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津子围小说创作进入高峰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津子围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那些以相同或不同职业、身份、面目频繁出现的同名人物，如知识分子津子围、机关职员马凯、警察罗序刚等，并通过多个作品的积累逐渐形成了面孔清晰、边界分明、具有同质性的人物谱系。以同一名字重复出现的人物，既是特定时代情感的文化表征，又在不断重复中强化着作者的言说姿态，并深深地嵌入在九十年代以降的历史中，在他们的故事和言行中可以管窥到时代精神图谱的轮廓线，以及写作者的生活经验与介入社会的视角。

　　关键词:人物;津子围;马凯;罗序刚

　　引言

　　遍读津子围的几部中短篇小说集《相遇某年》《大反话》《大戏》《歌唱的篝火》《天堂的钥匙》，之于我，最深刻的印象不是那股从八十年代持续至今，并且可以预见还将持续下去的稳定而强劲的写作势头——不妨将这种状态视为被文学黄金年代滋养的作家所积蓄的惯性力量，也不是熟稔地在各个时代、题材和风格中自由切换游走的能力——文学史经验早已经证明变与不变、多样与单一都可以通向“众妙之门”更不是惯常文学批评所谓的“宏阔的历史”“繁复的生活”“幽微的人性”——这些话题在历经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大开大合、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光怪陆离后，很难说还有多少秘密没有被洞悉。我感兴趣的是，那些游走在不同小说中，以相同或不同职业、身份、面目出现的同名人物，如马凯、罗序刚，还有那些与作家“共享”着津子围这个名字的人物。津子围一般从事与文化、教育、医疗相关的职业，马凯是郁郁不得志的政府机关公职人员，罗序刚大多是自己还一脑门官司的警察。他们或以小说主人公的面目出场，或是穿针引线敲锣打鼓的配角，偶尔交叉组合在同一文本中。

　　津子围的创作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后，中短篇小说佳作不断，在作品的积累中逐渐形成了面孔清晰、边界分明的人物谱系。以同一名字重复出现的人物，既是特定时代情感的文化表征，又在重复中强化着作者的言说姿态，并深深地嵌入在九十年代以降的历史中，在他们的故事和言行中可以管窥到时代精神图谱的轮廓线，以及写作者的个体经验和介入社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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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子围:九十年代与知识分子精神危机

　　跨进九十年代，“津子围们”突然忙碌了起来，他们化身为记者、副主编、教授、医生、作家，等等，总之都是知识阶层，社会上的文化人。有的忙着帮所谓的“神医”宣传吆喝，忙着帮来考察的外商牵线搭桥，顺带获取点好处（《津子围的朋友老胡》《津子围的朋友阮作华》）。有的忙着谈情说爱、欲海无边，这边医生与患者兼情人陷入情感倦怠期，两个人的度假变成了连环套般的猜忌、指责与争吵；那边教授与女学生眉来眼去，相约出去游玩期间糗事百出，始终没能实现“暗度陈仓”（《关于“大清”》《搓色桃符》)。当然还有活动于各种会议、饭局、社交场合上的“津子围们”，面目模糊，插科打诨，谈论着无关痛痒的话题，干着无关痛痒的事儿（《持绿卡的杜磊》《好梦依旧》）。在这个年代，知识阶层的“津子围们”至少“都混的不错”，看起来风风光光，可“谁也说不好为什么心里还是空落落”。

　　小说家安排“自己”进入小说的文学史先例并不少，最有名的当属“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小说家兼小说人物的马原犹如初上天庭的美猴王，尽显泼猴本性，肆意地在“虚构”中拳打脚踢，兴起时把彼时庄严的文学礼数解构个遍，又在解构得七零八落时貌似漫不经心地搭建起另一座奇妙而不失精巧的艺术楼阁，以堂而皇之的姿态，骄傲地把元小说、先锋小说、叙事圈套等理论术语与文学技巧镶嵌在八十年代文学图景中，陡然间提升了那个时代文学的“成色”——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双重“成色”。

　　毫无疑问，与八十年代文学同行的年轻小说家不同程度地也都为八十年代所塑造，都曾经为全新的文学技巧和观念所折服，热血沸腾且“迷之自信”。津子围也不例外，毫不犹豫地把先锋文学的技巧化为自己九十年代创作的形式骨骼，无论是人物还是叙事上，都烙印着先锋文学的流风遗韵，除了把“自己”搬进小说，叙事结构上的“先锋”味道更浓厚。《老乔的爱情》篇幅短小，但作者选择在比较小的体量空间里使用了俄罗斯套娃式的嵌套叙事结构。小说主线讲述的是教授老乔百无聊赖下和他的情人餐厅老板唐红之间的纠葛，而老乔的同学津子围是一个期刊副主编，正在写的小说名字也叫“老乔的爱情”，讲述的却是一个叫老乔的人与科研工程师唐小虹之间纯洁纯粹纯情的感人爱情。在《老乔的爱情》中，“同构”与“重复”在情节、身份、名字等方面频繁运用，也可以看出彼时作家对这种叙事技巧的偏爱。由此也构成了小说互为镜像的两层虚构/叙事，教授老乔、期刊副主编津子围和餐厅老板唐红之间的交往构成了第一层虚构/叙事，折射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与生存现状；而小说中津子围正在写的小说为第二层虚构/叙事，这一部分显然是对八十年代社会情感结构和知识分子精神的映照。两层叙事/虚构参差对照，既是对过往时代的祭奠与追忆也，是对当下的嘲讽与批判，而不管哪个年代，又都在虚构中随风而逝。虚构与故事具有了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关于“大清”》《津子围的朋友老胡》《持绿卡的杜磊》都承续了先锋文学的叙事技巧，或者通过叙事人称的转换形成文本意义的多重张力，用多元消解一元；或者在按部就班的现实主义叙事中间或结尾处陡然一转，推翻叙事的走向，改变文本的意味，甚至解构了原本的价值取向。概而言之，这些作品都可以视为八九十年代交替的文本化显影。

　　《老乔的爱情》在“津子围”系列文本中具有强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方面是在叙事技巧上呈现出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感，另一方面小说内容则是对九十年代生活景观和精神症候的真实再现。于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形成一种富有意味的效果，即先锋叙事所打开的精神空间在九十年代的文化土壤上极速闭合。八十年代社会语境中，文学与个体都竭力挣脱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桎梏，而进入九十年代又深陷无处不在的物质主义洪流。世俗生活在九十年代的突然降临让“津子围们”更准确地说是知识阶层，似乎欢欣雀跃，但内心深处却茫然若失。“那颗心好像在灰白而散乱的幕布背景前荡来荡去，一点底儿都没有”——那块“灰白而散乱的幕布背景”，就是九十年代。

　　于是，便有了前面提到的“津子围们”在九十年代“灰白而散乱”的幕布前上演的林林总总的戏码，“荡来荡去”“一点底儿都没有”“空落落”是知识阶层猛地从八十年代社会文化土壤中连根拨起带来的震荡、失落、无力，甚至虚无——这种情绪蔓延到二十一世纪，直至扩散为普遍性的社会情绪。正如《老乔的爱情》《津子围的朋友老胡》等在叙事技巧和内容层面上所呈现的八九十年代交替的文本特征，“津子围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况也呈现出“八九十年代交替”的“后遗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几乎无法像古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那样，前后两副面孔和谐共存。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公共情怀与九十年代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撕扯着知识分子群体，“津子围们”不得不承受撕扯所带来的分裂感和断裂感，同时在撕扯中也迸发出典型人物的复杂张力与时代症结。

　　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开篇的序言中写下了她对那个时代最直接的感受：“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除去对于五四精神主旨的延续与呼应，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中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特征：过分的追求激情与宏大的叙事，知识分子过多地承担了历史救世主的角色，缺乏踏实严格的实际操练，思想的内核显得贫乏而难以成为未来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奠基石。也许这恰恰是作为启蒙时代的特征，启蒙之后怎样却不是知识分子所考虑的。大多知识分子都去作神圣的救世的启蒙者，社会的实际操作者就会变得空虚与贫乏。似乎是一个矛盾的追求，一方面是我们所怀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担、激情、淳朴、使命、信仰，一方面可能就是空泛、贫乏、无能、天真、宏大、膨胀等种种缺憾，我们常常怀念前者因而备感失落的忧伤，但却很少想到后者给我们带来的遗憾与弊病。所以等我们再回首检索八十年代的时候，会发现所留下的精神遗产远没有想象中的丰厚。而所有八十年代的种种特征，最终在一场虚妄的历史追求中悲壮地落下了帷幕，所有怀抱理想的人们被毫不留情地赶入到了九十年代，一个完全区别于八十年代的新时代，陌生而充满欲望的刺激。

　　《关于“大清”》中的医生津子围、《持绿卡的杜磊》中留学国外的杜磊，都是猝不及防地被“赶入”九十年代，夹在八九十年代之间的知识分子矛盾体。《关于“大清”》整个故事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情感与写信。围绕着“情感”，小说交代的信息是：身为医生的主人公与妻子感情渐趋平淡，与情人也是曾经的患者的关系也意兴阑珊，对风月场的“娱乐”活动兴致寥寥。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乏味、冷淡、萎靡、了无生气的男人，而这个毫无生气的男人却痴迷于写信。小说开篇，主人公“他”给津子围写信，非常认真地讨论关于清朝历史的问题。这种写信的形式也贯穿于整个小说，“他”频繁地给津子围写信谈论宏大的问题，满足精神的需要；也连续给妻子写信，试图找回和妻子的“浪漫”。“写信”塑造的又是一个精神生活丰富、思想深刻、浪漫深情的男人。——这是一个多么分裂而又矛盾的男人，这种分裂和矛盾是时代更迭在个体身上留下的烙印，不同于《老乔的爱情》用嵌套叙事结构，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置于两个同构故事中加以对比、考察；《关于“大清”》把九十年代的欲望刺激与八十年代的道德理想用“情感”和“写信”的表征形式糅合于一个男人的身上，更强化了矛盾冲突带来的分裂感。小说中一个有趣的情节设计是，每次“写信”都出现在津子围与妻子或情人的情感关系陷入困顿的时候，“写信”本身连同信的内容具有了某种救赎现实的意味——作者试图用看似超越性的精神生活拯救现实欲望的溃败。而无比荒诞的是，小说结尾揭示了“他”其实就是津子围，也就是“他”一直在给自己写信，与自己谈论文学、历史、哲学这些所谓的严肃话题。换而言之，八十年代宏大的道德理想已经没有进入九十年代的通路和空间，“写信”是津子围自我的无效言说，也是自我营造的幻象。而津子围写给妻子的那些信，也根本没有拆开，从另一个层面阻断了言说的可能。那些发不出去的信和没有拆开的信，封锁了八十年代精神遗产进入九十年代的可能。而在经过欲望释放的最初的狂欢后，集体性的溃败就在所难免。“津子围们”所承受的“分裂”是个体的，也是整体的。

　　《持绿卡的杜磊》把精神“分裂”进一步深化，推向文化认同上的“断裂”，甚至逃离。小说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弥漫着疏离、厌倦、无聊的气息，文本中飞舞着那些被视为九十年代标签的各种元素——暧昧混乱的关系，只为即时性满足的情欲，混杂着虚妄、亢奋的情绪——不过是装饰时代背景的点缀。文本的核心简单而坚实，一个曾经无限荣光但已垂垂老矣的父亲与一个拥有令人羡慕的外国学历和绿卡但郁郁寡欢的儿子之间的矛盾。这种父强子弱的“搭配”不禁令人联想到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雷雨》《家》《北京人》，也不乏《哈姆雷特》的零光片羽。在家国同构的话语体系中，“弑父”意味着权威的颠覆与秩序的重建，子一代通过对父一代的僭越进入历史，确立历史主体的地位。杜磊与父亲的关系虽然可以置于这套话语体系中，但他并不准备成为历史主体。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哈姆雷特式的杜磊，他不想服从父亲的意愿，“对历史负责”这类宏大的命题也令其深感怀疑。夹在“绿卡”与历史责任之间的杜磊比“津子围们”感受到更深刻的历史断裂与虚无。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瞬间的黯然落幕后，怀疑历史真理、拒绝承担历史责任，成为九十年代最突出的文化症候之一。这也是支配杜磊和“津子围们”行为的精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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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凯:机关职员众生群像的缩影

　　作家津子围长期就职于政府机关，对机关中的人情世故、微妙玄机了然于心，《马凯的钥匙》《一顿温柔》《天堂的桥》《寻找郭春海》《月光走过》用一个个或阴差阳错或啼笑皆非或悲喜交加的故事，拼贴出一副当代机关生态的浮世绘，刻画了以马凯为代表的机关职员的众生群像。没错，津子围写的是机关，不是官场。不妨说，津子围的小说是机关小说，而不是官场小说。官场小说由来已久，从晚晴的《官场现形记》到当代的《沧浪之水》《国画》，权力与权谋构成了官场瞬息万变、波诡云谲的生存法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形胜有形。津子围关注的机关是官场的一部分，但只是官场中“低端”的一部分，既没有生杀大权，更构不成权力争夺的中心地带，身在其中者——更具体地说是小说关注的普通职员群体——触碰不到权力与权谋的核心，那些小职员大部分时候只存在于权力指挥棒的末端区域，或者更远的地方，偶尔阳光普照、灵光乍现，落下的是馅饼还是大棒还未尝可知。借用俄罗斯大作家契科夫的名篇《小公务员之死》做喻，官场中握着指挥棒是将军卜里斯哈洛夫，而机关中的芸芸众生是无数个庶务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将军的一点不耐烦、一句无心的呵斥都能要了小文官的命。

　　在中国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和权力机制中，虽然机关中的普通小职员困在那根魔力指挥棒的末端，为其左右，但体制的身份又赋予他们“向下”俯视的些许优越感。在体制内，他们重复着看不到结果的劳动，向上的通道漫长而残酷，能走上去的寥寥无几；而在哪怕盖个章也要点头哈腰的体制外的普通人的眼中，他们还带有一丝体制赋予的光环。这种汉堡包式的夹心结构塑造了“马凯们”——那些叫马凯，以及其他名字的机关职员——貌似光鲜实则沧桑、谨小慎微又暗度陈仓，可以在卑躬屈膝与趾高气昂之间迅速转换的生存状态，也成就了津子围小说中典型“机关”环境中的典型“职员”形象。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的脉络中，“马凯们”不乏同行，除了上面提到的《小公务员》中的庶务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更接续着《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刘世吾、林震，《一地鸡毛》中的小林，等等。小林是马凯们的“前辈”。小林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经济转轨、文化更迭的社会环境中所经历的种种遭遇与心理轨迹的演变，在马凯们这里已经是无需讨论、无可撼动的现实。《一地鸡毛》所携带的微弱的批判性和愤怒感早已被时间风干，成为历史风景中只可凭吊的姿态，亦如小林家一不小心就馊了的豆腐。所以“马凯们”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史上“出场”时，已经越过了那道由尊严、理想、崇高构成的心理防线，直接下场，在机关法则中谋求生存。在世纪之交的语境中，经由马凯和他的同行郭春海、宋毓名、宋文凯的诸种遭遇，津子围的机关小说把八九十年代的精神症候进一步强化、放大，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发现了新的时代症候。

　　精彩的小说总是在常规中反常规，在鸡零狗碎中发现璀璨星光，在平淡无奇中抵达真相。“马凯们”经历的“脱轨”时刻是津子围机关小说中最令人称道的情节设计，更是小说意味深长的所在，在那些“脱轨”的反常规时刻，我们得以窥探到这个时代更深刻的隐秘真相。所谓“脱轨”时刻，就是那些主动或被动脱离机关中按部就班的常规工作状态的非常时刻。《马凯的钥匙》中的“脱轨”时刻是马凯的钥匙不见了，直接影响到后面的盖章工作。《一顿温柔》中的“脱轨”时刻是机关中不得志的中年男人马凯在公交车上与小学同学、也是生活中的失意者高丽英的偶然相遇。《寻找郭春海》中的“脱轨”时刻是一夜风流时的郭春海摔下楼失忆了，混入农民工中。这些“脱轨”时刻让“马凯们”暂时脱离了机关原有的轨道，也让小说叙事在反常规中获得了意义的生成空间。马凯（《马凯的钥匙》）虽然在机关工作，但为了给妹妹办粮油店的手续也必须托人找关系。而在丢了钥匙，不能给别人正常盖章的过程中，马凯“因祸得福”悟到了权力如何交换、如何“为我所用”的门道，妹妹粮油店的手续也迎刃而解。马凯手中盖章的权力几乎是机关权力的最末梢，但即便如此也握着众多需求者的命脉。若干个签字、若干个盖章，若干个部门，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组成了覆盖整个社会的壁垒森严、密不透风的权力体系。另一个马凯（《一顿温柔》）更倒霉，四十多岁了，每次提拔都轮不上，“是个实在不值得提的小人物”，“去办公室请车，办公室的人看是马凯，想都没想，说没有”，在与生活中更失意的高丽英的相遇后，反而因为机关干部的身份获得了心理上极大的成就感和慰藉。这种建立于弱者之上的优越感似乎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某些蛛丝马迹的关联，但读者对马凯很难产生如研究者对阿Q所揭示的情感：

　　我们不可能以旁观者的超越姿态嘲笑阿Q的健忘和他的精神胜利法。在一无所有的最屈辱的生存遭际中,在一点尊严都不被葆有的现实中，“先前阔多了”“儿子打老子”之类的妄想，是多么可怜的自我安慰！它实在是人在生存和尊严的空间被挤压到接近零的时候，本能地掘开的一丝缝隙。《阿Q正传》对主人公精神胜利法的描写，在读者心灵中激起的反应，“哀其不幸”实在是大于“怒其不争”的……

　　在马凯与高丽英的短暂交往中，马凯始终是那个可以自由穿越横亘于两人之间的等级鸿沟的一方，马凯与高丽英与其说是一时风流，不如说是在男性/女性、体制内/外的双重等级关系中重建男性主体与社会尊严；高丽英“走了”后，马凯探视高母的行为愈加夯实、擦亮了这一形象。而“他和高丽英都不是生活中的强者，都是在生活中受憋屈、受委屈的人，甚至活得有些窝窝囊囊的。这样的生活在底层的两个小人物在一起温暖一下有什么错？”这样的心理活动，更毋宁说是此地无银的自我辩白。所以，无论是“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都与马凯隔着十万八千里，只有那隐而未现却愈加牢固的身份、阶层、权力的壁垒才是其明晃晃的护体金甲。

　　无论是丢失的钥匙，还是偶然的出轨，小说中这些“脱轨”时刻的意义在于，体制内的失意者或普通职员，在暂时脱离体制的常规状态后，并没有因此获得审视体制和权力的批判性思维或超越性视角，反而因“脱轨”后的特殊际遇，重新体认到体制和权力的重要性，继而成为规则的坚定认同者。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年轻人林震面对官僚作风和精神惰性时的愤怒，虽幼稚但尚存血性。《一地鸡毛》中小林对豆腐白菜啤酒念兹在兹，但对没有招待好老师始终心怀愧疚，听闻老师去世的消息，泣不成声。《一顿温柔》《马凯的钥匙》省略了对“马凯们”的心理描摹，“马凯们”一出场已经是深谙世间的刘世吾，所有的不如意都在对权力的熟稔中化解，从而进一步强化对权力的认同。林震—小林—马凯，描绘出一条精神妥协、意识消退的降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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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序刚:游走于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越界者

　　作家津子围曾经有过一段就职于公安部门的经历，在刑警、内勤、政务秘书等多个岗位上工作过。这段不算长的工作经历为其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一些独特的题材和素材，很多小说中屡屡出现与之相关的元素。或许是作者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某种反映，《三个故事和一把枪》《存枪者》中“枪”这种公安部门的暴力武器成为小说故事推演的线索和反常规意象，冷峻地瞄向日常生活与人性繁杂的幽深处；《持伪币者》《拔掉的门牙》《自己是自己的镜子》《求你揍我一顿吧》都将“破案”作为支撑小说叙事的结构框架，“破案”过程中的悬疑感与“案子”真相大白后的出人意料构成小说的戏剧性与荒诞感。公安工作的特殊性更赋予津子围观察时代和社会的特殊视角与认知方式；《说是讹诈》《谁最厉害》用“警察抓坏人”与“坏人抓警察”互为反转的结构，审视秩序与越界、正义与非正义犬牙交错的灰色地带，而警察罗序刚承担了那个试探者与越界者的责任。即便是“仿古”小说《宁古塔逸事》中被流放宁古塔的反清名士罗序刚也是对抗秩序、溢出秩序的越界者，“反清”是对抗秩序，“流放”意味着逐出秩序之外，一个流放之人在荒寒之地落地生根，过得活色生香，更是对流放、对秩序的嘲讽与消解。

　　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警察抓坏人”当属《悲惨世界》中沙威和冉阿让的故事，两个人之间一次次的逃跑与抓捕颠覆了那个时代僵化的善与恶、正义与罪恶的界限，用人道主义的光芒温暖了现实冷酷无情的秩序，重新划定了人性的高度。作为绝对的善的化身的冉阿让与代表着冷酷的现实秩序的沙威之间的道德交锋，构成了《悲惨世界》大开大合、浓墨重彩的悲剧感和崇高感。而在经历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世界已然板结一块之后，古典时代的悲剧感和崇高精神已是当下文学无法轻易触碰的品质，荒诞不经取代悲剧感，嘲讽取代崇高，作家无法毫无保留地对人性持有过高的期望，质地斑驳的人性和生活更符合真实的生存景观。于是，《说是讹诈》《谁最厉害》中设置了“警察抓坏人”和“坏人抓警察”两条叙事线索，警察罗序刚“抓”童大林，“抓”吊眼儿，“抓”孙刚；而童大林的“暗度陈仓”、孙刚的讹诈对于罗序刚是比“抓”更严重的另外一种威胁。小说在两条线索的交织、反转中辐射更开阔的生活层面，洞悉更驳杂的人性密码。作者和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警察还是名义上的坏人，都小心翼翼地在善与恶的交界线上游走，探索人性的复杂与多样可能，而非定义善与恶。

　　这个时代的警察罗序刚窝囊而憋气，虽然感染乙肝病毒很可能是因为追捕逃犯所致，却拿不出证据，不能定性为工伤，而一念之差的小小私心就差点结束了自己的警察生涯（《说是讹诈》）；自己老婆和一个小老板“好了”，还正式提出离婚，好不容易熬到的升职也被几个小混混给搅和了（《谁最厉害》）。每当罗序刚稍有“越界”的举动，更大的麻烦就会接踵而至，令他身心俱疲。这个时代的罗序刚远没有十九世纪的沙威那般刚硬、坚定、黑白分明。而小说中的“坏人”——罗序刚的对立者——却活得肆意而自在，尤其是有钱的坏人，一个小老板童大林闹得罗序刚“后院起火”，颜面尽失；另一个小老板孙刚仅仅用了五千块钱，便让罗序刚经历了一次“玩的就是心跳”，甚至写下遗书。童大林、孙刚象征的金钱权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便攻破了警察罗序刚所象征的社会秩序与权威。社会秩序与权威在这个时代受到的挑战并不比沙威所处的时代更少。所以，小说中最讽刺的是，警察罗序刚从始至终都处于被动的处境中，被孙刚讹诈后才知道自己竟然被朱胖子骗了，被童大林戴了“绿帽子”竟然还要保护“仇人”童大林。警察被坏人牵着鼻子走，根本症结还是金钱的力量。很庆幸，罗序刚虽然也有某些小小的失控，但大体上还是合格的警察，保持着相对严格的职业操守与自律，但凡罗序刚有一点凡心俗念，或者像老张说的“看人得准”，掌握“既收了钱还不出问题”的技巧，金钱权力与社会秩序维护者都将迅速媾和。如果从小说的庄严正大溜回人间的世俗烟火，谁又能保证罗序刚没点凡心俗念，毕竟那是稍稍动动手指就能得到的？《说是讹诈》《谁再厉害》中更意味深长，也更尖锐的，不是结尾时罗序刚回到生活的正常轨道，而是过程中罗序刚的左支右绌，他要抵御的、对抗的是一个即将在这个时代通吃的法则，“法律被抛在了事件之外，公平线已经模糊了边缘”。那个不断扩大、移动、模糊的边缘是小说最浓郁的基调色彩。

　　《说是讹诈》《谁最厉害》的篇幅都不长，叙事语调急促，枝蔓横生，情节不断反转，似乎罗序刚的每一步都会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所打乱、牵制，并被迫随之做出调整。情节的一次次反转形成了小说高强度冲突，充满悬疑感、戏剧性的风格。艺术的基本功能之一即是为时代赋形。《说是讹诈》发表于2002年，《谁最厉害》发表于2004年，《宁古塔逸事》发表于2001年。在新世纪的开端，这种不确定、边界模糊、戏剧性的状态与其说是警察罗序刚所经历的生活，毋宁说是一个时代的表情与形状，是新秩序与权力投射于每个人身上的恐慌与莫测。2002年还上映了一部香港经典警匪片《无间道》，刘德华和梁朝伟分别扮演卧底在警队中的混混和卧底在贩毒团伙中的警察，警察与坏人的边界已经混淆。影片最后，刘德华扮演的假警察真混混想做个好人，但前提是必须杀了真警察，而杀了真警察还能是好人吗？在《无间道2》中，黄秋生饰演的黄警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世界已然是这样，又该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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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要义之一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也是专属于作家的独特标签。典型人物既是作家对历史、对时代、对命运、对人的总括，也投射着作家个人的经验与经历。马凯不妨视为作为亲历者的作家对体制生态的总结与批判，同时又用批判的目光反观自身；津子围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对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裂变的反思；罗序刚既包含了作者特定经历所形成的视角，也是文学作品与影像表达相融合的探索尝试。津子围、马凯和罗序刚组合在一起，以人物形象的形式整体呈现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社会变迁与精神走向，并以此进入到文学史人物的序列。

　　（本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文艺评论专项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