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赵颖的长篇小说《大辽诗后》，可以看出其文本对历史的深厚建构。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理论界乃至文学创作领域不断探索与解释求证的问题。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其文本作品在描慕社会或者反映社会的基准下，无不是对一段历史的展现、揭示与反思。当然，文学创作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记录，而是具有丰富性与文学性的表达。

　　辽宁作家对于辽代历史的映射不多见于小说创作之中，可以说，作家赵颖将文学创作视野聚焦于这段历史时期，聚焦于东北辽宁这一独特的地理视域之下，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无疑，这为新世纪辽宁文学的创作开疆拓土，为辽宁文学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创作范式。长篇小说《大辽诗后》将其宏大的历史展现于文本之中，作家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与以往大多数反映历史题材小说不同，作家赵颖则是通过大辽诗后萧观音的一生作为线索，进而展开大辽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传奇。文本通过萧观音的聪慧伶俐、高洁品质以及诗后才情建构起了大辽朝代的历史兴衰，通过萧观音等各类人物的成败展现了社会的走向以及历史的追问。有与《红楼梦》中各式人物的命运转折与历史的演进之式围绕相比照，但又不乏宏大的历史叙事，而与古典文学人物传记小说又有不同之处，与现代历史题材小说又有不同之感。

　　可以说，作家赵颖的《大辽诗后》创作既借鉴了古典文学的创作样式，又具有现代性历史建构创作意义。小说文本以传统的体例进行情节建构，分别从天女下凡、才貌冠绝、野心膨胀、人间无路自求佛、华夷同风、五台山求子……亡国遗恨等三十章节来展现大辽王朝的兴衰，以这种传统的叙事体例揭示着萧观音等三十多位小说人物的命运。与以往不同的是，尽管作家赵颖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情节建构，但一改以时间为统领、以某一事件为主线的固有书写模式，文本却是呈现一种多维度、多视域转换的方式，改变了单一的叙事模式，“大有花开繁茂，分表灿烂之感”，而这种“分表”不是古典的“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叙事，而是具有现代意义书写的全面铺开之势，可以想见，文本情节建构的宏大与历史的铺陈。难能可贵的是，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史料收集是丰富的，大辽王朝的史料记载在其文本中不同程度均有体现，而作家赵颖并没有对史料进行堆砌，在众多史料中作者寻找关键性的节点进行挖掘，特别是新鲜史料的发现并在文本之中的建构，无疑开拓了读者乃至文学创作者的视野。文本叙事注入了作家的思想，赋予了历史生命的力量，更为难得是作家将自己的历史生命体验融入到文本之中，在大辽历史与小说文本之间建构起了多维度、多视角的历史画面，展现了历史的丰富与多元，揭示了大辽王朝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趋势，文本呈现出了作者的一种对历史的本真追求，通过层层描幕与文学性建构进而向我们展现出了其文学创作的立场。

　　文学对历史的关照，超越了历史原本的样貌与范畴。这种超越是建立在作家对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化思考与艺术想象的加工之上的，无疑使得文本具有可读性，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讲，使读者产生情感共鸣，具有文学的审美功能，使人发现文本之美、发现文本给人带来的一种强大力量，这种美与力量是其他艺术所不能堪比的，是直指读者心灵深处的。历史与文学的完美融合，造就了作家赵颖小说创作的独特的艺术价值。文本历史的建构不仅仅是大辽政治斗争、宫廷之战的历史，民族的生存观念与文化习俗、草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皆为历史之阐释建构场域，小说以全景式地反映了辽代契丹民族的历史。小说文本中的历史书写，既有为了王朝稳固而对百姓的安抚与内忧外患的平定情节，又有多民族文化、生活习俗交互融合的描写，既有草原骑射善战的勇猛，又有私人爱恨情仇的交织。作家赵颖书写大历史既有宏观构建，又有微观着墨，恰有“大历史小书写，小历史大着墨”之感。这无疑成为作家赵颖历史题材类小说文本创作的独特之处。

　　可以说，长篇小说《大辽诗后》不仅整体性、多维度描绘了不同阶段历史的样貌，也更新了读者对文学创作与历史关系的这一典型概念与模式的认知。尽管，小说是在讲述故事，但作者也呈现出一种反思性的批判精神，作者不是停留在朴素的历史观念建构的表层式探究阶段，而是挖掘其内在的文学与历史的创作潜质规律，表现出多层次、激发读者思维性的一种文本创作探索。作家赵颖带着历史走进文学创作场域，真正地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从不同的视角，以文学创作的手法为中心，进而客观、真实地书写辽代契丹族的王朝变更与历史的本质规律与价值。

　　如果说作家赵颖其独特的文本历史建构成为小说的一个特征，那么《大辽诗后》小说文本的传奇色彩也是值得称赞的。众所周知，文学的创作需要想象的翅膀，而这种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了传奇性，特别是人物传记类小说。文本创作中呈现的传奇性，是一种基于并超出历史现实的范畴，超乎于常态化的一种体现，通过语言的夸张化、神秘性、隐喻性、象征性来完成的，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作家赵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种传奇性色彩是通过小说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以及独特情节的建构来完成的。

　　小说《大辽诗后》塑造了辽代末期一位工诗词、善音律，国色天香、才貌冠绝、充满济世情怀与报国理想的天女懿德皇后萧观音，小说关于萧观音的塑造具有传奇性色彩，而这种传奇性增添了文本的厚重感，毫无违和之嫌。萧观音的传奇性书写首先体现在不同于凡人的出身。“忽然，一只天狗从暗处爬来，张大嘴巴，一口吞掉月亮，天地一片漆黑。槊古公主惊骇地大唤一声，醒来后大汗淋漓腹痛难忍，又见身下血红弥漫，随后一女呱呱坠地。屋内顿时光芒四射，惊倒驸马和产婆。”[1]显见，萧观音的出生便与常人不同，这样的描写也奠定了萧观音的传奇人生。更为传奇的是“刚满周岁的萧观音已能言行走，如芙蓉出水，月落华庭，美如女神。刚呀呀学语，即能背诵诗文……萧观音的朗朗幼声，令满座皆惊，共谓之天女”[2]，可见萧观音天生聪慧。而作家赵颖则善于传奇性的刻画工笔，将一位大辽皇后的天性异禀活脱脱地展现出来。“萧观音四岁时，已能朗诵诗文千首，书法胜过大人，独抱琵琶弹奏。”[3]而当萧观音“十四岁时，出落得更加姿容清丽，貌美如花，为萧氏诸女之冠。又工诗词，喜读书，能自制音律。爱弹琴，善琵琶，天下第一”[4]，从萧观音传奇的出身便看出一生的不平凡，正是作家这样的铺垫与渲染，使得小说中萧观音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传奇色彩。同时，作家也塑造了萧观音的不同于凡人的特殊性情。萧观音是贯穿小说的核心人物，而这种人物的传奇性书写也为文本的整体情节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小说中另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便是皇帝耶律洪基。耶律洪基的传奇性似乎与萧观音相同。不平凡的出身以及勇猛的骑射技术、治国的思想无不是胜人一筹，特别是耶律洪基的骑射技术可谓令人赞叹。当与皇后萧观音一同森林狩猎突遇猛虎时，皇帝耶律洪基以高超的技术和惊人的胆识救出了萧观音，并将老虎一箭射穿喉咙。皇帝打虎救妻的佳话传遍市井。而小说中的韩天游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与萧观音私定终身的韩天游，无疑不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韩天游出身名门家庭，自幼显出与同龄人不同的气质。自幼善读书，满腹经纶，成年后其风度翩翩，与萧观音暗中结好，但而后因萧观音被选中妃子，私定终身的誓言被现实击碎，最终五台山修行成为和尚。传奇的经历无不使读者黯然神伤，却又为其品质人格所感染。作者对其传奇性叙事没有采用异化的夸张之笔，而是恰好符合了读者对韩天游的人物期待。

　　《大辽诗后》的传奇性不仅仅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情节的设置与推动上也呈现出传奇性。皇后萧观音的哥哥原本是双目失明，机缘巧合前往五台山修行，不久后的相遇，使得萧观音大为惊叹，双目失明的哥哥居然能够清晰看到红尘世事；韩天游因爱而不得，或者说是面对美好的爱情被抢走的悲惨人生时，他选择了出家，通过出世的修行，使得韩天游发生了性格的改变，原本一心不染的韩天游却因昔日心爱之人的萧观音的到来而乱了方寸。纵观小说文本的情节建构，作家赵颖总是带给读者以出乎意料的想象。原本双目失明的人因缘巧合重拾光明；原本今世再无相见的情侣却意外相遇；原本叛徒入侵即将失去江山却以强大的力量转危为胜……作家赵颖的小说情节推动总会以出其不意的姿态让读者随着人物内心的起伏而梦牵萦绕。这种传奇性的创作深深吸引了读者，同时使得小说文本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意趣。

　　辽沈大地，历史悠久，独特的环境孕育着独特的人文景致、文化、民俗风情，地域文化为特征的、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在文学创作中，独特、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散发着浓郁的地域气息。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人格与文化心理机制更多地表现出辽沈大地那豪情的民族性格，作家饱含深情的将地域性与时代精神内涵融于文学创作之中。赵颖便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她的《大辽诗后》将辽代的历史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于世，让我们感受到了多元化民族、多元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