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文化馆工作三年后，有一天，馆长在会上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脑筋急转弯的决定。从这时起，文化馆贴上了非文化标签。

　　文化馆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平顶，三层，是长海县第一栋框架楼。正面看，每层楼六个阔大的落地窗，角钢窗框，巨大窗扇，特厚玻璃，无一不显示豪华和霸气；窗和窗之间的墙壁只有窄窄的一竖，楼面除了明晃晃的窗户就是纵横交错的框架，像一幅不追求构图技巧的简笔画。楼东段缩进，像被整齐地切掉一块。楼门开在缩进处，门上方展开可避雨的透明屋檐，进门左拐是向上的楼梯和一楼狭长的走廊；走廊右侧是一排窗户，左侧雪白的墙壁上依次镶嵌着四个门，对应六个房间。进门直走是一楼活动室。因为门厅占用，一楼活动室面积比二楼三楼的要小。从楼外看，二楼活动室有两个门，可通向屋檐上方的露台；三楼活动室有两个条形窗户，像两只挤窄了的眼睛；一楼对应的位置是透明门厅。从文化馆楼东侧往西看，活动室成了正面，每层有三个窗户，比办公区的窗户还要宽大。俯瞰文化馆楼，近L形，竖线是办公区，横线是活动区；因L形拐角的外缘缩进，办公区和活动区像是一栋长楼硬生生地呈九十度折断，留下撕裂后向两侧分开的长方形缺口，即楼东段的缩进处。有缺口的L形楼房，像一把非标准曲尺，年复一年地丈量着县城的风景。

　　县城是沿着狭长海湾堆砌雕琢的立体弧带，文化馆楼是弧带中段最容易辨识的建筑符号。其正面是围脖一样横贯县城的大街，街对面是环海公园，公园环绕着满月状的四块石湾。从大街上看文化馆每扇窗户，像看皮影戏，有画面，无声音，人的静或动，尽收眼底。一楼西头是文艺组，两个窗户一扇门，把边的套间是组长老张的办公室（老张后来当过馆长）。文艺组的人在套间里外或吹拉弹唱，或冥思苦想，有时聊天聊到精彩处会哈哈大笑。一楼第三四个窗户是美术组，有两个门，但两屋之间的墙壁也开了门，这样就既是两个房间，也是互为套间，平时走一扇门，当然是走第四个房间的门，因为第三个房间是美术组组长史老师的办公室，第四个房间是范老师和崔老师的办公室。第五六个窗户也是一扇门，两个房间有壁门相通，完整的房间备用（有时出租），因楼梯切割只剩半个的房间做仓库。再看二楼，西头的窗户黑着，那是摄影组的暗室，在里面冲洗照片之类。紧挨暗室的是摄影组办公室。因为摄影家张老师经常外出或下乡拍照，也有时在暗室冲洗照片，所以摄影组办公室很少有人。第四个窗户是馆长室，馆长经常坐在办公桌前，看书或写字，从街上看到的基本是侧影。馆长室和摄影组之间的房间，是办公室主任老刘的。馆长室往东是财会室，会计和出纳隔着两张办公桌对坐，背靠两侧的墙壁。第六个窗户的半个房间，存放财务资料。三楼使用率比较低。因为馆内职工并不全都能在第一时间分到住房，有几个房间是用于过渡的，我刚到文化馆时，就用了其中一个房间，既办公，又住宿；我爱人和儿子从王家岛搬到县城时，也在三楼的一个房间住了一年，直到分了楼房搬走。在三楼办公的，除了我，还有负责文物管理的王老师。

　　文化馆因为正面东南，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窗户又异常宽大，所以格外敞亮，抬头就是蔚蓝的大海和海峡对岸的小长山岛，艳阳在海湾和小岛上空绽放笑脸，光线充足得经常需要拉上窗帘。而从大街上看，我因为办公桌横着靠窗，一侧有“县人委”字样的办公桌又非常阔大（编号已模糊，据说是文革前县长用的），坐在办公桌前看不到大街，街上的人自然也看不到我。因为视角的关系，从街上看文物室的王老师，只能看到肩部以上的侧影。

　　以上是三十多年前我在文化馆时馆舍的外部特写和内部掠影。文化馆位于招待所以东、工会和电影院以西的县城黄金地带，背景是随着坡度向上梯次排布的楼群，更高处是塔山的主峰，周边优雅的环境使小楼更显精致独特，怎么看都觉得赏心悦目。

　　文化馆的主业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搞辅导培训。各组自由安排手头工作，时间上没有硬性要求。比如美术组，组长史老师是画国画的，也画素描和速写，有时能面对画纸构思半天，画出来的作品就很独特，但数量不多；鲁美毕业的范老师擅长油画，用白布作画，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大色块一层一层泼到画布上，云朵、海浪、渔船、鸥鸟、鱼虾，渔翁……远看近看，都有强烈的凸起感和视觉冲击力，侧看立体效果更加明显，是对新潮流派的追求和创新，很多人表示“看不懂”，但其艺术价值相当高；崔老师画宣传画，多画工农兵形象，也宣传计划生育什么的，人物栩栩如生，美术字也棱角分明，与范老师的画风迥异。美术组的三位老师，用颜色描摹多姿多彩的世界。

　　文艺组组长老张是搞音乐的，擅长作曲和拉二胡；从文工团调来的小吴（或可称之为老吴，后来也当过馆长）也是搞音乐的，打扬琴兼作曲；我和负责文物管理的王老师也编到了这个组。文艺组人员变动频繁，之前和之后有多人进出。我在文化馆的时候，多数时间就我们四人。

　　摄影组组长张老师是著名摄影家，在大连劳动公园举办过个人摄影展；摄影组以前还有个王老师，调到交警队了；后来从大长山岛镇调来小姜，跟着张老师学摄影。

　　文化馆编制十四人，除办公室，设三个专业组。馆长也属于专业人员，搞民间文学，也搞戏剧。在我到文化馆那年，文化馆已经整理完成民间故事集《长山岛传奇》，发行后赢得好评。

　　一切都按固定轨道运行。美术组的两个房间安静得要命，作画是需要思考的，每一笔的走向和用力强弱都有讲究，静，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偶尔从那里传出斧锤的声音，一定是范老师在制作木头画框。文艺组就不同了，经常有基层文艺骨干去聊天和请教，弄得喧嚣声起；没有人去打扰，他们自己也会把乐器弄出很大的响声，美妙的乐音从一楼顺着楼梯飘摇而上，在三楼办公的我和王老师都听得清楚极了，尤其是老吴敲打扬琴，敲出的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曲，旋律悠扬。有时我会放下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专注地听一会儿激昂的音乐，随着旋律哼唱，也能激发出某些灵感。其时我负责编辑《长山岛传奇》第二辑，还有民间歌谣、民间谚语，通称“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稿件由各乡镇文化站组织人员搜集整理，我的任务是筛选和修改。我干这工作轻车熟路，也没有受到一楼文艺组喧闹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美术组，范老师有时很无奈地笑着抱怨：“一天到晚，叫他们闹死了！”

　　文化馆是我工作旅程的第三站。我还在大连读书期间，县文化局领导就多次联系我，若毕业回县，一定要到文化馆工作。但当时强调专业对口，我毕业后先到县人事局报到，人事局转到工业局，工业局将我分配到全民所有制的县修造船厂。那时企业和机关也没多大区别，我在县船厂工作也并不觉得委屈。一年后，县里要编纂县志，县委出面调我，船厂和工业局只得放行，我的工资关系就转到县委办公室，档案转到县委组织部。我离开工厂也没有特别兴奋。当时还无法预料若干年后船厂改制。县志结束后，我首选是到刚成立不久的县广播电台当记者，那时对记者的职业充满向往。但人事局长说文化局要我要得早，而且迫切。当时文化馆也确实需要文学创作人员。

　　我在文化馆工作接近三年时，突然有一天，馆长召集大家开会。平时总是乐乐呵呵的馆长表情有些严肃，扬了扬手里的一叠剪报，说，有这么多的广告，怎么就没有人向我提出建议？馆长手里那厚厚的一摞剪报，巴掌大小，方方正正，能装订成一本小书了。怪不得经常发现报纸被开了天窗。

　　馆长说，文化馆要“以文养文”，开展创收活动。“以文养文”是当时刚诞生的提法，还处于概念阶段，究竟如何操作，谁都说不清楚。看来馆长已经有谱了。馆长念了几则广告，有养蝎子的，养蜗牛的，养牛蛙的……这些都不适合。最后选了两个不需要高深技术和复杂设备的项目——“无尘粉笔”和“高效洗衣粉”。其时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殊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在变，那些铺天盖地的报纸广告让我们猝不及防。

二

　　我和美术组史老师乘坐“辽民3”号客轮，从大长山岛直抵大连，又从大连乘船去天津。1977年，县宣传站组织文艺骨干去北京，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只不过，这次我们不是去北京，而是去河北的保定和临漳。

　　破旧且慵懒的长途汽车，沿着路面等级不高的国道，慢慢腾腾地行驶。从天津到保定，要经过如今是雄安新区的地界，我们与美丽的白洋淀擦肩而过却浑然不觉。旅途枯燥，心情郁闷，伴随客车的颠簸，望着车窗外华北平原缓缓后退的青纱帐，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不应该由我来思考的问题：文化馆向何处去？文化的路该怎么走？……其时，全民经商的大潮还没有席卷全国，只是略见端倪，我的困惑也在情理之中。

　　安排我和史老师去完成这项任务，馆长没有说理由。我是当时文化馆专业人员中年龄最小的，此前又学的是工科，当然和化学工业没什么关系；史老师是老党员，工作踏实，忠诚可靠。馆长做此安排，自有道理。

　　到了保定，已是下午，我和史老师没有找旅馆下榻，而是先办“正事”，按图索骥，去联系购买“无尘粉笔”生产设备。“图”，就是馆长从报纸上剪下的文字广告，上面有详细地址。一路打听，绕了几条街，终于找到那家店铺，进门只见一中年人坐在椅子上打盹儿，应该是这家店铺的“老板”。其时“老板”的称谓还不太流行，这里姑且称之。我们说明来意，老板并不热情，好像料定我们不会购买他的设备，无精打采地伸手一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地面摆放着一个黑不溜秋的长方形金属物件，是样品，目测约四十厘米乘五十厘米，像筛子，但比筛子厚多了，高有十几厘米，面上全是孔，密密麻麻，排列得非常整齐；孔的直径，与粉笔粗头相当，想必是往下略细。这就是生产“无尘粉笔”的“机器”？我读中专时学的是机械制造中的龙头专业——铸造，认出这个金属物件是模具，那些细孔是用来灌注粉笔原料的，待原料干透，再倒过来轻轻敲打，粉笔就一支一支地“生产”出来了。我在心里发笑，靠这个小把戏能挣钱，石头都能自己飞上天！又问老板，如何做到“无尘”？老板懒洋洋地比划着说用油，意思是往模具孔壁涂一层油，再灌注原料。史老师听了，拉着我就走。我本来还想再问老板，一般小手工作坊，需几台模具周转？每台模具价格多少？如果买了，如何发运？……但看史老师的意思，没必要再多费口舌。

　　老板似乎早就料定如此结局，既不解释也不挽留。那时候人们还没怎么学会“忽悠”，做生意比较实在。但“无尘粉笔”，纯属炒概念，玩噱头，把我们从辽宁大连“忽悠”到了河北保定。

　　史老师为人正直，戴眼镜，留短发，一身文化气息，生起气来只是严肃了一些，并不发怒。史老师说：粉笔表面有油，能减少粉尘，但不可能一点粉尘没有；关键是，粉笔上有油，哪个老师愿意用？你说呢？

　　我笑。

　　这个“无尘粉笔”的广告，估计不会有多少人上当。可叹我们身为国家干部，竟被如此小儿科的戏法耍弄。

　　在千年古城保定住了一夜，次日一早继续乘坐长途汽车，向南进发，要去此行的最后一站——临漳。我们已经看过地图，临漳位于冀南，近豫北和鲁西；从临漳去烟台要横穿山东的聊城、济南、淄博、潍坊，看上去非常遥远，但烟台是我们回程时跨越渤海海峡的必经之地。

　　长途汽车摇摇晃晃，华北大平原一路展示着盛夏的浓绿，我的心情是轻松和沉重交替，不知“高效洗衣粉”会是个什么圈套。

　　路过石家庄时，史老师找旅馆住下，我按照老姑来信所示，到一座桥旁乘坐六四一厂的班车西行，在井陉县境内一处铁道口下车，顺着铁轨来到大山深处的厂区。那是一座修理坦克的军工厂，位于华北平原西端，老姑和老姑父在那里工作。平时我们寄信，地址是井陉县十五号信箱某某号，十五号信箱代表这家工厂。此前，只有我叔叔在去山西大寨参观路过石家庄时，去看望过我老姑。距今三十二年前那次华北之行的最大收获，是见到了我多年未见、至今也没有再见面、当时年近半百的老姑。今年春节还给老姑电话拜年，老姑已年逾八旬，姑父年岁更大，好在二老身体无大碍，且早已移居子女所在地石家庄。那次去见老姑，是我唯一一次去冀西，不仅见识了太行山东麓起伏的群山，还遥望了山之彼坡的晋地，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旋律也在耳边萦绕。

　　在老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乘工厂班车返回石家庄与史老师会合，再乘车向南，路过邢台，直抵邯郸。坐长途汽车能更近距离地浏览平原景色。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是京广铁路串联在冀中南的四个大站，我们乘坐长途汽车，走的是与京广铁路并行的线路。邢台给我留下印象，是上世纪60年代发生过地震，周总理三次前去慰问。邯郸是古赵国都城，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学步桥”就令人眼前一亮；桥并不起眼，而那个著名的成语和典故却无人不知。

　　到达邯郸时天色已晚，本想直接去临漳县，但已经没有车了，只得住下。这地方好像刚下过雨，夕阳斜照古城，到处湿漉漉的，“学步桥”也不例外。我当时想，我们一系列愚蠢荒唐的举动，是不是也像邯郸学步一样滑稽可笑？

　　次日一早乘车去河北最南端的临漳县。公路弯曲，路况非常差，汽车颠簸得厉害，到达临漳时已近中午。县城的最大特点是泥淖，没有水泥路和柏油路，土路上的车辙深深浅浅，深处可至人的小腿。其时泥浆泥坨已风干，行走更加困难。我后来走过不少大城小城，临漳的街景绝对是县城的另类。我们还在临漳一家设施简陋的旅馆住了一夜，趴在蚊帐外面一动不动、令人头皮发麻的几只壁虎，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除泥辙和壁虎，临漳的巨柳也堪称一绝。我和史老师踩踏泥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高效洗衣粉”培训班时，遮云蔽日的柳树为我们一路遮挡酷暑。

　　不知赶上的是当日的第几个班次。已有很多人等在那里，穿戴五花八门，口音南腔北调。一打听，每人“学费”六十元，比当时新职工的月薪还多。我那时基本工资七十二元，是工资改革时由行政二十三级的五十元零五毛套改过来的，我们文化局的范局长也拿同样的工资。这个“学费”也是天价了！史老师想都没想，对我说：“你自己进去听听得了。”这样还能为单位节省一个人的“学费”。我交了“学费”，领取了收据，等里面“学”完的一拨人出来，就和十多人一起进入小屋。与保定售卖“无尘粉笔”设备的门庭冷落不同，这里可用门庭若市形容。前来“学习”的，多为无业人员，甚至有小夫妻。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情急之下我实在编造不出一个能说得过去的职业，只好尴尬地说，我是县文化馆的。问者大惊：“文化馆，不是吃‘皇粮’吗？”那羡慕的眼神和吃惊的表情令我更加尴尬。培训“老师”看我一眼，先是吃惊，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继而换上了不屑的表情，肯定以为我是在自抬身价——文化馆的怎么可能来“学”这个？

　　总共两个房间，进屋是堆放原料的场地，右拐是套间，二十平米左右。怪不得广告上说，对场地无特殊要求，一间屋子就能生产。设备简陋到只需要一个破旧的手摇滚筒，转动起来哼哧哼哧。没有文字资料，更不需要拿笔记，谁都能在一分钟内“毕业”。“老师”似乎也没什么可讲的，要点是原料配比，洗衣粉多少、面碱多少，倒进滚筒，手摇搅拌均匀，再称秤装袋，“高效洗衣粉”的生产流程就宣告结束。这么简单啊？参加“学习”的人都惊奇得不得了，有谁不觉得上当才是傻瓜呢！

　　出门时，见门口等了一群人，都已交完“学费”，焦急地等待进去“培训”。看来每天到这里上当受骗的络绎不绝，但像我和史老师这样国家干部身份的，可能是绝无仅有。人们想着靠生产洗衣粉致富，却不知，这个“培训机构”靠一则小小广告，就从全国各地吸金无数。广告明明是钓饵，可悲的是我们居然上钩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堂堂国家报纸，怎么会刊登如此荒谬的广告？可见那时的乱象已经蔓延到了什么程度，随后的全民经商、党政机关办企业赚钱，也就不足为怪了。

　　天空好蓝，朵朵白云像临漳遍地飘落的柳絮拼接成美妙的图案悬浮着，不时地聚集或离散，重组成美妙的风景。我深吸一口潮湿的泥土和植物的呼吸相混合的气味，四处寻觅，发现史老师正坐在一棵巨柳下，专心致志地画速写。我小心地走到近旁，见画夹上的白纸已画上密密麻麻的竖线条，是面前一棵仿佛被精心梳洗过的柳树被描摹到了画纸上，垂落的枝条绑扎着一簇簇柳叶和柳絮混杂的结，像女孩子的发辫扎了一串串美丽的蝴蝶结，翩翩欲飞；洁白的柳絮也被染成翠绿，仿佛还挂着露珠，闪着晶莹的光。我静立旁边，看一眼画纸，再望一眼面前的树，看哪些枝条被史老师描摹到了画纸上。有小鸟儿飞来，欲拥抱枝条上的柳叶和柳絮，因枝条悬垂难以立足，又急切地扇动翅膀飞离，碰落柳絮纷飞如雨，婉转的鸟鸣在林间回荡，那些被鸟儿触碰过的枝条都害羞似的轻轻摇晃，释放着喜悦的颤抖；再看史老师的速写，仿佛画纸上那些扎满蝴蝶结的枝条也跟着颤抖起来，柳叶柳絮展翅欲飞，只是飞走的小鸟，没有来得及落到画纸上。

　　从未觉得，司空见惯的柳树，汇成海洋之后会如此惊艳，描摹到史老师的画纸上会如此生动鲜活。我想起家乡的大海，仿佛这遍地绿涛是海洋另一种方式的存在。

　　史老师又画了几笔，也不看我，突兀地问：“完了？”我说：“完了。”其时人们操着南腔北调从身边走过，史老师当然早就知道“完了”。他偏着脑袋，仔细端详着自己的画作，又看看眼前风姿绰约的柳树，添了几笔，然后合上画夹，起身，只说了一个字：“走！”

三

　　馆长选定的两个创收项目都无疾而终。我和史老师的河北之行等于是交了不算昂贵的“学费”。不能理解的是在我们归来之前，文化馆已经购买了用于生产“洗衣粉”的三大麻袋面碱，压在楼后平房一间仓库的木料堆上，好像有人背着我和史老师去临漳的“高效洗衣粉”培训现场“观摩”了。那几袋已不可能派上任何用场的面碱，直到两年后我离开文化馆，还放在仓库的木料堆上，从麻袋缝隙渗漏出白色粉末，朝观看的人眨着嘲讽的眼睛。

　　初战受挫，馆长早有应对措施。看来广告是靠不住的，“高效洗衣粉”不能生产，“无尘粉笔”也成了笑话，那就放录像。录像在当时是新生事物，人们兴奋、雀跃，既有收入，又能名正言顺地观看在电影院都看不到的精彩“电影”，想一想都血脉偾张。三楼七八十平方米的活动室改为录像放映室，文艺组老张先学会操作放像机，又教会几人，我也跟着学会了。财会人员卖票，办公室主任老刘负总责，包括把门。楼梯的金属护栏斜着向上延伸并优雅地转折，到了三楼向右一扯，连到活动室门旁的墙壁上。三楼活动室地面略高，门口有两级台阶降到走廊地面，我们就站在台阶上把门，和熟悉或不熟悉的人打着招呼。有熟人看我的眼神很疑惑，好像在问，你怎么干这个？尤其是有高考数年连中专都没有考上、后来县里招干时考到机关工作的同学光顾，我的尴尬可想而知。

　　晚上是文化馆人气最旺的时候，楼梯拥挤，人声嘈杂。三楼活动室整齐摆放着可收缩椅子，不用时收起来靠墙立着。椅子摆十排左右，每排八个，两侧的过道很窄，窄得两人逆向经过，需侧身，一个蹭墙，一个挤歪旁边的观众。人多时，两边的过道也站满了，室内窗帘紧闭，密不透风，蒸笼似的燠热难耐，每人都是一身大汗，热汗顺着头发梢蒸腾，满屋都是汗的气味。把门的这时可以到走廊呼吸从窗口透进来的风丝，比那些观众要舒服很多；负责放像的就没那么幸运了，出不来，生硬地挤出来就有可能进不去，只有脱光了膀子在屏幕下蒸着。

　　三楼爆满后，又把二楼同样面积的活动室打开，用一台较大的电视机代替屏幕，三楼播放时二楼也同步播放，只是屏幕尺寸小，观看效果不如三楼，所以有人宁可在三楼的过道站着看，也不肯屈就二楼。

　　当时放映的录像多为言情剧，琼瑶的居多，《梦的衣裳》《在水一方》《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水云间》……还有更受欢迎的武打片，只是名字一个都没有记住。

　　无论言情剧还是武打片，喧闹是不可避免的，武打片棍棒的撞击和人的吼叫甚至震得楼板都颤抖，后来在一楼看台球，也能感受到楼上震耳欲聋的喧闹和楼板的震动。以文化馆为中心，方圆几百米都能听到这惊天动地之声。这样的震动，后来在遍地开花的KTV厅感受过。每当低音炮一样轰鸣的噪音响起时，我就会想起文化馆录像厅里连续不断地轰炸人的耳膜与心脏的喧闹。

　　摄影家张老师也把过门。张老师在摄影界名气很大，把门验票却有些难为情，私下里嗨嗨笑道：“真厌弃人！”张老师还是经常外出摄影，并且成果丰硕，独具特色的摄影作品在上级报刊连连发表和获奖。史老师呢？偶尔参与把门，多数时候在办公室作画，大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之势。其时画宣传画的崔老师已经调走，范老师除了参与馆里的“创收”活动，仍然把画油画放在首位，还带了几个准备考美术学院的高中生，指导他们作画。画油画周期长，一幅作品从上底色到干了再上一遍色、再干再上一遍色，到最终完成，需要很多天，画布上已经是色块摞色块了，那种视觉冲击效果，要多强烈有多强烈。范老师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忙碌，运行在固定轨道上。市里要举办画展了，范老师背着画框摞在一起的几幅油画，匆匆忙忙到码头赶船，那种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令人感叹。搞美术创作，出成果很难，不被认可也很痛苦，直到范老师去世后县里出资为他出版了画册，人们才认识到，范老师创作的那些油画，真的很有水平。

　　文化馆搞创收，深得人心，大家因可观的经济收入而兴高采烈，我却悲从中来。什么是“以文养文”？如果说放录像多少还和“文”沾点边，那么经营台球呢？顶多是和体育沾边。

　　两个笨重的台球案子放在一楼的活动室。一楼因门厅占用，活动室面积小于二楼和三楼，但摆放两张台子还是绰绰有余。文艺组的四个人负责看台球。老张和老吴一组，我和负责文物的王老师一组，轮流负责白天和晚上。一盘一块钱，由两个对抗玩家中输者出。前来玩球的人挨帮排队，更多的是回头客。那时台球案子还很少见，更没有后来随处可见的台球室，文化馆是捷足先登。我们负责理球，就是把三角架平放在台球案的固定位置，把除白球之外的所有彩色球都框进等边三角架里，呈金字塔形，十五个球摆成五行，8号即8分值的黑球置中，标号（即分值）1至7的七个彩色球和进洞得一分的七个红色球混杂摆放，从哪个方向看，三角架内的五行都分别是一、二、三、四、五个球；三角架在台上滑移，球们就滚动，那些颠来倒去的数字，像一些神秘莫测的眼睛，突然睁开又突然隐去，只有黑球稳稳地居于中心，那个数字，正看反看都是8。三角架框住了球并定位之后，小心上提、移开，由玩家中先出手者持球杆瞄准白球的某个点并以适当力度快速出击，使白球像被发射出去的导弹，有选择地撞击三角形球阵的斜面，无论撞击到哪个球，力的传递都会瞬间使球阵呈放射形溃散，满台开花。球杆击球和球们相互撞击的声音清脆响亮，能传出很远。看着满台滚动令人眼花缭乱的圆球，我就想到呕心沥血排列到稿纸上的一行行方块字；方块字的有序排布，成就一篇篇能带来阅读享受的美文，而圆球的满台乱滚，仅仅是满足低端娱乐的游戏而已。这么想着，先是觉得可笑，继而深感悲哀。没有玩客的时候，我们就自己玩，以打发无聊的时间。我的台球技艺不知怎么就突飞猛进，有时甚至“一杆清”。后来我很爱看台球比赛，非常欣赏丁俊晖的球技，可能和这段经历有关。

　　白天轮休时，坐在三楼的办公室里，望着四块石湾美丽的景色，听着一楼不时传来的球杆击打台球和球们相互撞击的声音，我很惶惑。四块石湾是一幅画，固定的岛坨礁展开悠远的背景，移动的船只和飞翔的鸥鸟点缀着无垠的画布。似乎与临漳的柳海在某一点上重合，“学步桥”突兀地架起在海面。怎么会有如此联想？其时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却更加迷惘。

四

　　一年后，突然有一天，馆长找我谈话，说公安局逄政委找了他，要调我去公安局工作。

　　“去吧，咱们馆里出去的，崔老师到了税务局，王老师去了交警队……都是好样的……”馆长慈爱地看着我，像知心的兄长。我却一时有点蒙。崔老师是画宣传画的，税务局自然用得着；王老师是搞摄影的，交警队也用得着吧？可我，去公安局干什么？馆长没说，但我知道肯定是干文字工作。我和逄政委不熟，他也可能只是听说了我。我当时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但馆长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有何选择？我来文化馆，有不得已的因素，但既然来了，就打算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所作为，毕竟在创作上，我付出了足够多的心血。来文化馆四年，在《海燕》《当代诗歌》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诗歌，有两篇小说分别在《大连日报》和东北四城市报征文中获奖，早前作词的歌曲《欢迎朋友来海岛》被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盒带，另有两首歌词在国家级《词刊》发表，一首歌词在省《音乐生活》发表后，被多名作曲家谱曲并获国家级奖励。虽说当时发表作品总量不足十万字，但我还年轻，才三十二岁，有爱好支撑，自信会有收获。但文化馆当时的状况确实不适合搞创作，让我去公安局，我只有对馆长表示感谢了。从感情上说，馆长对我有大恩。记得1981年夏天作家浩然来长海时，我还在县船厂工作，是馆长差人通知我到文化馆听浩然的讲座，就在二楼的活动室。1986年县里举行文艺创作表彰活动，奖励上年在市以上获奖的文学、戏剧、摄影等作品六件，有我一件半（短篇小说和与别人合作的广播剧），表彰活动也是在文化馆二楼的活动室举行。我和摄影家张老师能很快分到楼房，馆长更是功不可没。现在要告别文化馆了，忽然觉得像是丢失了什么，心里空空荡荡。

　　我后来想，当时不仅仅是文化走了弯路。晋江假药案震惊全国，价格双轨制，官倒愈演愈烈，腐败蔓延，相比之下文化所经历的曲折不值一提。我们因为所处层面的关系，只感受到局部异化，没有看到整体的堕落。

　　公安局那边迟迟没有办理调转手续，因为正赶上其内部竞聘，政治处很忙，打算等忙过一段时间再办理，结果让县委组织部知道了；县委常委李部长发话，不准我去公安局，我要离开文化馆，就得去组织部。据说逄政委为此批评了政治处的人拖拖拉拉，办事不力。随后我被叫去组织部，常委部长和我谈话。组织部的门槛更高，我对于能否胜任工作心里没底，但想想文化馆当时的窘况，还是答应了。没想到回家和妻子一说，当即遭到坚决反对。

　　妻子反对的理由和我出尔反尔推掉组织部的工作，也充满戏剧性，因超出本文范畴且需要较多笔墨，故略。

五

　　我没有去组织部，依旧做着大量与文化无关的事情，虽收入可观，却非我所愿，内心很是纠结。我是一个没有大格局的人，性格内向，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心胸和视野限制了发展。

　　又过了一年，文化局缺人手，范局长让我到局里工作，说“和创作不矛盾”。范局长是画家范老师的长兄，书法家，文字功底厚实，曾任县委秘书，我们一同参加大连教育学院中文函授学习并拿到大专文凭，老早就很熟。我去文化局，是系统内调动，只是身份由事业单位编制变成机关行政编制。这也是后来过渡到公务员的必要身份条件。

　　在去文化局工作之前，我参加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召开的由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更名为市作家协会的首次会员代表大会，还是选举时的监票人。以后的几次代表大会，因为我是理事，就不再有资格监票了。

　　我在文化局负责人事劳资。其时摄影家张老师提拔为旅游局副局长，后来当了局长，成就了一番事业。我呢？心态平静，工作兢兢业业，有时间就写点东西，连连发表小说并多次获奖。这也是范局长不想让我到政府当秘书的原因之一。

　　我在文化局工作不到四年，其间在范局长推荐下当选县人大代表，还迟到地晋升为副主任科员。文化局下属五个单位，除文化馆，还有文工团、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下辖电影院）。我也有时到下属单位转转。再回文化馆时，就有些忐忑，感觉自己不能和大家同甘共苦，很不够意思，内心也有些落寞。文化馆依旧在热火朝天地经营录像和台球，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对我也热情有加，好像我并没有离开，仍然和大家一起忙碌。这可能只是我的错觉。我替他们高兴，却也替文化担忧。

　　几年后，录像和台球遍地开花，小城开办多家录像厅和台球室，甚至有露天摆放的台球案子，盛夏时格外招客。文化馆一家独大、垄断经营的局面被打破，只好收拾起放像机，变卖台球案子，改弦更张，重回正轨。其时全民经商的大潮已铺天盖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也被囊括，似乎不和“钱”沾边就不“与时俱进”，暑假期间学校老师举着牌子到熙熙攘攘的车站、码头为校办旅馆招揽客人的情景司空见惯，面对人流中的熟人和学生诧异的眼神，一向视尊严如生命的师者该是怎样的尴尬？有门路的机关干部纷纷“停薪留职”“下海”经商，“钱”是唯一追求的目标……文化馆等于是在前边引领，待极度发酵之后又见好就收。我不得不说，馆长真有先见之明，抢抓机遇，让文化人也挣了一点小钱。有些事情本无对错，评判标准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

　　文化馆后来还通过文化局向上级争取资金，在县政府后山建博物馆。本县历史悠久，广鹿岛小珠山遗址是辽南地区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但因无馆舍，只能存放在旅顺等处。建博物馆极有必要。施工的时候，我还去看过。因为资金断续，工程不连贯，几年也没完成，最终也是因为资金问题，半拉子工程被一家企业接手，建成三元宫，为辽南地区最大道观，也成为县城一景；乘船进入四块石湾，县城在眼前逶迤展开，最醒目的不是沿山坡层层排布楼群，而是矗立于山巅之上以黑灰为主色调的气势恢弘的宫殿。三元宫雕梁画栋，楼阁摞着楼阁，层层重檐和向上弯曲的檐角是现代化小城的另类装饰，每年接待游人无数，只是文化馆馆藏文物仍无处存放和展示。如果当初建成了博物馆而不是宗教场所三元宫，会是什么情景？

　　馆长后来当了文化局副局长，又当了局长。在县政府第三次要我去当秘书时，刚当局长的老馆长和蔼地对我说：“去吧！胡县长都亲自来要你了。”胡县长是政府一把手，已经是第二次亲自出马了，我不能不识敬。老馆长能放我走，就像当年放我去公安局，我更应该感激。等我也走上领导岗位，对有要离开单位进入更大发展空间的，我绝对支持并力荐。爱惜人才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

　　我还在政府当秘书的时候，对我有栽培之恩的老馆长退休并定居大连，此后再也没有见到，据说身体还很健康。我真的很想念他。也很想念文化馆的其他同事，包括英年早逝的范老师。在文化馆，我和所有领导同事都相处得非常好，和摄影家张老师、画家范老师有更多共同语言。爱人和孩子刚从王家岛搬到县城时，我们一家三口住在文化馆三楼居中的房间，那正是此前范老师全家住过的屋子。我家箱架有四扇玻璃门，透明的，范老师见了，在玻璃上各画了一幅山水画，有花有草，非常漂亮，怎么看都赏心悦目，我和妻子非常喜欢。而范老师仿佛只是随意挥笔，三涂两抹，四幅连环画就成了，可见其绘画功力。有一年，大连日报发表诗配画，编辑让我找范老师选了两幅油画，各配了四句诗，发表在大连日报文学作品版，整版文字因油画的装饰，顿时生动起来。这样的合作更增加我和范老师之间的情谊。摄影家张老师在县旅游局局长的岗位上退休后，出版宣传长海的画册，找我撰文，即为每幅照片写几行有诗意的文字，和诗配画相似，那一帧帧照片堪称精品，而我所配之诗文相形见绌。我负责编纂县志，所用彩照全部由张老师拍摄，为志书增色很多。县志要印刷了，封面是印刷厂找人设计的，感觉有点花里胡哨，又挑不出太多毛病，领导也认可了，打算用。正好张老师到我单位闲坐，看了封面设计，说不行。张老师是行家啊，亲自为县志设计了封面，档次一下子就上去了。更有缘的是，我家和张老师家同在文化馆“过渡”，是邻居，又同时分了楼房从文化馆搬走，是隔了一栋楼的邻居。县里改善中层干部居住条件时新建楼房，我们抓阄儿，居然在可供选择的五栋楼中抓到了同一栋楼继续做邻居。这是不是缘分呢？我非常尊敬的史老师，后来接触不多，知道他退休了，知道他很好，再就不知道了。负责文物的王老师，曾配合省博专业人员发掘小珠山遗址，有与人合作的论文发表于《考古》杂志，后来在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时因到达女干部提前退休年龄而退休，几年后病逝，令人伤怀。

　　我在文化馆工作五年，得到老师们诸多关照，我自己也在成长。我协助馆长整理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在省里获得很高荣誉。负责组稿并编辑内部文学刊物《长山岛》，馆长要我署名主编，说：“就是要人们都知道。”我心存感激，但在排版校对时，我改为馆长主编，我是责任编辑。《长山岛》在我手里只出了那一期，直到我离开文化馆多年以后，老吴当馆长时才又复刊，还为我出过一期专辑，选用我在上级刊物发表的几个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虽然我写出并发表更多作品是在离开文化馆之后，但如果没有文化馆那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也根本没有可能。想起当年对放录像和看台球的抵触，也很觉得对不起老馆长。

六

　　文化馆楼由文化馆使用二十年后进入新千年。因离退休干部逐年增多，老干部局的二层小楼无法开展正常活动，县里决定文化馆楼腾给老干部局，在老干部局楼原址建档案馆。文化馆做出了巨大牺牲，在沿街单位找楼房办公，直到十多年后由县电影院拆除重建的县文化中心大楼竣工，合并了文工团的文化馆才有了最终的落脚之地。这当然早就在计划之中。文化在本县一直受到足够重视，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馆刚恢复时没处落脚，就在县政府大楼一楼办公，那张巨大的“县人委”办公桌就是在那时为文化馆所用。即使在新世纪初本县单独搞的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中，也给文化留出较大发展空间，将文化馆和文工团合并，对外还加称博物馆。县级文工团能延续到新千年之后才解体，在全国也罕见，况且合并之后文工团的职能仍保留，新的文化馆更有朝气。六年后对改革纠错时，下岗分流人员全部回岗超编安置，文化馆从业人数倍增，文化中心大楼每天都沉浸在文化渲染的氛围之中。

　　文化馆楼由老干部局接手后，因离退休干部数量快速增加，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几年后又腾给旅游局使用。老干部局和旅游局使用期间，对这栋本县最早的框架结构楼房进行了数次“改头换面”，最终定型为平顶之上搭锥顶，办公区和活动区各耸起金字塔状尖顶，像戴了两顶不等高的尖帽子，坡面披着鱼鳞状青瓦；活动区“帽子”的斜坡还并排开了三个立面垂直的“侖”形小窗。改造后，办公区的窗户大幅度缩小，墙壁面积增加数倍，一楼和三楼的窗户还改成拱形，像穹顶剖面，也像“U”倒过来，室内的情形也因窗户尺寸的极度缩水而屏蔽。活动区一楼的三个窗户加了弧顶，与办公区风格一致；二楼三楼的窗户由阔大的三个改为窄狭的六个，穹顶的圆弧袖珍小巧，像月牙挤着月牙，显得紧密而压抑。与加盖尖顶和缩小窗户相配套的是墙壁塑了各式浮雕，窗户如同镶嵌在浮雕里；浮雕粗壮，远看酷似大象腿，一条一条竖着粘在墙上，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支撑楼房新增的重量。墙面还涂了褐白相间的颜色，整体颇有欧式风情。文化馆楼本来是根据功能定制的一座平顶独楼，只是因为街和路的走向，活动区向左后折去；而戴了两顶不管正看还是侧看都完全分离且一高一矮的“帽子”，把本来是一体的楼分割成好像是错开的两栋楼勉强拼凑在一起，让人很难相信，这就是曾经的文化馆楼。

　　往事如烟。如今旅游局因为和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合并而搬离，最早由文化馆使用的独楼据说已经变卖。我静立楼前，仰望那些变了形状的窗户，非常疑惑和伤感：这就是我曾经工作了五年的文化馆？这就是我们全家在三楼居住了一年的文化馆？三楼的那个窗户，怎么看都没有一丝一毫当年的痕迹。

　　如果当初不离开文化馆，或者离开后去了公安局、去了组织部，会如何？

　　生活中没有如果，现在来追问也毫无意义。看到文化馆复又欣欣向荣，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我很欣慰。如果当初文化馆没有经营录像和台球，我也许不会离开。我离开文化馆后，经历了多个工作岗位，仕途上也小有进步。很多情况下看似身不由己，但没有组织上提供的平台，个人再有能力也将一事无成。所以，从贡献社会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角度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