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生产队会计做起，到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下来，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可以称得上做了一辈子“村官”。在我们家里，父亲最亲密的伙伴，不是我的母亲，而是那个不大不小的烟笸箩，所以，我一直把它称为父亲的烟笸箩。

　　父亲的烟笸箩，是用硬纸壳、旧报纸和香烟盒，使卤水打的浆糊糊成的，四四方方的，一直精致在我的心里。使卤水打的浆糊，糊啥都不生虫子。我家糊窗户、糊墙用的浆糊，都是使卤水打的。

　　父亲的烟笸箩，几乎是父亲一个人把持着，不会让别人轻易乱动。不但我和妹妹们很少直接接触到它，就连我的母亲，也是偶尔当一当搬运工而已。也不知为啥，父亲总是不让我和妹妹们把弄他的烟笸箩，“小孩子家家的，离烟笸箩远点。”那烟笸箩里，通常必有三样东西：适量的旱烟、一沓卷烟纸和一盒火柴。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但唱主角的，还是旱烟。

　　烟笸箩里的旱烟，不是买来的，而是父亲自己栽种的。每年的春天，父亲都会在我家的菜园子里，栽几垄旱烟，并一直精心地莳弄着，让烟棵长得更健壮，让烟叶长得更肥大。

　　到了秋天，父亲会用一把磨得锋快的镰刀，从一棵烟的顶叶开始，由上而下地割下烟叶。每一片烟叶上，都留着一个一拃长的烟杆。烟叶几乎一个形状，烟杆几乎一样长，堆放在一起，就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父亲把这些带着烟杆的烟叶用麻绳绑成串，晾在我家的院子里。父亲对晾烟的事很上心，生怕晾晒着的烟叶被雨水淋着。父亲说，被雨水淋着的烟叶，就会失去纯正的旱烟味道。在父亲的精心照看下，晾晒着的烟叶就渐渐变得黄里透红。这种色彩，让父亲的脸上在溢满笑容时，还会自言自语一些什么。

　　父亲把晾晒好的烟叶，用马莲绑成五片一把，然后用牛皮纸包裹起来。这包裹起来的烟叶，一旦被父亲装在他的烟笸箩里，就成为父亲接待上级领导、尤其是接待山屯父老乡亲的最好物品。在我的眼里，它也是父亲做村干部工作的秘密武器。

　　父亲常说，我是经过旱烟经久考验的老党员，也是经过旱烟经久考验的村干部，我最拿手的，就是用旱烟来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用旱烟来做自己的思想工作。父亲的话，像是玩笑，又不像是玩笑。

　　父亲19岁当生产队会计时，就提出了入党申请。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父亲被党组织考验了长达15年之久。有时，父亲会一边抽着旱烟卷，一边写入党申请书。对此，母亲不知说了多少次“你真是一个心眼儿的人”。

　　1971年7月，身为生产大队会计的父亲，终于被公社党委批准，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党员。大队老支书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说我父亲15年来，一共写了九十多份入党申请书，是全大队入党时写申请书最多的新党员。那一天，父亲以一名新党员的身份，用从自己的烟笸箩里装来的旱烟，恭恭敬敬地给十几名老党员，都卷了一支旱烟卷。

　　父亲入党后，家里的事就几乎都由我的母亲接管了，父亲只管照看他的那个烟笸箩。由于我家住在公路边，交通方便，老支书和其他大队干部，经常到我家里来，与我的父亲商量工作上的事。每一次，父亲与老支书以及其他大队干部说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来，先卷上”。父亲会把已经放上适量旱烟的卷烟纸，递到老支书或其他大队干部手中。烟点着了，屋子里的气氛就很快融洽起来，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1975年春天，县林业局要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叫大石洞的地方，建一个小型国有林场。大石洞地处三个公社的交界处，生长着树种比较贵重的原始次生林。县林业局的领导在物色林场场长的过程中，看中了我的父亲，认定父亲是林场场长最为合适的人选。县林业局的领导说，如果父亲能够担任场长这一职务，就有机会转正挣工资，吃“皇粮”。父亲知道，这么一个职务，很有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对此，父亲自然很高兴，很快就做好了到林场就职的各种准备。

　　当县林业局的领导经过深思熟虑后，向公社党委书记提出要人时，公社书记一下子坐不住了。他马上骑着自己的自行车，风尘仆仆地跑了二十多华里，赶到我家，还叫来了大队的老支书。

　　那天正赶上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公社书记像我家的亲戚一样，坐在炕头上，让父亲把烟笸箩端上来，给他卷了一支旱烟卷。公社书记抽了一口旱烟，连连夸奖“好烟、好烟，味道真是纯正”。

　　公社书记已经不止一次来我家了。每一次来，他都会抽上一支父亲亲手给卷的旱烟卷，每一次都会夸奖“好烟、好烟，味道真是纯正”。这位公社书记，或许是父亲用他的烟笸箩所接待的最大的领导。

　　抽完了一支旱烟卷，公社书记无奈地说了许许多多富有人情味、但也很是无奈的话。他说，一个大队，能有你这样一位曾经写了九十多份入党申请书的好党员、好同志，是很不容易的。他还说，我知道你非常适合担任林场场长一职，但你们大队更需要你，今天我是来挽留你的，真诚希望你留在大队继续工作。

　　公社书记又让父亲给他连续卷了两支旱烟卷，每点着一支都会说那句“好烟、好烟，味道就是纯正”，同时，还以乞求的眼光，让大队老支书帮他做父亲的工作。看着公社书记很是无奈的表情，父亲终于答应继续留在大队。父亲后来说，是自己的烟笸箩，是自己亲手卷的那三支旱烟卷，帮了公社书记的忙，让他继续留在了大队。

　　唠完了嗑，公社书记干脆不走了，和大队老支书一起，在我家乐乐呵呵地过了一个端午节，一起吃我母亲包的大黄米粽子。吃完了饭，公社书记跟我们一大家子人说：“这个节过得好，这个节过得好！”说着说着，公社书记像是要从衣兜里掏什么，让大队老支书给死死地按住了。我猜想，大队老支书一定知道公社书记要掏啥，或许就是钱和粮票之类的东西。

　　后来，公社书记回城担任县粮食局的局长了。他离开公社之前，又一次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又让父亲端上烟笸箩，给他卷了最后一支旱烟，他也最后一次说了那一句“好烟、好烟，味道就是纯正”。再后来，在我担任一个街道的党委书记时，那位公社书记的女儿，恰恰在这个街道的一个社区公益岗位工作，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公社书记在我家过端午节后没多久，父亲就被公社党委任命为大队长，成为仅次于大队老支书的二号人物。于是，父亲的烟笸箩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除了大队干部和各个生产队干部经常来我家外，父老乡亲们有点啥事时，更是经常来我家。不管谁来我家，父亲都会端上他的烟笸箩，说一句“来，先卷上”。父亲的烟笸箩，总会在接待的环节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

　　为了让烟笸箩里的旱烟永远不会变味，父亲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老习惯：亲手莳弄几垄旱烟，亲手割旱烟，亲手晾晒旱烟，亲手把旱烟绑成把。山屯里的父老乡亲不管谁来到我家，父亲还往往亲手卷上一支旱烟卷递过去。后来，父亲担任了村支书，依然用着自己糊的烟笸箩，烟笸箩里装的，依然是自己莳弄的旱烟，对来家里的所有人，依然说那句“来，先卷上”。父亲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依旧是农民的身份，也必将永远是农民的身份。我曾劝说父亲，如果实在不想戒烟，就少抽一点带过滤嘴的烟卷。父亲说，抽旱烟习惯了，屯中的不少老少爷们，也都抽习惯了，若一旦换了烟卷，大家就会感到生分的。自己莳弄的烟，绿色，抽着，心里踏实。父亲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也许我还不具备评价的资格。

　　父亲离不开他的烟笸箩，是因为他的心里有好多好多离不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