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后的某一天，白雪梅站在自家阳台上，望着漫天飞雪，回忆自己的人生，她觉得她最绝望的时刻，并非那个叫刘泽川的男人离她而去，也非那个叫郝万一的男人意外死亡。她的命运，从她上山下乡那一刻，就被改写了。

　　那是1969年12月22日，北方一个寒冷的冬日，她至今难忘。他们穿着旧军装，里面是厚厚的棉袄棉裤,像一群北极熊。他们一行十人，来到开原一个叫向水屯的村子。村名的由来，原因有二：一是村子里的男丁都姓向，二是村子面向一条河。那个地方有山有河流，有山一样的玉米秸垛和金灿灿的玉米堆，但它依然算得上是穷乡僻壤。白雪梅回望来时的路，不觉对父亲产生了一丝怨恨。她是独生女，完全可以不下乡，可她身为红星轴承厂厂长的父亲，偏要带这个头，把自己唯一的孩子往乡村送。

　　那年的雪来得早，到处都是雪，她冻得嘴都张不开。黑夜来临，雪使外面的世界清晰可见。她看见自己的影子被灯光映照在白雪之上。她看见窗外的树枝，它们的影子也落在雪地上。

　　乡村的陌生让她觉得自己被孤独包裹，她需要倾诉，需要安慰，需要爱。知青点那个叫刘泽川的青年，就像是上天派来救赎她的天使。她第一次见他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他——即便不是爱，也是依赖。而他，同样把她的样子刻在了心里。她雪花里的样子。她眼里含着泪水，脸上污迹斑斑。她不是这个知青点最漂亮的，但她是最独特的。她的独特散发着一种魅力，吸引着他。

　　云淡了，远了。冬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一个秋天，她和刘泽川在乡村的玉米秸垛里谈论理想和未来。那么苦，似乎不谈理想，就看不到未来，就没有往前走的信心和勇气。

　　这事招人妒，同为知青，他们觉得白雪梅太平凡了，两颗略微往前凸出的门牙，说不上是生动了她那张脸，还是破坏了那张脸。而刘泽川，在整个知青点，是有名的帅小伙，浓眉大眼，符合那个年代的审美标准。但感情之事，就是这么说不清，刘泽川就是喜欢白雪梅，像是被一个幽灵迷惑。

　　在白雪梅的记忆里，那段时光是美好的，山川与河流、蝴蝶和燕子、月光和花朵，都储存在她的记忆深处。

　　某个夜晚，他们的理想和未来，融入了爱情的元素，如同亚当和夏娃。

　　这年初冬，有知青开始返城，第一个名额落在刘泽川头上，他是这个知青点的点长，干得好，投票选的他，他拿到了返城的介绍信。

　　我安顿好后，回来看你，你也好好表现，争取早日返城。这是刘泽川临走前对她说的话。他去了，一去不返。不见人，也不见信。

　　她没有一刻不想他，思念伴着悲伤逆流成河。

　　刘泽川走后两个月，白雪梅发现她的身体没有如期来潮。她当时没当回事，也许天冷影响了它。一天过去，三天过去，五天过去，她开始紧张了。她等待了十五天，它还没来。她害怕了，她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她怀孕了，是刘泽川的孩子。现实并未迎合她的侥幸心理。她感到天塌地陷，她悬在半空。

　　她瞒着其他知青——他们和她们，她与他们和她们一样，干着苦活儿、累活儿，给牛栏出粪的脏活儿。郝万一发现了，说，你不能这样干，你得请病假，这样会要了你的命。

　　一个男人，比姐妹们更早发现了她的异常，她惊诧，感动。

　　她借口有病，不与其他女知青同居一屋，因为她开始不断地呕吐，这是孕期无法避免的反应。得到大队部同意，她住到紧挨着知青点的那间屋子，那原本是一个牛栏，因为她要单独住，就把牛栏清理出来。这间屋在最北侧，靠近路的那堵墙是歪的，有裂缝。风从房檐下、墙缝里吹进来，呜呜的，像鬼哭狼嚎。风大的时候，门框窗框摇晃着，好像地震。房子像要倒塌。倘若雪大，怕是会把它压塌，但没有多余的房子，要想单独住，就得住这儿。夜里，点灯，她怕，怕招来什么东西，人，或者鬼；不点灯，也怕，黑漆漆的，到处都像鬼影。

　　村里的那条河，虽然已经冰冻，但冻得不结实，流水在冰下发出幽幽的呜咽声。

　　那天夜里，她被一阵响动惊醒，她睁开眼，窗户没有玻璃，蛇皮袋替代了玻璃，窗前有人影。那天，清冷的月挂在天上，那个影子特别大。

　　一定是他，向水屯有名的懒汉，光棍儿，说是精神有问题，谁也拿他没办法，可精神有问题，他咋知道惦记着女人？在路上，哪个女知青要是单独遇到他，他就去解自己的裤子，袒露自己的下体。女知青都不敢一个人在这个屯子里行走。

　　他的一只手伸进来，像是去摸窗户的插销，插销若打开，两扇窗格子就都打开了，他就能从窗户钻进来。她知道他要干什么，她吓坏了。他要弄开窗户，她就落入了虎穴。幸亏她早有防备，她从一个大娘那里要了一把纳鞋底的锥子。此刻她拿起锥子，咬紧牙关，刺向那只手。那边哎哟一声，但那声音很压抑，她知道他怕出声。他知道她的危险，也知道自己的危险。她说，你走，你不走我就喊人了！

　　那个黑影消失了，而她的心，擂鼓似的。她坐起来,抽泣着。黑夜太漫长，恐惧让她不敢合眼。窗外，半轮清冷的月照耀着大地，夜像一个残缺的梦。

　　她走出去，沿着那条泛着白光的路走向河边。她知道，那河水还没冻实，只要她想死，那河水足以满足她的愿望，吞噬她的生命。曾经，这条河是多么美丽，河水轻轻地流淌着。刘泽川和她坐在河边的玉米秸垛旁，仰望星空，听河水在黑暗中流淌，发出轻微的声响，某个黄昏，刘泽川还在河边的坡地上，摘了一枝玫瑰，最大最鲜艳的那枝。她闻见玫瑰很淡的香气，四野静悄悄的，能听见蜜蜂嗡嗡的叫声。那时虽然很累，疲惫不堪，却很幸福。现在，她感到生无可恋。妊娠反应越来越强烈，她害怕黑夜，似乎更害怕白天，她是那么不敢面对。她渴望刘泽川出现，他却连一封信都没有。

　　她想死，像是鬼使神差，更像是蓄谋已久。她伸出一只脚踏向薄冰，想让冰下刺骨的河水带走她和她肚子里的那个小生命，这时，她听见一个声音：雪梅！她听出来了，是郝万一。他没喊他白雪梅，而喊她雪梅，这让她感到亲切，浑身热烘烘的，她收住脚。

　　他跑过来，拽住她。她跟着他回到她的屋子。她没死，没死就得活着。

　　刚才是不是有人去找你麻烦？他问，我看见了，去追，他跑了，我追了好远，肯定是二杆子。你别怕，一切困难我与你一起扛。孩子算我的，我帮你养。他说。

　　她的眼泪涌出来。

　　第二天，他们申请结婚，从小队到大队部，再到公社，他们倒也还支持他俩。从公社回来前，他们到镇上买了一些日用品，还有糖果。郝万一还特地给她买了一斤二两红毛线，说，你给自己织件毛衣吧。

　　没有婚房，他们依然住在那间曾用于圈牛的屋子里。她特别喜欢那几团红毛线，一有空，她就拿起竹针织毛衣。一个星期空余时间，她织好了那件毛衣，穿在身上，让郝万一看。

　　真漂亮！他说。

　　她是幸福的。然而，夜里他并没睡到她身边。那张被他用木头加宽的床，足够睡下三个人，他把中间那个位置空了出来。

　　你不爱我，在黑间暗里，她说，婚姻不是同情，爱情更不是。

　　不是同情，我喜欢你，愿意与你一起生活。

　　他不说出那个“爱”字。

　　他们在那间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把日子过得倒也像日子。白天，郝万一跟其他知青一起去做工，晚上回到这个房子里。不久，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儿子。孩子满月后，白雪梅也出工。屯子里七十岁的姜奶奶帮她照顾孩子，她中间可以回来给孩子喂奶，上午和下午各一次。孩子也会喝点奶粉或米汤，或很稀的玉米糊。

　　那天下午，生产队里的一只羊不知怎么落到河里，郝万一下水去捞，以为很容易就捞上来，谁知它挣扎着往河中间去了，郝万一追着游到河中间，整个人就淹没在水中，直到他捞起了那只羊。下河之前，他在生产队干活儿，出了太多的汗，天气突变，他受了风寒。那个夜晚，他高烧不退，人像一块燃着的炭。他奄奄一息。

　　他会死过去的，白雪梅想。她去找一同来的知青，让他们陪她去卫生院。他们不去，男的不去，女的也不去，都说一晚上应该没什么事，烧点水，用毛巾热敷。这么冷的天，一折腾，人肯定不行，等天亮吧。

　　她觉得同为知青，他们冷漠，不近人情。她去找生产队长，队长给拿了点红糖，还有一块生姜，让她熬点姜糖水。队长说，明天一早我赶马车送你去，这黑灯瞎火的，天还在下雪，会连人带车掉进河沟里的。

　　她住处倒有个锅，打了个灶台，但那灶不好用，火一时半会儿没生起来，只有烟。郝万一烧得更厉害，她万分恐惧，看那样子，他可能等不到天亮。真是病来如山倒，她没想到，一个壮实的男人，突然就病得这么厉害。看着气若游丝的郝万一，她不敢等，她怕他等不到天明。

　　她把姜奶奶找来，帮她看孩子。她围上围巾，给郝万一穿好那件军大衣。她背着他，就走入夜色。此刻，除了对郝万一的担心，她心里还有赌气的成分，她不相信没有他们，自己就不能把他弄到镇上。

　　她顶着北风，背着郝万一摸黑前行，几次差点滚下山沟河谷。她咬牙前行，不敢停下歇息，她怕自己歇下了，就再也起不来。

　　黎明的时候，她终于来到镇卫生院。

　　门是关着的。她两手托着背上的郝万一，腾挪不开，她用脚踢门。医生把门打开，欲伸手帮她把人从她身上接下来，他惊呼道，你怎么把个死人背来了！她愣在那里。她争辩说，他没有死，他只是发烧。医生说，我是医生，我宣布他已死亡。

　　她陡地觉得身上背的是一座山，她就要瘫倒。医生说，回去吧。她背着他往回走。她转过身时，看见漫天的雪，满世界的雪。然后，她满脑子一片白，像这雪的世界。

　　雪白的大地上有一块血红印迹，像一朵鲜红的梅花，那是从她胸口喷涌而出的一摊血。

　　白雪梅背着郝万一，准确地说是背着郝万一的尸体，行了两里多地，她碰见了队长，还有另外两个知青。他们以为她会听他们的劝告，等到天亮再来。天蒙蒙亮，队长套上马车去找白雪梅，才知她已独自一人背着郝万一上路了。队长喊上两个知青，就赶了过来。

　　他们从她背上接过郝万一，放在车上。队长这才注意到，白雪梅昨晚出门太急，她没穿大衣，没穿外套，里面的红毛衣，还是反穿着的，衣袖连接处，有很深的棱子，很粗的接线头。

　　回到向水屯，队长把郝万一放在粮仓临时搭起的床板上。白雪梅要把他往家背，要给他烧火，她说，他只是冻僵了，等缓过来，他就醒了。

　　队长哽咽道，他死了，咱们要接受事实。

　　乡村没有火化条件，经得上级同意，将郝万一埋在向水屯一片向阳的坡地里，那里依山傍水。

　　刘泽川走后，白雪梅心中的那盏灯熄灭了，是郝万一将它复燃，现在，随着郝万一的离世，那盏灯在她心里彻底熄灭。屋子里，除了婴儿偶尔的啼哭，就是寂静。北风卷起雪花，扑打着年久失修的旧屋，整个夜晚，身上没一点热乎气。她努力给婴儿温暖，以便让他活下来。

　　她给儿子起名郝强。郝强像朝阳一样新鲜动人。

　　天气好的时候，她会抱着孩子到河边。她坐在河畔，望着缓缓流动的河水。郝万一是在这里受了风寒，她认为是这条河淹没了他，要了他的命。她总觉得他还在这条河里，他的魂在这水面上游荡。

　　母子俩夕阳或薄雾里的剪影，感染了村子里的人，他们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然而，提前而至的一场雪，将他们内心的希望浇灭，他们以为白雪梅走出了心理阴影，可事实上她没有。她反穿着那件红毛衣，在雪地里狂奔。她喊着郝万一的名字。她的样子，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村民给她披上棉袄，把她弄进屋子。她坐在那行将垮塌的炕上，失神地望着窗外的雪花。

　　终于又来了一个招工返城名额，所有知青都觊觎着它。大队部向公社申请，考虑到白雪梅身体有毛病，还带着个孩子，让她回城。回城后她来到沈城铁西区，在某机床厂当了一名车工。上班时间，孩子由母亲帮她照顾。

　　孩子是她唯一的希望，她一方面把全部的爱给了他，另一方面把他当成了敌人，孩子做什么她都认为不对，这种现象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孩子上小学时尤为严重。

　　有一天，儿子问她，我为什么叫郝强，我爸爸呢？他是姓郝吗？她觉得麻烦，以后孩子长大了，会不断地问这个问题，她带着他，去找刘泽川，在他办公室楼下，她牵着儿子。她对刘泽川说，这是你的儿子。那时候，儿子三岁，能听懂大人的话，所以她把语调压得很低。

　　怎么可能？刘泽川说，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我，他像郝万一。他带着调侃。他的嘴脸让她绝望。她说，好吧，我们走，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她想起郝万一，想起他死在她的背上，但她不能告诉儿子：你爸叫郝万一，他死了。

　　第二天，她到派出所，给儿子改名白刚。她告诉儿子，你姓白，随妈姓。你要刚强。

　　她要求儿子完美，不允许他有小孩子常有的那些毛病，比如咬手指。那次，她看见儿子咬自己的手指头，她抓起儿子的手，捉住那根手指，往冰冷的桌面上戳，一下，两下，三下，无数下，把儿子那根手指弄破皮了，出血了，她才停下。儿子哭，她也哭。一天晚上，儿子累了，忘记刷牙洗脸洗脚就睡了，她把儿子从睡梦中拎起来，直接扔到卫生间。儿子吓得直哆嗦，她又可怜起儿子来，抱起他亲吻，痛哭流涕。

　　父亲母亲说她不应该这么对待孩子，孩子毕竟是孩子。她也知道自己过分，可一见儿子做错事，她就无法自控地惩罚他。儿子害怕了，一个小学生，除了学习，什么爱好也不敢有。

　　许多年后，白雪梅回忆自己的人生，那么漫长，似乎又那么短暂，她几乎想不起来自己经历了什么。人生除了儿子出息了对她是个安抚，剩下的都是痛。

　　那一年，儿子成为沈城的高考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儿子大学还没毕业，就考上德国海德堡大学，德国天体物理是强项，儿子选择了天体物理。儿子去德国后的第三年白雪梅下了岗，没有经济收入。幸好儿子到德国读书后，就再没花过她的钱，因为儿子获得的是全额奖学金。她在小区门口开了个杂货店，简陋的一间小屋，卖香烟饼干方便面之类。杂货店门口摆有两只火炉子，上面架着两口铝锅，一锅煮玉米，一锅煮茶叶蛋，卖得倒也好，开始的每个月，竟然比上班赚得多。那个时候虽然辛苦，精神上倒也是幸福的。然而，这样美好的时光只过了两年，房东自己也下岗了，那间简陋的小屋，不再租给她，房东自己要开小卖部。绝望之中的白雪梅，买来一辆二手三轮车，流动卖玉米和茶叶蛋，像打游击似的，无数次遭到城管的追撵，但她挺了过来。为了儿子，她啥样的苦都能吃。儿子读书，虽然不花她的钱，但她得给他攒钱，将来他找工作得花钱，结婚得花钱。房子？父亲好歹有一套房子，应该可以留给她。

　　工厂分给她的那套房子，只有40平方米，有一间卧室、一间小客厅、一个卫生间。这对于她，已算万幸的了。工厂的房子，一般分男不分女，她没男人，孩子是单亲家庭，厂子里给她分了这个房子。从七岁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儿子就睡客厅，他一直很懂事，坚持睡客厅的沙发。后来，孩子大了，沙发睡不下，他自己张罗，买了一张单人床，依然摆在客厅。家里那台老式的黑白电视，都是摆在她的卧室里的。过了很多年，黑白电视被淘汰了，家里再没有过电视。她没时间看，儿子也不爱看。儿子成天沉浸在书本里，似乎有了书，他就什么都有了。

　　白雪梅后来无数次回忆，她最后悔的事，是让儿子回国。她应该让儿子留在德国。她以为凭儿子德国名校毕业生的身份，回来要么在名校教书，要么进科学院，但这两个地方，他都没去成，他内向，不敢与人交流，应聘工作都要妈妈陪伴。最后，在白雪梅同为知青的朋友帮助下，入职省城一科研单位。

　　白雪梅的母亲死了，死时才五十八岁。母亲离开二十多年，现在父亲都八十岁了。母亲走后，父亲没再找人。父亲八十岁生日这天，喝了一杯白酒，中了风，送到医院，命虽保住了，但自此行动不便，父亲让她给他找个保姆。她不相信保姆，老人，特别是老男人，很多受保姆之害，被保姆骗，可以说，他这个年龄的人，找个女保姆，那就是引火上身。她说她照顾父亲，父亲不让，说不习惯，也不愿委屈女儿。她的确离不开，她要照顾儿子。儿子快四十岁的人了，不会做饭，不会洗衣，除了吃喝拉撒睡，搞科研，他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那个女人自称五十五岁，看上去比她说的年龄略老，但长得还算体面，年轻时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说好的，保姆只在白天伺候老人，给父亲做饭、洗碗、洗衣服、拖地，如果需要，再给他擦澡，总之，做保姆该做的一切。

　　这些年，白雪梅见得太多，有保姆把老人虐待致死的，有保姆上了老头儿的床讹去钱财或房产的。老人辛苦一生，攒的那些家业，最后落入一个年轻的或者并不年轻的女人之手。而那些女人，有的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们的儿女。

　　这是一种恶。白雪梅想，她得制止这种恶。别人管不了，在自家这块儿，她不能让她得逞。她与父亲说好，保姆不得留宿。

　　然而，保姆来的第一个晚上，就要求留下。那天下了点小雨，家里有伞，这点小雨，绝不能成为保姆留在一个独身老男人身边的理由，但是，她说她是带病来工作的，她家离得远，被雨一淋，被冷风吹，怕还没到家就会病倒。她病态的样子，和有气无力的声音，唤起老人的同情，父亲动了恻隐之心。他说，不走了，留下吧，不是还有一个房间，还有一张床吗？白雪梅说，按规定来。父亲说，让她留下。

　　父亲向来说一不二，尤其在母亲和她面前。她知道，这个女人的愿望达成了。至少今天留下的想法得以实现。而这往后，这个女人会有更多的阴谋，她必须制止。她说，你走吧，我们还没决定用你，也许我们会换人。父亲平静地说，就是她了。父亲从来就是这样，语气平和，却如一道圣旨。

　　孤男寡女，说不清，但她拗不过父亲。父亲也许只是善良。你看，都下雨了，怎么能把人往外撵？但是，她不得不防。她从昔日工厂的姐妹那里听到不少传闻，也得到一些宝贵经验。她们说，老男人也许没事，可禁不住女人的诱骗。这些老男人啦，年轻时可能把持得住，老了反而糊涂了，保姆说啥是啥。

　　有个姐妹教她一招，让她与保姆签合同，写协议。那个姐妹，那个曾经的工厂同事对她说，保姆无非就是图钱图物。钱，你给老爷子把着；物嘛，不就是房子嘛，你把房产证拿到手。你在协议里写清楚：任何情况下，房子都不能归她所有。

　　那天晚上，白雪梅离开她父亲住处前，与那个保姆签好协议。协议说，无论父亲怎么许诺，哪怕是她同父亲睡到一张床上，那房子也不能归她所有。白雪梅在协议里说，我爸年龄大了，且有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我是他的监护人，他的言行由我负责。他说了不算。

　　她认为她做了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保姆平静地说，我有房子，我不要房子，我只要我的那份工资。保姆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一式两份，白雪梅拿起一份，轻轻折叠，放进自己的坤包里。父亲年龄大，脑血栓后小脑萎缩，应该不会动那种心思，但人心叵测，她不得不防。现在好了，拿着这份协议，就是拿着一份保险。

　　白雪梅回了家，家里还有一个“巨婴”等着她，她不得不回。

　　第二天，白雪梅去看父亲。她去得并不早，怕父亲还未起床，她故意等到八点。她敲了一下门，没人开。她有钥匙，父亲的家她常来。她打开门，进到客厅。父亲卧室的门开着，她看见父亲的床上躺着两个人，父亲，还有那个保姆。她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果然睡在了一起。父亲上身赤裸，腰部以下隐藏在被子里。保姆穿着薄的丝绸低领蕾丝边睡衣，露着已见松垮的颈部与胸之上部，剩下的部位，也在被子之下。那是一床碎花布面的被子，无数的白色碎花像雪片一样飘落在两人的下半身，她明白了，两人不但睡一张床，还睡一个被窝。她一声惊叫。父亲在惊叫声中抬起脖子仰起头，他笑了，那神态好像是在对她搞一个恶作剧。保姆微抬起头，做慵懒娇羞状。保姆的样子让她差点呕吐。

　　白雪梅从坤包里拿出那张保姆签了字的协议书，对保姆说，你就闹吧，你什么也得不到。

　　她愤然走出屋，在关门的那一刻，她扔下一句：

　　你会后悔的！

　　重重地关上那道门后，她倚着门，闭上眼，眼泪流出来。她觉得自己可怜。父亲是自私的，上山下乡时，他把独生女送到乡下去，说是锻炼她，实则是为了他自己，给自己增添政治资本。

　　白雪梅好几天不去看父亲，她不想面对，她克制自己，准确地说是压制。她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她不能受刺激。

　　一天清晨，她接到保姆的电话，保姆电话里的哭泣让她一阵心悸，她担心父亲出了什么事，赶过去，她看到了她那天看到的情景：父亲与一个女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不同的是，他身边的女人不是那个保姆，她比保姆年轻很多，也就二十二三岁。她是保姆的女儿，那天保姆带她来，白雪梅见过她。

　　赤裸的父亲的痴笑，像一万支箭射向她，她一阵心痛。万箭穿心！

　　我女儿，她还是个孩子。保姆哭泣道。那个女孩也在哭，同为女人，她看出来了，那是没有情感的哭泣，她们的哭泣，因为眼睛干涩而显得虚假。

　　圈套，这是她们的又一个圈套。她愤怒了，她骂她们不要脸，让她们滚，不要待在这个屋里，她不再雇用她。父亲还在痴笑，别说羞耻，一点羞涩都没有。他真的呆了，糊涂了。

　　她让她们滚，再不滚，她们会要了老人的命。保姆说，滚？很容易，把这事说清楚。她指着床上一老一少两个男女说。

　　你滚吧，我家不用你了。你们若赖着不走，我只能报警。

　　报警吧，保姆说，正好，我把这些照片都交给警察。她打开手机，在她面前翻动着照片，她看见父亲与那个女孩儿赤裸裸地抱在一起，不堪入目。

　　她抢夺手机。保姆说，给你吧，尽管删。不过我告诉你，我们做了备份，在我女儿的网盘里存着，也许你很快会在网上看到这些照片。我们无所谓，孩子小时，我们母女就被孩子她爸抛弃，我吃尽苦头把孩子养大，只想等着她嫁个合适人家，谁承想被这个八十岁的老头儿糟蹋了。这事必须有个说法，不能这么完了。

　　几天之后，两个女人拿到了遗嘱。父亲遗嘱里写道：保姆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正常安度幸福而快乐的晚年，他名下的这处房产，赠予李秀娥。李秀娥是保姆的名字。保姆死死拿着这张遗嘱，还有几张照片，洗好了的，都是她的女儿搂着父亲的照片，大都半裸，有一两张，几乎是全裸。不是从照相馆洗的，是彩色打印。她骂她们厚颜无耻！不要脸！

　　一年后，父亲死了。白雪梅认为是这对母女加速了父亲的死亡。她赶她们走，她们不走。她们有遗嘱，还有那些赤裸裸的照片。

　　保姆说，一个人死了，但他的面子还活着。你真的不顾你父亲的面子？保姆说，他死了，他的名声，就得你来扛，他是你爸，人家骂他，其实是骂你。人家不会说老厂长白天亮，同一个比他小差不多六十岁的女孩儿睡觉。他们会说，白雪梅的爸太恶心了，把一个比他小差不多六十岁的姑娘睡了，亏他还是个老军人哩。

　　她这才想起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甚至参加过战争，军人视名声、荣誉为生命。父亲最后做出那些事，完全是身不由己。他太老了，糊涂了，已经分辨不出那是个陷阱。不要脸，原来人不要脸，就能不劳而获，98平方米的房子，就能轻松到手。

　　人心啊！

　　她心里像扎进一根针，但她知道，这似乎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悲哀，那两个得到房子的女人，其实也是悲哀的。

　　保姆说，我来安葬他吧，房子都给我了，他算是我的男人。他的丧葬费也得给我。白雪梅说，他是我爹，当然由我来安葬。

　　白雪梅拒绝了她，她不想给她这个机会，她想把这个机会给自己，然后，她才有理由把房子要回来，她才能去领丧葬费。事实证明，她错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只是给那个女人省了钱。她唯一的安慰是她亲自去火化了父亲。她还没给父亲买墓地，墓地太贵了，她不是没有这个钱，是她不敢花这个钱，这个钱花了，她就没有积蓄了。

　　她对保姆说，我没钱给我父亲买墓地，父亲的这个房子，要用于存放他的骨灰。她想借机把保姆赶走。保姆说，你放吧，我会好好守着他。

　　白雪梅甘拜下风。她很少再去父亲的那个房子，那是她的伤心之地，每去一次，她几乎都要崩溃一次。

　　清明节，白雪梅想去看看父亲，擦拭骨灰盒，同他说几句话。保姆让他进了屋，当然，她现在不是保姆，是房主李秀娥。白雪梅没有看见父亲的骨灰盒，她问，骨灰盒呢？李秀娥说，拿走了，埋了。

　　埋了，埋哪儿了？

　　你不用管，我是他的女人，我有权安葬他。

　　白雪梅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但她不敢多想，不敢动怒，不敢生气，她非常清楚自己，她一生气，脑袋就会炸开，眼前就会出现那片雪白天地，随后，郝万一的尸体就会出现在她背上，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一切始于那场雪。其实，她坷坎的命运始于那场雪之前，在父亲让她上山下乡之时就确定了。

　　白雪梅退出父亲昔日的房子，离开那伤心之地。一连数日，父亲那紫红色的骨灰盒在她眼前挥之不去，她觉得那个女人，没有权力私自埋葬他的父亲，既然下葬了，她总得告诉她父亲埋在哪个墓地。她去了，她没见到那个曾经的保姆，开门的是一个男人，他说，他是这房子的新主人，房子他买下来了。

　　她望着那个男人，望着男人身后深褐色的门，怒从心头起，她让自己冷静。她走出楼梯间，天空晴朗，而她心里却飘起了雪花，周身冰凉。输了，输得如此彻底，这就是自己的人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反思，然而，她不愿思考人生，她没有精力停留在这场败仗里，她还有儿子需要照顾。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当年就不应该让儿子回来，儿子想留在德国，她要他回来。儿子搞科研，天体物理。儿子应该是科学家的，儿子本来就是科学家，但是，他得不到重用。他的水平，应该到中科院的，但他没能够，他在沈城那家科研机构，专业不对口。她从未见过儿子的笑，如果儿子是冷着一张脸，那表明他有情感，有想法，她倒也能接受，儿子脸上，那种茫然，那种没有表情的表情让她揪心。她后悔了。孩子小的时候，她除了让他学习，什么都不让他干，害怕他丢失，害怕他受到伤害。一切都源于那场雪，多年前那场乡村的雪。那场雪一直在她心里飘荡，从未停过。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那年，与同学一起踢球。那天下着雪，满世界雪白一片。她看着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一个足球。他看见球到了儿子脚下，儿子双脚盘带那只黑白相间的足球奔向球门。孩子们追赶着，呼喊着。突然，她看见了多年前的自己——那个反穿红毛衣的女人，她背着个尸体，堵在球门口。于是，她冲进球场，朝儿子怒吼，回来！她的吼叫截断了孩子们的呼喊，儿子和他的同伴都愣在那里，惊愕地望着她。然后，她的儿子乖乖地跟着她回了家。

　　白雪梅后来才知道，她扼杀了孩子的天性。自那以后，孩子变得沉默，不再与同伴玩。孩子越来越沉默，她很后悔，她知道自己不该那么对他，可那一刻，她没能控制住自己。不久，天空晴朗，她对儿子说，去吧，去找孩子们玩吧。

　　儿子不去。她痛哭流涕。儿子是她的骄傲，也是她的痛。儿子每次都能考第一。那时候，她还没下岗，儿子让她在单位能直起腰板。她有隐疾，精神方面的，同事们知道，只是不说，她也知道同事们知道她身体有疾，只是他们装作不知道，她便装作自己不知道同事们知道，每天平静地、谦卑地微笑着，主动与人打招呼。她知道，同事内心是瞧不起她的，后来下了岗，她更加被他们小觑，儿子的学习成绩是她唯一的骄傲。儿子后来成为那年沈城的高考理科状元，先入清华，后去德国留学，她和儿子一度成为小区的名人。

　　归国后的儿子内向、老实、听话，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家里，单位；单位，家里。一辆公交车，连着他两点一线的生活。他不上别的地方去，除了偶尔上图书馆，他就在屋里待着。当妈的也不知道他成天干什么，他的门总是关着的。有时候，她进去给儿子送一杯水，出来时忘记关门，他立刻冲过来，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儿子不出门玩，倒也罢了，可二十五六岁的人，不知道追女孩子，这让她着急。她以前同事的孩子，都娶亲了，或嫁出去了。虽然都下岗了，不在一起上班了，但大都住在这旧小区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她常被问到，你儿子咋样？结婚了吗？这些话后面的问号，像一个个铁钩钩着她的心，她无地自容，常常不接话茬，说着另一个问题。

　　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儿子三十岁出头，再不娶媳妇，会被街坊邻居指指点点。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

　　她给儿子找了个女人，那是一个乡下女子，在城里务工，工作不固定，居无定所。她几乎是把她买进门的，这么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儿子内向，要不然，一个“海归”怎么着也不能找个乡下姑娘。他们结了婚，请了客。婚礼上，儿子一直冷着脸。他说，我不喜欢她。白雪梅心想，你没得选，现在只有她愿意同你结婚。儿子不习惯婚礼的热闹，她一直盯着儿子，必要时拽着儿子的胳膊，好歹撑到婚礼结束，他们回了家。儿子迟迟不愿进自己的新房，她让他往新房进时，他脸涨得像块红布。他终于被母亲推了进去。他们过上了日子。以前，她伺候儿子一个人的吃喝，现在，她伺候两个人。儿媳妇什么也不干，她感觉她是给自己找了个妈。她认了，只为让儿子留个后。

　　三个月后，姑娘提出离婚。白雪梅问，咋啦？他咋的啦？他欺负你了？我去教训他，这个禽兽。儿媳妇说，他不是禽兽，他禽兽不如。

　　她拉着儿媳妇的手，坐下来。尽管这个儿媳妇她并不满意，但她毕竟是儿子的女人。她说，有什么事，你跟妈说，妈替你做主。

　　她没想到，她做不了主。儿媳妇告诉他，结婚三个月，他们一次夫妻生活都没有。

　　怎么可能？

　　她知道儿子内向，但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睡在一张床上，三个月什么也没发生，若是别人，打死都不会相信，但她信。他想起郝万一，他与她结婚三个月，不也没上过她的身吗？这样的事，不可思议，但确实存在。

　　你可以主动一些。她对儿媳妇说。

　　他不愿意，儿媳妇说，他根本不寻思这事。你可以带我到医院做检查，我还是个大姑娘。她说。

　　她没带她去医院，她相信儿媳妇的话。事情到这个份儿上，她没法儿挽留。她说，你走吧，除了房子，你要什么，尽管说。

　　她说，房子我不要，我要你也不能给。给十万块钱吧，我出去学美容美发技术。我从农村出来了，回不去了，我得学门技术，养活我自己。

　　三个月，十万？我儿子可没碰你，这是你自己说的。

　　没碰也是碰了，走出这个家，我就是离过婚的女人了，谁愿意娶我？就算有人娶，也是二婚，不值钱。

　　最后达成协议，儿媳妇拿着六万块钱走人。她没有怨这个乡下姑娘，问题出在儿子身上。

　　又剩下两个人的世界。

　　白雪梅退休了。下岗后那些年，她自己缴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每月一千七百多块钱，现在这钱不用交，还能按月领取两千多块钱的退休金，日子不那么紧了。她现在全部的心思都在儿子身上。她觉得自己很苦，为什么摊上这么个儿子？可仔细想，自己若没这个儿，怕是活不到今天，是儿子支撑她活到现在，是她放心不下儿子，才艰难地活着。

　　儿子病情加重，不知道自己去上班，医生说，他应该请假休息。她不同意，她不接受这个事实。她每天接送儿子上班。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她把儿子送到单位，儿子能上班，看书，学习，研究，参加单位的会议，下午下班时，她再把儿子接回来。

　　儿子怪异，太像邻居印象中的科学家了。

　　这样过了半年，单位领导找她，还是希望她把儿子接回来，他们说她儿子中午已经不知道到食堂吃饭了。

　　白雪梅依然没有接儿子回家，她说，他应该待在单位，午饭不是问题。每天中午，白雪梅多了一件事，那就是给儿子送饭。儿子的一日三餐，除了母亲做的饭，他从来不吃。有毒！他指着来自母亲饭菜之外的任何食物说。

　　白雪梅觉得苦，觉得累。她怨自己命运多舛，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是这个样子。然而，这还算不上生活的最深渊。两年后，儿子单位改制，由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变更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单位要每个人研发产品，申请发明专利，卖专利，给单位挣钱，然后给他们发福利。儿子一度很不适应，觉得压力大。有一天，到了上班的时间，她像往常一样送儿子上班，儿子说啥不出屋。她去喊他，他不吱声，此后数天如此，就那么一天天地躺着，到了饭点，她给他送去，他就吃，不送，他不叫喊，似乎不知道饿。

　　白雪梅知道这次出大问题了。这个世界她很难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她自己一直很努力，但人生就是这么惨败。自己被岁月的河流裹挟着往前走。原本那么青春美好的人生，早破裂了，碎了一地。每天清晨洗脸，她都不敢照镜子，不敢面对镜子里那个人，她双肩塌陷，腮帮子和眼窝皮肉松弛。

　　白雪梅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他不去。她把心理医生请到家里来。心理医生看了，问他话，他什么也不回答。心理医生说，他这病很严重，不是心理方面的，你应该带他去精神病院，他应该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

　　不！她朝心理医生吼道。心理医生没跟她计较，她了解这些病人的家长，他们不愿承认这个事实。

　　到医院去吧，给他开些抗抑郁的药。

　　心理医生走了。

　　她设法儿让自己平静下来。最后，接受了这个事实，带儿子去了精神病院。医生给他开了药，在药物作用下，他可以去上班了，还是妈妈接送，午餐还是只吃妈妈做的饭菜。

　　一场北风突然而至，满世界是冰，是雪。

　　望着那场突如其来的雪，白雪梅眼前出现那个白雪纷飞的清晨，白雪梅冲进卧室，在她的箱子里翻出那件红毛衣，反穿着，冲进雪地。她说，我的男人病了，我背他去医院。她指着自己空荡荡的背，向行人说道。

　　邻居把她弄回家。许久，她平静下来。她慢慢回忆，她知道自己又犯病了，她知道自己会越来越严重。她需要忘记那段过去。

　　她去找那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她催眠，每天一次。一个星期后的某一天，她突然特别想哭。一段哭泣之后，她脑子里闪起一道光亮，接着是一声巨响，像一个炸雷。然后，她脑子里就一片空白，她眼前便没了过去，没了未来，只有现在。过去的事，就突然在她面前消失了，好像她从未有过过去。

　　又一场大雪来临。她直面雪，没有惊叫，没再反穿红毛衣冲进雪地。

　　她说，雪是美丽的、圣洁的，被雪覆盖的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