出的核心意念。

　　我省作家刘庆耗时15年的长篇小说《唇典》的问世，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2018年第3期，《当代作家评论》刊发了《唇典》评论小辑，收入三篇文章：《寻找在现代性中丢失的敬畏和珍惜——评刘庆的〈唇典〉》（贺绍俊）、《重新想象人的生命世界——我读〈唇典〉》（谢有顺）、《在粗粝和苍茫的历史中邀约灵魂——关于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周景雷、郑慧文）。分别从不同角度解读、评价了这部长篇的成就与价值。

　　余华先锋时期的创作被解读为形式主义的冒险。余华却认为其是采用“虚伪的形式”的真实的隐喻创作。《论先锋时期余华隐喻创作的特征》（郑夜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一文认为，余华先锋时期隐喻创作的特征在形式上表现为语言的不确定性，结构为世界结构，时间为现在性；在叙事特征上表现为主观强硬，表达客观真实和黑冷风格；在叙事内容上表现为否定常识真实，建构内在真实，体现悲悯情怀。而认清余华先锋时期隐喻创作的特征，是正确解读余华作品的关键。 

　　林白的著名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发表于1993年，在相去二十多年的今天，重新审视与解读这部作品，站在何种角度、以何种理念来解读、赋予它怎样的意义，这些都会显出评论者的史学眼光与理论深度。《文学女青年的进化史——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中心的重读》（李雪，《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一文选择从年轻女性的进化史这样一种研究视角切入。作者认为《一个人的战争》写的是一位敏感、孤独文学女青年的成长故事，同时也写出了女性复杂矛盾的内心情绪，是林白走出自己写作风格的一部重要作品。林白在80年代文学热潮中曾不断向文学主潮靠拢，如参加广西文坛的“寻根”书写，还曾向“先锋派”示好，但最后都无果而返。这也让林白意识到跟从潮流写作是无法树立自己风格的。虽然在90年代，凭借《一个人的战争》等小说，林白迅速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并被贴上“女性写作”、“身体写作”等标签，但林白个人却在时刻警惕这些标榜，她以《说吧，房间》表达出了她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青睐。一路写下来，《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直到《北去来辞》，林白用实践写出了一个文学女青年的成长历史。《北去来辞》看似写世界、写他人，但最终目的是以他人之经验与历史，来清理自身。林白的个人书写是在讲述时代赋予人的感受，是在思考人如何面对历史转折，如何进行自我转变。这些意义，在梳理其多年创作实际后，才能更好的彰显出来。这也是这篇重读文章的意义所在。

　　《渤海大学学报》对于辽宁作家的集中推介还在继续，2018年第3期推出了贺颖专辑，共发文4篇，分别是《文学:以独特的思考进行新的创造——与辽宁作家贺颖的对话》（贺颖、林喦）、《 “祛魅”时代的“返魅”者——贺颖散文创作简谈》（赵琨）、《求索诗的灵魂——解读贺颖的诗歌》（徐日军、智建勋）、《感性、神性与智性——浅析贺颖的诗歌创作》（张英）。近年来，辽宁作家贺颖在文学创作领域尤其是诗歌方面不断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收获。贺颖的作品有其空灵的特性，她与自然、与神性事物的天然亲近感，让她的文学作品格外具有了一种灵性之美。她所具有的智识与想象，都给其作品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特质，使其成为独特的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