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八岁才上学。父亲怕胖弟弟被人欺负，让我等等小两岁的弟弟。可到学校一看，比我大一两岁的同学多得是，我和弟弟也没分到一个班。我从来没去过弟弟的班罩着他，我没被欺负已经不错，我那时绝对没有三十斤。三年级时体检，我站到通常用来称粮食的大台秤上，老师摘掉增坨，把游坨左右扒拉了一通说，三十八斤。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重量，我出生时，没人想称称我有多重，总之是个瘦丫头。

　　一个瘦小的丫头怎会生出要保护胖弟弟的想法，胖弟弟也不是被人欺负才不去上学的。冬天来时，弟弟在冷风里缩着脖子缩着手，慢腾腾挪到学校去，当他走到教室门口，上课铃就尖锐地叫起来，吓得他一直眼一哆嗦。教室里也冷，我的手都冻流脓了，我挤挤脓，扯一块练习本的纸把脓水刮掉，继续写字。弟弟的脚冻了几块紫疙瘩，夜里在被窝里蹭，跟母亲喊，痒痒啊痒痒。他手倒没冻，可一天早上，他说啥也不肯钻出被窝。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刚刚学完《列宁》那课，我们把书立在课桌上，嘴边萦绕着灰白的哈气，齐声读，十二，列宁。列宁小时候，有一天跟着爸爸、姐姐到姑姑家里做客……

　　我上学后第一次在校会上发言，是在村南的杨树林里。那时我刚入学没几天，不知该说些什么，就向已上初中的大姐请教。大姐给我写了二十八个字，七绝。大姐是把她曾经的发言稿改编了给我的，多年后我才想起，她改成那样也早已赶不上形势了。“少先队员志气大，四害流毒踩脚下，枪口对准四人帮”，最后一句不记得了，我的童年已经有些模糊。根据前三句推测最后一句，肯定是掷地有声的，瞧，每一句都要把嘴巴张大，那表情肯定很带派。我不理解我说的是什么，反正就二十八个字，我太可以喊得高亢洪亮，尽管在偌大的杨树林里，尽管我是那么瘦小，可从班主任的眼神中，从校长的掌声里，从他们连连颔首的表情里，我找到了自信。

　　简短的仪式后，我们在树林里寻宝。老师们早已把写着铅笔或田字格本的字条藏在石块下，草窝里，树杈上，惹得学生们喳喳喳一惊一乍地叫唤。我一张条子也没找到，或许我被蚂蚱、蘑菇、野花吸引了去，活动结束后，我的手里总该握着一束野花吧。无论如何，我总是喜欢在杨树林里开会的，树叶刷拉拉，柳叶儿（小鸟）在树叶间啾啾叫。喜鹊在树梢上一上一下慢慢飞，他们的衣着是永远时髦的黑白搭，像英国的绅士，我在小人书里看到的英国人就穿成那样子，我知道那叫燕尾服，可我有时把喜鹊叫英国绅士，我没见过英国人，否则，我也许会叫他们喜鹊。

　　我的启蒙老师教了我一年多，她只读过高小，至多教到三年级，可并不影响学生对她的敬重。她每次上课都挺直身子，两手紧紧扣住裤线，高声喊，上课。她的汉语拼音教得挺好，字写得也工整，那时我甚至觉得很漂亮。她脸庞黑眼珠黑，麻子粒颗颗都大，这些都增加了她的威严。我那么瘦小的孩子能找到自信，跟她有关。她讲课很有气势，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一扫我生活中的轻声细语，尽管走路还擦墙根，但已不是胆怯，而是一种另类的高傲了。二年级的一天，她对我说，这书里的你都会了，不用再坐在这儿啦，你去那个班吧。我就拎着书包到隔壁教室去，那是三年级。那时可能没有学籍这一说儿，可以随意跳级。

　　我离开启蒙老师后，在村路上遇见她，就不叫她老师了，叫她姑奶。母亲让我这样叫。我跟她不同姓，不知从哪里论来的，既然我没有亲姑奶，这样叫好像弥补了一种亲情。我叫她姑奶时，她就笑出一口白牙来，连连点头。我工作后，在城里遇到她，她的神情里已没有我小时崇敬的尊严了，相反有些卑下怯懦。那时她已退休，可退休并不是她委顿的唯一原因，她命途多舛，年近四十才结婚，不孕，领养个女孩，孩子还没上学，不太着调的丈夫就病倒，故去。我叫了她姑奶，她笑着，我真想叫她老师，叫回她青葱的时代，叫回她飒爽的英姿，叫回她师道的尊严。

　　三年级的老师，我何止是不喜欢，简直有些讨厌。我们那些孩子不知为何那么敏感，看了他的黄胡子和叽里咕噜乱转的黄眼珠，就觉得他不正宗。我到了那个班级就觉得气氛异样，有学生敢接他的话茬儿，我同桌竟不那么小心地叫他大号，而且将中间的字改成“狗”字。X狗X，大家都那么叫了，我也跟着叫。有一次我在祖母面前叫，祖母说，哪像个学生，不许那样叫。我叫得少了，当然不在祖母面前叫。

　　可他教的学生成绩倒不坏。我在期末差一分没得双百，作文写错了一个字，被扣了一分。放了学，我没立即走，教室里还有几个学生，我坐到书桌上，晃悠着腿。恰巧他走进教室，我抖着试卷拉着长声，我多么笨呢，怎么把“闷”写成“闻”了，闻啥呀，又不是狗鼻子。那几个同学哈哈大笑。他看了我一眼，一句话没说，走出去。我有点失望失落，难道我希望他骂我一顿吗？我的叛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人都有叛逆期，通常也没啥缘由。可学生的坏，会不会影响到老师呢？那个老师一直没有好名声，当然，老师的名声是学生传播的。我们幼稚时，不懂，不懂的太多，做错的也太多，像流水窅然流去，终归不可溯流而上。

　　四五年级的老师是我大姨夫。据说他学历“很高”，初中毕业，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我自然收敛起来，当然我上课从不故意捣乱。那次大姨夫讲一道较难的应用题，我半道插话，老师，你讲错了。他瞪了我一眼。我说，真讲错了。我说了做法，一点没含糊。他瞪了我一会儿，把黑板擦掉。他没有不了了之，晚饭后，他来我家，指着我额头说，你傻呀，以后不许在课堂接话。我笑笑，我错了你会说吧，你错了，怎就不能说？

　　还好，他以后没错过。升初中时，据说六年级学苗不够，五年级学生参加了考试，全乡从五年级里选拔了几十学生，我班选上了五个，是全乡各班中最多的。然而大姨夫带完这个毕业班，要求当了体育老师。我从小学校外经过时，看到他脖子上挂着红色塑料哨子，挺着胸脯，甩着被黑板磨破了的灰中山装衣袖，在操场上笔直地踏着正步，原本就挺黑的脸庞更黑了。

　　大姨夫退休后不久病逝，一向很抠的他并没给大姨留下多少财产。我一向对他的抠不满，我只在他家吃过一次饭，还是帮他家干活。他叫了我和几个学生在燥热的秋阳下给他家拔花生，满头细汗，手勒得通红，一碰一激灵，胶鞋里灌满了沙土，才吃到他家一顿饭，高粱米干饭，酱油泡黄豆，一点儿新意都没有。他在退休前几年才转正，转正几年就撒手人寰，可怜我那瘦小的大姨。

　　别人的童年止步在小学，我的童年长得多，算到初中也不止。我的懵懂幼稚，让童年拖得很长，如窅然曲折的小河，慢慢地细细地流淌。

　　我初中的第一个班主任是个体育老师。开学第一天下午，他端着一张纸，第一个叫到我的名字，我站起来，他上下看了我两眼，显然很生气，大声说，太小了，坐下。我不知犯了啥错误，但我以犯了错误的心情轻轻坐下。点到第二个名字，一个大个子女生站起来，他满意地点了下头，好，你当班长吧。班干部安排完了，看起来都是大个儿懂事的样子。那个大个儿班长第二天就发现了我的小脚，她拎着我的裤腿，大声喊，大家快来看呐，看这小脚。我就笑呵呵地伸出三十二号小脚配合着。

　　期中考完试，班主任端着成绩单，伸出食指，指向我说，你，当学委吧。那时我五十八斤，考了学校第一，班主任不再嫌我小。当学委并不好玩儿，原来的学委被委任成文委，很不开心，她总骂我，骂得我昏头涨脑泪水涟涟，毫无招架之力。一个侠义的女生看不惯，拔刀相助，鼓动了很多同学向文委开炮，大骂不止，直到文委不骂也不瞪我，甚至有时还冲我笑。可惜那个侠女只念了初一，便去行走江湖了。她姓母，却自称龙老爷，喊我班一个漂亮女生为三姨太，大家每天都只顾开心，心无旁骛。

　　据说学校有两个中师毕业的夫妇，他们是我校学历最高的。可学生特别喜欢逗那个老头儿，他教政治，却无法树立起政治的威严。学生叫他老三炎，关节炎气管炎中耳炎。学生总能不断地找到接话的茬口，笑嘻嘻一路跑偏。我从不逗老三炎，可我经常笑出声来。老三炎弹压不住别人，就用课本点指我，小丫头，总笑啥!他无需我回答，如果能从我这儿缓解一下尴尬，我没意见，我仍笑着。其实老三炎蛮可爱的，如果不招人喜欢，学生也不会逗他。把他逗出气来，更能激发学生的乐趣。学生的调皮，往往由无知开始，从善良处下手，亲手毁坏美好的东西而更快意。

　　初二的几何老师是无趣的，学生从来不逗她，只是静静地看她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受着煎熬。是的，煎熬，这词没用错。她踮起脚画完一个长方形或三角形，连了几条线，停住喘几口气，往下瞄我们一眼，举起右手指着图形某一处，“因为呀”，她放下胳膊或垂下胳膊叹气，再抬起胳膊踮着脚指着某处，“所以呀”，她耗费了几分钟只让我们听到“因为呀，所以呀”六个字，和喘气声，叹气声，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无声。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想法，我可怜她。当老师不那么容易，非要说明白因为啥所以啥。生活中很多时候都不需要知道因为啥所以啥。即使我们当年明白了因为啥所以啥，大部分的人后来都用不到因为啥所以啥。

　　有一次几何老师叫我证明一道题，我用刚学的定理，几步证完。她说，你换个证法，拐个弯儿证。我说，用这定理很简单，为啥要拐弯儿？她叹了口气，没说出为啥，也没说出怎样拐弯儿。我宁愿相信那是她对我的宽容，可这是后话，当年我并不会拐弯儿，在很大范围内，我至今也不会拐弯儿。

　　后来一个老师说，她精神不好了，不能再教课了。我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她终于不用站在讲台上受煎熬了，可不知她又受着怎样的煎熬。她是个善良而软弱的人，从她无声的忧伤的目光中，我读不懂她的世界。

　　初二班主任教动物。我认为他教得挺好，草履虫画得挺像，他爱画草履虫，多次在黑板上画下草鞋的形状。在他教我的那一年，我基本老实消停，即使班里来了几个降级生，也没能动摇我第一的位置。教动物的班主任一年后当了校长，接手的班主任教几何，据说是学校数学老师中的佼佼者。

　　据说的事情常常靠不住，初三班主任是个邋遢鬼。灰中山装，一肩斜着，后背弓着，前襟长后襟短，口袋当郎着，裤子上常沾些泥点或可疑的污迹，烟油子味儿很重，嘴唇乌紫。他邋遢也就罢了，他对世事太宽容，对学生的打闹完全视而不见，他的课堂跟集市一样热闹。我不喜欢热闹，我就玩儿逃课。我的课桌在第一排，我把它挪离墙面一尺，在老师转过身面向黑板时，我吱溜一下从教室里钻出去。我没问过班主任看见我座位空着时什么反应，可能没什么反应，没人告诉我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和那个班主任零交流。

　　我逃出课堂，在校园外的树林里小溪边玩耍，采野花，捉小鱼秧子，把小鱼秧子放到溪边挖好的小坑里。野花不知何时扔掉了，第二天接着采，草甸上仍星星点点地开着无忧的花。水坑里的鱼秧子第二天基本上都不见了，估计他们能从细砂里钻回小溪去，继续摆动柔软的尾鳍。日复一日，我反复玩着这游戏，任流水在我脚踝处淌过。

　　我逃课没几次就让前班主任现任校长发现了，他找到树林里来，喊着我的名字。第一次没防备，被他抓回了课堂。以后我就倍加小心，等他从校门里出来，我就躺到树坑里，看着他在树林外朝里面探头探脑，然后颓丧地离去，我开心坏了。

　　后来校长盯得很紧，上几何时，他老在教室外晃悠。他把我叫到校长室，说，学校就指望你啦，你要是不好好学，学校就该五连秃了，女排才四连冠。也就是说，我们学校已经连续四年没人考上省重点高中了。可校长越是盯得紧，我越是不好好学。我出不去教室，就趴在课桌上装睡。

　　有一天，我正趴在课桌上，同桌捅捅我，看我抬起头，噗嗤笑出来。原来班主任的鞋底终于命悬一线啦。我们已关注多日，从鞋底张开一寸半长开始，就笃定地等待它脱落的那一刻。班主任已经意识到鞋底的严重危机，他站在那里不动，朝向黑板写字时也不动窝儿，极力扭着身子。我和同桌已经忍俊不禁。他终于在讲完一道题后说，你们先自习，我鞋底掉了，回办公室想想办法。同学们哄堂大笑，班主任红着脸咧出黄牙，高抬着腿，再轻轻落下去，把鞋底从后往前安顿好，再迈开另一步。同学们站起来用笑声掌声欢送他。

　　由于我的顽劣，我校终于没逃脱五连秃的厄运。考数学那场，同桌说，咱比比，看谁第一个出考场。我跟她一击掌，行。两道大题没答，我就交上试卷，跳出监考老师惊愕的视线。跑出考场，拿眼一扫，果不出所料，我是整个考点第一个交卷的。

　　我坐在一个教室的外窗台上，晃悠着双腿，看着空旷的操场，心里特敞亮。可慢慢地，我觉得校园里太安静了，太空旷了，时间在那一段，对于我而言，是一大段的空白，是再也无法涂抹上颜色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