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那年，我因高考落榜待在家里。当时我所在的四家子村委会正缺人手，村里书记、主任听说我是高中毕业生，在学校是学生干部还入了党，就把我安排到村里，负责共青团和村文书工作。村干部每个人都要包村，因为那时村里的工作任务还是很繁重的，收提留统筹农业税、计划生育、搞山建、征兵……，领导考虑到我是个女同志，就分配村妇女主任李兰英我俩一组包第四小组姚家沟村，就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老党员姚振和二叔。

　　那年秋后，我和李兰英去姚家沟村收农业税，走在路上李兰英和我介绍说，别看这个小沟二十多户人家，各项工作都不好开展和落实。姚家沟村也就七十多口人，身强力壮的年轻党员都出去打工。这沟里的党员就姚振和二叔在家，他过去在生产队当过队长。不过他家日子挺困难，因为那些年他儿子有病，花了很多钱治，最后也没治好，弄得现在日子也没缓过来。

　　我俩一路说着走着到了姚家沟村口。这时从沟里赶出来一辆小毛驴车，赶车的老头儿身材瘦小，年龄六十七八岁，满脸的皱纹。车上坐着个扎蓝色方围巾的老太太，旁边还放着一个白塑料条偏的拎筐。今天是腰而营子集，看样他们要去赶集。

　　李兰英说：“那不是姚振和二叔吗？”二叔见了我们吆喝声“吁——”那毛驴车就停下了。我们上前说明了来意，还说：“二叔您是这个村的党员又是老干部，交农业税您得带头啊”我们又向他交待了账目，每口人地收7.96元，他家现在就老两口，但两个女儿出嫁了，儿子没了，土地一直没调整，所以5口人的地，共计要交39.80元。二叔听完二话没说，就对车上的二婶说：“把钱拿出来，交上吧。”二婶说：“我不交！这是昨儿个二丫头回来给我的五十块钱，我还想上集呢。”二叔说：“磨叽啥，让你交你就交得了，这是组织上的事儿，你不懂！”二叔在说组织二字的时候，“织”字他是读拼音三声的。

　　二婶乖乖地把钱交了，这第一次让我见识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范儿。由此小姚家沟的工作也打开了局面，我们再到别人家收农业税时，也有了说的：人家姚振和二叔家比你家困难都交了，咱差啥呀，快交吧。背后二叔也帮我们做了一些工作。这样，姚家沟村的农业税齐刷地都收上来了。

　　两个月后，已到初冬的季节了，又该收统筹款了，因为乡里要给学校老师开工资，春节要给现役军人家属发优抚费，乡级道路维修费等各项公益事业也等着用这笔款开销，各款项一拢计，每人42元钱。同时一并收的还有村里的土地承包费，那时承包费一亩地大约一百元钱，每户都承包三亩地。这样，拿姚振和二叔家来说，统筹款是按现有在册人口实收的，他家两口人，这些款项加在一起，要交将近380元的费用。

　　因为有了上次收农业税成功的经验，我们也见识了姚振和二叔在姚家沟说话的确“好使”。

　　李兰英我俩又到二叔家，请他带头帮我们收统筹款。二叔、二婶对统筹款这个词有些不大明白，我给二婶解释：“孩子在学校念书得给老师开支吧；人家当兵的保卫咱们，得给家属发优抚费，如果没人保卫咱们，敌人打进来，那还了得么？另外咱们还要用这钱修路、治山、治水，总之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这一说给二婶说乐了，她说：“这李彩泉，你真能煽忽，说的还真是那么一回事儿。”二叔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李彩泉、李兰英你俩一说我就明白了，这钱得交，不过眼下手上没那些钱，等过十多天，大棚韭菜就下来了，卖了韭菜，我把钱送到大队去。”

　　十多天后的一个傍晚，李兰英我俩决定再去一趟姚家沟，因为白天人们都出去干活不好找人。二叔家还没掌灯，二婶听小毛桃狗叫了几声，就在屋喊进来吧。撩门帘儿进了屋，我见二叔正蹲在炕头抽烟，烟火一明一灭的，映着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二婶正在给二叔的棉袄上缝东西，炕上放着一沓用线捆得整整齐齐的钱，二婶见我俩进屋就说：“我正给你二叔往棉袄里缝挎兜呢，想把钱缝里头，以防丢了，明天你二叔要上大队交钱去，你俩来得正是时候，我就不用缝了。”望了望二叔那简陋的屋，听着老两口真诚的话语，我的眼睛里竟湿润了，我说了声谢谢二叔二婶，二叔说：“那谢啥，这是组织上的事，正事就得正办，说到哪儿，就得做到哪儿。一会儿就上沟里那几家去吧，今天他们都卖韭菜了，我和他们说了，他们把钱准备好了，都能交。”

　　“这是组织上的事”是二叔在遇到关键问题时的口头语。并且只要是“组织上”的事，二叔都会做得义无反顾、一丝不苟。

　　第二年开春，村里在东山头搞大禹杯工程。组织群众挖树坑，每个坑八毛钱，标准是八十高、七十长、七十宽。尽管那年二叔已年近七十了，还照样上山去挖树坑。他事先在铁锹把上量好尺寸，刻上记号，挖完一个树坑，就用锹把量一量，树坑挖得四棱见线的，尺寸一点也不差。而他旁边几个干活的图快，挖的树坑象鸡打抱窝似的，一会儿就挖了好几个。二叔一上午虽然干得汗流浃背，但数量比别人少，二婶就埋怨二叔是死心眼儿，二叔说：“这一辈子糊弄人的事我不干，钱那玩艺有多多花，有少少花，多挣点少挣点又能咋地，咱是党员，那名声可是花钱买不来的，啥事净想着自己合适，那叫啥人！”二婶一听就急了和二叔吵吵起来。我知道二叔这人不管二婶咋说，他是不会改主意的。尤其是对“组织上”的事，他宁肯自己吃苦吃亏，也不会差一点。

　　日子一晃到了年末，村里计划生育查体那天，我和姚家沟村的育龄妇女周艳花唠嗑时，说起了姚振和二叔家。周艳花告诉了一个让我心里内疚的消息，她说因为去年冬天二叔家卖韭菜的钱拿出了一大部分交了统筹款和承包费，加上去年年景不好，造成口粮不够吃，老两口上河套筛沙子卖，买口粮。又告诉我说，二叔现在眼神越来越不好，可能得了白内障。过了几天，我在路上遇到二叔，问起他筛沙子卖粮食的事，二叔说没那事儿，周艳花净胡说。不过他得白内障的事他承认了，看来这件事周艳花没胡说。

　　第二年“七一”乡里要表彰一批乡村优秀共产党员，我们村就一个名额，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一商量，党支部和党员众口一声都推选姚振和二叔为优秀共产党员。表奖会上，二叔站在领奖台上，脸上笑成了一朵花。乡党委为二叔他们这些优秀共产党员颁发了证书还奖给每个人一床大红绒毯。

　　后来我当上了村书记，我一直想为姚振和二叔做点实事好事帮帮他，想让他过上好一些的日子。因为他老了，并且白内障一天比一天严重。第二年夏天机会终于来了，国家搞了“复明工程”，免费为白内障患者做手术，我们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二叔，并帮他办好了相应手续，二叔的手术很成功，终于重见了光明，见人就讲我得感谢国家、感谢党组织。

　　可是二叔却没能看到以后的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减免了农民的各种赋税，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在那年的冬天，二叔这位为党奉献了一辈子的老党员永远地走了……想想二叔这个人，他没有辽西男人的魁伟与俊朗，精明与强壮，他丁点的小个儿，满脸的皱纹，双手的老茧，还豁牙掉齿。时常穿着褪了色的人民服、解放鞋，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但他内心对党却是那样的忠诚与执着，他一生不为名利所动，不为自己所想，一心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他心目中“组织上的事”才是大事，是最神圣的事，在国家困难时期，他们欣然奉献、无怨无悔，以他们毕生的追求来回报党和国家。回想过去，正是有了千千万万象姚振和二叔一样的优秀共产党员的付出，才有了我们国家的今天。

　　今天怀念二叔，更怀念他那种精神，二叔那一句“这是组织上的事”足够我受用一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