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晚的挑灯夜读，我终于看完了于永铎先生的长篇力作《独立营》。重新端详这本书的封面：这是跋涉于林海雪原中的一支队伍，他们在顶风冒雪、义无反顾地前行，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们的步伐坚定、表情刚毅，他们是义勇军，他们是独立营，他们是东北抗联。在那个祖国山河惨遭日寇蹂躏的年代，他们彼此之间曾经不相识，但因为有了共同的信念，他们聚到了一起，成为性命相托、生死与共的战友。他们共赴沙场、为信念而战。这种信念的形成，靠的是一种正义的力量，经过疾风骤雨的洗礼，正义升华为“以正为义”的中华民族共有的价值认同。

　　我在《独立营》中看到的不仅是表层的“中华儿女与日寇英勇斗争的故事”，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蕴含其中的正义思想，全书未提“正义”一词，但主题与“正义”密切相关。“正义”一词，《辞海》的解释为“公正的道理”，通过查阅解释，让我不免对长篇小说《独立营》有了某种关于正义的思索。

　　曲司令在数百年来与世无争的小村皇庄堡摆开战场，让百姓直面更惨烈的战火；他背叛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并直接和间接地伤害自己的结拜大哥和众多兄弟。他的这些行为算正义的吗？汉语是文化底蕴深厚的语言，同一个词应用于不同的场景和人物，也会有不同的内涵。《独立营》的作者启发我们将“正义”一词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将其分为“正”与“义”两个组成部分来解读。“正”可以理解为是合乎法律及公序良俗的正确的事和言行，而“义”可以派生出“义气”和“情义”等词，与“正”相比颇具感情色彩，强调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亲疏关系。

　　将“正义”拆分为“正”与“义”两个字，并进一步将其分为两种情况，即“以正为义”和“以义为正”。若按后者“以义为正”将义气、情义等作为准绳来衡量和判断是非并指导行动的话，那么曲司令就应该服从团长大哥的指挥，投降日寇或曰“曲线救国”，并保护好亲如兄弟的下属，而且不能将战场摆在百姓的村庄，这都是“义”。若按“以正为义”的原则，其是非判断则截然相反，曲司令在刘参谋、楚红等人的帮助下所做的一切是真正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因为是非判断的标准是“正”字当先。关于什么是“正义”，古今中外相关讨论颇多。2000多年之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就有相关论述，在他的年代，有四种流行的正义观，其中有两种与《独立营》的主题密切相关，一是“正义是帮朋友伤害敌人”，二是“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对此，柏拉图针对这两种正义观提出反驳：如果朋友是坏人，敌人是好人，那么帮朋友、伤害敌人就是不正义的；强者也会有错，也会干坏事，那么强者的作为也不能被认为是正义的。由此我们理解，在《独立营》中，如果曲司令服从上级命令，维护大哥和兄弟私情，保护乡民的田土私宅，都可视为讲“义”而并非讲“正”，只讲“义”的话，会让人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范围，如果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引，就是“以义为正”了，这又使人联想到“正义女神”的形象，她双眼被蒙，手持天平，寓意无论你是谁，无论亲疏远近，只能用天平来确认公正与公平，这就是“以正为义”的形象展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背景下，卑劣地扬言要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侵略他国，不管以什么理由做借口，他们的行径都是非法和野蛮的。因为人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痛定思痛，在国联框架下，各国于1928年共同签订了《巴黎非战公约》，共同认定以战争形式入侵他国为非法，这也为二战结束以后审判战争罪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为之后成立联合国、制定《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法律基础。最重要的是，日本侵略军杀害我同胞在先！所以，在《独立营》所设定的故事场景中，正如书中封面字所写的那样“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踏我山河。祖辈基业、温暖家园，岂容外敌蹂躏？坚定信念，保我家乡，独立营浴血奋战！”当时打击侵略者就是最大的“正”，这也是本书的创作依据。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以及许许多多的抗日游击队、儿童团以及妇女武装，都是遵循这一原则，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一致对外组成统一战线，让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才取得了胜利，将发动战争的战犯押上了正义的审判台。

　　在文艺作品中体现的“以正为义”基本理念，早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奠定了理论基础，直至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贯秉持这个重要理论基础。比如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其经典价值无需赘述。但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也有不足，比如情节模式化、概念化，正面人物都是脸谱化的高大全形象，缺少人性化的情感描写。这也许是时代的烙印，但也让人略感遗憾。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开始注重人性的描写，但某些作品又在“以正为义”方面有所偏差。看过于永铎先生的《独立营》之后，我有了别样的触及心灵的感受，在反对战争、反对侵略、保卫家园、保卫生命、“以正为义”的大前提下，书中充分描写了不同人物的个性特点及内心世界，描写了不同身份的人物逐渐向一个目标迈进时的经历和思考。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人物情感、言行都合乎逻辑、丰满自然。

　　曲司令与团长大哥因过去的战友情谊和后来的立场变化产生尖锐冲突，并与曾经的老四连兄弟在战场上对峙；曲司令同姜长深之间因“保大家”还是“顾小家”而争执不休；楚红舍弃小我，成全大我，最后在抗日战场上英勇牺牲；姜怀有本是个无忧无虑的顽皮少年，因为喜欢一匹大白马，从帮助姜七郎探听情报，后来又到地主家夺枪，最后和楚红一起走上抗日战场；姜七郎与姜怀江之间本有“夺爱之恨”，但他还是将姜怀江的儿子护送回故乡；四姑娘被曲司令的抗日情怀所感动，要以身相许，还追随曲司令抗日；小慧对姜怀有满怀情感，还特别欣赏楚红，在他们的影响下也积极抗日……这些情节的展开，人物的刻画，都是“以正为义”的形象化演绎，并贯穿全书。

　　这也使得这部书情节跌宕起伏，人物言行、心理活动极具个性、鲜活生动，让读者领会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中的战士们那些感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和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另外，作者特别要让读者牢记的是，在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无数普通的、善良的中国农民所做出的牺牲，他们的真实姓名也许不会被刻在纪念碑上，但他们的牺牲不应该也不会被遗忘，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舍弃小家、舍弃生命，他们是以“以正为义”的典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代表。“以正为义”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们有坚强的团结力和凝聚力，他们不怕牺牲，誓与敌寇斗争到底。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狂风暴雨的洗礼，具有顽强的斗争意识和不屈不挠的韧性。那些发动战争的侵略者们，无论他们的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在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他们终会接受正义的审判。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不会过时。“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更是被经常提及，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的暴行以及日寇的“三光”政策，这些我们小时候就知道了，但是这些被害者的心灵我们了解得不多。《独立营》虽然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因为作者从情节、环境到人物内心进行了全方位书写，让读者有了鲜活的画面感，能将读者带入那个遥远的年代，带入那个几百年来安静祥和但却风云突变、面临战火洗礼的皇庄堡。读者仿佛变成了曲司令、姜长深、楚红、姜怀有……共同经历了小说中人物所面对的腥风血雨，同那些书中的人物融为一个感同身受的整体。因为我们同为中华儿女，在我们每个人、每个读者的心中都有一种“以正为义”的潜在意识，这种意识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也是中华民族能经历无数世界风云变幻而经久不衰、日渐强盛的坚实基础。

　　正义以及由此派生的“以正为义”，本是一个哲学和伦理学的概念，是抽象和枯涩的。于永铎先生通过《独立营》的创作对其做了生动感人的文学演绎，这是他多年深入生活、收集史料、笔耕不缀的丰硕成果。本书入选“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可谓当之无愧。在新时代，广大读者需要像《独立营》这样既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又有高度艺术性的优秀作品。

　　于永铎先生的力作《望海埚》也是一部以打击倭寇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这一次，于永铎先生聚焦600多年前的明代，书写明代人民英勇抗倭的事迹。历史题材小说在于永铎先生的全部创作中占很大比重，如《悲情东北》《指灯为证》，他关注历史，更关注在历史的波涛中沉浮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遭遇、抗争。他一直在热心书写中国各个历史阶段中小人物的处境和内心世界，他是一位心怀悲悯、充满良知的作家。于永铎先生书写的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他作为一名中国人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褒扬与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