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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积淀与历史的风情
——评津子围长篇小说《大辽河》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3期 | 作者:李耀鹏 孟繁华  时间: 2024-07-01

​  津子围是一位有着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家,他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先后发表的《童年书》《口袋里的美国》《十月的土地》等作品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长篇新作《大辽河》是一部以辽河为题材的小说,是一部地方志,也是一部边地书,它和其他小说共同构建了津子围的小说美学和文学理想。津子围在历史和文学的经纬中再现了古老东方文明的面影,光阴荏苒沧海桑田,那些逝者如斯的千年往事如此愉悦曼妙却不失悲伤惆怅地熙熙而来。《大辽河》中的津子围对历史刻意隐瞒或者深藏的人事重新“招魂”,以文明之魂魄昭示着千年华夏的绵绵瓜瓞。《大辽河》是时光岁月的古歌,亦是历史长河里的清音,更是津子围内心世界裂帛奔涌的情感涟漪。

  威廉·福克纳阐释他的寓言体小说《一个寓言》时曾明确指出,源于基督教的寓言最适合他讲述的故事,因此,他以宗教寓言的想象和虚构方式完成了艺术上的全部隐喻并坚信“寓言是寓言的谜底”。对于文明追溯者和历史真相探究者而言,或许历史与文明自身就是其不言而喻的注疏。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以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方式构筑了从动物到上帝的人类文明简史,而津子围选择在行走大辽河中追索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于人类文明前史的暗夜中点燃灯盏,恣意而深情满怀地披载着游方的袈裟。大辽河沿岸的风物与风情激活了津子围浪漫唯美的诗情,山川草木与人间万物都荡漾着盎然的春意。津子围心灵深处着意的并非只是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诗歌与远方”,更是穿越时空的逆光行旅以及生命与灵魂碰撞而生的思想考古,他的行走看似漫无目的而云淡风轻,实则内蕴着对文化之根的寻觅。津子围毫不刻意隐藏他对辽河的情愫,故乡的河流不仅承载着记忆与忧愁,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同个体的生命血脉相融。“如果把一条河看成生命的过程,那么,源头是出生之时,一声啼哭,横空出世。上游则是童年时光,落差较大,激越跳荡,然后进入青春期,四处探寻,充满活力。河流的中游也是它的中年,除了遭遇水灾年份改道,一般情况下还算平稳,沉默寡言,滋养深阔。进入下游之后,河水流速缓慢,河面宽大宁静,对其承载的、恩泽的、破坏的都看轻看淡了。”(1)显然,津子围行走辽河的精神动力学并非信马由缰式地领略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而是意在凝眸时间在个体生命中无声斧凿的印记。在水一方的辽河既是文化和文明的源头,也是津子围个人无法逾越的精神“巨流河”。辽河之水自古而今孕育着璀璨的文明并铸塑了华夏儿女坚韧善良的文化性格,它以刚柔并蓄的方式润泽着辽河平原的万事万物,不舍昼夜呜咽流淌的大辽河见证着历史的波诡云谲,成为照耀后来者文化记忆的遗存。

  古今中外的诸多文人墨客都不约而同地在行走中透辟艺术和生活的真知灼见,他们“在路上”超然豁达,能够自省吾身,同时又被那些即将上路行走的人所观望和期待。汉代的佚名诗人在行走中顿感“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柳宗元行走在贬谪途中,他身陷万千孤独而慨叹“独钓寒江雪”;苏轼也在行走中表达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庐山烟雨浙江潮”的人生况味;白居易同样在行走中写出了真挚友情的融融暖意——“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还有无数行走中的人,在路上自信、旷达、桀骜和优雅着。我们不难发觉,“人文地理的版图上,从未间断过的是无数的旅人和行者——神游侠、观光客、淘金者、流浪儿等等,他们向着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姿态或速度行走着……在行走中,他们有了‘见’和‘识’,董其昌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是对前贤人生状态的描摹,同时也是士人们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期许”(2)。因为拥有了行走的力量,历史的夜幕中才出现更多群星闪耀的时刻。思想家和哲人同样无法远离行走(3),行走赋予他们启迪和智慧,作为充斥着“逃跑激情”的“羁风之人”,他们以酒神般的狂热抒怀着“在路上”的巨大旨趣。尼采在行走中彻悟了清静与孤独,他坚信唯有行走能够抗争静坐带来的偏见和幽灵式的罪恶;卢梭将行走的哲学视为返璞归真的朴素诗学,行走便是以世俗生活休憩的方式对抗工业文明进程的残酷;对于追求极端自由的犬儒主义者而言,行走是挣脱秩序主义桎梏而走向精神朝圣的必由之路。总之,“行走唤醒了我们身上过时却反叛的个性特征:当热情被激发以后,欲望变得直白而又坚定。因为行走将我们放置在生命垂直的轴线上:让我们卷入生活的洪流,激起千层浪花……另外,行走也能让人怀抱梦想:因为行走可以被看成一种对腐朽、被玷污、疯狂、平庸文明的拒绝”(4)。津子围同样选择以诗意行走的方式开启文明探幽历程,内心充盈着无限的缱绻遐思,热情洋溢而步履生风,“心如被风卷动的流云,漫游之志难以遏止”,在那些他熟悉或陌生的人与物中感受着生命的脉动和变幻莫测的历史奥秘。津子围的行走没有明确的从一而终的起始与终止,而是随遇而安率性地在大辽河畔任由心灵自由驰骋,行至所处便会自觉地诱发思古之幽情,于是他的脚步不知疲倦地丈量了东西辽河的交汇点福德店及至辽河支流的柳条边、千年古城赫尔苏城、辽河航运最北端的三江口、牛庄和东丰小镇等。它们经历的风雨和承载的历史已然消逝在茫茫无尽的时间旷野中,但却重新抵达感悟了大辽河的死亡和重生,透过一条河流的前世今生镜鉴现实人生的兴衰荣辱。于是,津子围在不间断的行走停驻中灵光乍现,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锻造完成伟大的生命考古,借由那些数之不尽的似曾相识实现身份认同的确证。他在小说中沿途大辽河遭逢的二哥、三哥、四叔、堂弟、老舅、堂妹、二姨、四表哥等与其未必有着同宗同族的血缘伦理纠葛,却毋庸置疑地同属中华民族的血脉,这种文明的共同体意识正是津子围漫游大辽河的思想愿景。行走大辽河是津子围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他的宏愿在于由此汇入中华文明的磅礴之海,因此,他的批判利剑直指历史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谬误。津子围以大辽河为文化轴心,想象和建构了穿越时空、气贯如虹的大地诗学,不同的时间和历史聚合成思想的磁场,使得并未如烟的往事和文明“魂兮归来”。津子围义无反顾地走向大辽河,一个人追索他魂牵梦萦的文明苦旅,成就了他勇往无畏的“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作家阿城曾言及,一个民族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容易被忘却缘于我们难以抗拒时间本身惯性带来的遗忘,而不容易忘记是因为民族抑或文明的过往已经被镌刻进骨血中永难磨灭。津子围以倔强的诗性之心重返辽河故地,凭借着理解之宽容浮现历史的意义和真实面相,其旨归就在于以勿忘之念封固那些被“理所当然”忘记的过去。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强调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对于作家的寻根意识,他指出:“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5)文化寻根同样是津子围行走大辽河的精神源泉,他以素朴和感伤的文明之诗折射和召唤了历史后见者的整体情绪,那并非个人琐忆文明的孤星之旅,而是于千载历史往事中淬炼出的有情的心灵停泊的港湾。津子围文明的“沙之书”以对历史的勘察为先决,历史的理性和秩序成为映照文明的高悬之镜,王朝更迭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与大辽河的生命如影相随,斗转星移的往事就这样被一条河流如此深情地铭记。张宏杰曾说:“事实上,在我眼里,历史是个好玩的、多姿多彩的,甚至迷人的东西。甚至,我要说,我所看到的历史是一个活着的海洋,而不是一片干枯的标本……历史是戏剧,是诗,是音乐。”(6)张宏杰的历史观无疑带给我们巨大的启示,即被史家想象和讲述的历史同样可以如音乐和戏剧一般,回响着大千世界的错综复杂。津子围行走的河与他钟情的历史相得益彰,行之所处便情不自禁地遥想着历史的万种风情。“鹅毛大雪落在了辽代的辽水两岸。河水尚未解冻,落在深色波澜上的雪花瞬间被吸附得无影无踪,而岸边推挤的雪花有如棉絮一般,绒嘟嘟的,随弯就弯地排列着。两只大白鹭从岸边芦苇丛中飞起,扇动着沉重的翅膀,在水面上狠狠地‘揪’了一下,仿佛要拉起黏稠的布面一般的河面,事实上,大白鹭只是撩起了几滴水而已,却搅醒了一片寂静。”(7)津子围以浓郁的抒情徐徐地打开了故事的“众妙之门”,纷飞的大雪、撩水的白鹭以及万籁俱寂的河面让辽水两岸活色生香,东西辽河的尘封旧事以及烧炭二哥、尚阳堡四叔、义薄云天的老舅、雕刻玉瑗的四表哥从历史深处缓缓而来。正是这些无常的人事之变让大辽河获得了人性的温存,津子围不停歇地从福德店走向西辽河,河流的秘史与文明的进程就这样被如泣如诉地娓娓道来。福德店是故事和行走的伊始,这里曾是“秋深河瘦、叶落寒鸦”的龙兴之地,《吕氏春秋·圆道》记载:“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游牧民族屠何、青丘、山戎、东胡等曾聚居于此。辽代之前浩瀚无垠的辽河草木葳蕤,繁华无限,至清代日渐凋敝,失去了往昔的风光。行走其间,除却感受平行世界的神奇魅力,更是对彼时另一个自己的心之所向与忧伤等待。柳条边同样有着欲说还休、难以名状的“昨天”,它是历史的产物,柳条边与大辽河同根共生,那里回荡着四叔与阿木叶“纷披灿烂,戈矛纵横”的悠扬琴声,真可谓天地悠悠,怆然涕下。除却《柳边纪略》中的翔实记载,康熙第二次东巡时纵情挥毫写下《柳条边望月》七绝:雨过高天霁晚虹,关山迢递月明中。春风寂寂吹杨柳,摇曳寒光度远空。此后,乾隆再次东巡时又豪情万丈地吟咏出:霓旌摇曳晓曦明,故国人人喜气迎。三月关山征辔远,而今屈指到兴京。对柳条边的抚今追昔便是对大辽河历史的深切回望,并未远去的陈年旧事与星火燎原的文明之变就这样在津子围自由不羁的行走中风云际会,曾经沃野千里的柳条边如今已经成为布满伤痕的残垣断壁,帝王的诗篇连同文明的印记虽遗憾地无法永恒留存,王朝消失的背影无情地淹没在时间的旷野,但是文明的清澈之心却绵延千古,令人无限感慨。

  克罗齐认定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因为即使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事件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的事件,但对它们历史地加以认识的条件也还是它们应该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荡漾’,那就是说,它们的证据应该是此时此地就在他的面前而且对他是可理解的”(8)。津子围行走大辽河时,内心同样汹涌着那种富有生命活力的心灵状态,河流两岸的风物和风情如影相随,流淌着文明激变的雄壮浩瀚。于是,津子围犹如江湖侠客在永不止歇的远游中寻找文明的滥觞,初冬时节的威远堡镇之行让他偶然间忆起古城尚阳堡,走访赫尔苏河时感受到的是千年古城商贾云集的辉煌,涓涓细流的东辽河水俯瞰着芸芸众生。三江口是辽河航运盛衰的历史交汇点,那里曾经帆樯如林,舳舻相接,气象宏伟,如今却复归平静,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或生活小史连缀了诗意辽阔的大历史。牛庄的时间沙漏尽显辽河文明的磅礴,红海滩的人间绝色令人心旷神怡,历史悠久的“渔雁文化”如活化石般雕刻着辽河之地不朽的诗篇,与此同时,辽河航运的衰落又生动地映照了近现代史的浮沉之变。行至东风小镇的古老渡口,琐忆辽河文明的思绪同样走向了时间深处,河流彰显出文明的时间性,然而并非所有的河流都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如同尼罗河点燃了古埃及的文明曙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并诞生了最初的农耕文明,辽河天然的地理走向决定其能够孕育出血脉相依的文化共同体。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及渔猎文明在交锋、对抗和融合进程中,河流静默地走过了历史和时间,昔日满目疮痍的辽河封育后逶迤莽莽,宁静祥和的辽水两岸弥合了精神游牧大辽河的惶惑与迷失,瞬间的顿悟仿佛让我们驶入迷宫般的历史册页而全然忘却了时间的存在。探访西辽河的源头确证了辽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坐标,赓续传统的辽河文明与黄河和长江文明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史诗图景,灿若星辰的文明夜幕中出现了新的微光。因此,津子围的文明行走之旅随之具有了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轫意义。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透射出让人更加沉醉着迷的文明前史,“红山人度过旧石器时代的漫漫长夜,步履蹒跚地走进新石器时代。从兴隆洼文化到小河沿文化这数千年悠悠岁月,文明的起源如繁星点点,奔腾不息的老哈河和西拉木沦河如泣如诉,传颂着远古先民如梦如幻的歌谣”(9)。那些泛着灵性和智慧光影的考古遗迹不仅形成了完备的史前文化序列,而且颠覆了古老的文明认知。于是,津子围以江河生生不息的骤变书写了时间和文明的历史,他犹如伟大的寓言家和文明的先知向着亘古和虚无发出永恒的天问。

  津子围是在线性时间意义上考镜了大辽河的文明源流,于是他便以编年史的方式勾勒大辽河的文明谱系,他深知“编年史乃是仅仅根据证词而被相信的过去,但不是历史地被认识到的过去。这种信念是一种纯属意志的行为,它是那种要保存我们所并不理解的某些陈述的意志。如果我们确实理解它们,它们就会是历史了。任何一部历史,当它由不能复活它那些人物的经验的人来叙述时,就变成了编年史……要有编年史,首先就必须有历史;因为编年史就是精神已经从其中消逝了的历史躯体,它是历史的残骸”(10)。显然,津子围在编年史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中形构了大辽河的文化密码,编年史为千古浩荡的辽河文明提供了时间性;历史则为文明的瞬息嬗变充当着精神遗迹。津子围的执念固然是为新的文明源头寻找证据,但他因此透辟地彻悟了“时间是人类的时间”和“文明冲突的本质是时间的冲突”,如同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时间本质的自我质询,大辽河的文明追索使得津子围在“形而上学”的感性意义上对宇宙天地万物有了新的认知。或者说,津子围行走大辽河的执念并非受历史复古主义的驱使,而是带着强烈的个人主体意志进入时间、历史和文明的演变进程中。正所谓“思想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前提而它又反过来成为历史知识的前提。只有在历史过程、亦即思想过程之中,思想本身才存在;并且只有在这个过程被认识到是一个思想的过程时,它才是思想”(11)。因此,津子围的思绪从远古茹毛饮血的刀耕火种时代纷飞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现实,他的文明索骥浸透着难以尽数的心灵悲欢,所行之处皆以现代人的目光重新考量了置于时间深处的文明。那种始终保持鲜活的心灵态势和永不止息的思想过程,使津子围深刻理解了维特根斯坦言及的“语言是思想的边界”和马克思强调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他以话语讲述的方式累积着文明考古的“档案”,他深知“人最终的痛苦是语言的痛苦,人是语言的动物,是话语的囚徒,不过,人也在话语中慢慢觉醒”(12)。这是大辽河内蕴的文明带给津子围的思想启蒙,也是个人对人事之变、时间流逝和文明跃迁的内省感怀,津子围以此在时间之岸遥望着彼岸幽深的文明之河,他在“河”与“岸”之间燃亮了文明的炬火。

  历史学家王笛在其史学著作《历史的微声》中,建构了以微观史学替代宏大叙述进入历史的方式,他强调要以多种角度观察历史,尽可能地走出帝王史观。津子围在《大辽河》中,既从宏观意义上呈现出辽河文明的历史“风景”,同时又以八个相对独立的爱情故事使得历史与文明拥有了真实可感和冷暖自知的人性。诚如历史学者张宏杰所指出的:“历史吸引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是人性展示的广阔舞台。在历史里人性有机会表现它平庸生活中难得展示的一面。在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任何一个小说家极尽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精彩的剧本。历史比小说更好看。”(13)张宏杰之所以认定被讲述的历史较之虚构的小说更加着迷醉人,其根本缘由在于人性的本真得以尽情地展现。津子围笔下那些令人动容的人世间情义都不约而同地与辽河及其作为个体生命和文明戳记的龙凤玉佩休戚相关,如二哥与招苏台河,老舅与辽河中游,堂妹与辽河下游,二姨和二姨父与浑河和太子河,三姐和三姐夫与辽河干流,四叔与东辽河等。烧炭工二哥和三哥的烧窑之地是津子围行走辽河的起始点,由此开启了东西辽河的文明探幽历程。兼得古铜镜和龙凤玉佩的三哥生活顺遂,梦境中斑斓的霞光令其心旷神怡,那带有魔幻色彩的幻觉和梦就这样在光阴流逝中见证着千古悠悠的辽河文明。津子围始终有着浓郁的流人文化情结,流人的历史及其涵括的精神史和文化史是他进入东北“大历史”的重要符码,《大辽河》中记述的柳条边和尚阳堡的往事便是流人历史的真实映现。四叔因遭刑部判官肖蕴章的暗害而身陷囹圄,尚阳堡如同黑暗沉寂的深渊,让人看不到生的丝缕希望,而四叔则依靠着他沁人心脾的袅袅琴音涤荡着无涯的苦痛。古琴清和淡雅的品格寄寓着文人的凌风傲骨和超凡脱俗的心态,唯有在琴瑟和鸣的声音世界里,四叔能够短暂地忘却现实的纷扰而自由无拘地身心俱正和物我两忘。四叔熟识《西麓堂琴统》《太古遗音》《风宣玄品》《松弦馆琴谱》等古琴谱,对《秋江夜泊》《潇湘水云》《白石道人歌曲》《广陵止息》等琴乐信手拈来,四叔奏鸣的琴音“云聚时如梦如幻,尘心顿息;云开后风吹大地,滋生万物”,这些天籁般的乐章飘荡在尚阳堡的夜空,让人心绪宁静。四叔的修养与心性都彰显着他清净无为的道家品格,他与舒克宽之间因琴而消弭了仇恨;他以宽容仁慈的心面对沦为流人的押解人阿洛和曾经威风显赫的肖蕴章;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后生晚辈许昆季和吕丙午。即使深陷尚阳堡的囚笼,四叔依旧凭借着并不精通的医术解救身染疫病的犯人,他清澈无言的人间大爱感动天地。尤其是四叔与阿木叶因琴生情,四叔为阿木叶弹奏的《阳关三叠》意味隽永深长——“千古送别,哀怨凄苦,诉尽离愁……其雄浑仿若岳武穆,感慨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柔软恰似白玉蟾,十指生秋水,数声叹夕阳,不知君此曲,曾断几人肠。”(14)这些不可承受的情感滞重地回响在历史的时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大辽河畔的万物及其酿造的文明就这样被津子围以汤显祖“至情”的方式铭刻,情感与人性的光影温暖着僵硬的历史,于是,《大辽河》所呈现的便是有情的历史、炽情的人生与抒情的文明。

  四叔的第八代孙堂弟钟情于丁伯的女儿二丫,内心泛起的春水荡漾般的情意让堂弟霎时间忘却了绝塞荒山的极寒之苦,最终扎根于精神故乡赫尔苏城,睡梦中栩栩如生的满绣便是堂弟对二丫缠绵悱恻的眷念之情。马蓬沟的老舅被堂哥阴谋算计而踏上了生活的不归路,他与老舅妈的彼此守望和相濡以沫的真情犹如冬夜里的炉火,融融的暖意中埋藏着人间大爱。老舅对拯救他的车老板忠心耿耿,车东家安详离世后,老舅不仅在困境中援助了欲投河自尽的小嫂子,还谆谆教诲车东家的子嗣走上正途。老舅义薄云天、温良恭俭、孝悌谦和的品格彰显着儒家文化的光影。此外,小说中的堂妹与李子涵在民族国家危难中舍生取义,患难与共,为了实业报国的梦想只身留守辽河故地,堂妹点燃的火柴照亮着她彼时置身的历史夜空,绚丽无比。二姨与二姨夫一辈子几乎都在无休止的争执和吵嚷中度日,他们没有浓情蜜意的佳话,甚至结下了不可化解的仇怨。然而当二姨夫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时,二姨回首昔日的光阴却心生悲悯,她对二姨夫铭心刻骨的恨意早已烟消云散,不堪回首的如风往事转而成为真实生命痕迹的印证。三姐与三姐夫的爱情神话一波三折,在清贫的岁月里他们都向往着独立自由的精神世界,然而平凡琐碎的生活磨平了青春年少时的澎湃激情。三姐夫将辽河视作生养他的母亲,他也如愿地在辽河中实现永生,三姐面对辽河岸边三姐夫孤零零的衣冠冢和封育后充满着葳蕤生机的河流,她的耳畔萦绕着亲切熟悉的童谣,内心徘徊着“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真无奈,倩声声檐雨,谱出回肠”的忧伤和苦痛。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津子围带着纳兰性德式的乡愁在大辽河的浪涌中寻找文明的诗性之心,他不断地行走抵达着星云闪烁的文明之源。津子围青春洋溢而策马纵歌,以醉酒游寒山的浪漫与恣意写就一条河流的生命传奇,“水流千古,文脉潺湲,江河史诗,生生不息”。作为中华文明逐梦的赤子,津子围在大辽河岸体悟历经千年风雨的文明印痕,于无声处地咀嚼着时间和历史陡然荡漾出的似水年华。《大辽河》气势雄浑,充斥着贝多芬交响乐式的不朽的咆哮和《出埃及记》式的鸿鹄之志与不屈之心,津子围以杜甫咏怀古迹时“怅望千秋一洒泪”的心境淬炼和兴发着永恒的感喟。就这样,逝者如斯的时间、饱经风霜的历史及浩瀚无垠的文明终于凝聚而成大辽河永不停歇地流淌,如诗如画地在津子围的心头缓缓而过。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明,“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15),正是这种可贵的温情和敬意才使得津子围的文明之旅充满着清澈、洁净和感人的力量。鹅毛大雪、辽水岸边、黛色如海的山岚、振翅欲飞的白鹭、声声悠扬的骨笛,还有津子围和他苦心而作的《大辽河》,此时此刻便都与山河日月、万丈红尘和天地万物彼此融汇,生生之谓易,绵绵而不绝。

  注释:

  (1)(7)(9)(12)(14)津子围:《大辽河》,第2-3、3-4、357、309、128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2)孟繁华:《在路上:创造自我的行走美学——评何向阳的散文创作》,《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3)关于“行走”的主要代表作有〔美〕丽贝卡·索尔尼:《浪游之歌》;〔英〕西蒙·阿米蒂奇:《步行回家》;〔德〕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土星之环》;〔英〕罗伯特·麦克法伦:《古道》;〔日〕松尾芭蕉:《奥州小道》。

  (4)〔法〕弗雷德里克·格鲁:《论行走》(第2版),第8-9页,杨亦雨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9。

  (5)韩少功:《文学的“根”》,谢尚发编:《寻根文学研究资料》,第7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

  (6)(13)见林嵒:《文学辽军对话录》,第119、11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

  (8)(10)(11)〔英〕科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第202、203、228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5)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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