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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封书信细论文
——致第十一届辽宁文学奖小说奖获得者
来源:辽宁作家网 | 作者:胡海迪  时间: 2024-02-22

诸位好友:

  祝贺你们获得第十一届辽宁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奖!

  前不久,承蒙一家杂志信任,接受了评论诸位作品的任务,感到使命光荣、压力巨大。使命光荣,是我得以评论的方式为辽宁文学略尽毫末之力;压力巨大,除绠短汲深之虑,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你们取材不同、风格各异的作品写一篇立意高远、烛照幽微的评论,就势必寻找很多“共性”,而对“共性”的追求,会让我有些痛苦。一方面我会追赶许多优秀评论家已经得出的结论而累得满头大汗,另一方面把你们作品中不大符合共性又使我触动感动激动之处略去不提,实在于心不忍。思来想去,我打算保持笨人本色,下笨功夫,给你们每个人写一封信,谈谈我的读后感。请别把我当成一个点评者。我只是悄悄替你们怀念上世纪作家经常收到读者来信的辉煌岁月。

  闲话打住,言归正传。


  付久江:《冷锋过境》(中篇小说)

付久江兄:

  你好!

  2023年省作代会中与你在电梯中不期而遇,此后便再未相见。记得趁着电梯上升的瞬间,我跟你开玩笑:有志在辽宁成为优秀作家,最方便的途径是去地质专业深造。过去老作家李云德在鞍钢从事地质勘探,今天的付兄和安勇兄,也有类似的专业和工作背景。这当然有些无厘头,但从中篇小说《冷风过境》看,你大概用上了这方面的知识:废弃的矿井外面,堆积几百万方毛石,形成一座小山。它有二十度的坡度,而距它不远处,就是村庄。如果遭遇强降雨,毛石堆吃足水份,出现整体大滑坡,岗下的几十户村民必有灭顶之灾。

  这个敏锐、精确的技术判断,你借给了小说主人公、地质环境公司项目经理杨庆。它是可怕的预言,从小说一开始便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就像《俄狄浦斯》主人公一出场便受到的无端诅咒,就像《红楼梦》开篇不久为金陵十二钗写下的不祥判词。吊诡的是,最初要将这巨大的毛石堆拿掉的,并不是技术专家,而是新上任的市委书记。这位苗书记视察中发现这灰头土脸的毛石堆,说道:“一个疤长在屁股上还行,长在脸上就不好看喽。”经过无数艰难曲折,毛石堆基本清理完毕,由于杨庆的意外死亡,新增挡土墙和排水沟变更方案未及上报,雨后到毛石堆上参加竣工仪式的苗书记一行,随着突然爆发的轰隆巨响,开始了与死亡的赛跑……

  《冷锋过境》很冷,很锋利,散发着刺骨的寒气。它没有任何温情脉脉。它像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划开皮肤,切入肌肉,刺入生活中的毒疮。王国维先生讲:“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久江兄正是这种“客观的诗人”。小说以一起凶杀案为轴心,采用多人叙述、逐层深入的手法,推出一幅幅官场图、一幕幕乡村剧。某些官员迎合上级的指示要求,或战战兢兢,或弄虚作假,或急功近利;某些村民为谋取利益针对施工队极尽算计、欺骗、耍赖之能事,都在小说中展现无遗。在灰暗凋败的背景下,久江兄把挺拔的笔触和洁净的色调献给了杨庆。他是一个能干、聪慧、正直、有担当的人物,然而,面对极端复杂的乡村,他屡屡上当受骗。最后,他在毛石堆工程基本完工的夜晚,竟被村民误杀。杨庆的死,或许在昭示小说的另一主题——荒谬。杀人者丁林是一个窝囊的村民,他因为与杨庆产生利益纷争,是有作案动机的。他杀人后,按这个思路为他定罪,也毫无疑义。但实际上,丁林因为省悟自己的过失,已经在内心深处与杨庆和解。他醉酒后在黑暗中把杨庆看作另一个可恨的人,于是挥舞起手中的弹簧刀……这个荒谬,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荒谬:苗书记和参加竣工仪式的人们,包括受雇而来的村民,都将付出惨痛代价。

  久江兄深于世情,大小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动机都有极稳妥扎实的根据。作品既没有过分的丑化,也没有不实的美化。它没有采用侦探小说式线性描述,而是进行多线索、多视角、多侧面叠加的立体展示。一个个叙述者在罗生门式的结构中把故事讲完,读者不仅知道谁是凶手,为什么杀人,还能深入了解那些发生在乡村和官场中的人物、生活和内心。而展示这些,正是凶杀案这条诱饵的主要目的。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大多谈不上高尚,却也没有不可原谅的大恶,他们似乎很清醒,为看似合理的利益互相算计、争夺、绞杀。突然,来自大自然的报复以惊人的方式淹没了一切、毁掉了一切、了结了一切。这个结尾,有力、强烈、震撼、超越。它果断而公正地结束了在蝇头微利、蜗角虚名驱动下的种种活剧,人世间这小角落里毫无规则的“布朗运动”因此戛然而止。

  久江兄,就像奥尼尔的《毛猿》写的不仅仅是一个长得像毛猿的水手,而有所寓意,你笔下的毛石堆,是不是也有所象征呢?它是不是当代人聪慧的无明、睁眼的盲目的写照呢?《易·震卦》在雷声隆隆中提醒:“君子以恐惧修省。”此小说,无论从表象看,还是从深层想,都堪称警世恒言。


  辛酉:《容妆》(中篇小说)

辛酉兄:

  你好!读过你的《容妆》,我开始思考:什么样的小说令人一读之后永远难忘?这个问题,会有无数种答案,其中之一可以是:陡峭的题材。

  你的《容妆》就是这种作品。因为它涉及世界上大多数读者不大熟悉、想来心情复杂的行业——殡葬业,而且,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炉前火化工、遗体化妆师、葬礼主持人,甚至还有背尸人。人们在某些伤心的场合遇见过他们,但很少有人愿意主动了解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所以,当辛酉兄以文学的方式深入他们的工作、生活乃至内心,便赋予作品一种揭秘式的吸引力。

  但情节背景的奇异陌生,并非小说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就像陈子昂闹市摔名琴,只是吸引观众的第一步,后面赢得人们称许的,还得是真本事。烹调不当把稀有名贵食材弄得极其难吃的厨师,和把好素材搞砸的作者,实繁有徒。所以,辛酉兄扣人心弦、催人落泪的本事,才是作品的“核心技术”。

  主人公“我”因为职业特殊,总是找不到对象——在多次相亲中,他也从毫不讳言自己的工作,总是开门见山,随后任由女孩子们掉头而去。但是,当遇到女孩高迪娜,他情不自禁撒了谎,或者说,准备推迟说真话的时间。高迪娜出身单亲家庭,受过母亲谎言的伤害,平生最受不了的,是他人的欺骗。当某一天“我”以火化工的身份偶遇高迪娜,后者像其他女孩一样,扭头离开,再不联系。“我”认为是自己的职业又一次遭受歧视,实际上,高迪娜不能原谅的,是欺骗。这个误会,要等到十多年后才被“我”弄清楚,但一切已无可挽回。

  两人分手之后,再一次相见,已是阴阳两隔。高迪娜难产死去,此事引发了高家对医院的诉讼,高迪娜的遗体因此在殡仪馆里存放多年。当殡仪馆集中清理无主遗体,“我”费尽周折,找到高迪娜的家人,获得他们的许可后,自己付清停尸费用,亲自火化高的遗体,并给这位特别的逝者以最后的尊严。“我”曾在恋爱期间给高迪娜写过一封信,坦白自己的职业,但没来得及寄出,就发生了那遗憾终生的误会。现在——

  我走上前一个人将卫生棺捧起,让高迪娜在我的两条胳膊上停留了片刻,才轻轻地把卫生棺放到炉板上,又从怀兜里掏出那封信放到高迪娜胸前,最后看着她和那封信一起随着炉板慢慢进入炉膛。……炉膛内已是火光冲天。我知道此刻,高迪娜正在那扇门后面,翻看那封她早该看到的信。

  爱情是文学中最为常见的主题,“生死恋”也并不鲜见。但辛酉兄的这部中篇小说,在这个已近枯竭的主题矿井里挖掘出新的矿产。除职业背景特殊,小说的人物性格刻画、矛盾冲突展现、故事情节安排,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也蕴含着深沉、真挚的情感。“我”不善言谈,却一往情深;高迪娜美丽活泼,开朗大方,却又脆弱敏感。她的不幸结局竟与丈夫的欺骗有关,这种命运的捉弄,令人唏嘘。“我”的另一个前女友、殡仪馆的化妆师汪洁,捐弃前嫌,为火化前的高迪娜最后化妆,让她展现最后一刻的美。这些人物都可以鲜明地刻印在读者心中。主要情节线索之外,小说还塑造了一些小配角,为小说扩容,比如背尸人老卢——他带着一个智障、瘫痪的儿子一起过日子,在生活的重压下仍不失积极甚至达观的态度。比如“标新立异”的葬礼主持人唐莉,倡导“死亡教育”,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由她创意的“人生告别会”渐渐受到一些逝者家属的认可。有了这些人物的言行,小说就变成了合金,变成了复调,闪耀出人生感悟和哲理思考的幽光。

  殡仪馆是告别的地方,是悲痛的地方,是绝望的地方,是没有光亮、没有笑声的地方,但《容妆》却在这样一个地方,寻找爱,寻找希望,寻找思想,寻找崇高。辛酉兄的这篇作品,让我想起几年前在宋雨桂美术馆看到的一幅画:画面背景是一大片阴暗朦胧,似乎是无边夜色笼罩下的池塘之水,倒映着参差交错的暗影,然而在灰黑混乱中,有一朵小小的孤独的白莲花。池塘上面两片掩映的树叶似乎偶然被风吹开,透进一线月光,一瞬间照亮了它的洁白、纯净、美好……


  曾剑:《比远方更远》(中篇小说)

曾剑兄:

  你好!

  你本是湖北的鸿雁,多年前飞到东北,在这里安了家。但你的心,还在两地之间飞来飞去,一点也没有改变迁徙的特性,因为你把好多好多故事发生的地点,不是安排在红安老家(尤其是“竹林湾),就是放置在东北的军营。

  《比远方更远》故事主体发生在东北,是一个初入军营的南方新兵的成长经历。我没有问过你故事人物是否有原型。向一个作家问作品取材于何处,其实是一种无聊而低级的问题。我相信乔大宝这个人物,一定有你或你某个战友的影子。而以他串联起来的一系列军营故事,也必然与你的生活经历有关,对吧?当军营门外出现乔大宝的瘸腿父亲,“可能因为冷,他的脚趾在空荡荡的单层高靿胶鞋里蠕动……他拎着一只蛇皮袋子,站在还带着寒气的春风里瑟瑟发抖。”让我想起你在《竹林湾往事》等小说里的老父亲,同样腿脚残疾,同样贫穷孤弱,同样默默疼爱着儿子。

  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很可能受到成长环境影响。曾兄的很多小说,行文布局与河湾众多、丘陵密布的湖北故乡地理特点有相似之处:流动、迂回,水网密集,纵横交错,时见鱼跃鸢飞,时见青山叠翠,但百川归海,条条支流又能在远方会合奔腾向前。这种散文化而非戏剧化的结构,在《比远方更远》中仍然延续着。它显然可以容纳众多人物、场面、线索,同时这种结构又有一种风险——没有戏剧化的内驱力,缺少激烈集中的矛盾冲突,读者可能会懈怠,会走神。

  我仔细琢磨这篇小说没让我打瞌睡的原因:一是人物的真实贴切有特点;二是情节似断还连、层层翻新、趣味盎然;三是语言节奏明快、利落,自然流畅。

  看啊,这篇小说的人物,可以跳出来和读者握手:长相白净秀气的新兵指导员孙小亭、朴拙务实的班长刘光明、身上飘着葱花味的炊事班长马哲思、秀气孤傲的女兵广播员李春芽、喜欢恶作剧的李渊……虽然每个人分到的,只寥寥几笔,但形象却呼之欲出,且具有外表、性格的“辨识度”。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也都实实在在,没有虚伪,没有矫饰。提干、考军校等现实考虑,萦绕在新兵老兵的心头。到参谋家中送虾,不小心让穿着浴巾开门的参谋“走光”;为获旅长同情,信口撒谎自己的父亲参过军;在文化课考试前,给几位好战友写题为“我的二三事”范文备考……我细细品味曾兄作品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往往表面平淡,实际出奇,或事有越轨,或颇具韵致,或令人忍俊不禁。曾兄叙事的笔调节制、简约,常常藏着不动声色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不是以抖响包袱为目的,也看不出故意设计的机巧,而是包裹在流水般的叙述中,轻轻,短短,出其不意,撩一下就跑掉。比如这一段:

  我渴望有人叫我班长。我觉得一个军人告别他的新兵生涯,成为一个老兵,不是有新兵来到他身边,而是始于有人叫他“班长”。

  我几步跨出宿舍,迎着队伍走过去。我很有礼貌地给他们让道。他们眼光怯怯地从我身边走过,这令我兴奋。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去年的我。并没人喊我班长,我有一丝失落。

  就在这支队伍快要从我身边离去时,我听见一个人喊:班长好!是队列最后那个兵。我凝视他,黑而细长的眉,眉骨突出,单眼皮,尖下颏,脸白净,很有棱角的一个小伙子。他个子不高,略显肥大的军装套在他瘦小的肩上。他看上去并不太像一个军人。我记住了他,他是第一个喊我班长的人。我很快知道,他叫李小朋。我们的友谊开始了。

  李小朋这个角色,你虽详细描写他的外貌神态,后来却再没出现过。我不认为曾兄是把人物写丢了——你虚晃一枪,有什么目的,这里不用多说。你是一个聪明的作家,我是一个不赖的读者,笑点不高尤其是我的优点。至于小说中老父亲探访儿子的辛酸与带来的心灵震荡,军营中两对男女微妙无言的两情相悦,一个个似无心、实有意串联起来的情节,时而激越时而舒缓,时而宛丽时而壮阔,让乔大宝迈着时而蹒跚时而豪迈的步子,走向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这篇小说,读时兴奋,读完,躺在床上,久久没能睡着。


  李佳怡:《好久不见》(中篇小说)

佳怡老师:

  您好!与您接触不多,想来只有一面之缘,偶尔通过几次微信,多谢您为我的朋友查找资料提供方便。

  您的小说《好久不见》,是一位职业妇女在民间借贷、集资中上当受骗的故事。这位受骗的杨苗苗恰恰是搞财务的,您的“人物设计”,带着讽刺的意味吧?她在房子动迁前后发生了两重“巧遇”:巧遇她的一位中学同学,是拆迁办的主任;巧遇她的另一位中学同学温楠,是房地产开发商,也是她学生时代的初恋男友,高中时代他不辞而别,导致杨苗苗大病一场高考落榜,此时,他对杨苗苗满怀愧疚,旧情难忘……表面上看,这些巧遇是多么有利于杨苗苗实现她回迁住进大房子的梦想啊。但是,自卑的心理、窘迫的现状,让她对昔日的同窗怀着复杂的心态。为了凑够房款,她把家中的积蓄和母亲资助她的购房款四十万交到民间借贷公司。当温楠提醒她投资风险并提出借钱给她,她出离愤怒:“我凭什么要你资助?你又凭什么来作我的主?你就见不得我杨苗苗自己挣钱过好日子?”

  多年积郁的愤懑的总爆发多么强烈!包括我在内的读者此前对她抱有小小的鄙夷,尤其是当民间集资最初几个月令她“不劳而获”而飘飘然的时候。但是,当她愤怒地拒绝前男友的帮助,我们才发现,她的受骗不仅由于轻信,不仅由于享受生活中“物质的色彩”,还有一种更深层更复杂的心理动机。莫泊桑有名的小说《项链》里的女主人公付出巨大人生代价,是因为虚荣,这是一种较为单纯直接的性格弱点,作者的态度倾向也一望即知。相比之下,杨苗苗的形象特点,是杂糅、模糊的,但这也恰恰是令人难忘的。她的愤怒和拒绝在现实意义上是愚蠢的,而在精神意义上,又是值得同情的,甚至是可敬的,因为她捍卫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小说呈现的另一种复杂性在于,杨苗苗的这种捍卫,带有某种神经质的特色,她的初恋男友无意冒犯她的尊严,而是竭尽全力提醒她避开陷阱。一方是自尊,一方是忏悔,这是比善恶对立而导致不幸结局更高级的悲剧。虽然这个前男友的内心活动没有充分展开,但他和她的对峙,足以成为黑格尔最为称许的“由精神的差异面产生的分裂”的悲剧类型。

  您的小说的重要特色是人物形象的鲜明和矛盾冲突的戏剧性。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有细腻的展现,自不待言,其他人物,如她的某些同学,她的两个姐姐和两个姐夫(分别是副局长、生意人),或势利,或冷漠,或委琐,或下作,也有生动的刻画。他们的言谈、行为略带漫画式的夸张,却凸显出人性的阴暗——对于杨苗苗这样卑微的人,他们可以赤裸裸、无顾忌地蔑视、威胁、伤害,却不会产生任何心理负担。他们代表了主人公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一种强大的压迫性的力量,一种残酷、冰冷、隔膜的氛围,这为杨苗苗的种种复杂心态提供了现实依据。

  苦涩青春、艰难谋生、平庸日常、渺小梦想、贫富落差、世路崎岖,《好久不见》以尖锐、细致的笔触,描绘了一个都市女性的人生抛物线,开掘出当代生活中一个隐秘的角落。


  黑铁:《夜跑》(中篇小说)

亲爱的黑铁:

  你好!

  最近你发表的创作谈《铁路、工厂及其他》我读过了。你少年时代生活在沈阳的工业厂区,那里的点点滴滴,似乎都已烙在你心里。近些年来,东北的工厂和工人,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新的工业题材小说正在崛起。相信你的生活积累和写作才能,足以成为新的工业叙事的中坚。我们东北工厂曾经辉煌,经历多年转型的阵痛,昔日的盛况已不复存在,旧时的骄傲也悄然淡去。时光流转,厂区的“子一代”已渐渐长大,严酷、苦闷、窘迫的生活像海洋深处的章鱼,伸出柔软有力的爪腕,要把猎物紧紧箍在吸盘上。

  《夜跑》中工厂“子一代”的赵美玉,人生不顺当,原因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她的成长经历会让人产生一点小感慨——很多人成长路上承载着父母的希望,有些希望是蓄谋已久、深思熟虑,有些则是头脑发热、心血来潮的结果。赵美玉承载的,是父亲对长跑冠军王军霞的崇拜、艳羡。但多年的长跑训练没给赵美玉带来什么成就和幸福,父亲也因为工厂的衰败而渐渐变成酒鬼。她从少年到青年,从没经历什么爱情,重要原因是长跑改变了她的肤色和身材,男生因此对她望而却步。大学毕业之后,“无论她如何设法找到一份远离厂区的工作,最终都会铩羽而归……无论她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厂区巨大的引力。”她的两个追求者,也来自厂区。为了逃离这里,她对他们的追求不理不睬。她在书店工作时遇到一个作家“秦老师”,仿佛看到厂区之外生活的一缕微光。但一夕欢爱后,秦老师不见了踪影……

  你的这篇小说,塑造的是几个平凡小人物——表面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幸,在世界上是蝼蚁一般的存在,似乎与平庸冷漠的生活一样温吞吞灰蒙蒙,没有光彩。但是潜入他们的内心,会发现那里上演着激烈、残酷的悲剧。比如发生关系后秦老师送赵美玉回家,她一路上“不得不想到许多实际的问题”——她如何跟她妈解释她与他的关系,他会不会接受她爸是个酒鬼,她妈是个卖炸串的小贩,她自己是一个在书店二楼上班的临时工……而当秦老师用出租车载她回到体育场,掉头而去,从此消失,连句解释都不给她,这种“想到许多实际的问题”的心理活动,令她的屈辱感和悲凉感格外强烈。接着,赵美玉借题发挥揭人伤疤——“仿佛伤害了一个人,自己就显得不那么狼狈了。”这种人物心理瞬间的变化,是多么传神而凄怆!

  用不同寻常的细节来表现人物,增加读者的感受强度,也体现出的你的才气。比如,如何塑造一个暴怒中赶走女儿追求者的醉鬼父亲?是写他红肿的眼睛,还是怒气冲冲的表情、手持酒瓶的身影?不,这样写都是“陈言”。你是这样写的:

  她默不作声,向后走几步,捡起一只蓝色拖鞋。那拖鞋鞋底冲上,纹路几乎磨平,间隙被黑色的油腻填满,那是她爸落在地上的。她走回来,蹲下,拉起那只满是污垢、不知多久没有认真洗过的脚,将拖鞋套在脚上。她想让他回家,但拿不准该让他回哪个家……体育场东侧他们一家三口原来那个家,用她妈的话来说,那已经不算个家,充其量是她爸的“狗窝”。

  这段文字,不仅选取的细节刻画有力,令人心酸,而且用拖长的语言节奏和移动的视点暗示女儿缓慢的动作和绝望悲凉的心理状态,足见语言功力之深。

  破败的体育场夜间的长跑,是一个细节,也是一个意象——跑啊跑,似乎在逃离,实际上不过是徒劳地绕着圈子。也许,我们还可以把这句话倒过来说:虽然徒劳地绕着圈子,但那双腿的主人,仍旧不停地跑啊跑……《夜跑》里夕阳下的工厂和不肯隐灭于夕阳的人,即使演出的是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也自有其价值。


  万胜:《执子之手》(短篇小说)

万胜兄:

  你好!记得几年前,辽宁文学院一个文学活动之后,大家一起聚会吃晚饭,在热闹的场面中,你是一个静悄悄的存在。通常大家认为小说家以编故事为主业,应当开朗、健谈。但事实上不全是这样。小说家也跟其他行业的人一样,面目不同,性格各异。你属于那种沉静、内敛的人,但你不木讷,不冷漠,你那双大而亮的眼睛告诉我们,你是温和、友善的,只是作为客人,你得先保持一点矜持。感谢微信等通讯工具,我们得以在那次晚餐后没有相忘于江湖。感谢文学,我得以从遥远的时空之外延续对一个人的理解。通常走进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需要漫长的岁月,凭借诸多机缘,而与一个作家,却不用这么麻烦——打开他的作品读下去就成。

  《执子之手》与万胜兄的许多作品一样,关注社会边缘小人物。这是一篇很轻的小说,因为它的情节无非是一群已经长大成人的小混混为其中一个小混混失败的婚姻寻找难解的原因,寻找泄愤的渠道。它的轻,还在于它叙述的语调是调侃的,带着顽皮、轻飘和俏皮。这又是一篇很重的小说,因为它承载着生活无情的重压,这些重压不会因为小混混们实际上卑微无力而有一点点减轻。当小混混们手持擀面杖、拖布杆、烟灰缸、磨刀棒假装威武地扑向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发现,那是一个比他们更失败更软弱更无力的人。一个瘸腿的旧书商,那失败小混混妻子的前夫,以某种诡异的方式,让前妻重新回到身边。其原因,按小混混前妻的话,是她见他这些年活得很惨,不忍心看他这么难过。

  小说中的“我”不仅是一个叙述者,还有自己突出、鲜明的性格。他对在韩国打工的朋友东一的态度和感情,是嫉妒、怜惜和友情杂糅而产生的化合物。当东一这个长相难看、智商不高的家伙结了婚,买了房,生了龙凤双胞胎,“我”内心不禁萌生醋意。但当他尝尽辛苦,从韩国打工回来却被老婆抛弃,“我”和一群“光屁股一起长大”的“混蛋”却不能接受,甚至比他本人更不能接受,一定要查出真相,武力解决。这种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小说中制造了许多情节上的波澜,更重要是,一帮见不得朋友幸福、也见不得朋友不幸福,没啥能耐、却有情有义的家伙,在读者面前恣肆而委屈地活了起来。

  小说中有一条线索耐人寻味——那就是东一的妻子凤来重回前夫身边。从情理上说,凤来和东一已育有子女,东一的收入也可以支撑一家生活,即使与东一两地分隔,也不见得是凤来重嫁前夫的理由,尤其是她的前夫与她离婚是因移情别恋而将她抛弃。我在读这篇小说临近结尾的时候,曾经停下来,掩卷思考:这个悬念将由小说中的哪个人物来解决?我确实没有想到是这个“前夫”。万胜兄不是不会设置一个看起来更合理、更周全的结局——你的很多小说都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但你偏偏把结局设置成另一个悬念,出乎读者意料、有些难以理解。这是为什么?或许,你在回避那种电视剧式的结尾,彰显文学独有的特质?它的无解释、不说明、存罅隙,是否在强化生活中人们常常体会到的真实感?万胜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某一个人,做了一件似乎不可能做的事,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但它的确发生了。凤来不是这样一个人吗?她的数次出场,并无多少特色,只有好看、贤慧等特点,搁在很多女人身上,都很平常。如果小说人物是织布的纺线,她这一丝,显得黯淡细弱。当小说以她的这种选择作结,恰恰令人难以忘却——她的选择将带来另一个故事,一个在这篇小说中永远不会说出的故事。那里也有忧伤,有苦难,有屈辱,有泪水,只是现在,一切都无从言说。

  “一架飞机在蓝布样的天上缩小成闪闪发光的手术刀片,从容的姿态如同划过光滑柔软的肌肤,像是要剖出一个诱人秘密。”——直至东一重新飞赴韩国,《执子之手》也没有揭开主人公为什么“被离婚”的全部谜底,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生活重压下的他有一帮朋友,用看起来没什么用的种种方式,竭尽全力表达了真挚的友情。这照亮生活的光是那么微弱,但它仍是光,对生活于灰暗之中的人们来说,弥足珍贵。

  

牛健哲:《对她好》(短篇小说)

健哲兄:

  你好!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见你,我曾说你的外貌酷似契诃夫。估计你不会反对我的这一观察结果。很多契诃夫作品集的扉页中,他的标准像都如你一般瞭望着世界,专注、严肃、温和。

  当然,你的作品与契诃夫不太像,说明你没有因为外貌的类似(如果你承认的话)而模仿这位异国的先贤。不过,如果从沉郁、冷峻的总体调性上看,你的作品和他的晚期作品,还是有一点相像的,比如这篇《对她好》。

  多么朴素的标题。它像一首乐曲的主导动机,贯穿始终。一个男人照顾瘫痪的妻子,要“对她好”。“几年来,我最常想的一件事就是对她好。”这是小说第一句,简单直白的旋律,含有变奏的丰富可能。健哲兄用无数具有修辞感的语言编织着“我”照顾重病人的种种细节,以表现“对她好”。这些琐碎的细节挤压出来的心理压迫感,足以让这篇只有八千余字的作品显得漫长沉重、无尽无休。

  “对她好”,是“我最常想的”,“对她好的念头”稍后“越来越凶狠地拍打我心头”。这种强迫自己接受的意念里,是挣扎、无奈和痛苦。当“我”有机会短期离开“她”一段时间,谎称了结一笔账目,实际上是去游山玩水,并在宾馆嫖妓。这似乎是偏离“对她好”的一个突转。等“我”又一次回到“她”身边,一切又恢复“对她好”的正轨。那些琐屑的细节又一次如凶悍的野蜂向无助的读者群起而攻之。“我”对自己说要“对她好”,“我”要向别人表现“对她好”,但是,当“她”终于好了一点、但不足以全好,“我驼着背眯起眼睛,夜风还是从眼缝间吹扑进来。”

  或许,“我”在外的肉体放荡会引发道德批判,“我”那种实际的内心厌倦会被斥之为虚伪,小说的主题大概也会被视为讽刺伪君子。但细细品味,“我”的放荡和虚伪,都是以悲凉、绝望为内里,为底色。

  健哲兄这篇小说,色调灰冷,情绪阴郁,叙述克制。这里是一个“世界的囚徒”痛苦无告的生活,没有呼喊,没有哭泣,没有伸向苍天的双手,没有扬在头上的尘土。“我”沉静地描述着一切。我从健哲兄的这篇小说中嗅到一种“新小说派”的味道。这里,阿兰·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某些小说的气质,远比契诃夫那类古典派要浓得多。你的小说中,所有的人物(“我”“她”“表弟”),都没有外貌,没有性格,没有社会背景,“她”的“出事”也没有具体的交待,人物关系简之又简。这与“新小说派”否定人物在作品中的地位,取消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而强调对自然景物、环境实物的细节描述,是完全一致的。我想,小说中对“她”病态的生理描写,极尽精雕细琢之能事,大概你是把“她”作为复杂的“实物”来描绘的吧。

  西方现代派写作方式,好比植物,是从其社会、历史、哲学、科学的土壤里长成的。这种植物移栽到中国能否成活,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是否适合中国的水土。健哲兄的这种写法,如果我没判断错误的话,是借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壳”,但实质上,并未把客观现实只视为“物的世界”,而是与生活中的灰暗、苦难、残酷勇敢对视。你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没像“新小说派”那样纯然反映人物下意识的内心世界,没有把人视作只有生理性神经反应的动物——你用客观、冷静的笔触描绘的,是生命中不得不承受的无边痛苦,是道德重负下灵与肉的搏杀,是以低伏的姿态向荒谬的命运的无声抗议。——这些,都是中国读者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对她好》情节简约,但写作手法精致灵巧。回忆与现实的不断穿插、冷峻峭拔的叙事风格、精巧鲜活的修辞手段,使它没有沦为小说版“家庭护理手册”,而是暗藏波澜、充满质感。大概有赖于你的细心观察和丰富联想,《对她好》中的形、声、色是多么逼肖啊:“她躺在床上,眼仁上浮,目光似乎嵌进了头顶墙壁上的一道裂纹,左臂时而突然伸直,然后像时钟分针一样缓慢地放下。”“吼声从她喉咙里深浅不一的地方挤压出来,音色多变却又格外连贯。”《对她好》这种小说不可能以曲折的情节取胜,健哲兄凭借出色的语言功力,把读者带进了黑夜的漫漫旅程。

  

安勇:《铁屑》(短篇小说)

安勇兄:

  你好!

  你我年齿相当,认识刚刚几年。我在《铁屑》里发现我们不认识的岁月里,居然见过同一种风景:工业城市中自行车大河奔流。早晨八点前东北城市条条马路都流淌着由无数自行车汇成的大河,奔涌向各个工厂大门。骑车的人仿佛一枚枚铁屑,被无形的磁铁操纵着前进。近些年,不知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偶尔遇见卖钢铁工艺品的商贩,地摊上摆着手工制作的金属小把件,精致灵动,工艺复杂,一看就知道来自一双巧手。稍稍将人端详,往往可见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一双麻木淡的眼……你小说中的“老姑父”是不是这样的人?

  其实你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小说家。大多数小说家都假定自己笔下的故事是真的,起码对骗取读者信任有积极的态度,但你却表现消极,说你只负责记录,不对事情的真实性负责。你甚至宣布:“让一个写小说的对事实负责,也不大现实。”

  于是你就通过自己的叙述和你老姑父的“白话”,开始虚构故事。碰巧你的小说人物老姑父也是一个从不对事物真实性负责的人。这是他的性格,他的特点,打年轻时追求“你姑”那个年代,到垂垂老矣,他嘴里从来没有一句实话。他对童年的你说,有一天早晨,他上班就要迟到,“前面还堵着千八百辆自行车,想加塞门儿都没有,咋整呢?一着急我用上了轻功,两手提车把,上了那根电线,从这头骑到了那头。上班没迟到,就是把电线压弯了。”

  这篇小说中,这样一个人,要自己揭开失踪五个月、回家变成秃子的谜底,太难了!你详细地记录了他的两次自我揭秘。第一次是他说去缅甸赌石,在当地治头痛误用野菊花,导致秃顶;第二次是他说去了韩国,通过美容手术与一个客户互换头皮,头发卖了十万块钱。

  这篇小说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两次叙述,都可能是假的。如果我们像法官那样研究一下老姑父这个特殊嫌犯的口供,不难发现其中漏洞频出,不能自圆其说。你既然不对事实负责,你老姑夫说话也从来不靠谱,那么,我们这些读者也就不傻乎乎执著于真相了。说不定他还会讲第三个版本,当然,这个小说没有继续记录下去。但不能不注意:这两次叙述,又有真实的部分。前一个,当老姑父用临时拼凑起来的钳工台为缅甸老板制作一把匕首,八级钳工的技艺,只是露了一小手,就令人啧啧称奇。后一个,他在手术中被发现头皮中有一块小手指甲大小的铁屑,“是从铸铁上下来的,大概干活时被钻头削掉,飞起来楔进了头顶。”

  这真实的部分,透露出当年工厂八级大工匠的真实样貌。这是一种巧妙的设计,在“虚”中表现“实”、在“假”中突出“真”。除了高超手艺,那种对工厂的深厚感情、对往日辉煌的自豪、在当下处境中的自卑失落,也被“虚假”表现得更强烈、更饱满、更真切。

  安勇兄,请允许我把老姑父这个形象,当作钳工制造出工艺品,进行一下技术分析。首先,“老姑父”的最外面,涂了一层夸张、油滑的底漆。其次,“老姑夫”的基本材料是技术高超、业务精湛的白钢,坚实细密,棱角分明。第三,“老姑父”远行前为姑姑梳辫子、准备自杀换取保险金等情节,是錾削出来的柔和流线形背面。第四,为了让“老姑父”更有质感和美感,你用幽默的叙述方式在他的工装上点了几处彩色亮漆。第五,为了让“老姑父”的重量不致过轻,你给他的底座拧上怀旧、酸楚、感伤的螺丝。这一切做完,你用“铁屑”这个象征性的小东西,为“老姑父”贴上了一个小小的商标。

  安勇兄,你制造的“老姑父”这个工艺品,写意而得神似,结实而多灵动。在真和假的合金中,可以遇见一个独特的灵魂,向残酷的人生伸出挑战的手指,露出又顽皮又苦涩的笑容。

  

陈萨日娜:《碳水》(短篇小说)

陈萨日娜老师:

  您好!缘悭一晤,素未谋面。从简介上知道,您是蒙古族人,现执教于大连大学。您的名字有些特别,我网查了一下,萨日娜是蒙古语“山丹花”的意思。这是一种热烈的花,盛开时节,红色欲燃的叶子片片反卷,努力着变作一个个小灯笼。世间万物,皆有美丑,唯有花儿没有丑类。诸美之中,山丹花又特别受人喜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之类的歌曲,播于众口,久唱不衰,足见它的魅力。山丹花耐寒、耐旱、抗盐碱,生命力顽强。看来,给您起名“萨日娜”的人(是父母吧?),对您喜爱之外,还有祝福。

  《碳水》是一篇具有震撼力的小说,写的是饥饿。这是一个前代作家屡屡涉及、当代作家很少触碰的主题。历史上,自然灾害、战争、贫困等造成的饥饿,与人类历史的艰辛步履相伴而行。20世纪,数次大饥荒成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近些年,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饥饿渐渐远离我们而去。文学中关于饥饿的书写,也出现了代际的差异。据文学评论家钟媛考察,“50后”作家如莫言、阎连科、刘恒、李佩甫、刘震云、尤凤伟,“60后”作家如苏童、余华,都从不同角度对饥饿及饥饿下的伦理、人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而“70后”的代表性作家,则对生理意义的“饥饿”罕有涉及,更多的是“精神饥饿”。钟媛的考察,局限于“乡土书写”,因此她没有将“80后”、“90后”作家纳入研究范围,但可以推断,这些较年轻的作家,应当与“70后”一样对饥饿没有深切的体验。

  但您,一个“90后”,却在这个物质丰盈、不缺吃食的年代里,写了饥饿。莫言、苏童那代作家笔下的饥饿,是被动的饥饿,缘于外在的不得已;您笔下的饥饿,是主动的饥饿,是缘于内在的不得已。莫言、苏童那代作家笔下的饥饿,是群体性、社会性、历史性的,揭示考验着人性、伦理;而您笔下的饥饿,是个体性、心理性、现实性的,侧重的是自我、感官。您的《碳水》可谓“饥饿叙事”的当代延续,是一种“新型饥饿”。

  小说女主人公挨饿,因为减肥,这是不是物质过剩年代没病找病的故意矫情?非也。“我”从六岁开始发胖,长大了,没眉毛没脖子,外号“大馒头”。到了婚嫁年龄,一百六十斤,大学毕业没有工作。父亲已经去世,与母亲住在一起,矛盾重重。既然不能把姿色犹存的母亲嫁出去,“我”就得想办法把自己嫁出去——起码增加嫁出去的可能。减肥是把自己从深渊中打捞出来的最佳方式,甚至唯一方式“我”开始走上“戒碳减肥法”之路,把碳水化合物这关键的营养物质抠除体外。“我尝试了一段时间,确实有效,但也无比痛苦,不吃主食虽然可以填饱肚子,心却始终虚弱空旷。”

  如果把小说的情节精简到极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以碳水和我为冲突双方,经过漫长的挣扎、痛苦的较量,以我狂吃面包、寿司、炒年糕的失败告终。围绕这个极瘦骨架,是饥饿中的种种苦况。很多细节,令人惊骇,绝可与老一代作家作品中饥饿景象相颉颃。当忍受到达极限,“我”不得不自己跟自己“作弊”,吃掉“碳水”又将其吞出,甚至用手指、勺子、牙刷抠出。“有时,我跪在马桶前,想着自己充血的眼球、淌着污物的嘴角,会思考难道上帝是住在下水道里?否则我怎么会一遍遍向马桶谢罪?”

  忍受这种极度痛苦的动力,是对生活中诸种不如意的顽强抗争,是对生活中飘渺希望的忠贞不渝。减肥这一主线周围,还有嘈嘈切切的日常生活。“我”对母亲的复杂心态是这篇小说中重要而精彩的部分。这种忽近忽远、似冷还热、深爱和厌倦交织的关系,在“我”细腻的叙述中生发、长大。而当“我”崇敬的精神导师夏教授隐晦而直接地对“我”说出欲与母亲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想法,“我”用一桌由无数碳水构成的晚餐告别了减肥,告别了追求。可以想象,精神世界的惨烈崩塌,是在胃的饱足和心的绝望两种相反的感受中发生的。这个结尾,具有多么强烈的张力!

  如果文学的一项任务,是在庸常中寻找奇异,那么,您的《碳水》是用饥饿穿透饥饿已普遍缺席的当代生活,以一种孤独的个体化的饥饿向年轻一代的迷惘、痛楚和精神困境探出触角。这种撕裂的饥饿感,为饱足的当代读者提供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悲剧。而这足以引发怜悯和同情的悲剧,为我们理解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和当代青年,提供了一个非同凡响的视角。

  

​李伶伶:《春节》(短篇小说)

伶伶:

  你好!

  记得与你见面,是在2023年初春,一个宾馆的房间里。你来沈阳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一位好朋友带我去见你。我们的交谈,将近一个小时。我读过你的一些作品,了解你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成绩,认识你,深感荣幸。你的父亲陪着你,他个子不高,身上穿着灰白的衬衫,外套一件毛坎肩,对我们这两个客人面含微笑,自始至终没听他说过什么话。他大概已习惯将自身置于沉默的背景。请代我向他问好!另外,你与文学结缘,是你那位多年前还在上大学的哥哥,给病中的你买来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打发时间。我没见过他,请向他转达一位读者的谢意!

  你的文学生涯是从小小说开始的,包括改编成电视剧的《翠兰的爱情》,也是以小小说为基本单元串联而成。进军中短篇小说,还是近几年的事。其实,你的叙述风格平稳、朴实、细腻,篇幅较长的中短篇小说对你来说,也许更适合。

  你的很多作品,取材于农村生活,《春节》也是如此。一个进城当保姆的农村妇女春节返回故乡,做繁杂的家务,等待两个外出打工的儿子归来,与家中的老老小小见面,给去世的丈夫上坟,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纠结于是否接受一个勤劳朴实的鳏夫长有的执著追求……小说的笔触平和、温婉、细致,日常琐事和细密心事,一件件一桩桩,转折无痕,环环相扣,罕有情绪激越、思致跳荡,像在冬日村庄天空静静飘落的雪花。主人公素枝善良、勤劳、坚强、自尊,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她的外在行为和心理活动融合无间,而她性格的各个侧面,也从平实的叙述中得到充分、自然的呈现。她与长有的感情曲折,构成这篇小说里重要的叙事动力,其中的某些细节,不仅可信且令人难忘。比如素枝不愿意长有为她的儿子办婚事出资,她觉得这样难以面对地下的亡夫。而当初她和长有年轻时相亲未果的原因,也令人感叹:她盯着水果摊上的苹果,而长有却视而不见。时过多年,长有告诉她:那时他家太穷了,对不属于他又买不起的东西,他不去看,因为怕控制不住伸出手去……

  你的《春节》里,令人感动的,还有对于乡间传统习俗和道德的坚守。素枝的丈夫去世多年,但她仍把自己和儿子们参加公婆家的祭祖仪式作为当然的义务,而且,对于满族家中春节祭祖的神圣性,她打心眼里认同。但是,小说又让素枝不能参加祭祖——除夕夜,她在城里照顾的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突然走失,她要赶去城里帮助寻找……长有突然出现在火车站,为这篇小说画上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句号。

  这篇小说因这种细琐、微妙的情节和心理波动,充满了生活气息。也许,在这个追求新变的时代里,有人会认为《春节》的写作手法过于传统,但我觉得,无论传统还是先锋,得体就是好作品。《平凡的世界》的内容和风格很传统,在最初面世时也因此备受冷遇,可今天,谁能说路遥是一个过时的作家?他对生活的忠实,他宏阔的叙事格局,他真挚朴素的感情,不是作为一个大作家的标志吗?

  见面后不久,我给你写过一首小诗缘于发自内心的感慨和对你的钦敬——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你多像汉代蔡邕从火中救出的桐木制成的焦尾琴,它即使被灶火烧焦,幸存的桐木还会发出美妙的乐声;你又多像作为国玺的和氏璧,即使曾被摔到地上,崩掉一个小角,仍不失为坚实温润的珍宝——

  人间行路总难平,岂肯拘攣困此生。

  细写乡情双指动,巧摹世相百篇成。

  掷抛和玉犹坚质,烧灼桐琴益妙声。

  但愿天公催健笔,唤来翔鹤九皋鸣。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作品在传统文学的维度,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但我们身处于传播媒介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肯定不愿意文学成为小众的读物,面对沉浸在微信、微博、各种影像里的人们,我们用什么方法增强魅力,把他们拉回纯文学阅读?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十一届届辽宁文学奖的中短篇获奖小说,足以代表近年辽宁文学的突出成就,但作品成为经典,还要经历时光的淘洗。祝福你们结撰的故事,祝福你们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敬业而执著的杨庆、一往情深的火化工、志存高远的乔大宝、自尊而糊涂的杨苗苗、不断奔跑的赵美玉、举着拖布杆为发小打架的穷朋友、似乎“对她好”的丈夫、假中藏真的老姑夫、饱足年代忍饥挨饿的“大馒头”小姐、坚守传统美德的素枝,愿他们以独特无两、生气勃勃的姿态,穿越未来的漫漫岁月,飞升到文学的天空,成为闪耀的星辰!


  你们的朋友胡海迪顿首

  2023年11月-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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