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条边》是辽宁籍作家王志国的最新长篇小说力作。作品历史跨度大，人物形象熠熠生辉，故事情节曲折跌宕，具有史诗性文学品格。在宏阔历史幕布下，在清朝设立的柳条边一带，祖孙三代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雄传奇故事图谱被精彩地绘制和演绎。辽西地域与家国历史的有机结合，构建了小说独特的叙事魅力。

　　一

　　《柳条边》是写历史的。

　　“柳条边”不仅是辽宁的一个实存的地理区域，更是一个风云际会、历尽沧桑的历史时空和生活场域。作者基于他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经过对无数个历史节点的精准把捉，对一些具体而微的事实选择和价值取舍，在文学叙事中巧妙地征引了历史叙事，实现了对历史精神、民本思想的艺术化映现。作品通过书写普通人在一次次历史关头的英勇表现，觅寻到英雄情怀的思想砥柱，展示出一种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和向往。作者将这份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热忱与向往凝聚在其行文深处，倾诉着内心深处的理想期待与现实寄托。“这才是咱们中国的曙光”、“怕是小鬼子要使坏呀”、“我们要推翻的是这个罪恶的王朝”、“不就是想活出个人样来吗”、“边门岂容洋狗猖狂”……小说回目简短却不失故事的力量，在历史的瞬间、在时空的交错中，阐扬绵亘古今的寄存于普罗大众之中的英雄主义情怀和侠义精神。无疑，这些向往光明、洋溢着革命热情的英雄主义精神为我们当下“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所需要。

　　通常而言，历史小说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艺术难度。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有着不同的书写关系向度，既有“为了诗的目的而利用历史题材”的考量，也包含“为了史的目的而利用艺术手法”的诉求。在两类相互矛盾的话语建构之间，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会引发针对真实性问题的不同评价维度。也就是说，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的处理的评价，这既是一个“从艺术角度来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来审视的问题”。如何让小说这种文体类型，承载起历史的风云变幻、历史的庄严与厚重，这恐怕也是作者与许多中国作家需要面对和超越的问题。

　　谈及历史小说，记得王志国这样说道：“小说可以虚构，但是历史小说应该相对真实。这种相对真实就是大事不虚，这也是历史小说的生命力之所在。我所创作的这几部长篇历史小说，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主要的历史人物、比较著名的战场和发生的年代以及故事的发展主线，基本上做到大事不虚，符合历史原貌。”《柳条边》便是这样的典型文本，具有历史还原与文学书写的双重价值。作家延续其既往书写风格，以真实存在的辽西历史遗址“柳条边”为作品命名，将其再情境化、历史化，彰显文化意义和活态价值。小说从清末写起，光绪皇帝、日俄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参与构建着作家的话语意义和形象体系。尘封日久的东北历史记忆，被作家予以深度开掘。在对历史的溯洄、勾陈往事的同时，复刻了历史的诸多细节。作者串联起真实的历史碎片，形成既定的历史链条与事实框架。而填充其中的民众血泪，祖孙三代合力抗击侵略者的经历，成为熔铸历史记忆的重要基石。

　　由于这部作品有诸多真实事件作为创作题材依托，具有较为坚实的历史现实基础，便自然而然具有了一种可信性的文本默契。也正是这种“可信性的文本默契”，让读者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油然生出对历史的敬意和悲悯，以及深深的民族自豪感，而非全然猎奇的故事消费心态或娱乐体验。

　　《柳条边》呈现了磅礴又克制、苦难又奋争的大历史，但在叙述语境中并未造成大历史间与人物形象之间的断裂，较好实现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作者对小说人物情感关系的把握，对人物情感的挖掘，对主要人物人格成长与精神升华的过程的展现，人物命运的沉浮与被凌辱、被蹂躏的重创，高尚与卑劣、美好与龌龊、明亮与暗黑等人性的两级，个人伦理和民族正义间的选择等等，都有着恰切的笔墨和文学话语建构，体现了娴熟的讲故事的能力。历史是我们所提倡的“初心”出发的地方。正因为有风云际会的历史，我们的“初心”才有来处。王志国规避了曾经的“下岗潮”中的东北的阴霾与悲怆，摆脱了既往东北工业叙事的单一藩篱，觅寻到新文学思考维度和表达策略、言说路径，扩容着外界对辽宁文化的感知以及历史变革的认知，为当下以及此后的辽宁作家提供了必要的借鉴与启迪。

　　二

　　任何一部历史小说都是复杂的，混溶的，都不会体现出单一的历史要素，都体现出“历史+”的特征。历史小说的特色，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的特色。那么，《柳条边》这部小说特色是什么？笔者以为，体现出“历史+地域文化”、“历史+英雄传奇”、“历史+民本思想”等。

　　文学是人学，《柳条边》是写人的历史。在访谈中，作者曾不断确证他对“人民性”的理解：“在我看来，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历史小说，应该兼具真实性、人民性和文学性，才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真实性和文学性就不说了，至于人民性，就是作品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一定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正能量。”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动力，这一点千真万确。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英雄人物对推动社会的进步，往往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崇拜英雄人物，却没有英雄情结。作品中赋予主人公以英雄情怀，是历史的现实回归，也是小说情节的需要。”小说中的人物群像，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义无反顾的身影，将涓滴之力汇聚成了磅礴的民族伟力。故事具体而微，历史见微知著，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里藏着历史的悲情与时代的歌哭，隐喻着人与历史巨大的关联与转换，亦闪烁着“平凡个体”的思想光辉和人性光芒。平凡之中有情义，普通人身上有美德，符合作者一以贯之的坚持“人民性”书写的创作观念。英雄来自人民，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同时也使民间英雄传奇这一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当下得以续写和发扬光大。

　　事实上，对作家进行文本解读，不可或缺的便是对其个人生平经历的翻阅。尤其，故里情结是解构作家之时经常出现的关键元素。譬如，北京之于老舍，高邮之于汪曾祺，绍兴之于鲁迅。作家与故乡之间的天然姻亲关系，是理解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命题。王志国对故乡辽西的挚爱，也注入到其文本的字里行间，在山间野菜、家长里短以及民俗风情的点滴诠释之中，展陈着他对故乡的拳拳赤子之心。

　　《柳条边》是对辽西地域文化与既往历史的刻画，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抒发作家对故乡的爱与恋。作为土生土长的辽西作家，王志国对辽西的自然实景、地域风貌及民俗风情了若指掌。这些生活的纹理也潜移默化地注入其作品的理脉，成为其文字深处的灵魂与力量。作家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辽西是块神奇的土地，但以往留在文学、艺术上的记忆并不多，尤其是涉及关外少数民族方面，就更加少之又少，有些甚至已经被逐渐淡忘了，比如鲜卑、契丹等等。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辽西人，我觉得应该把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告诉给国人，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这块神奇的土地。”不难发现，作品里的大量地域方言与日常饮食支撑着作家的辽西叙事，为外界了解辽西、认知辽西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路径。如典型的辽西食材：“一盆小米粥，两盘玉米饼子，一大碗鸡肉炖红蘑，四小碟山里的小咸菜，有杏仁、芹梗、蕨菜，野蒜”、“小鸡炖蘑菇、大鹅炖土豆、尖椒炒干豆腐、木耳炒白菜片”。而“扯犊子”等地域方言的运用以及“马犇”、“老梆子”等人物的命名，则更为小说地域特质的展呈开辟了全新的地域空间和乡土体认。在当下的辽宁书写中，王志国以具有典型性和流动性的辽西叙事为广大读者建构了辽西文学世界，延拓了辽宁叙事的新势能。长期以来，外界对辽宁的认知局限于班宇、双雪涛等人的铁西书写，在工业叙事勃兴之余，却也造成辽宁文学发展偏狭于其中一隅的情形，也局限着外界对辽宁文学风貌的总体把握。因此，王志国的“辽西”书写为辽宁文学发展践行了一种新思路、新空间。

　　辽宁的文学，一个重要责任是要讲述和建构辽宁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谱系，并关注可能被忽视、被遮蔽的复杂历史真相。警惕谱系建构中可能存在的叙事盲区，这是辽宁文学创作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