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是一个城市人。我越来越觉得做个城市人并不轻松，我需要适应城市带给我的一切，其中包括广告。只要在城市里生活，就得面对广告。它简直就像空气，像水，像阳光，像北斗星，一步也离不开，离开就会无助，就会没有方向。平日上街买任何东西，脑子里都有广告的影子，那影子的形状有点像作战地图上的红色箭头，我得听从红色箭头的暗示和指引，走到那个仿佛是事先设置好的柜台前面，并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据我所知，许多有钱的女人是看着《时尚》杂志去精品店买时装、皮包和化妆品的，许多没钱的主妇是看着打折广告去超市买油盐酱醋的。没有广告，就没法生活，这是被铁的事实证明过一千次的真理。
　　广告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文字的，图像的，户内的，户外的，固定的，流动的。那种流动不光在给香烟大鳄做广告的汽车拉力赛上，也不光在时装商做广告的T型台上，还在自家门缝里夹着，在走街串巷叫你订报的小喇叭里吆喝着。对于散布在报纸、电视、广播、因特网乃至墙壁、天桥、路边上的广告，我是一种理解的态度。这里毕竟是城市，城市不能拒绝广告，广告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可我对发生在城市里的吆喝，尤其是发生在我家窗前的那些纠缠不休的吆喝，在内心里有一种抵触。
　　吆喝也是广告的一种，属于广告的初级阶段。发生在我家窗前的吆喝，不但有卖报纸的，还有收手套换包的，洗油烟机的，卖晒衣架的，回收旧电视的，磨剪子镪菜刀的。卖什么吆喝什么。听口音，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南腔北调，有时需要仔细听才能分辨出来吆喝的是什么。吆喝一般是由远而近，不分时间，也不管有没有谁需要，像上班一样，熟门熟路，每天都要来到这个院子里吆喝一气。而且这个吆喝走了，那个吆喝又来了，此伏彼起，络绎不绝，几乎是不让楼里的人耳根子清静。如果你正在家里午睡，一声吆喝，人就被吓着了似的惊醒了。
　　我住在一个高尚社区比较集中的地方，四面都盖起了新房子，在新房子中间夹了一片日式老房子，他们是这里的老住户，每家都有蹒蹒跚跚的老人。我搬来的时候，那片房子还没拆，每天上午10点左右，我就听见一个卖海红的男人扯着沙哑的嗓子吆喝：卖海红来！卖海红来！他的吆喝非常准时，风雨不误，而且从来也没有改变，只吆喝海红一种东西。卖海红的男人穿一件变了色的白衬衫，骑一个很破的自行车，后座上放了一个装啤酒用的塑料箱，里面有大概几十斤海红。当那个男人站在那片低矮的日本房门前吆喝卖海红来，就会从日本房里走出几个响应者拿着盆或小铁锅凑过来，那男人秤好了海红，直接就倒进盆里或锅里，回家一洗，就是午餐的一个菜了。
　　秋天的时候，那片日式老房子一夜之间被拆除。过不多久，这里又将盖起一座花园式高尚社区。可是上午10点，那个卖海红的男人又如约而至，他围着日本房的废墟失望地转了一圈儿，嘴里虽然喊着，却明显地没有以前那么兴奋了。于是他将车子试探着骑到我所在的高尚社区里，一边吆喝，一边抻着脖子向窗上望着。他的吆喝在高尚社区遭到了冷遇，高尚社区的人一般都比较虚荣，不可能从一个小贩子手里买海红吃，家家都把窗子关得严严紧紧。尽管他吆喝得比过去更加卖力，甚至已经吆喝得不耐烦了，愤怒了，仍没有一个人出来买他的海红。记得那天，我忍不住又一次打开厨房的后窗，不是阻止，而是对他说，我买2斤海红！那个男人立刻停止吆喝，支起车子，站在窗下高高地给我秤了，然后提着塑料袋送上楼来。在我家门口，我和这个男人说了几分钟话。我知道他姓郭，4年前从异型钢管厂下岗，每天早上5点坐汽车去大孤山拿海红。一拿就是4年，每天就来这条街上，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吆喝两个小时，可以养老婆儿子过一天的日子。
　　这是我惟一的一次接受吆喝。郭姓卖海红男人的吆喝里，有一种艰辛和悲怆的意味。城市是灵活的，多变的，有诈的，炒作的，而他的吆喝却是实话实说的，不包装的，专注的。在我眼中，他的吆喝和他的人，像一个苦行僧，一个行为艺术家，与我是冲突的，却又真真切切的打动了我。
　　以后的几天，郭姓卖海红男人仍一如既往地骑着车子，一如既往地来到老地方——那片老房子的废墟，转着，吆喝着。最后才向高尚社区走来。我没有再打开窗子，只是耐心地听着他的吆喝。我希望那吆喝能被来买海红的人打断一次，哪怕就一次。可是一直也没有，他就那么骑着车子在社区里绕来绕去，嗓子吆喝干了，更沙哑了，也没被打断过。再以后，郭姓卖海红男人的吆喝就消失了。我想他这时候一定明白过来了，吃大孤山海红的人搬走了。
　　窗外的吆喝自然没有停止，还有许多种吆喝在继续。可是我对卖海红男人的吆喝总有一种期待和牵挂。在那些牵挂的日子里，我居然被他那沙哑悠长的吆喝拽回到童年，拽回到一个寂寞而又寂静的村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个村庄十分偏僻，连一个卖针头线脑的合社都没有。合社就是城里的商店，乡下叫供销合作社，叫来叫去，就叫它合社了。合社离我家那个村庄很远，过年做新衣裳，做新鞋，我妈要顶着大北风，跑到十几里以外的北王屯合社扯花布。因为我还小，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妈就叫我坐在家里等她买花布回来。一个没有合社的村庄真是太没意思了。尤其是夏天，天变得特别漫长，村庄偈睡着了，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南河边上，等着听货郎手里的拨浪鼓和卖豆腐人手里的木梆子在南河的上游敲响。偶尔还会有一个总是穿黑衣戴草帽的老头儿，挑着两筐虾皮子或螃蟹，边走边拉着长音儿吆喝。当那熟悉的货郎鼓的声音，木梆子的声音，老头儿吆喝的声音，穿过高的杨树、矮的棉槐，随着河水天簌般飘进我的耳朵，我就知道将有什么东西来到眼前了。每一次，那个年轻的货郎在我面前并不停下，他知道我的兜子里没有零钱，就让我带路回家，于是我妈就被他的货郎鼓给敲出来了。在货郎的担子里，我妈给我买过红头绳和胭脂，还买过一只银制的手镯儿。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卖虾皮子卖螃蟹的老头儿，他一路吆喝着：卖螃蟹来！卖虾皮子来！人还没来到跟前，我就已经先闻到那馋人的腥味儿了。于是我就跟在他的挑筐后面，抽着鼻子闻味儿。他挑筐里的东西太贵，我妈很少买，所以每次我都跟着他跑出去很远。现在我所在的城市就在海滨，吃海味已是家常便饭，我却再也没有闻到那么腥鲜的虾皮子味儿和螃蟹味儿。
　　这是沉积在记忆里的东西，如今被郭姓卖海红男人的吆喝唤醒了。一样是吆喝，乡村的吆喝有一种原始的诗意，让人怀念，因为乡村安静，空旷。而城市里的吆喝，那个郭姓卖海红男人的吆喝，听起来却有一种无奈和急促，像被什么追逼，因为城市喧嚣，拥挤。
　　无论如何，吆喝是属于乡村的，城市里最好没有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