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有关文学创作的ABCD早已盈目充耳,学者论道、方家点化几于滥觞,然而直抵胸臆、入骨入髓者惜不多见。近读作家刘国强先生答林喦教授之问,颇有身心倦怠而巧遇鞍山汤岗温泉之浴;口渴干裂适逢千山甘泉之饮,爽。
一者,作家“山头主义”的主张可谓鲜人耳目。实话说山头主义历来为人诟病,因其含有宗派、流脉的猥琐幽闭之嫌,尤其所谓标杆性的示范和规确已成圭臬般的符号,客观上既不能太岁头上动土,主观上又希图唯我独尊,从而只能“招降纳叛”,甚而执意固守顽而不化,时下岂止文学?书法、绘画、摄影、影视戏剧等等几乎一切艺术无不如此。这里暂且不谈继承的必要性,目前文学创新却是诸多矛盾中的首要。继承如同基础课,基础不牢必然飘摇。而显然,创新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发展依赖开拓性的创新性建设。我们对一爿爿千楼一面的大楼无不深恶痛绝,比之为豆腐块、火柴盒,逆反于此,至于豆腐渣就甭说了。
显然,继承和创新如同苏州园林,一村一村又一村,似曾相识又出新,别开生面。对此,作家提出创作的山头主义,是对跟风打旗就坡骑驴的批判,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创新这一时代主题的极度关切,由而作家开宗明义、直抒胸臆——主张山头主义和另起炉灶,这不是一句震天价响的口号,而是文学创新的率意争鸣,其意不言自喻,就是要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世上本没有路……”此乃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第二“自由主义”的文无定法,给创作指出了一条踏破荆棘的独辟蹊径。我们由打背上书包上学堂乃至高等学府,文学教育一直“经典”着“转、承、起、合”的规制,如果说这是经典教义,久而久之人们竟自觉的服从着“穿鞋、戴帽、袜子、手套”的既定程式,成了不可逾越的“出门,回家”的规制套路。这里暂且不谈官文千篇一律八股式的“几下子”,即使天真烂漫的孩学书童,也被套牢在穿鞋戴帽的举投之间,有些作者竟然也深困马厩,难以脱缰,这也是好多含辛茹苦的文章最后变成空耗木材的垃圾,污染环境、掠夺资源,即使糊墙也没了市场,即便农家院的厕所也“改朝换代”了。于此作家主张另立山头、另起炉灶,实在是跟风潮流中赫然挺立的一束桅杆;趋之若鹜中横空招展的一面独树旗帜,其感召魅力令人刮目而惊醒。
第三是“蹦极”。作家善蹦极,并且蹦出了一个崭新的创作——“思筹之路”;蹦出了不同凡响的创作天地;极现一片亮丽的时代荧光,这是对近年来所谓非虚构具有实践意义的直面揭示。
当专家问到作家为啥喜欢小说?同时又酷爱报告文学?先生以自己独到僻野的灵感和独步探幽的真知灵嗅,抒怀展意。作家认为写小说可以纵横驰骋放纵想象“信手拈来”编织人的故事,以作者植根生活又擢拔生活的雄健笔力,人性的、“任性”的道破生命的诡谲、生物的原始的粗狂的本性,唯此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的原生态文学作品。如果说这是作家植于生命之根基,飘逸思维神采的张力和文化底蕴,那么对报告文学的情有独钟和爱不释手,则是作家对社会真面的现实神赋般的使命担当。前者寄托着作家天马行空的激越豪情,后者便是作家植根生活沃土、基石洋溢时代情感、推动社会进步的孜孜不倦、梦寐以求。这些播种和耕耘所取得的丰硕于作家的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可谓琳琅满目不胜枚举,于此广大文友同道已多有领略并深入探究、多有教益的阐释,这里不述。
值得一提的倒是,这种在空灵世界和现实生态之间蹦极式的跳跃、颠簸的游走,竟是作家独有的创作“精明”和智慧。由于人事的复杂诡异尤其为尊者讳的敏感,作家不可能将所有动人的故事以非虚构的笔墨赤裸裸地见诸文刊,于是便以小说的编制形态予以表达,从而构建了作家显赫的文学品牌建筑。而对真实鲜活又有社会推助价值的人和事则以报告文学加以呈现,使之在目前看来很不景气的报告文学领地独树一帜、鲜明招展,取得令人艳羡的骄人业绩。于是在虚构与非虚构的两极跳跃中,作家以随机应变的本领游刃于文学创作的罅隙,从容地穿梭于千军万马的独木之桥。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成熟作家谋文构划、灵心设计的巧妙、机动与智慧。
第四高山与微粒,大象与细胞的深刻辩证。我们喜欢高大;我们喜欢壮阔;这在看山观水游风逛景都无出其外。欣赏文学作品何不如此?大作品有大气象、大主题、大震撼,成为大文章,何乐不为?正如作家所言,北方乃至东北历来以大著称,不像江南都是小巧的、玲珑的、纤细的。然而这一切的大都不是空中楼阁,都由细小的、微粒的、细胞的元素形态构成而存在。作家毫不讳忌大的壮美,却尤其深刻而精微的对微观层面予以特别关注,这就是文学创作的语言质素,它是文章结构的建材。一座宏伟建筑都是砖石瓦块的集大成者。因而作家极为看重语言质素的重要性。这里难能可贵的是作家把人们似是而非的观念进行了历史性的厘正,可谓千醉而独醒。
曾几何时?所谓原生态语言,也即不加雕琢、不加修饰的口语化,在一些地方、一些作者甚而一些指导老师的语境中竟是推崇备至的圣经,安敢于太岁头上动土?于是好多文学陷入随笔、日记、戏说、调侃、唠嗑的纯生的语言样态,可以说有些文章由于缺乏润色读来不免干涩无味、如同嚼蜡,于是便出现了毛泽东主席所批判的“山间竹笋、墙头草”甚而“王母娘娘的裹脚布”,究其缘由全在语言的匮乏,文字表达的随意枯燥。
这里作家以参透文学本真的功力,将语言鲜活的生命力这一要诀和盘呈现,在盲目推崇原生态语言的时下直如三九天的炭火,三伏天的冷饮,读来大呼过瘾。徜徉历史长河,横看国际风流那些立传千古、垂青史册的文章无不具有光彩照人的语言魅力。《三都赋》致洛阳纸贵;《讨武曌檄》令女皇战战兢兢;《狂人日记》《白鹿原》百读不倦;《战争与和平》《百年孤独》无不以语言之独特魅力横扫千军、丛林取胜。
可以说,作家把语言纳入文学创作的基础工程,从而擎起其核心价值是相当睿智而深刻的。语言是作品的基质、文学生命的细胞。试想一部作品除了语言还有什么?语言是大山之微粒,大象之细胞。我们偶尔闻听某山滑坡、某岭泥石流,而三山五岳总是巍然不动;我们耳闻印度大象时而抱病僵卧、生不如死其直接原因竟是身体组织细胞的不济,甚而坏死致使脏器和肌体产生结构性塌陷,从而病入膏肓,不治而亡。可见真正的强大并非体积、块头、幅面、维度等外在形体的庞大,而在微观的、内里的、核心的层面的结实、致密、优态、硬核,恐龙的灭绝尽管有诸多因素尚待揭秘,而其内在的微观活力的不足却是骨子里的根由。文学语言岂非如此尚有它哉?!对此,作家例举文圣先贤的案例加以论证,可谓深沉而雄辩,坚不可摧。
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刘国强先生的文字给出了入骨入髓、透彻肌理的回答。
难能可贵的是,作家每年以千万字的海量阅读遥遥领先,可谓高山仰止,余穷尽目光也难望项背。作家将文学原野的孜孜不倦、倾心吸纳,换化成剀切之经验,构建了一个文学世界思维广阔博大幽深的精神王国,如此金玉精诚,无愧一个杰出作家攀登历练的独辟蹊径,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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