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那时从心底涌出了真话，

面具跌落，露出本相。

　　　　　　　　　　　　　　　——卢克莱修

　　关于散文，一直有一种约定俗成、不容辩驳的错误理解，即，散文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打开浏览器，搜索“散文”二字，你会看到这样的概括：“散文是抒发作者真情实感的记叙类的一种文学体裁。”说真的，“真情实感”四个字让我生疑，用语言文字精心建构的文学世界，真的能测量出一种情感的虚实真伪吗？若要让我相信，你恐怕得拿出用芯片植入人脑或是测谎仪之类的高科技产品所检测出的精确数据。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把卢克莱修的这两句诗，献给2020年第一季度发表散文作品的辽宁作者。虽然文学真实从来不等于生活真实——这是我之所以不信任散文的“真情实感”的一个理由——但相比于小说、诗歌、戏剧等虚构性更为明显的文学样式，散文的确能更多地曝光写作者所亲历的生活。在散文写作中，作者虽然未必“露出本相”，但他们大多会摘下“面具”，像唠家常一样，放松地和读者谈天说地。

　　2020年第一季度，辽宁散文佳作联翩，作为评述者，我很庆幸我有机会潜入这个精彩世界。在我的想象中，文学的路是朝圣之路，对此，李皓在《我在文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鸭绿江》2020年第3期）一文中，道出的也许便是玄机：“文学是不是就如这游人的风景，一次次吸引着我们趋之若鹜？山顶无限风光，而山路崎岖，有的人轻易就抵达峰顶，有的人一辈子都在路上。”

一

　　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为依据来考察和看待散文，容易陷入这样的误区：文学和生活的界限被模糊和混淆。如果说虚构是艺术的本质，那么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散文同样如此。“一尊塑像是一件艺术品，而一个裸体女人则不是。”在如何看待散文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的，只能是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的这句箴言。

　　鲍尔吉·原野的一组作品《塞上曲》（《钟山》2020年第1期）——《杀草呢》《婚礼的乳汁》《山丁子树摇篮》《赞伯拉的走马，享有神圣封号的火蓝觉若》《紫色带香味的大幕》《马鬃燃烧》，如草原般辽阔、深邃、迷人，为内蒙古大草原绘制了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它们虽是散文，却更像小说。在“鲍老师”亲历的草原世界里，有草原人的日常生活与风俗人情，有他们的性格、悲喜与信仰，有日渐消失的草场与牧群，有骏马与主人的亲密关系，有作家对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生态的无奈与痛斥。草原的主人是人吗？不，人类只是自以为是的管理者，马才是草原的王者。赛马冠军火蓝觉若是赞伯拉的走马，它聪慧懂事，是主人的伙伴也是家庭成员，在《赞伯拉的走马，享有神圣封号的火蓝觉若》中，鲍尔吉·原野用小说笔法铺陈的叙事和环环相扣的情节，勾勒出火蓝觉若的一生。文末，主人赞伯拉为它唱了一首动听的歌曲，因为它选择独自攀登离家很远的陡峭的黑莫日山并死在了那里，作者炉火纯青的叙事令火蓝觉若的灵魂跃然纸上。对人类来说，马曾是最重要的物种和伙伴，但现代社会终结了这一切，《马鬃燃烧》从蒙古人对马的敬重中审视马与人的关系，“经过驯化的马，可以把它的智慧、勇气和力量与人类的愿望相融合。除了马，没有哪种动物能达到这个境界……马了不起，它知道人在想什么，它用忍耐力达成人的愿望，人类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动物了。虽然人所养的宠物也会逢迎人，比如说犬类。那只是逢迎，而不是融合……马最优秀的品质之一是不向人类谄媚。人也好，动物也好，一谄媚就坏了自己的品质。”与“火蓝觉若”蕴藉的抒情调子不同，《马鬃燃烧》充满了对现实的讽喻和犀利的思想。

　　如果说鲍尔吉·原野的《塞上曲》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让散文有了小说的味道和品质，那么，马晓丽的历史散文《福清月照人》（《鸭绿江》2020年第2期）与之便有着异曲同工的跌宕之妙。通过福清一地，该文把两个历史人物戚继光、叶向高的不凡人生衔接在一起，既讲述了明代历史故事，又叙说了作家的实地探访和读书见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开启文化大散文的文体模式后，诗和思相结合的历史散文写作蔚为大观。在《福清月照人》中，借助利玛窦这个历史人物和他的“中国札记”，马晓丽走进了民族和历史的纵深地带：“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全是在向其他国家朝贡。”“古老的文明可能走到了尽头，但无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或者强加给它什么样的政体，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不会改变的。”正如马晓丽所说，对一个民族来说，利玛窦的定论显然是太沉重了。

　　孙惠芬的《敢问阿胶是谁》（《人民文学》2020年第3期）进入历史的路径，与马晓丽截然不同。她将她与阿胶相遇的过程，融入到对历史的追问中。从幼年记忆中的驴到中国毛驴博物馆，从毛驴轮回为阿胶到制作东阿阿胶的水之特殊，从阿胶溯源到商朝大臣伊尹的故事……孙惠芬在人类形而下的劳作中，看到了其背后形而上的无形力量：“眼见的实相之外，永远有着我们看不见的存在，它不可言说，却阿胶一样红火、透明……”它，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吗？或者，它是佛家的“善”？形而上诉求有时表现为信仰的表达，而不同的价值体系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好在，散文与哲学论文八竿子打不着，即便是形而上的追问，也不用非得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既是散文和文学的魅力，也是它们的特权。

二

　　随笔这一写作样式，始自法国作家蒙田。“我自己是这部书的素材”，当蒙田向读者如此诉说时，他正面临随笔这一崭新写作形式的巨大争议，有事实为证：蒙田在西方文学中的接受史，同他的《随笔集》一样精彩。不过，无论怎样，这一轻松轻逸的体裁都受到后世作家的偏爱，它灵活的形式和多变的风格、它思想和主题的收放自如——所谓的“形散而神不散”——使它能恣意地四处游走跳跃腾挪。

　　本季度辽宁的随笔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乘，这首先得益于《鸭绿江》的两个新专栏：刘嘉陵的“巨匠与人生”和苏兰朵的“钻石与铁锈”。刘嘉陵致力于考察西方文学大师的传奇人生，他的“考”与“察”的背后是一种“跨文体写作”（跨文化随笔、文艺评论、叙事散文、小说等文体）的激情与野心。在“巨匠与人生”中，他几近“炫耀”地展示自己阅读的深厚功力，对笔下的每一个巨擘大师，他都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鉴读，并借此观照他者和自我的人生。比如，《我们都曾是霍尔顿》（《鸭绿江》2020年第1期）一文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关于文学大师“塞林格—霍尔顿”的，另一条是关于中国读者“霍尔顿—刘嘉陵”的。虽说描画两条线索的笔墨并不均衡，但它们在展示塞林格文学人生的同时，还渲染了霍尔顿的世界性影响，尤其是，他对一个塞林格的忠实读者、自认为是中国霍尔顿传人的刘嘉陵的精神吸引。在《米格尔街和“我们的胡同”》（《鸭绿江》2020年第3期）一文中，刘嘉陵把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沈阳城南的一个胡同，分别作为文学的坐标和怀旧的坐标。在瞻仰奈保尔作品的同时，他将自己那逝去的旧时歌吟，再次系上他文学二胡颤动的琴弦。《我们景仰、仇恨和为之困惑的奥地利人》（《鸭绿江》2020年第2期）一文，以茨威格和年轻妻子的自杀事件开场，伴随着作者对他们那种双双绝望的困惑的叙写，一个奥地利人的舞台渐次拉开大幕，一连串有世界影响的人物一一登场：希特勒、海顿、莫扎特、马勒、卡夫卡、彼得·汉德克、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不过，回顾这些奥地利人声名卓著的人生，依旧没能让刘嘉陵释怀于茨威格之死。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苏兰朵的三篇专栏文章《琼·贝兹：写在女王谢幕时》（《鸭绿江》2020年第1期）、《小野洋子：男权视域下的“女巫”（上）（下）》（《鸭绿江》2020年第2、3期），都聚焦于美国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那是一个疯狂和迷人的时代，文化艺术、政治领域、科学技术都处在充满革新和生命力的急速发展时期。《琼·贝兹：写在女王谢幕时》一文，抒写了美国著名歌星琼·贝兹的一生。琼曲折的生活经历，她和鲍勃·迪伦的爱情神话，以及他们二人不可分离的音乐人生，还有她和乔布斯的一段姻缘，她和马丁·路德·金的亲密关系……这一切，都注定了她不平凡的人生，必将与美国那个特殊时期的社会文化、流行音乐、思想政治运动紧紧缠绕。琼成了那个一去不返的辉煌年代的代言人，对此苏兰朵说：“历史不会将琼·贝兹遗忘。”她的专栏名，正来自于琼最著名的歌曲《钻石与铁锈》。同样，《小野洋子：男权视域下的“女巫”》上下篇，也是全面地展示了小野洋子特立独行的一生。从“激浪派”艺术家到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的妻子，从先锋艺术到流行音乐，小野洋子的每个身份、每个行为似乎都受到非议。被男权社会“授予”女巫这类名号，对一个女性来说，也许是人性的褒奖，叛逆到老的小野洋子没准就是这么想的。虽然经历了爱人列侬在她怀中死去的噩梦事件，但她从未妥协，如同女巫永远骑着她的飞天扫帚。

　　王雪茜的《唯有火焰会扑灭一场火的幻觉》（《湖南文学》2020年第1期），是一篇看似随意却极其流畅、生动、俏皮、好玩的读书随笔。跟随她自如的叙述，读者进入她隐秘的阅读现场：从与略萨的相遇到拉美作家群，从《绿房子》到略萨的帅，从略萨的帅到拉美四大作家的帅，从书的封面到小说译笔……王雪茜绵密的文字就像她从不停歇的阅读，“阅读的路径探寻与一个人的阅读史和精神发育史密切相关。”无论是阅读史还是精神史都是一种个人隐私，徜徉在她阅读的秘密花园，王雪茜勤奋、执着而幸福地记录着她捕捉到的每一次蝴蝶效应。

　　随疫情而来的长假，让李皓终于有时间认真思考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了，那就是他与文学的关系。虽然有诗人、作家、文学期刊主编等头衔，但他却异常清醒，“且不说我是否算得上一个称职的作家，即使由于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而与‘作家’的称呼沾边儿，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写作的人不一定都是作家，作家的名号是一顶桂冠，需要一个执着的人付出一生的努力……”这份自谦里有深刻的省察，它跨越了俗世的名与利。适时地“清算”自己、洗涤精神上的病毒与烟尘，这是李皓的《我在文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鸭绿江》2020年第3期）一文给予我们的警醒。

三

　　记叙真情实感的散文概念，来自于叙事散文。想要考察和检验这一概念是否合理，不妨品读和分析好的叙事散文作品。沙爽以《树瘿》为题的一组作品（《西部》2020年第1期），是本季度叙事散文的上乘之作。这组散文以树为主题，追溯久远的家乡往事，弥漫着淡淡的乡愁。随着岁月流逝，树不仅和至亲之人的墓地融为一体，它还是作者心里的情结：它是家乡的桲椤丛林，它是幼年记忆里的山楂树，它是一只叫塔塔的小猫的嬉戏园地，它是毒瘤般的树瘿……漫溢于字里行间的情绪情感，在沙爽洗练的叙述下如同河水蜿蜒，贯穿五篇散文始终。可是，打动读者的是所谓“真情实感”吗？沙爽散文的好，在于通过叙事情境的精心打造，通过点睛之笔的思想跃出，把一己之私的个体情感提升为具有普遍性的共通经验。比如，像这样的句子，读来令人回味不已：“时间是最锲而不舍的橡皮擦，它擦掉了众多事物的来历，使万物成谜。”“我站在那里，仿佛透过许多年的岁月看着他们，枝条交错，把关于他们的一切割成碎片，然而这些碎片仍然持续地传递给我温暖。”“植物有时会戳开人世的真相：赞歌中的英雄不见得比乡野草民拥有更多的坚韧品性。”“只是偶尔，我想到这些叶子来自那面清冷的山坡——经年之后，逝去的亲人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显然，是叙事情境中的情感、意境和思想，而不是情感自身的虚实，才是叙事散文的重心。散文的好，若只在真情流露的话，读者不如去看吸人眼球的狗血剧，或干脆去公园，去殡仪馆，去菜市场——去到喧闹和真实的生活中，而无需捧读文学了。

　　张福艳的《布上的村庄》（《鸭绿江》第2期）是一篇情感细腻、笔法老到的作品。作者写的既是辽西麻花布，也是故乡村庄的整个世界。“麻花布上的村庄有板有眼，在这样的节奏和韵律中，村庄长大，有了前街后街，有了南北营子，有了东组西组。麻花布上的村庄，炊烟袅袅升起，东山红日喷薄，西山落日安然。”就像织布和染布的劳作过程需要一道道工序与心力的共同造就，文中有韵律的一字一句同样浸透着对故乡不绝如缕的深情，然而，张福艳节制的叙述所搭建的一整幅乡村图景，又高高地凌驾于乡愁之上。

　　对母亲的情感，几乎人人都可以诉说，但这并不意味着谁都能写出精当的作品。冯璇的《娘的王国》（《散文百家》2020年第1期）如同一首轻盈的散文诗，全篇弥漫的诗情自然来自于对母亲的爱，可她流畅跳脱的叙述里，对世俗生活和亲情伦常的洞察，对点点滴滴生活哲思的领悟，又超越了亲情，这不仅生动立体了“娘”的形象，更让它精神化了：“她等着做她的国王呢，因为她有统帅的天地；她要作画呢，因为她已酝酿好了七彩。所以她要急着回去，她怕在钢筋水泥的楼层里遗漏了某种可贵的信息而后悔不迭。”统驭着自足的精神王国的“娘”，俨然一个笑傲亲情和人世的女王。

　　除了上述作品，本季度还有一些散文随笔颇具特色。张涛的《贾平西断片》（《海燕》2020年第1期）是绘画评论，评画家贾平西，评贾平西的画。风趣幽默的语言、精准到位的评述读来令人拍案，这既是一篇风格化的评论，也是一篇美文。杜维凡的《嚓玛老太爷》（《满族文学》2020年第2期）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家族老太爷的形象，带读者一睹满族文化中耍嚓玛（与跳大神不同）巫师的一干绝活：上刀山、挂刀甲、穿铁鞋、戴铁帽、叼火棍……作者不带价值判断的真诚叙述，让人一窥历史皱褶处那鲜活神秘的萨满文化。

　　2020年第一季度收集和征集到的散文作品共五十余篇。其中，不少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多多少少存在着平铺直叙、流于生活表面的问题，这里边，有技巧之病功力之病，更有观念之病思想之病。散文写作，从来就不只是抒发所谓“真情实感”，语言文字的娴熟驾驭、叙事和抒情时的意境创造、潜入历史和文明深处的独到思考，乃至独树一帜的个性化风格，都是建构好散文的重要元素。在现实里，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可是，文学却无法成为、也绝不能成为生活一成不变、毫无夸饰的重重镜像——难道，不正是为了摆脱人生周而复始的乏味和空虚，我们才拿起了手中的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