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东北叙事”的话语体系中，班宇的小说常常被打上地域书写的烙印，但班宇曾不止一次表明，他并无意于打造所谓的“东北奇观”与“异域想象”，他只是想在无法回避也不必回避的个人记忆中重新梳理生活经历，传递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相较于地域影响，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养分更重要的部分应该来源于阅读、音乐和影像等方面，除了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他还持续保持先锋写作的姿态，除了书写“父一代”的历史命运和“子一代”的现实困境，他还一直坚持以文学之善建构生活的力量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作《飞鸟与地下》正是这些写作主张的又一次明确实践。

　　《飞鸟与地下》的表层文本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和小柳是儿时的邻居，高中毕业时“我”曾疯狂追求小柳未果，此后对她“总是怀着非同寻常的眷恋”。小柳的情感经历却非常丰富，上大学时就交过一个非主流的男朋友，后来又在上海与他人结婚生子，现在又听说她可能离婚。“我”却始终纠结着不敢联系回到老家的小柳，直到她主动登门来见“我”。“我”原本既无意于借此缅怀青春，也并未期待重新发展出一段关系，甚至在“我”看来，后者无疑是“极大的冒犯与不恭”，但经由当天的午夜忆旧和第二天的山林之旅，“我”和小柳毫无悬念地重建起爱的通道。这样的故事似乎总是回荡着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旋律：“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是小柳的再次出现，让“我”重新具备了爱的能力，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结局。

　　但小说的深层文本显然并不止于一个破镜重圆的爱情俗套，而是以“我”和小柳的关系为线索编织文本，再通过回忆和讲述不断切换时空背景，借助回溯式的嵌套结构重述历史，重获抵达未来的力量，从而给看似荒芜的现实以确定的信心。小说在整体上以唱片《孟菲斯地下》（Memphis Underground）为结构密码，以其四个曲名Chain Of Fools（愚人之链）、New Orleans （新月城）、Hold on，I'm Coming（坚持住，我来了）、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Brothers, Will YouMeetMe（你们会遇见我吗）构成小说的四个乐章，分别对应“我”的现实困境、儿时记忆、互相救赎与重获新生。在张弛有度的节奏中，小说继续采用“子一代”的视角展开叙事，但故事的主体不再是“父一代”过去的荣光与失落，而是“子一代”当下的迷茫与新生。当年两个父亲聚餐时对未来满怀憧憬，“我爸在对车间的未来发展进行全盘规划”，柳承德则明确表示要“捍卫共同的未来”，他们那么坚信厂长说的“我们单位没有领导，只有互敬互爱的一家人”，他们那么热情地嘱咐对方“你有困难我来扛，我住隔壁我姓王”。如今，在父辈们确定性的生活时空解体之后，作为孤独无助和压抑不安的原子化个体，“子一代”如何重建人生意义，如何重获自我认同，是他们共同面临的人生困境，也是碎片化时代普遍的精神难题。

　　在“我”的内在视角下，小说充分呈现出“子一代”的精神虚无。这些年，“我”一方面对小柳的爱情回天乏力，另一方面又丧失了爱的能力，甚至当即将举行婚礼的未婚妻提出分手、毅然决然奔向她十二年未见的初恋时，“我”也只是“疲惫”地“侧身蜷进沙发”睡了一夜。相较于“我”的颓废生活，小柳的生活则是奔放和大胆的。大学时，她可以因为男友母亲做的一份新加坡肉骨茶而折服，“彻头彻尾地爱上了南洋滋味”，甚至“灵魂进而丰沛起来”，在上海结婚后又买了小区最大的户型，U形厨房具备更大的操作台，“实用与享受兼得”。在“我”和小柳共同的朋友张一天看来，小柳的人生故事“连绵而壮阔”，“她无论如何以身涉险最终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保持迷人的微笑”；“我”则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小柳生命进程中的位置：“有我不多，没我也不少。或者说，任何人在她身上都无法印证自己的存在，就是这么虚无，就是这么迷离，抵达她的旅程如同穿过烈日与荒地，不见影子的方位，亦无四季的植被。”但无论是张一天的调侃，还是“我”的自嘲，都自以为是地植入了对小柳深深的偏见。事实上，小柳的奔放和大胆有多夸张，内心的孤寂和痛苦就有多深。

　　问题自然是当下的，但根由却不能忽略历史。于是，小说在人物的回忆和讲述中不断重返历史现场的细节，借以拨开重重迷雾，寻找救赎当下的可能。小说在此挪用先锋的叙事技巧，让同一件事和同一个场景分别在“我”的回忆和小柳的讲述中呈现完全不同的面目，让人物在相互抵牾的叙述中发现透光的裂隙，并由此发现最终的解放之途。

　　在“我”的记忆中，小柳的父亲柳承德是一个工作勤勉的技术工人，1994年被派到乌克兰施工，中途曾经回来过年，扛着整只火腿招摇过市，颇为风光。“我”父亲目测送给“我”家的份额足以体现其重视程度，便盛情邀他来家里做客。殊不知，那只是当时刚刚升任车间调度的“我”父亲在“如日中天”时产生的“不恰当的错觉”。按照小柳的讲述，她父亲去世前才告知她真相，原来他当年去乌克兰没几天就因为跟当地发生冲突和械斗，偷跑回国后因为担心被厂里处分，在南方风餐露宿几个月，直到春节前夕实在忍不住，才就地买了个火腿回家骗过大家。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原本是计划好和相好的女同事借公派的机会一起私奔的，结果天不遂人愿，只留下女同事在乌克兰终老。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小柳的母亲知道的真相远比父亲认为的多，于是，在小柳和父亲到“我”家聚餐的当天下午，她母亲就在父亲一根烟的工夫中消失了，像一只飞鸟回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山林之间，不知所踪。

　　小柳在两个父亲大展宏图相聊甚欢时，独自来到“我”房间，这一场景是唯一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经历，却在两个人的记忆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色彩。“我”的记忆中满是浪漫惊喜的场景，小柳的记忆中却是不断受挫和被抛弃的恐惧，人类的悲欢真的并不相通。“我”坚信正是这一次独处时光让自己对小柳一直念念不忘。“我”记得小柳说听妈妈的话不看电视，自己家里的电视都很少开；记得她那么聪慧地说出“我”棋局的奥秘；记得当时托着小柳趴在窗台上穿着棉裤的双腿，感到十分“惬意”；记得她自己顶开窗户，朝向黑夜打了四次清晰而圆润的口哨后，一只小鸟应声而来；记得小鸟在屋内盘旋几圈后，“像一位妈妈抚摸着她那快要长大的孩子”，以洁白的羽缘反复拂过小柳伸出的手指，离去的时候“满是不舍与爱意”。但小柳的还原性讲述却不断指认“我”的记忆错误。她说自己家里根本就没有电视，当时其实特别想看电视里的一部动画片，却被“我”以“费电”拒绝了。等到她好不容易找到在玻璃上画画的乐趣，“我”却不乐意了，强行打开窗户，让她画下的太阳和云朵、大树和小房子、烟囱和烟雾中飞行的小鸟，迅速消失在玻璃的霜冻中。她在生气伤心之余，想起临走前妈妈说过，只要想她就吹口哨，妈妈就会来带她回家。但妈妈没有出现，随着哨声出现的是小鸟，一只和她刚刚画在玻璃上一模一样的小鸟，轻轻啄着她的掌心，让她惊喜。当小鸟飞出窗户时，小柳突然看到小鸟脚踝上系着的红色圆环，一下子发疯似的大喊大叫扑向窗外，幸亏“我”拼命抓住她的双腿。小柳说当时失控的原因是她记得妈妈手上那几天一直戴着爸爸送的红色手链，小鸟的离去让她有被抛弃的恐惧和伤心。恰恰也正是在这一天，小柳的妈妈真的消失了，就像飞走的小鸟一样永远没有回来。

　　在“我”的记忆中，一切感受都出自“我”，然后折返于“我”，这种极端的自我意识其实是一种自我之狱。小说用小柳的讲述不断指出“我”记忆的错漏，也是对“我”的自我认知暗中的反讽。当真相渐次展开，他们终于能够面对最真实的自己，也触摸到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从而在纵横两个坐标上建构人生的意义感。记忆能够穿越时间的牢笼，正如班宇曾经说过的那样：“记忆不是实在的事物，而是虚空之锁，人的精神是钥匙，打开一道又一道，接连不停，过去与未来由此得以汇合。”小说通过对“我”和小柳记忆的重组并置，创造了一个融合性的开放空间，帮“我”和小柳安顿自我及外部世界，在唤醒自我对他人的责任和关爱的同时，克服自我的危机，重获人的主体性和自我认同。小说把同一历史时空的场景置于不同人物的叙述中，在不可靠叙述的相互补充和纠偏中抵达历史的真相，“我”与小柳便同时以崭新的姿态走进历史，坦诚地直面自己的来路，重新理解自我和现实，只有与过去和解才可能开启新的生活。

　　母亲的消失是小柳永远的创伤记忆。或许也正因如此，面对“我”高考后的疯狂追求，小柳却无动于衷。“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一顿排骨米饭能令其几度沉沦，将故土与故人轻易地抛在脑后”，与其说是新加坡肉骨茶的南洋滋味吸引她，不如说是来自“母亲”的味道让她着迷。在看似安定的婚后生活中，她的心灵依然始终漂泊无依，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U形厨房和操作台，又何尝不是对当年坐在厨房里哭泣的母亲的另一种暗中怀念。小柳一直带着面具，“绕去过很远的地方，匆匆前进，无视风景的暗示，其实是为了回避，为了不与之对抗”，这无疑是比“我”明目张胆的颓废和自我放逐更令人沮丧的生活状态。“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这是小柳颇为欣赏的一句歌词，也是令她触及灵魂甚至引发生理不适的一首歌。传统价值体系和信仰解体之后，似乎所有选择都以自由和解放的名义变得名正言顺。小柳令“我”不解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是这解放的后果，当然也是逃避的结果，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的纠结。破坏旧有的一切就一定意味着进步吗？忘记过去就一定可以奔向未来吗？人生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自由的代价就在于你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直到无意中听说那些冬天在树洞里冻僵的小鸟复活的故事，小柳才猛然体谅到母亲曾经面临的绝境和重生之路。那些冻僵的小鸟，只要碰巧被林区工人发现，愿意将它带到暖和的房间，就会活过来宛若新生，小柳仿佛由此找到打开心结的可能。她拉上“我”一起去往母亲当年消失的山林里，明白了人们往往“只听过死亡的序曲，不懂得复活的规律”。其实当年小柳母亲的绝望，如今“我”的爱无力和小柳的漂泊感，都一如那些林中树洞里冻僵的鸟儿，只要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就可以重获生命。

　　在山林间，在母亲消逝的地方，在经过了好几个岔口已经记不清来路的地方，在手机没信号时间不确定的模糊时空中，小柳和“我”瞬间释然了。小说结尾写到：“小柳不说话，转到身侧，轻轻拉住了我的手，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时间、未知与爱，非常具体地来到我的面前，从未想过，它们竟是同一种物质，那么宽容，那么柔软，与飞鸟、树和群山以均等的速率向前流动。”“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一次，飞鸟不会忘记我们，星星也从未放弃我们”。抒情的高潮时刻融合人物情绪的高度共鸣，以爱的能力穿透现实的困境，在与往事和解的转折点重构关于未来的信仰。小说故事结束了，但人物带来的力量感将持久地温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