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我曾祖父赵九府与高体乾将军有过同窗之谊，在高体乾走上革命道路最艰难的时候，曾祖父及其家人对高将军鼎力相助，他们共同谋划，成功袭击了日伪设在喀左县公营子镇塔子沟村的“大满号”（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置的收鸦片的机构），为抗日活动筹谋武器和经费。这场生死之交历经半个多世纪，仍让将军记忆犹新，在将军的传记中多有描述，也让我赵家后人津津乐道。

　　先让我把目光回溯到1983年9月初那个雨后的上午吧。

　　那个上午，一个身着戎装、容光焕发的老人走进他熟悉的赵家大院老宅，后面跟着有关领导。这个老人就是高体乾将军。迎接他的是我祖母。下面的对话颇有意思：

　　高将军：“你是哪房媳妇啊？”

　　祖母：“是赵九府的大儿媳妇。你是高大叔吧？”

　　高将军：“你怎么认识我呢？”

　　祖母：“我家老爷子活着时没少说起你，说你在北京当大官呢。”

　　高将军哈哈一笑，随即收住了笑容。“九府哪年去世的？”

　　祖母：“有八九年了……（注：我曾祖父于1975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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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将军的赵家之行被朝阳史志办的秦奎一先生写在《悠悠故友情》里，发表在《朝阳史志》上。

　　接着还是让我们了解一下高体乾将军吧。

　　高体乾（1911年——1998年）原名高赞星，字化如。辽宁省建平县（原属热河省）孤山子乡代沟村人。他1932年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曾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12支队队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高平县游击大队队长，山西壶关游击支队参谋长，第5专署保安司令第九团参谋长、团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决7团长，决死第3纵队参谋长，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参谋长，太岳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辽西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辽吉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44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参谋长，第55军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役研究部副部长，战争理论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二级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1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2年高体乾将军退居二线，1998年5月16日逝世。

　　如此一位戎马倥偬的将军怎样与我祖上相识？并有过抢砸日伪“大满号”的壮举？这得让时光上溯到“九一八”事变前后。

　　1928年，22岁的曾祖父赵九府与其20岁的亲侄赵国治（赵九州长子）同赴当时朝阳有名的私塾——建平朱碌科求学，与在那里就读的高体乾同班学习，三人关系甚密，感情极佳。我曾祖父与高体乾拜为盟兄弟，赵国治与其以叔侄相称。三年学满，我曾祖父叔侄学业一般，没能再考，回乡务农。1930年，高体乾考上了当时的沈阳第一师范学校。

　　高体乾兄弟姊妹六人，家里生活并不宽裕，尽管父亲对其寄予了厚望，也仅是以让他高小毕业回乡教书为最大愿望，不打算供他继续深造。这样我曾祖父赵九府和国治父亲赵九州就解囊相助。

　　“九一八”事变后，学业已满的高体乾就加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当时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4年7月，高体乾回到我曾祖父家，同时还带着一个关里人，据说是共产党。他们在公营子一带发展队伍。赵氏三兄弟的长兄赵九州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他深明大义，学识渊博，交友甚广，官私两道都有朋友。（他17岁时曾与大垤卜村的丛氏到热河打官司，人家骑毛驴他步行，硬是据理力争打赢了这场官司，保住了老少十几口人的百亩良田，此举也让他在当地名声大震。）他们几人分析形势，认为塔子下距铁路线不到二里地，不宜开展工作，决定到偏远的羊角沟铁沟里发展队伍。经赵九州联络，高体乾与关里同志带上上级发给的委任状（委任状任高体乾为东北抗日联军十二支队队长），由曾祖父赵九府领送到铁沟里。

　　高体乾到铁沟里不久，就把活跃在喀左的“打一面”、“保国”、“平分”等抗日武装组织到一起，拉到当时的抗日前线内蒙古赤峰地区，他们在那里夜袭晓宿，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也因此激怒了他们，他们对这支尚在成长中的队伍实行铁臂合围。几个月后，这支队伍在大黑山一带伤亡惨重，最后为保存革命种子，不得不化整为零，奔赴全国各地。

　　分散后的高体乾与关里的同志又回到公营子赵家。他们准备休整几天后，再回到关里找党组织，以期东山再起。但苦于没有经费。赵氏三兄弟表示要鼎力相助。“大满号”当时设在塔子沟村老朱家，距塔子下有三华里。

　　为了顺利完成“砸满号”任务，前一天上午，曾祖父带领两人去塔子沟“踏盘子”，下午又去公营子伪局所张云革家借一支手枪。第二天是老公营子集，我大曾祖父赵九州不放心，他派我曾祖父骑马赶到集市，探察动静。曾祖父发现“大满号”的正监理等几人正在集市上设摊征收鸦片，遂快马加鞭，十多分钟急驰到家，向高体乾证实了他们昨夜分析的情况，高体乾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出发。

　　因塔子沟与塔子下邻村，村民之间大都认识，为避免暴露行迹，高体乾只带关里人和一外乡人，三人急驰塔子沟老朱家，装扮成卖大烟的乡民，排队卖烟。排到高体乾时，他当即拔出手枪，对准副监定，另一人顺手将副监定坐下的匣子枪拿下，另一人麻利地取下挂在墙上的两棵三八大盖枪。高体乾让卖烟的乡民尽带“满号”里的烟土，谁拿归谁，三人押着副监定，带领众人装满烟土出村，进入茂密的庄稼地。附近没有树木，高体乾急中生智，把副监定绑在高粱茬根上。（赵家子孙每有人讲起这段细节，我都在怀疑：高粱茬根怎能绑人呢？可阅读高小平写的传记，果真如此！）

　　高体乾把缴获的战利品交给赵家收藏。赵九州出面，买通日伪车站的值班员，登上火车单机，向东驰去。

　　赵九州送走了高体乾，日本人嗅到了风声。他们把赵九州押往八沟（平泉）问审，后因证据不足，加之乡绅们奔走保释，三个月后赵九州无罪释放。

　　1936年6月，高体乾返回赵家，带上赵家替他收藏的武器和烟土，组织起抗日自卫救国军，继续开展抗日活动。

　　此后，高体乾音信皆无。

　　1953年，高体乾的部队从西往东开拔，因在公营子站会车，高体乾提前打电话，告知车站通知塔子下村赵氏三兄弟及国治，去车站会面。因当时车站无法联系，赵氏三兄弟没能接到通知。火车到站后，高体乾下车巡视，不见赵家人，怅恨良久，遗憾地登车东去。（此事高将军到赵家访友时谈起）

　　将军来赵家探讨时已经是73岁高龄，当年的故友都已辞世。他跟赵家后人促膝长谈，嘘寒问暖，鼓励赵家儿孙听党的话，跟党走，发家治富光荣。同时与在家的赵家儿孙合影留念，并嘱咐当地的领导说：“老赵家对抗日有功，日后多多关照。”

　　后记：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级对老干部都实行内查外调。高体乾也不例外。两个上级干部带着《高体乾自述》材料到公营子公社派出所进行调查。这样就把我曾祖父赵九府和他的侄子赵国治调到派出所。他们对照材料，对他们叔侄二人分室轮番三次进行调查核实。因曾祖父耳聋，让我父亲赵明田做传声。所以年逾古稀的父亲对此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