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一篇约稿，2022年11月，朋友推荐了暨南大学文学院贺仲明老师微信名片——与贺老师未曾某面，却知道他的大名，添加微信后，他说他和丁帆老师主持《小说评论》一个栏目，邀我写一篇有关乡土文学的创作谈。一直以来，主观上从没觉得在为乡土写作，但客观上却大部分作品都在书写乡土，所以就答应下来，并表达了对有评论家关注的感激。可是，真正动笔，却感到了困难。一些年来，关于我的创作，我说得太多了，那些由心而发的创作感想和体会，涵盖了不同时期的各种隐衷，无论怎么说似都难逃重复。关键在于，在我写作的四十年间，中国乡村经历了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变革，作为写作者的我的乡村身份，正改变在这变革之中——四十年前的1982年，我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是凭作品的发表才得以离乡的，我是说，当我的写作实践与挣脱乡村身份的努力合而为一，试图理清那些从“抒情的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小说脉络，实在难逃越理越乱的窘境。

　　两件小事

　　这是我难忘的两件小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四五岁左右。一件，是一场有关鸭子的战争。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一早起来，像每一天早上那样打开鸡圈鸭圈，喂鸡喂鸭，可正喂着，一个邻居二嫂突然冲进院子，在吃食的鸭子中发现了她家的鸭子。村子邻里之间圈错鸭子是常有的事，一些鸭子贪恋嬉水的玩伴，傍晚回家难免走错家门，尤其母亲身后有一个拥有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上老下小都需要她操心，圈鸭放鸭，不可能每天都数。可这个二嫂，抱着鸭子往街上走，大吵大叫，非说她的鸭子从没走错家门，言外之意就是母亲偷的。母亲老实厚道，一辈子没跟人吵过架，她和这个二嫂平时又是好邻居，听到吵叫，在院子里都哆嗦了，我也跟着哆嗦了。母亲哆嗦，是有口难辩，我哆嗦，是不知道母亲怎么才能摆脱难堪，因为偷人鸭子，是太丢人的事了。然而我不知道，我的三哥知道，他冲出院子撵上二嫂，把她怀里的鸭子打下来，大声问道：你凭甚么怀疑俺妈？二嫂说凭甚么？俺儿子夏天和你打仗把你打伤，恁妈报复呗？！

　　那时，我还没有理顺这个因果逻辑的能力，所以听二嫂这么说，心怦怦直跳，然而这时，只见妈妈来到人群，对二嫂起誓说：如果是俺偷了鸭子，老天就叫俺明年自留地颗粒无收。为熄灭一场战火，妈妈赌上了地里的收成，我释然的同时，一下子就陷入了对未来的恐惧中。

　　另一件小事与父亲有关，是父亲说话引来的战争。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最盼望的事情是晚饭后有哨声，只要有哨声，就证明生产队里要开大会，开会的内容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我曾在父亲怀里感受过无数次那样的会，全村的人都聚在一起，在一盏马蹄灯下听一个人读报纸、听上边的人在喇叭里讲话。为此，每到晚上，我都跑到房屋后的小道上，伸长了耳朵等待哨声响起，只要哨声响起，就疯了一样向父亲跑去。那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夜里走路需有人领着。父亲愿意开会，是村里尽人皆知的事，父亲听了会，第二天一定要到不开会的女人们那里去讲，那些和母亲一样不识字的女人们，心里装着的是过日子的事儿，根本不听，一见到父亲老远就躲起来。为了吸引听众，父亲往往看见女人先说人家好听话，夸人家性格多好，不像儿媳妇那么野泼，可隔墙有耳，人家儿媳妇就在门口草垛边，于是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当那个媳妇在外面吵完后又跑到我家向母亲告状，母亲不得不对父亲发火，我幼小的心灵，便陷入无边的忧伤，因为此后的父亲，好多天都躲在院外的野地里，在那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2009年，参加首届中美文学论坛，因为论坛的主题是“乡土文学的发展”，我讲述了这两个故事，我在当时的演讲里这样说道：

　　“如果不是生活太贫瘠，一只鸭子就不可能成为一家人的经济、精神支柱，如果不是村庄太封闭，日子太清冷寂寞，两家人吵嘴会被喧染成满街风雨，母亲就说不出那样的话，父亲也不会引来一场无谓的战争。乡村没有大事，一只鸭子，一句话，一个会，就是大事。因为天高地远，日月漫长，因为人居散落，孤独寂寞，也因为物资短缺，精神匮乏，一只鸭子、一句话或一个会，就有可能是乡下人们日子中的形而上……”

　　在文学论坛讲这两个故事，并非为了强调独属于一个人的、由恐惧和忧伤钻探出的心灵历史，而是试图从个人出发，打通与世界不同地域乡土写作共同的处境，从而探讨现代化进程对乡土写作的影响，我谈到了英国作家哈代，意大利作家斯戈隆，然而今天重温这个故事，显然不是为了这个。一晃十几年过去，我发现，这个故事之所以让我念念不忘，是它的发生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环境，就在母亲被质疑偷了别人鸭子的早上和父亲惹祸让邻居找上门来告状的黄昏，我一向家教森严、视尊严如生命的奶奶就坐在炕头，而母亲的对面屋，还住着我的从沈阳回来的四叔四婶，邻院房子里，还住着我的从鞍山回来的二大二娘，而母亲的东屋里，还有我的刚结婚不久的大嫂二嫂……我是说，当有机会向那个环境细心打量，打捞出恐惧和忧伤更深的来历，我看到了我的乡村书写缘于怎样的精神黑洞。

　　孙惠芬《街与道的宗教》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奶奶是小镇人，识文断字，她的父亲曾是私塾先生，家族没落后下嫁给乡村爷爷，虽然当时的我并不清楚奶奶的身世，但她的骄傲和与众不同我是知道的，它附着在她弟弟王介夫的名字上，附着在她总是洗的洁白的衬衣领口上。一些白天和夜晚，她常常板板正正坐在炕头，给后人们讲王介夫的故事：他如何在燕京大学教会学校读书、会多国语言，如何在国民党里受到重用赏识，如何把二大和四叔带到大城市。解放前夜，他又如何在沈阳机场没能逃离台湾，成了被关在抚顺监狱的战犯。虽然讲到最后，奶奶总是黯然伤神，但正因为如此，那个为一只鸭子和父亲多嘴而发生战争的时刻，我的恐惧才无比巨大，因为当二大夫妇和四叔夫妇受到战犯舅舅牵连从城市回来，我的奶奶最需要在村人面前挺直腰杆！我恐惧，既担心奶奶挺不直腰杆，又担心一辈子没有走出乡村的小脚母亲在奶奶面前挺不直腰杆，更担心为了养家，生了天花也得不到休息，十三岁就到外面做买卖，导致不到五十岁就双目失明的父亲挺不直腰杆——我曾在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里写过：

　　我的老家地处黄海北岸，是中国北方一个地图上看不到的村庄，我老家的村庄离小镇只有十里路，而距我家只有十里路的小镇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叫青堆子。我的老家因为地处黄海北岸，很早就与朝鲜、上海、烟台等外面世界有着贸易往来，大量的粮食、土特产、日用品在这里输进输出，这里的商业自十八世纪起就开始繁荣，很早就注入了外来文明，镇内建有教堂、剧院、妓院，税捐局，商会和学校，商店比比皆是。我现实中的乡村，因为很早就有着开放的气象，祖辈们只信奉外边，凡是外边来的，就是好的，凡是外边的，就是正确的，从不固守什么，似乎外边，就是他们心中的宗教。

　　在我童年印象里，因为我的婶子和大娘都是小镇女人，而母亲是乡村女人，父亲用自行车载大布和长筒丝袜在黄海北岸的城乡做买卖，奶奶从不把长筒丝袜分给母亲，似乎只有镇上女人才配穿而母亲不配……实际上，那个早上，当我恐惧奶奶有失尊严而责难父母，恐惧从城里回来的二娘四婶笑话父母，我还看到了身体里更深的恐惧——它缘于我对母亲委屈的深刻体会。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一受委屈就牵我的手到下河口姥姥家坟地，去向她四十岁就去世的妈妈哭诉她的命运，在她的命运里，除了她乡村身份在婆家遭遇的不公，还有上苍对她的不公，她一生生了十个孩子，只活了四个，到我是第十个，在生我之前，我的已经长到六岁的姐姐，吞一只鞋扣不幸去世，父亲的失明，是否与不断失去的孩子有关亦未可知，可我能知道的是，我的从城里回来的二娘四婶没有损失过孩子。二娘生了九个，四婶生了五个。我是说，当我预知到母亲有可能在受了委屈的午后去姥姥坟地哭我的姐姐，有关尊严、荣誉、脆弱、委屈、不甘、嫉妒等无尽的人性泥沙，便没办法不把我幼小的肌体搅动得波澜起伏，问题的关键在于，出于对母亲的疼爱，在姥姥家坟地，我是下定了决心捍卫母亲的，我捍卫母亲的策略是再也不跟奶奶去二娘四婶家串门了，可现实是，回到家里，我不但跟奶奶去了，还仍旧忍不住往二娘铺在炕上的白被单上投去羡慕的目光，忍不住盯住四婶衣兜里露出的白手绢一角出神，当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背叛了母亲，我对我身后无尽的关系，已经生出深深的厌倦和叛逆。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我对乡村的叛逆，正来自对关系的叛逆，我对关系的叛逆，是发现我并不能在行为上坚定地捍卫乡村身份的母亲，然而，当我一程程为挣脱关系缔结了与小镇、城市、远方的关系，觉得乡村土地不再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写作，便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开始了。它是日子的全部，却又是不安的日子，我的处女作《静坐喜床》，书写的就是一个乡村女子嫁小镇丈夫这一天的幸福与不安。然而，当我因写作而向远方出走，却发现远方又在了别处，因为当远方变成现实，变成了程序和秩序，在无边乡野长大的散漫心灵便没办法不感受束缚，当我试图挣脱束缚，像一个被拔离泥土的稻苗一样在干涸中一步三回头，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痛苦便没办法不充斥在《小窗絮语》《来来去去》《伤痛故土》《变调》等早期小说和2000年左右的《歇马山庄》《上塘书》《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小说中……

　　孙惠芬《天高地远》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收录小说《平常人家》《致无尽关系》《伤痛故土》等

　　多年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致无尽关系》的中篇小说，在那篇探讨人类第一关系——婚姻关系的小说里，我书写了母性在对命运的抗争中如何因为接受了命运而变得无声的强大，但在那有关乡村的“人”“人心”“心灵的逻辑”里，城乡冲突，文明与落后的冲突，背离家园的出走与无法在城里找到家园的精神流浪，遍布其中，我笔下的人物，仿佛有人施了魔法，无一不在城乡之间的困惑中奔波挣扎，就是那时，我宿命般地看到，我的乡村经验、童年经历，如何影响了我的写作。

　　一个场景

　　这是有关奶奶和父亲的场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双目失明的父亲和奶奶一样，每天只能悠闲地坐着。父亲看不见，需要借助奶奶的眼睛了解家里每天发生的事情，奶奶耳聋，需要借助父亲的声音了解家人都说了什么，于是他们就成了一对分不开的母子，奶奶坐在炕头，父亲就坐在炕稍，奶奶去了房后小树林，父亲就跟到房后小树林。可就因为这样，他们的晚年，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境。那时住在对面屋的四叔和住在邻院的二大已经搬到前街，奶奶动辄柱着拐棍去屯街走一趟，回来后就要向父亲求证她看见的某些迹向，可跟奶奶说话，声音必须很大，一遍听不清还要再三重复，父亲难免没有耐心。那时我的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嫂子，她们轮班做饭，苦于劳累的她们总免不了脸色难看，而奶奶人老尊严不老，又心明眼亮，看不惯年轻人的脸色，就要唠叨评价，关键是，父亲虽看不见，却能够听到家人脚步，如果奶奶的话被儿媳听见，就会影响家庭和睦，于是有时不得不以离开奶奶来阻止，如此一来，一对母子内心的撕扯就每天都要发生……

　　一篇小说

　　由于对奶奶和父亲的生存境遇有着细微体察，1991年——那时奶奶、父亲都已去世，我写了一篇题为《天高地远》的短篇小说，在那篇小说里，我虚构了一对母子，他们和我的奶奶、父亲有着同样的境遇，但不同的是，他们因为生活在偏僻乡村，家境贫穷，相互的撕扯由纯粹的精神让位给了物质，他们渴望拥有一门好亲戚，他们每日的盼望就是家境好的女儿回来送点鸡蛋和糕点，而一个鸡蛋由谁来吃，一盒糕点由谁来保管，是他们经常都要面对的难题，当有一天他们承受不住彼此由物质带来的精神撕扯，儿子冲动之下，将母亲一搡搡倒在菜地里，导致了母亲死亡。这是我当时最成熟的小说，发表在《海燕》杂志1991年第7期，被《小说月报》11期转载。我的所谓成熟，是自觉得有了“高于生活”的虚构能力。可是，就是这篇小说，让深爱我的五叔对号入座，他能读到《小说月报》，他认为奶奶最后的去世与我的父亲有关，当他给我写来一封长信说出这种猜疑，痛苦的我没有给五叔回信。

　　我的五叔，是奶奶最小的儿子，也是她孩子中最有才华最有出息的一个，他1955年考入沈阳鲁迅美术专科学校(后来的鲁美)，版画系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分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可五叔命运多舛，五七反右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平反后回到哈尔滨工艺美术研究所，“文革”期间又因战犯舅舅牵连，被关进牛棚，1978年平反，才又回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不管五叔命运如何，他一直都是我崇拜的偶像，在我刚刚认字的时候，读五叔的家信，是我最兴奋最幸福的时光，虽然常常有字不认识，但通过能认识的字串连起来的字句，总是让我热血沸腾，我的在恐惧和忧伤里沉浮的小心脏总会怦怦直跳，因为他在书信中常常提到惠特曼的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经他描述的外面世界，总有着滚烫的温度，让你每每有种被燃烧的感觉。我不知道我的写作是不是有五叔的熏陶，但他的家信，每一封都是一篇充满激情的诗文，我是说，1991年，当我收到五叔的来信，我被五叔的对号入座惊呆了，惊到不知该说什么了。但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五叔检查出肺癌晚期，当我惊悉这一消息给他打去电话，五叔的第一句话是：“惠芬，如果不是我有病，你能跟我联系吗？”

　　一个月之后我去北京，叔叔已经去世。

　　与一篇小说有关的生离死别，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释怀，我的不能释怀，并不是后悔没给五叔回信，而是我一万次地去想，都想不明白五叔为什么会对号入座，五叔是艺术家，有深厚的艺术修养，他懂得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在知道我有作品发表的年月，每次见面，他都教我如何观察生活。我的痛苦在于，即使事情可以重来，也还是不知如何回信。

　　然而，十几年之后，我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得感谢一次特殊经历。

　　那是2011年，在乡下深入生活期间，我和做纪录片的丈夫一起参加了大连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的一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农村自杀遗族调查访谈，在那次访谈中，我们倾听了数十位自杀遗族的心碎讲述，一个新媳妇因婆婆不让在秋收时节看电脑喝了百草枯；一个母亲因儿媳骂儿子无能跳了水库；一个男人帮邻居拆房子被砸断脊梁，老婆一股火得病死去，十五岁的女儿因买不起运动鞋也服了毒……当那个死了妻子又失去女儿的男人诘问苍天，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吗？我到底造了什么孽你要对我这样？站在旁边的我，不由得感到彻骨的苍凉和无助……

　　孙惠芬《生死十日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那是一次触目惊心的调查访谈，我因此写下长篇小说《生死十日谈》，但就是写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有一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了坐在炕上的奶奶和父亲，就是前边说过的那个场景，当我从梦中醒来，突然想起了当年那篇小说，想起了在小说中对号入座的五叔。记得当时正赶上传统祭日，以为梦见他们是祭日的感应，可坐上丈夫开的车，一路驶离城市奔向乡野，跟丈夫说出梦里的情境以及当年的小说，丈夫一番问话让我猝不及防。

　　当年五叔给我来信，丈夫是看过的，不给五叔回信，也是他的想法，那时我刚刚远离病魔不到五年，他怕我写信时激起情绪。可是此刻他却说：“你知道我现在怎么想吗？”

　　“我知道你怎么想，你觉得五叔在‘反右’中遭遇流放、“文革”被批斗，又婚姻解体，晚年时怀疑一切，我们应该理解五叔的病态心理。”

　　“有这一点，但这不是主要的，我是想，当年五叔写信提出怀疑，没准儿是希望和你就这个问题，进行一次有关艺术与生活关系的交流，他平反后每次从北京回来，都谈他的版画设计，我就听过好几次。”

　　“你是说他晚年一个人太孤独了，怀疑，只是为了挑起话题？”

　　“不是。我是想，当他知道你从现实的奶奶和父亲那儿获得灵感，他也许想告诉你，在人性的恶上，你的想象力是丰富的，而关于人性的善，你还了解得不够。”

　　我愣住了，这话似乎在一些文学评论家那里听过，但我不觉得有什么道理，写恶，正基于善，笔下的阳光照到正面不是温暖，只有探进人性的脆弱与黑暗，才是真正的温暖，所谓存在的合理，是基于同情心才能发现。可是我没把这话说出来。

　　见我沉默，丈夫继续说：“我也说不大好，反正这次自杀调查，我有一些朦胧的想法。你想想，如果那些深陷灾难的人，一味的抱怨，一味的不甘，他们还怎么活下去？我是想，五叔经历过苦难，他是不是看到过那个超越性的维度……”

　　我还是没有接话，但我侧过了脸，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丈夫。很明显，和我一样，他也在调查中受到了撞击。

　　许久之后，我转过头，目光移向车外，那里，刚刚冒芽的白杨树在视线里飞驰而过，透过树空儿，褐色的土地被一丛丛蓬勃的绿草点染，而间或的，在绿草深邃的地方，一些灰色的房屋突现出来。看到房屋，我的思维似乎豁然开朗：也许，叔叔当年并非如丈夫说的那样，但丈夫的思考方向是对的，因为我在原野的房屋里看到了当年的奶奶和父亲。十三岁就骑自行车在江湖上做生意的父亲，五十岁就双目失明，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一日日坐在天高地远的乡下，终日与年老的母亲面对，他会想些什么？一辈子叱咤风云，在哈尔滨、沈阳、北京等大城市住过的奶奶，晚年坐在故乡炕头，每天都眼看着失明的儿子，她的精神世界里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抱怨命运吗？他们会不会问这究竟是为什么，自己造了什么孽要遭此报应？如果问了，反省自己的一生，他们会不会忏悔，会不会由忏悔而想到赎罪，由赎罪而获得活下去的动力和支撑？从而获得重生？

　　也就是说，在五叔的晚年，他是不是由自己的追问和忏悔，体会了奶奶与父亲的追问和忏悔，想告诉我在人性的现实里，还有另一部分现实？

　　那一天，因为能够从奶奶和父亲的厮守中看到人性中超越的普遍存在，我不但发现自己从来都没真正了解过奶奶、父亲和五叔，也从没真正了解我的母亲——自我上学之后，母亲就再也没有领我去姥姥坟地哭过，后来我的姥爷文革中被打死，在外的舅舅因恐惧牵连跳水库自杀，我的哥哥们又受到父辈和姥姥舅舅牵连，不能入团入党，她是否会想到上苍为什么对她如此不公？是否会由不公想到自己或前辈有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后来哥哥们承包企业，把父母从乡村搬到小镇，我因写作从乡村走出，常把她接到城里，似抚平了她曾经的创伤和悲痛，可她从没因此而有半点侥幸，永远的谦卑忍耐，永远的任劳任怨、小心翼翼，这样的形象，除却性格因素，是不是救赎自己的结果？！

　　在另一次文学论坛上，我曾这样说过：

　　“我的乡村没有教堂，寺庙也多年被毁坏，但是我知道因果报应，从来都是我们乡村人信仰的起点和终点。因为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没有任何人能逃脱因果报应的追问，而只有打开在因与果胁迫下一直下沉的幽暗通道，才有可能看到上升的光辉和希望，看到人对于人性的超越可能……”

　　由一篇小说引出这些，我只是想说，2011年，是我写作的分水岭，也是人生的水分岭。在此之前，我从不曾触碰过“忏悔”“救赎”“心灵觉醒”这样的精神存在。多年前读托尔斯泰《复活》时，那使聂赫留朵夫由兽性的人变成精神的人的力量我无从感知，可有了这次调查，我似乎可以走进聂赫留朵夫发生了“灵魂的扫除”这类心理活动的微妙瞬间。在此之前，我和我笔下的人物，只有背离乡土的出走，虽然无数次还乡，但他们从没找到精神的故乡，那之后，我在试图与笔下人物一起还乡——那个精神故乡，自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地方，而是向内求索的内在的安详。

　　也就是说，我早期的离家，不过是为了回家。

　　不由得想起欧阳江河先生那句话：活多深，写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