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与年忍着疼痛，将血肉迷糊的四颗门牙，小心地用手帕擦拭干净，扯下块衣襟包住。用手指在一棵梧桐树下抠出个小洞，将其埋在下面，盖好土，把那块敲掉门牙的大石压在上面。石块上的血迹还没干，有一滴血恰巧掉下来，沁进土里。

　　他穿上昨夜从老乡那儿买来的，在树干上磨得破破烂烂的旧布褂和裤子，捧起几把土扬在弄乱的头发上。尘土和嘴唇旁的血渍混合到一块儿，加上高肿的脸，面目凸显狰狞。

　　一丝不苟地做完这一切，项与年咧着嘴笑了。他着梧桐树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养神。

　　这是1934年10月。半月前，莫雄深夜来到项与年住处，交给他一份“天字号绝密”情报。

　　“这是“铁桶合围计划”，国军拟动用150万大军，包围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包围半径距瑞金只有150公里。日前已经着手布置，如果这个计划得以施行，我军将真正陷于绝境，”莫雄拧着眉毛低声说道，“这份情报无论如何也要送出去。”

　　项与年用力点点头，“你放心。”

　　莫雄走后，项与年拿出简陋的发报机，明码密码混用将情报向赣南的党中央发了过去。他怕被敌人破获，没敢太直露内容。

　　情报发过去五分钟，对方还没有回复。项与年点了根烟，开始设想其他方案。

　　电台里终于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对方回复“无法看懂”。他叹了口气，决定亲自送到中央苏区。

　　他将绝密文件的主要内容，用密写药水书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第二天天没亮，他穿上长衫，带上黑框的眼镜，扮成教书先生，离开了德安。

　　失去门牙的痛感让他的回忆时断时续，他抬眼看了看天，蓝蓝的，没有一丝云彩，太阳还没到正南方向。他脱下鞋，再次检查布鞋垫，确定没有一点问题，舒了口气。他要等到正午。那时正是吃午饭的时间，人往往会觉得乏，盘查相对比较松懈。

　　从德安到瑞金大约有1000多华里，中间要经过八九个县市，本来他以为扮成教书先生，凭借自己能讲福建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可以蒙混过关，可还没到南昌，他发现路卡检查越来越严格，凭多年地下工作的直觉，他感到危险。在南昌县地委的同志帮助下，他连夜将字典上的情报转写到薄纱纸上，然后藏进布鞋垫层里。

　　进南昌的时候，守城门的士兵把他身上带的所有东西都翻了一个个儿，如果不是他听出那个士兵是闽南人，而他又恰巧会闽南语，很可能翻他的鞋垫。

　　他不敢想被扣押的后果。如果被扣押，一定会死。他怕死，真的很怕。他死了，情报就送不出去了。这是莫雄压上性命带出来的，这情报关乎几万红军的命，他必须尽快把它交给周恩来同志。他怕死，真的很怕。他怎么可能不怕死呢？他还没看到儿子！他捂了捂胸口，一想到儿子，那里就隐隐作痛。

　　去年年底，莫雄就任赣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德安县县长，特科秘密将他派到德安，协作莫雄工作。那时，他的儿子还有一个月出生。

　　太阳走到了正南方。仍没有一丝风。

　　项与年再次看一眼血迹已经干涸的石头，他知道，这四颗门牙没机会再找回来，更没机会重新生长。他站起身，大踏步向兴国县城走去。

　　离城门哨卡大约五百米，他挥舞着下山时掰断的弯弯曲曲有半人高的枯树枝，疯疯癫癫地向守门的士兵跑去，边跑边张大缺了门牙的嘴，含混不清地乱叫着。

　　“快滚……快滚……”守门的士兵看跑过来一个满脸血污、蓬头垢面的疯叫花子，一个劲往旁边躲，很怕碰到自己，纷纷端着枪轰他快走。

　　他跑进城门，还不忘用树枝扬起地上的尘土。他听见后面的叫骂声，心中不禁暗笑。

　　一周后，当八万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拍桌子骂“娘希匹”的时候，项与年已返回德安。

　　莫雄看到项与年变形的脸和缺了四颗门牙的口腔，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他紧紧握住项与年的手，低声说，“项与年同志，你受苦了！”

　　项与年捂着漏风的嘴，笑道，“这四颗门牙，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