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家人管去东南一百公里外辽河湾的芦苇荡揽活叫下南塘。

　　这种叫法在四十几年前常常回响在耳边，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到或提到这个叫法了。

　　父亲下过南塘。

　　天刚亮，母亲就起来烙饼，给父亲带上做干粮。那时，我正当少年，上小学，和祖母住在东屋。听着母亲用面铲翻动面饼在铁锅上发出的声响，不知为什么，躺在热被窝里的我，竟涌上了一缕悲壮和神秘。

　　南塘，从我们村骑自行车，要骑上十个小时。如果赶着骡马车，时间会更长。用披星戴月来形容，并不为过。那些烙饼，就是在路上充饥的。饼子是秫米面或玉米面的。下南塘的季节，多在滴水成冰，生产队的社员们“猫冬”的时候。大清早，鬼呲牙的时候，父亲披上羊皮袄，和伙伴们出发了。有时去做刀客，有时去搅鱼，有时去拾柴。那时，父亲正当壮年，那时，生产队的分值低，入不敷出，秋天不到，槽子里的米就见了底。

　　后来，父亲说过，谁不想在热炕头上多躺上一会儿，没办法，家里老少，几张吃饭的嘴啊！

　　做割苇子的刀客，是当年庄稼人额外收入最快的行当。所以，父亲得做刀客，下南塘。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每到冬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收割，将捆好后的芦苇运输到或近或远的纸厂。

　　父亲下苇塘割苇做刀客，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回家，就住在苇塘里，睡大通铺。冬天的风很大，站在冰上，雪沫子灌进脖子里，手背冻肿成馒头。为了生计，刀客们不惜拿命来换补贴家用那点微薄的报酬。

　　和父亲一块割苇子的，一个叫柳忠元，长得高大威猛，像头狮子。另一个不知道叫啥名字，因为他平时少言寡语，长得白净，像京剧《玉堂春》里的苏三，工友们都叫他的绰号苏三。冬天的芦苇荡，白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边，苏三割的苇子远远完不成数量，父亲和柳忠元就帮她。大伙住南北通铺，柳忠元住在苏三旁边。柳忠元睡觉打把式，有时把胳膊大腿放在苏三身上。

　　这天晚上，柳忠元喝了点酒，就钻到苏三的被窝里来了。苏三往外推他。柳忠元嘿嘿一笑：

　　“你又不是娘儿们，怕的是啥？这大冷的天，一被窝睡觉暖和！”

　　柳忠元一边说着，一边把苏三搂在怀里，手却不安份地伸进了苏三的衣服里。苏三满脸通红推着李文忠，李文忠的手突然不动了，直愣愣地盯着苏三：

　　“你是女的！”

　　棚子里炸开了锅。

　　“你真是个女的？”李文忠的眼睛瞪得像铃铛。

　　苏三索性将盘在帽里的头发散开。大伙儿没想到，这个沉默寡言长相清秀的小兄弟竟是个姑娘。

　　工头见苏三是个女的，认为不吉利，大黑的夜，要撵她走。李文忠跳出来求情，工头见状，对李文忠说：“既然你这么仗义，就成全你们。”说着，指着屋外不远处的一个冰眼：“只要能跳进去呆上一袋烟的工夫，我就放了她。否则，就连你一块撵！”

　　柳忠元二话没说，拔腿直奔冰眼。工头哈哈一笑，将李文忠拉到一边，挑指说，看不出，你小子还挺仗义。工头仔细问询苏三，为啥女扮男装下南塘。苏三就哭了，说她叫韩芳芳，寻找下放劳动改造的父亲，成了“盲流”。身上的钱被小捋（注：小偷）顺走了，见下南塘割苇子能挣钱，就混在了人群中当起了刀客。听了她的叙说，工头不但没撵她，还为她和柳忠元当起了婚姻介绍人。桃花运来，柳忠元白捡个媳妇。

　　这是父亲做刀客唯一让他能笑出声的往事。每每想起来，就讲给我们听，而我们就像听《天方夜谭》似的，每一次都听不够。这种在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桥段，想不到，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做刀客的日子，苦，冰碴儿下饭，雪花就酒，很多人患了老寒腿，得了风湿病。父亲的老寒腿就是那时候得的。不过，父亲说，看着那些飘着芦花的苇子，刀客们眉须凝霜，吐着白色的哈气，心情有时候好得就像苇田上空雪后那湛蓝的天。

　　父亲说，苇纸可以用来造纸，金城造纸厂上好的纸，都是苇子做的。那时候割苇子，全是刀客，几十人，百号人，甚至几百人，一字排开，在苇荡里穿梭，那情景足以让人震撼。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里有麦客收割麦子的描述，时令在七月中下旬的关中地区，天气微热不冷，麦客们还能吃上一碗热热的散发着辣油的香气，透着筋道的油泼面，数九寒冬下嚼着干粮的刀客和陈老先生笔下的麦客们比起来，不知要辛苦多少倍。

　　父亲说，棚顶露风可看月，雪花落下当被盖。苞米饼子白菜汤，一点晕腥都不见。想想，都让人心酸。

　　现在，苇子全都是冰冻后用机器收割，当年，刀客的这个古老的职业已然不见了。宋代诗人释斯植有诗《雪鸪·风吹芦苇》：“鸣风吹芦苇鸣，残雪满桥板。不见棹回人，愁立沙汀晚。”我想，就是对那时芦苇荡最生动的透着一丝悲凉的写意。

　　我虽没下塘割过苇，对芦苇的印象却极深。当时，家里的粮囤子、炕席、房子的顶笆，也都是用苇子编就的。能用得起苇子编笆的人家，是上等户。因为路途远，运输成本很高，而高粱秆可以就地取材。莫言笔下“长七十里宽六十里的低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几十个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几十条乡间土路外，绿浪般招展着的全是高粱”的高密东北乡，同样，也是几十年前，我的家乡的写照。

　　那时候，我年轻，有二十岁了吧，家里人为我张罗了一门亲事。媒人韩瘸子的儿媳妇就是个编匠高手。我看着她赤着双脚，站在一个石磙子上，将喷上水的苇秆或高粱秆轧扁轧开，高粱秆里有瓤，须取出，苇却不用。后来，我们家翻盖老屋，用的就是苇笆。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叫孟庆合的老笆匠，在秋日蛋黄般的落日下，一边用骨结粗大、满是老茧而又灵活的双手编笆，一边对我说“编笆接枣，锯树留邻”。

　　现在盖房子，人们用彩钢瓦或水泥钢筋铸就的屋顶，防水可百年不漏，苇芭就失去了它的功用，和割苇子的刀客一样，笆匠这个职业也悄然消失了。我想，那个满脸胡茬儿叫孟庆合的老笆匠如果健在，也逾九十高龄了。

　　我没做过刀客，不过，一看到苍茫的芦花，我的耳畔，会经常听到那长长的钐刀和芦苇交切时发出的沙沙的声响。

二

　　那时候的乡下，一入冬就邪法儿地冷，石头都能冻裂。阳光下，房檐子垂下来冰瀑般的冰溜子发出耀眼的寒光，像武侠片里的吹毛立断，陆断犀象的宝刃。没听说过暖气这个东西，温暖屋子的，只是一只炭火盆和一条子火炕。有条件的人家在炕沿下搭个地闷，就算是最好的取暖方式了。煤炭更是少得可怜，地闷里燃放的，多是剥去果粒的玉米芯。烧煤的长筒炉子，只在供销社、大队部等一些公用场所才能看得到。

　　生产队分给社员们的高粱秆、玉米秆或少得可怜的稻草，根本无法满足一家人三百六十五天的燃料供应，特别在冬季，熬过漫长的寒冬，有些人家的柴禾已经殆尽。燃料的匮乏，驱使父亲和伙伴们一块，下南塘拾柴。

　　下南塘拾柴，得等到刀客们将芦荡里的苇子割光。拾柴的人用扒子，将剩下来的残余芦苇搂到一块。比起高粱秆、玉米秆和稻草，芦苇的灰烬少，燃烧值高。大腿粗的一绺，就能将饭菜做好，炕也能暖暖地热上一宿。所以，人们宁可远下南塘拾柴，也不搂近处的茅草。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作《问刘十九》，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等浪漫优美的意境，对于勉强裹腹，甚至腹内空空，早早用睡眠打发漫漫长夜和抵抗饥饿的庄户人来说，是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的。在我的印象里，就有盼天亮吃上饭的记忆。体内少食，是人们难以抵御严寒的原因之一。

　　食少炕须暖。所以，父亲得拾柴，下南塘。

　　和做刀客一样，父亲早早揣着母亲烙好的玉米面或秫米面饼子，和伙伴们赶着骡马车，去他们刚刚割过的苇荡里，拾捡剩下的残断苇子。那时候，柳忠元和韩芳芳已经结婚，为了让炕头暖和一些，小两口也赶着挂马车来捡苇子了。捡苇子有时不光是拾柴，看到好的苇子就挑选出来捆好，拉回去，或卖掉，或自己碾轧编织。韩芳芳会编苇席，村子里的人，哪家哪户没铺过她编过的苇席呢？她自小长在大北大荒，早和母亲学会了一手编织手艺。芦苇有许多品种，如：白皮苇、大头苇、黄苇、青苇等，其中以白皮苇质量最好。白皮苇，杆高笔直，骨节小，皮薄色白，苇质柔韧，是编席子的上等原料。韩芳芳的苇席，选用的就是白皮苇。这双巧手，很快，就改变了柳忠元一家人窘迫的生活，柳忠元的兜里也常揣盒“红玫瑰”（当时一种烟卷）。村里人都说，娶妻当娶韩芳芳，学人要学柳忠元。

　　起初，韩芳芳私编苇席外卖的行为被定性为“投机倒把”，不过，随着生产队的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很快，又成为村里让人刮目相看的对象。人们纷纷找她学手艺，一时，苇编在村里刮起了风。而这一年，韩芳芳的父亲被平反，找到了她。韩芳芳的父亲平反后，担任某市粮食局局长。粮食的储存，需要大量的苇席和苇踅。韩芳芳的父亲将订票下给了我们村。很快，村子就掀起了编织苇席、苇踅的高潮。很快，村人添置新衣服的多了，碗里的肉香飘了起来。人们都感谢韩芳芳，村里改选妇女主任，就将她推到了那个位置。

　　前几年，我回老家，在超市里遇到了韩芳芳。她早就从妇女主任的位置退了下来，苇席早就不编了，在村里开起了超市，颇有“大脚婶”的神韵。

　　父亲到南塘拾苇子，更多的是和本家三叔。兄弟俩一堆儿长大，不分彼此。父亲过世后，三叔流着泪讲他和父亲下南塘遇张三儿的故事。在我们老家，张三儿就是狼的俗称。三叔说，那天，他和父亲拾了满满一车苇子。两人赶着骡车，在地上走。骡子是青花，生产队解体时，分给三叔的。牙口年轻，劲儿大，能拉一千斤。

　　那天，从苇塘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压山了。三叔说，要不，就在窝棚里凑合一宿，明早再走吧。从老家出发到苇荡，差不多就得一天的时间，一般来说，拾一车苇柴，前后得三天。父亲说不了，天黑还早，回吧！

　　兄弟俩啃了块凉饼子往回赶。太阳，很快就落到山后去了，天，黑了下来。白天那弯淡淡的弯月，终于清晰地在天上散发出清冷的幽光。这时候，颇有唐代诗人李贺的《马诗·大漠沙如雪》诗中所描绘的“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的意境。

　　起风了，道旁的树梢发出沙沙的声。远处，传来两声狼嗥。

　　三叔说：“大哥，张三儿嚎呢，怕不怕？”

　　父亲说：“怕啥？这么冷的天，张三儿也被冻麻爪了。别回头！听到动静大转身！”

　　哥俩继续往前走。“嗬嗬嗬！”骡子突然叫了起来，不走了。三叔说，糟了。在前面不远的土岗上，卧着一只张三儿。暗夜里，两只眼睛发出幽绿的光。

　　三叔说：“说啥来啥，咋办？”

　　父亲没说话，从柴堆下抽出铜锣，敲了起来。“哐啷哐啷……”铜锣的声音回荡在旷野，悠远而又苍凉。很快，那双绿眼睛不见了。狼怕锣声，怕火，父亲在临出行前，就将锣藏在麻袋里防狼。

　　三叔对我说，那次，他是真的害怕了。张三儿通人性，不但吃猪崽，还能叼走活人的孩子。他问过父亲害怕没，父亲告诉他，不害怕是假的。

　　“你爸故意说张三儿被冻麻爪了，其实，在为我壮胆儿啊！”三叔说到这儿，泪水滚了下来。

　　父亲让三叔别回头，大转身，得益于祖父给他讲的经验。

　　祖父说，走夜路，无论听到身后有什么响动千万别回头，人有三盏灯，头顶一盏，一个肩膀各一盏，要是左右一回头，肩膀头上的两盏灯就会灭了，这样就给了鬼魅以可乘之机。要是想看看身后有什么也可以，不过得来个大转身。这样，身上的三盏灯就不会熄灭。把心安正，什么鬼魅也不怕。

　　其实，这个经验，父亲也对我讲过。

　　有一次夜半，我从大队部往家走。突然，我听到了后面传来“沙沙沙”的声响，似乎是脚步声。我站在原地，来个大转身，仔细一看，哪儿有什么异物？刚才发出的脚步声响是不远处一张被夜风吹动的纸片。我笑了，想起父亲下南塘。

　　父亲下南塘时，天刚蒙蒙亮。回来的时候，也常在午夜。走时冷，归时寒，顶霜挂雪。在老家的那些年，冬日里，无数次，或凌晨，或午夜，我走在村头巷尾，看到远处匆匆走来的赶车人，听到马蹄和銮铃声，我就会想起父亲。

　　现在，拾柴下塘的日子早没了。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父辈们生活的艰辛和面对困境的勇气。家里再也不用为取暖烧柴劳心费神，父亲故去了，三叔也老了。

　　三叔的儿子早购了一辆拖拉机，开上了轿车。那挂拾柴的骡车，早已不见。

三

　　下南塘，除了做刀客、拾柴外，还有搅鱼。也是在冬季，和刀客和拾柴的时间相互交替。

　　朋友郑老三，是老家有名的钓鱼郎，家里养着船。这在以种地为主的老家，是独一无二的。郑家人农时种地，闲时捕鱼。不过，他们并不在老家附近的河汊里捕鱼，而是到一百里外的芦苇荡和辽河口，有时，也出海。每次路过他们家门口，我都会驻足，对放在门口的渔船看上一会儿，有时候，也会摩挲着船梆木质的纹理，似乎，能感受到渔船出没于芦荡时的沙沙的声响。

　　每次和郑氏兄弟在一起喝酒，我总会想起施耐奄《水浒》里的阮氏三雄来。那芦苇摇曳的八百里水泊，早在历史的烟波中被荡涤得无影踪了，而我们的郑氏兄弟的捕鱼事业势头正旺。当郑氏兄弟告诉我，辽河入海口的芦苇荡，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一片芦苇荡，也是最后的一片时，顿时勾起我探寻它的欲望。自然，也唤醒了我对少年时来自有关苇荡的片断记忆。

　　少年时家里贫困，父亲就和郑氏兄弟的父辈，老钓鱼郎去百里外的苇荡捉蟹捕鱼，一去就是好几天。有时，父亲背回的是一麻袋螃蟹，有时，是一麻袋鱼虾。有时，是春夏，有时是冬天。苇塘里的螃蟹多得吓人，大的像饭碗，吃起蟹黄来，满嘴流香。《红楼梦》一书中，贾宝玉吃了螃蟹诗兴大发，写了首咏蟹诗：“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我不是贾宝玉，却也曾过足过吃蟹的瘾。现在，在辽河流域，许多农民利用稻田养殖起了河蟹，成了主导产业之一，可和那时候的大个野生河蟹比起来，味道实在逊色。

　　某日，在友人家吃蟹，友人告诉我，螃蟹有四样东西不能吃：蟹腮、蟹心、蟹胃、蟹肠。另外吃了螃蟹后不要吃柿子、梨、冷饮、花生、羊肉、浓茶、狗肉。想不到，吃蟹的说道这么多。

　　进苇荡捕鱼，多是在冬天。猫冬的季节，生产队上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父亲才有机会跟着郑家人下南塘。鱼也多，大的几斤，小的一钱。有鲤鱼、鲈鱼、鲭鱼、梭鱼、草鱼、鲫鱼、鲶鱼、鳢鱼、鲁扎儿、麦穗儿、河刀……昏暗的油灯下，母亲带着我们，把它们挑出来，除了极少一小部分腌在缸里，其余的，全都卖掉，补贴家用。

　　大苇荡，除了盛产芦苇，在它宽阔的水面下，最盛产的就是鱼蟹。秋冬时节，螃蟹入泂，冰面下，到处是鱼。

　　郑家人带着冰镩、铁锨、抄罗子和镩墩，在半透明的冰面上“找鱼窝子”，定位后，用镩墩镩冰眼，在冰面上镩出数十个直径二尺大小的冰窟窿后，用抄罗子往里下搅网，在水面下形成一道网墙，然后，郑家兄弟就指挥入伙的乡亲们敲打冰面赶鱼，等鱼儿们都进了渔网后，就用马来拉网。这种搅网的力道大，网眼密，冰面下，大大小小的鱼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一场干下来，少则百十斤，多达数百斤、上千斤。父亲是成员之一。不过，和郑家人比起来，父亲逊色许多，自然，分的也只是伙鱼。捕捞上来的鱼，都会按照职能和出力的大小分发给大家。

　　郑家人会打鱼，在方圆几十里的村落里是出了名的。他们的祖藉远在山东，闯关东的后裔。古往今来，辽东湾这一带的海域一直是特殊的打鱼人群体——“古渔雁”的落脚聚集之地。那时候，持渔雁码头这一生计的打鱼人没有远海捕捞的能力，只能像候鸟一样顺着沿海的水陆边缘迁徙，在江河入海口的滩涂及浅海捕鱼捞虾。因为这一群体沿袭的是一种不定居的原始渔猎生计，人们现在称其为“古渔雁”。

　　一种文活孕育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定型一类人群。孕育并延续了渔雁文化的人，以及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也会反过来被渔雁文化所塑造。这里的“雁”即是指这部分人群，在其从古走到今漫长的行程中，其群体经历、行事准则、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等都已打上独特的渔雁文化烙印，从而呈现出不同于其他人群的诸多特证。渔雁有辽西走廓的“陆雁”和涉海凌波的“水雁”。顾名思义，陆雁是指没有自己的渔船，靠着自己的双脚，一年一度在家乡和渔场之间往返。而水雁，经济基础较为坚实，多半有自己的渔船，跨海能力较强，足够他们千里迢迢涉波踏浪而来。

　　郑家人的先祖们就是陆雁，当年，他们曾落脚在海边的坨子地。后来，大海退去，和许多离开海边的渔民一道，郑家人来到陆地上开垦荒地，播种谷物。不过，祖辈传下来的特有的捕鱼本领和渔雁文化，早就浸润在血液之中，他们仍时不时地将目光抛向祖辈们洒下热泪的大海。每到开海之时，根据不同的捕捞季节，郑家人的渔船就会成为辽东湾海域里云集的艨艟最显眼的一艘。捞海蛰、捞海虹、捕鲈鱼……忙得不亦乐乎，收入也让村里人眼馋。

　　八十年代初期，出一次海，运气好的话，收入能高达万元。在万元户刚刚兴起的时候，出海捕捞成了人们最向往的职业之一。人们纷纷效仿，合资攒购渔船。因为缺乏海洋捕捞作业的经验，大多赔得底朝天。郑老三曾告诉我，出海，下苇塘，是有很多规矩的。比如，在船上，是绝不能说“翻”字，要说“划”过来。我们的老家，乡亲们大都把鲫鱼称作白鱼，但在海上或在苇荡里出渔的时候，绝对不能说“白鱼”这两个字。否则，就会不吉利，收获就会大减。在海上，如果遇上风浪，会有祸事发生。郑老三还告诉我，出渔前，要在船头摆猪头焚高香祭龙王，以求龙王佑护，鱼虾满舱。

　　这种场面只存在我的想象里，及至后来，在辽河口饶阳湾冬捕节上，我有幸看到了这一幕。袅袅的香雾和震耳的鞭炮声中，人们对面容安详眼望大海的龙王虔诚揖拜。我想，这不是迷信，而是古渔雁文化延续下来的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传承。

　　和他们的先祖一样，郑老三被柔韧的海风吹成了紫红脸膛。他说，他这一辈子，去的次数最多干活最久的地方就是辽河套里的芦苇荡。那里的芦苇荡以及里面的鱼虾，还有辽河口不远处的大海，无时不在勾着他的魂儿。

　　这么美的场景，也在勾着我的魂儿。我央求郑老三带我去趟辽河湾，感受一下芦荡的美。郑老三爽快应承下来。不久，我离开了故乡，这个愿望就只好搁在了心底了。

　　这一搁，就是三十年。

四

　　这次，我也下了南塘。

　　不过，不是郑老三带我去的。不是为拾柴，也不做刀客，更不去搅鱼，而是去旅游。

　　和我一起去的，是朝阳的兄弟付久江。不是在冬天，而是在盛夏。他媳妇开着车，带着儿子，一路导航，一路欢歌，载着我到了南塘的芦荡深处。

　　满眼的碧绿，苇秆、苇叶，娇翠欲滴；天空如洗，不时有鸟儿掠过。虽在酷暑，却感丝丝清凉。到处是芦苇，一眼望不到边际，油田的磕头机和草房子点缀其间。清风徐来，碧浪起伏，飒飒之声委婉抒情；碧水连天，苇浪起伏似绿色锦缎随风飘曳。难怪，《诗经》有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看来，对美的追求和欣赏，古人丝毫不逊色。

　　想不到，当年，父辈们下的南塘竟然如此之美。

　　它就静静地卧在这辽河湾里，像一位朴实无华身着绿衣的姑娘，以恬静的姿态无声地展示着原始的美。

　　著名作家马加在他的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里对辽河湾有过最为生动的描述，“那辽河套，真像辽河的一只口袋，谁走进去，就出不来，那密密楂楂的柳树茅子，遮天盖日的，无边无岸，望不见村落，找不到路眼。这里是一片王八柳林子，枝条细，叶子窄，随风摇摆，黄鹂在树里絮了窝，咯咯直叫。”

　　在我的内心深处，其实，一直在寻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恬静平和的地方吗？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和久江步入辽河入海口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拂面的清风中，望着那摇曳生姿满眼的芦花，顿生感慨，这里，不就是我苦寻多年的栖息之地吗？

　　满眼的碧绿，会使我们浮躁的心得以安闲，疲乏的双眼得以休憇。好想留下来不走了，在这里读书，写作，远离喧嚣。

　　我们拍照，泛舟，观鸟，听风，赏蟹。读苇亭上，久江甚至为我赋诗一首《读苇亭上》——

　　……

　　每一株芦苇

　　都有自己的高度

　　每一株芦苇

　　都有自己的思想

　　它们也许彼此赞美

　　也许彼此中伤

　　也许近在咫尺

　　也许遥遥相望

　　也许它们读不懂自己

　　更读不懂对方

　　可这并不妨碍

　　每当面对风雨来袭

　　它们彼此搀扶

　　彼此念念不忘

　　……

　　感谢久江，感谢南塘，感谢南塘的芦苇。

　　小时候，我见过芦苇，但都是几株，一小片，稀稀疏疏，在风中抖动。后来，看过汪曾祺先生的《芦荡火种》、小人书《雁翎队》，以及后来王玉珍主演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开始对芦荡有了一个天真的想象。《芦荡火种》发生在阳澄湖畔的沙家浜，《雁翎队》发生在河北的白洋淀，《洪湖赤卫队》发生在湘鄂西的洪湖，这几个故事都发生在芦苇荡中。

　　而据说，辽河湾的这片芦荡，当年，也曾是绿林好汉打家劫舍的出没之地，他们抗日打鬼子的传奇故事，也在经久不衰地被一代代传颂着，上演着一部《北国风云录》。

　　看来，葳蕤的芦苇荡是个滋生故事的奇妙世界。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他的诗作中这样描述，“我说一声爱，这世界便飞满了鸟雀。我的每个音节都唤来春天。”当年的父辈们，下南塘，进苇荡，捕鱼拾柴割苇子。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哪来的是闲情逸致来欣赏这优美的万顷碧波？

　　我们有福，能潜心静静地欣赏它，感受它。

　　据说，辽河湾建立了保护地，才使得这一方净土得以延续。

　　人给自然让路，自然给人活路。我喜欢的散文作家素素在她的著述里这样描绘辽河湾的芦苇荡，“站在那一片大芦苇荡里，我知道了什么叫荒凉，知道了荒凉原来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大美。芦苇荡是在水与陆之间发生的故事，它扎根于陆地，却被水滋润着。”

　　当我们不再为缺衣少食而忧心，不再为生活的牵绊而挣扎的时候，我们一刻也不曾放弃寻觅。我们不禁要苦苦追问：到底，我们还缺少什么？

　　人过五十而知天命。以一个即将步入老年人的思维，我在想，我们要寻找的，无疑，是一块充满祥和的生存之地，一片放松身心、放飞灵魂的情感绿洲，以及，我们心中一个永远美丽着的人生之梦。

　　造就我们内心滋生这个梦想的，是这个时代。父辈们的下南塘是一个消失或者正在被先进的管理模式取代的职业。

　　多年以后，会不会，仍然有人还记得下南塘的先辈们？会不会有人为他们唱一首歌？

　　“唳——唳——唳——”几只丹顶鹤在芦荡上空盘旋，鸣叫，很快，消失在云天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