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 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在我国近现代到当下的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创作能够快速地走向文学主流创作之中，是作家根植于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直面现实中的真善美所做出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创作题材选择和艺术判断，是作家在创作中能够明显自觉地突出作家主体创作意识中的社会责任、个体价值意义以及善于用文学表达方式去建构生活之真和艺术之美的具体表现。

　　作家滕贞甫近期创作的以反映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乡村精准扶贫工作的长篇小说《战国红》就是这样一部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诚然，一般读者容易凭借所谓的读者经验认为，政治上比较强化的作品往往会体现出作者关注现实生活的赤城之心和热切目光，但同时也因为是主旋律作品，往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了作品书写现实的深刻性和批判现实的力度，进而会淡化小说作品的美学属性或者艺术属性。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将根植于原滋原味生活之中的故事发现提炼出来，进而进行属于自己风格的再创造，并最大努力地突破自我曾经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模式。无疑，在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中，作家对农村真实现状、贫困因由、农民生活状貌等诸多问题的思考通过作者灵敏丰富的文学敏感度、文字功力、叙事手段和语言风格表达了出来，与其说作者在刻意强化小说的文学性以淡化观念性写作的痕迹，不如说是文学经验在作家现实体验、真实踏查、巧妙构思中累积形成的艺术自觉对以往模式和经验的一次有效突围，充分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中国文学创作传统表达。

　　小说《战国红》以东北一个叫柳城的农村在相继两批驻村干部（第一批为青年驻村干部海奇为代表，第二批以驻村干部陈放、李东、彭非为代表）扎根农村贫困地区，深入农村底层、亲力亲为，为农村破世俗、去低俗、选项目，以精准脱贫致富为己任带领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故事；同时，作家以极具感染力的叙事经验和双线叙事模式真实地塑造了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一批敢于担当、攻坚克难、肯于吃苦、积极作为的新时期优秀党员干部和新时代新型青年农民的典型形象。可以说，《战国红》是一部具典型性“主旋律”的小说作品。

　　小说所描摹的东北农村柳城是这样的：“柳城就是岁月之河上一台陈年水车，以她的破旧之躯，为鹅冠山下这片贫瘠的土地输送着血液，不知疲倦，不求闻达，年年如此，岁岁这般，时光在这里仿若放慢了脚步”。这是小说中第二批驻村干部陈放对柳城的印象，真实而凄苦，“破旧、贫瘠、放慢了脚步”几个关键词简洁明了地描绘出东北一些贫困地区的真实状貌。然后就是在这样的“破旧与贫瘠”之地，以杏儿、李青为首的一批新时代农村的新型农民，她们以诗一般的情怀眷恋、期盼和守护着她们心中的田园村庄，不管生养着她们的乡村是怎样的落后、贫瘠，是怎样的破烂不堪、陈旧迂腐，她们总是以心怀希望，不放弃不抛弃的执著心态面对着现实，面对着希望。小说中对杏儿的形象描述具有极大的时代性和希望性。“写诗的女孩叫柳春杏，一个春夏秋冬都喜欢穿牛仔裤的姑娘，村民称呼人喜欢简洁，男女老少都习惯叫她杏儿。杏儿蜂腰鹤腿，喜欢用一双明眸说话，马尾辫蓬松自然，脸上总是挂着矢车菊一般的微笑，清丽而不妩媚。”农村女青年杏儿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所抱有的执著希望，不仅是农村里“一棵树、一眼古井，五只白鹅”，还有像“穿着一件立领白色夹克，白色收腿运动裤”、会画油画的青年驻村干部海奇一样给贫瘠陈旧乡村带来脱贫致富的希望，后来柳城又来了第二批驻村干部陈放、李东、彭非给杏儿、给乡村所带来的希望。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希望”，杏儿才写出了“少女、将花容寄存在井里/不担心，有风打忧/渴望有个背着行囊的游子走来/摇响，打着铁箍的辘轳”的诗句；杏儿给村里致富项目糖蒜社里的品牌食品糖蒜撰写的“不经意的经典”广告词“把你浸泡在思念里/七天七夜/当我敞开心扉/你已经红透”这样的诗句。在与竞争对手对峙的时候，杏儿很朴素地说：“因为当诗人原本也不是我的奢望，我印象里诗人都不食人间烟火，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孩”，这句极为普通的话语恰恰印证出一代新型农民的朴实、真诚与执著；也正是农村人有了这般的真诚与执著，两批驻村干部海奇、陈放、李东、彭非才前仆后继地带领农民积极修缮小广场，养殖猪业（虽然中途失败）、做糖蒜食品、治山植树等探寻乡村致富之路，才有了根除赌博、治理喇嘛咒等落后习俗的突围之举，才有了像陈放一样的驻村干部。

　　小说《战国红》正是在全国上下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一部具有典型性的主旋律作品，作者作为叙事的旁观者，借用农村女青年杏儿的视角，平实而简明地将作者客观化叙述融入到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真实，进而不动声色地描写故事、描写人物、描写陈旧而贫瘠地区的村民生活状态，描写投入到精准扶贫工作的驻村干部，并真诚而真实地通过“亮身份、树形象”、“干真事、真干事”地塑造一个个鲜活的驻村干部形象。因此，小说《战国红》所讲述的故事具有真实性，人物具有鲜活性的特征。

　　小说中无不浸透着作家所熟悉的土地、地域文化的表达和对地域底层农民的观照，字里行间透射着作家对家园、土地、生民无限的热切关照，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这部作品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