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入党”

　　母亲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笑容可掬，即使遇到一些小难题，总是脸色稍微一沉，几秒钟就恢复常态。可是这几天就没看见母亲的笑脸，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家里也没发生什么难事大事呀。母亲正在衲鞋底。往日总是从容地从鞋底拽出麻绳，然后锥子往头发上磨了几下，再扎入鞋底，不紧不慢，仿佛每个动作都有一定的旋律。可是今天有些异常，一会快一会慢，有时又快突然停下来，好长时间盯着窗户出神。我很纳闷，到底怎么啦，便问道，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说出来，你儿子一定能解决。母亲突然笑喷了说，我儿子真是长大了，好懂事哇。我以为自己已经是十一岁是大小伙子了，什么事都能办。母亲说也不是什么事，就是你海峰表叔每次来家，都让咱娘俩出去，不让咱们听他们说话，也不知道他们说些啥。问你爸爸，只说没说什么，闲唠嗑。既然是嘮闲嗑，背着我们干什么？你说怪不怪？我到底还是小孩子，根本就没有多想，让到外面去玩，就乖乖地从屋里出去。母亲这么一说，也觉得挺蹊跷，难怪母亲对海峰表叔和爸爸有意见。

　　后来知道，当时县城还没有解放，被解放军包围着。县委县政府就设在城外农村，所有机关人员都是全副武装的工作队，根据形势有时从甲村转移到乙村。县城里有五名地下党员，爸爸是党小组书记。爸爸入党是海峰表叔介绍的，已经是县武装工作队的一员。根据县委指示，爸爸领导的四名党员在县城开展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给县委县政府提供县城里国民党军队动向情报，必要时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采取行动。鉴于组织纪律，共产党员身份不能透露，对家人也要保守秘密。所以母亲一直不知道爸爸是共产党员。母亲则觉得海峰表叔每次来时，都打扮成财主家大少爷或商人老板的模样，但从他带来的两位农民装束的人在门口来回走动上看，表叔不是一般人。母亲知道，海峰表叔家是几辈子地无一垄的贫农，哪是什么纨绔子弟啊，更不是什么富商大贾。看他的神秘劲，就推断他可能是共产党解放军里边的人，但不知道他是县委联络部部长。她曾经问过爸爸。爸爸说海峰在做棉麻生意。她再三追问；爸爸把话岔过去，说起别的事情来。等海峰表叔再来时，母亲让我悄悄地到窗下偷听。他们说话的声音特别小，就听到了三个字“组织上”。母亲摸着我的头说，我的好儿子，这就够了！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屋里说，我说小海子（海峰表叔是爸爸二姑的儿子，以前来串门，母亲都叫他的小名），你们瞒谁也不能瞒我，我找共产党还找不着呢，现在好了，我要入党！海峰表叔问母亲为什么要入党。母亲说，在旧社会我苦大仇深，我要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海峰表叔说好啊，他可以当母亲入党介绍人，并说他要向县委汇报，让母亲静候佳音。

　　火烧军粮场

　　晚上十点多钟爸爸才回来。他非常高兴，可谓是满面春风。爸爸从透着油的纸包里拿出一根麻花给我吃；又对母亲说把那瓶酒拿来，喝一盅。母亲笑着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这么高兴？爸爸说是黄道吉日。原来是党小组获得了重要情报：被围困在省城的国民党军队上顿不接下顿，闹了粮荒，准备从县城的军粮场调运粮食。我们就把这个情报连夜报告给县委，并请示采取行动。爸爸的声音很小，但语气很重。他喝了一口酒，对母亲很严肃地说，你虽然现在还不是党员，但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明白吗？母亲也很严肃，点头说，明白。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别光顾吃麻花，今晚你听到的这些事情，不能到外面说，你一定要牢记。我说我是最听话的孩子，爸爸放心吧。又说你们都是党员了，我也要入党！爸爸笑着拍着我的头说，你还是先加入儿童团吧。由于爸爸特别高兴，也让母亲喝酒。母亲说你不知道我不会喝酒吗？在爸爸再三要求下，母亲只喝了一点点便咳嗽起来，不无埋怨地说，若不是小海子和你瞒着我，我早就是党员了。爸爸说那不是党的纪律吗？

　　躺在炕上，母亲问爸爸，你们的行动是怎么安排的？国民党军队的军粮场在县城西郊，有五六个大粮囤，四周用铁蒺藜围起来，四角有岗楼。由国民党军队一个排昼夜看守，后来这个排长不愿意夜间查岗，便要求县城警察局警察值夜班。警察局迫于大兵的压力，不得不出警。党小组决定，由与警察交好的积极分子和警察喝兑上安眠药的酒，酒酣之时，埋伏在四周的几个同志剪断铁蒺藜，往粮囤泼煤油点火。

　　母亲思忖片刻说，这个方案可行，但不够安全。应该考虑到既能圆满地完成任务又能做到党员和积极分子安全撤出的问题。于是她说出了她的想法。在粮场东侧有个荒废多年的院子，旁边是往日的刑场，说是院子里经常闹鬼，住在院子的人家都搬走了。如果先把这个破院子点着了，大火燎着周围的蒿草小树棵子，并烧到粮场边缘。慌了手脚的警察会报告警局，发动更多人来救火。趁此乱马人哗之际，埋伏在粮场四周的同志们一拥而上，泼油点火。警察打报告，一定会说由于破院子失火，殃及粮场，与你们何干？而且同志们又成了救火的一员。

　　爸爸倏地坐起来，拍着额头说，我怎么没想起还有个闹鬼的破院子呢？你是诸葛亮，神！说着便穿好衣服，又说事不宜迟，他要马上去县委。母亲嘱咐他要注意安全；他点点头，风风火火地走了。

　　爸爸几乎是一溜小跑二十里路来到县委。县委正在开会研究县城党小组的情报和请示。爸爸说了新的行动方案。经过县委委员们一阵讨论，一致认为这套方案具有可操作性，且安全系数高，可适时实施。海峰表叔对爸爸说，表哥，你的这个方案比原来的好多了。爸爸说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你表嫂出的主意。县委书记说，就是要求入党的卓才娜同志？海峰表叔说是。县委书记对爸爸说，县委已经批准卓才娜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有心劲，是人才啊。

　　一天夜里，县城西郊大火冲天。警察催促人们去救火，可是人们根本不想救火，而是拿着铁锹口袋，快速地往口袋里装没烧着的粮食，往家里揹。国民党大兵的排长看着一片狼藉火灾现场，气急败坏地吼着，大骂值班警察，又命令手下大兵惩治那几个当班警察；当班警察的枪也被缴了，被打得皮开肉绽，叫苦连天。至于这火是怎么着的，谁也不知道。警察局装模作样地调查了一下，最后也没调查出个子午卯酉。

　　支援前线

　　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县城，县委县政府随之迁入县城。爸爸不再是表面上悠哉悠哉的钟表店的老板，而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母亲再不是给我们缝衣做饭的家庭妇女，被县委任命为县首届妇女联合会主任。刚解放的县城，工作千头万绪，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们都忙得不可开交。爸爸三天两头不回家，母亲有时半夜才回来。我也很忙。我成了儿童团小队长，我们手执红缨枪在街上巡查，抓坏人抓特务。

　　时间来到1948年冬天。突然间解放军大部队进驻县城，狙击从省城向西进发的国民党部队。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中，勇敢坚毅的解放军铜墙铁壁般地挡住了敌人的西蹿，并横刀立马地将其消灭！在这胜利的凯歌中，不可缺少的是县城人民热情而全力地支援人民子弟兵的强劲音符！那些军民团结抗敌的种种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一直流传到今。

　　时值十一月，天又彤云密布，北风呼啸，不时地飘着雪花，特别寒冷。有一部分解放军战士还没有棉衣，仍然坚持在前沿阵地浴血奋战。县委号召市民把多余的棉衣暂借给战士们。母亲和县妇联的同事具体执行这项任务。她们去了一个街道又一个街道，往往是动员的话还没说完，乡亲们就主动把旧棉衣借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一位二十左右岁解放军战士对母亲说，大姨，我还没有借到棉衣，您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母亲一下为难了，家里所有的旧棉衣都借出去啦，左邻右舍也都是如此，但她没有回绝他，说我会想办法的。母亲想到家里那条多余的小棉被，对小战士说跟我回家吧。母亲在小棉被边上订了两条布带，给小战士披上，系上布带，俨然一件斗蓬。母亲说实在是没有其他棉衣了，就拿这个将就吧。小战士敬母亲一个军礼说谢谢大姨，这个很暖和，又说等战事结束，他会亲自把小棉被给大姨送回来;如果他牺牲了，他会委托他的战友把小棉被送回来。母亲的眼泪在眼圈里转，斩钉断铁地说，必须是你亲自送回来，没有其他说法！望着离去的小战士，母亲赞叹地说，多么好的战士啊！

　　狙击战胜利后，正如母亲所言，小战士把小棉被送回来了，恭恭敬敬地给母亲行了一个九十度的大礼。

　　母亲见到昼夜坚持在前沿阵地的指战员们，夜间应该吃点东西，想发动妇女们做些干粮给指战员们送去。她的这个想法得到县委书记的支持。于是，全县城的碾子磨都被利用起来，人们轧面磨面，贴饼子蒸窝头，有秫米（高粱米）面的苞米面的还有荞面和杂粮面的等等。乡亲们顶着炮火送到指战员们的手上。母亲下班回来，端上秫米就到任奶奶家去磨面。

　　母亲边推磨边哼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曲，脚步非常轻快，不一会的功夫就磨了一堆面。我感到推磨磨面是件很好玩的事儿，同时也是想让母亲休息一会儿，于是我要换她下来。她不肯。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她终于说那你就试试吧。我头几圈推的还可以，可说是比较快的，可是逐渐就越来越慢，感到磨盘也不断的沉下来，仿佛一座山。母亲说别逞强了，看累坏了身子，这活不是小孩子干的，若想推磨还得七八年年。当我因为不能帮母亲干活而感到愧疚时，她笑着说你还有活干，往磨眼里添米。

　　磨完面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母亲便烧水和面，在面里放了榆树皮面，又剁了酸菜。她说咱们蒸菜包子。又往酸菜馅里放了毛虾。菜包子蒸熟后，已经近午夜。母亲要把菜包子趁热送往前线。我要和她一起去。她没有拒绝，听听外面没有炮声，说好吧。又说你饿了吧，先吃个菜包子，边走边吃。我说你也吃一个吧。她说回来吃，赶时间要紧。一路上给解放军送东西的人们来来往往，母亲和熟悉的人们打招呼，我也看见同伴赵柱子，便问他手里拿的啥？赵柱子说是心里美萝卜。你呢？我说是一壶龙井热茶。后来课文上有“军民鱼水情”的话，我有深刻体会啊。

　　狙击战结束后，爸爸和海峰表叔奉命随解放军大部队挺进关内，后来听说一直打到广东。母亲既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又要支撑这个家，她真够累的了。

　　母亲的生日

　　从我记事起，母亲每年都给我过生日。那时过生日很简单，吃煮鸡蛋、面条，说是叽里咕噜健壮地滚一年。可是母亲从来就没有过过生日，她总是说记不清是哪月哪日，把生日忘了。我就读于省城大学。1958年暑假在即，准备回家给母亲过生日，哪怕设定个日子也好。上周我们班苏联籍女同学优丽娅举办生日派对，我有幸被邀请。我算是开眼界了，才知道这洋法过生日有这么多的讲究：圆圆的大蛋糕浇上奶油，上面有美丽的图案，点上蜡烛，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默默许愿等等，可说是一个颇为隆重又很开心的仪式。我就想给母亲也过一个洋式样的生日。那时市面上还没有卖生日蛋糕的。优丽娅的父亲是苏联驻省城领事馆的副领事，就托优丽娅在秋林公司买了包装很精致的生日蛋糕。

　　母亲正好四十岁。母亲常说，是党给了她政治生命，她要像中国“保尔·柯察金”吴运铎那样,把一切献给党,努力工作,回报党和人民的培养。她五年前就任副县长，现在是县委副书记、县长。面对工作不断加码，她仍然游刃有余。这有赖于她不断地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依赖于她健康的身体以及充沛的精力，更有赖于她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火热的心。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母亲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蛋糕，很是喜欢。她说咱们吃的蛋糕叫槽子糕，过生日也没吃过这么大的蛋糕。说过生日就来个洋式的，够新鲜的呀。儿子这样孝心，生日一定要过，日子就定明天；明天七月一日，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就是我的生日！

　　母亲好像是自言自语，何止不知道生日，起初连姓啥都不知道。我说母亲在开玩笑吧，怎么连姓啥都不知道呢。她说不是玩笑，是真的，因为妈妈是个孤儿，从小在天主教堂长大。她讲起了她的身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母亲谈过往。

　　她记事时，县城法国天主教堂的修女给她起名China,意思是中国女孩。谐音写成中文就是“才娜”。十五岁时她问修女她原来姓啥、爸爸妈妈现在在哪里。修女耸肩摇头说不知道，只知道小才娜是她在南庄的柴堆旁抱进教堂的。南庄是与县城相隔一条小溪的小村子。才娜去了南庄，想望得到有关她身世的信息，哪怕是一点点也好。可是到了村里，虽然遇到几个人，但没有人理会她这个孩子；她也不知如何与之搭讪。村中一家门口的一条大黑狗，突然向她訇叫，她吓得急忙跑回来。过了几天，她又来到南庄。真可谓老天不负有心人。一进村口就见有个花白头发的老奶奶在大柳树下乘凉，她说闺女你找谁啊？才娜说不找谁，随便走走。老奶奶细细地打量着她说，哎呀，闺女，你长得像一个人，像我们村里的卓蓝氏，可惜这女人命好苦啊，二十多岁就没了，到现在有十多年了。

　　才娜问她是怎么没的？

　　老奶奶长长地打个唉声，说起来好悲惨啊——

　　南庄有个王姓大恶霸地主，老的瘫巴在炕上，儿子王德尘掌管家事。这小子人送外号“狗肺子”，比他爹还恶棍，坏事干了无计其数。卓蓝氏是村里姑娘小媳妇中最好看的美人，却被狗肺子给祸害了。卓蓝氏对当小学教师的丈夫卓义山哭诉。卓义山操起铁锹到王府照着狗肺子的脑袋砍下去，狗肺子倒在地上，满脸是血。可能是卓老师认为狗肺子被他砍死了，就逃跑了，至今没有音信。狗肺子只是脸蛋子被坎个大口子，并没有死，又不断逼迫卓蓝氏，总想死的卓蓝氏悬梁自尽！恶有恶报，狗肺子这个恶棍，被胡子刀劈个脑浆迸裂。唉，就是不知道卓蓝氏扔下的那个九个月大的女孩爬到哪里去了。这世间的事儿真难说，一说是被狗肺子的手下人给埋在南河套；一说是被教堂的洋尼姑给抱走了，总之不知她是死是活。

　　才娜强忍住泪水，匆匆离开。从此她改名叫卓才娜。

　　母亲说那位法国修女有个中文名字叫梁素真，我叫她梁嬷嬷。在教堂她把我养大，尽了一个母亲的责任，她的恩情永远铭记。

　　母亲真是苦大仇深啊！我擦干眼泪，为使母亲从往事回忆沉痛而凝重的氛围中走出来，我说，妈，你的生日就定了，明天九点为你举办生日派对，给你的老战友好朋友都请来，好好庆贺一番，热闹一番。

　　母亲高兴地说一会儿就给他们打电话；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爸爸和你海峰表叔，从广州军区调到沈阳军区，明天回来。

　　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