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写写岳阳楼，但因为有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别人无论怎样努力去写，似乎都有些多此一举。正如李白于黄鹤楼前所感慨的那样：“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大诗人如李白者尚且不敢造次，况我辈乎？所以，还是另辟蹊径，写点有关岳阳楼别的什么吧，于是便把此文名之曰《岳阳楼别记》。
江南三大名楼我去了两个，有武汉的黄鹤楼，有南昌的滕王阁，惟独没有去过岳州的岳阳楼。可是，去过的，没感觉，偏这个没去过的，却撩起我写点什么的欲望。
　　提起岳阳楼，人们自然会想到范仲淹。但是，还有一个人物我们不该忽略，这个人就
　　是滕子京。可以说，没有滕子京便没有重修后的岳阳楼，没有重修后的岳阳楼便没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没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国的文学史便会黯然失色，我们也就享受不到阅读这篇文章时的那种愉悦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滕子京当年为什么要重修岳阳楼？是否真的像范仲淹所说的那样：“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呢？
　　从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来看，称霸一方，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人，为数不多，大多数的人都是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要干出一番政绩，不但流芳百世，也可以使自己不断地得到晋升。但是，想是一回事，真正做起来则又是一回事，不那么容易。于是，在一些官员的政绩中，便免不了要掺杂一些水分，把小的说成是大的，把少的说成是多的，甚至有的不惜把无的说成是有的，把假的说成是真的。进而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所以，古往今来，这种政绩工程，既屡见不鲜，又贻害无穷。
　　还说滕子京。
　　滕子京，名宗谅，子京是他的字。他和范仲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同年考上进士，当时的范仲淹26岁，滕子京25岁。虽然不是同乡，但俩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都年轻有为，少年得志。但是在后来的仕途上，两人却多有挫折，相比之下，滕子京的挫折还要更多一些。
　　滕子京在50岁左右的时候，担任泾州知州。而此时的范仲淹被宋仁宗，也就是民间故事中“狸猫换太子”的那位皇帝看中，从庆州知州的任上，调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升官没忘老朋友，他推荐滕子京接替自己，任庆州知州。
　　但是，这个时候有人揭发滕子京在泾州任上，挥霍公款，大吃大喝，滥发奖金。滕子京原以为只要没揣自己腰包就没事，但监察部门认为这也是腐败。于是仁宗皇帝便派人来查，吓得滕子京赶紧把往来账目全都烧掉。后来因好友范仲淹以及欧阳修等人出面说情，皇上法外开恩，对他从轻发落，仅仅官降一级，庆州你就别去了，到差一点的陕西凤翔任知州吧。但时隔不久，皇上醒过味来，不行，到凤翔这地方和没贬一样，你还是到河南的虢州吧，那个地方穷一点。但是有人还坚持认为这样处理还是太轻，虽然没说范仲淹等人包庇，但别人有罪你皇上从严查处，滕子京有过你就从轻发落，如何服众？宋仁宗是一个从善如流的皇帝，一听，人家说的也在理，便顾不上范仲淹的面子了，在庆历四年春，把滕子京一下子贬到了岳州，岳州古称巴陵郡。
　　就这样，滕子京来到了岳州。岳州虽然也称之为州，但却是一个不大的州，比起他呆过的其他几个州，肯定是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荒凉偏僻，经济也欠发达，应该属于贫困地区。虽然官名还叫知州，但级格肯定降下来了。否则，越贬越去好地方，那还叫贬吗？
　　如果此时的滕子京年富力强，在这落后地区多干几年，倒也没什么，但他那时已50多岁了，古人年过半百，即已步入老年，如果晋升无望，也该找个好一点的地方颐养天年了。所以，滕子京一看，岳州非久留之地，得赶紧想办法调出去才是呀！怎么调？跑关系呗。历代官场，相似之处甚多，光有政绩没有关系不行，但是光有关系没有政绩也不行。那么政绩从何而来？是干出来的吗？不，干，仅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宣传，要把干出来的甚至想干还没干的都宣传出去，让天下人知道，让皇帝知道。
　　但是要宣传，总得找一个由头，找一个载体呀。有一天，滕子京忙里偷闲，信步来到洞庭湖边上的岳阳楼，当他看到这座破败不堪的楼阁时，忽然茅塞顿开，这岳阳楼大有文章可作呀！
　　岳阳楼是三国时东吴大将鲁肃所建，到唐代时才被称为岳阳楼。此时的岳阳楼已小有名气了，一些文人雅士多有吟诵，比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大家都有题咏。那么重修一下岳阳楼，功在当世肯定是没的说了，至于是不是利在千秋，那就顺其自然了。所以滕子京马上想到要利用一下这个标志性的建筑，把它重新修建一下，找名人写篇题记，然后借剪彩的机会，请些官场要员，社会名流，造造声势，宣传一下自己的政绩，扩大一下自己的影响。
　　其实，无论古今，许多地方官员一腔热血，有很多好的想法最后落空，壮志难酬，就是因为没有钱。那么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就有钱吗？
　　前面说到，岳州是一个不大的州，有材料说当时岳州的人口也就在12万人左右。即便这个数字不准确，估计也差不了太多。那么，在这样一个贫困地方修一座像样的楼阁，钱从哪儿来？自己掏腰包？藤子京这个人平时就大手大脚，不会有积蓄；花公家的钱？别说这个穷地方没有这笔经费，就是有，他也不敢再乱花了，刚刚因为挥霍公款被一贬再贬，如果再乱花钱，那可是罪上加罪；向上级政府申请？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候政府是没有这项开销的。那怎么办？看来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宋代《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他的一部笔记体著作《涑水记闻》中，专门提及滕子京修岳阳楼的经费问题。司马光比滕子京小不到三十岁，也就是说，滕子京修岳阳楼的时候，司马光已经20岁了，他应该有所耳闻。司马光写道：“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滕子京修岳阳楼，没有用公家的钱，也没有向民间乱收费，而是发个通告，让民间那些欠钱不还的人，不把钱还给债主，而直接交给官府。而且还派人下去检查督促，于是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把钱交出来。
　　司马光是政治家，更是史学家，他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他说的“不用省库钱”，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因为国库里根本就没有这笔钱。但是“不敛于民”，可能吗？
　　其一、民间欠债的人究竟有多少？仅靠民间“宿债”能否凑足这笔款项？具体办事的人有没有趁机扩大征缴的范围？
　　其二、如何区分什么是“民间宿债”？有没有时间的界限？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不肯偿还者”？那些本来肯还的但暂时没钱的怎么算？
　　其三、“官为督之”，这个“督”，是监督？还是督促？用什么手段去督？有没有逼债之嫌？
　　其四、为什么会出现“民负债者争献之”的场面？是他们认识到了重修岳阳楼的重大意义，还是后面有一个严格的期限，逾期严惩，吓得他们不敢不还？
　　其五、欠债的是包工头还是农民工？如果是包工头欠农民工的钱，不还给农民工，农民工将如何活下去？如果是农民工欠包工头的钱，他们没钱可还，是否又将卖儿鬻女？
　　但是不管怎么样，钱毕竟还是筹集上来了。多少呢？司马光说“所得近万缗”。“万缗”是多少？有人换算了一下，一缗相当于一贯，一贯相当于今天的300元，一万缗就相当于今天的300万元。
　　那么，这么多钱如何管理呢？司马光说，滕子京“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就是说，滕子京把收来的这些钱，随便在大厅的旁边设置一个库房，钱就堆在里面，并由他自己亲自掌管，既没有会计，也没有出纳，也不登记造册，全是一笔糊涂账。
　　有了钱，那就干吧。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庆历六年的初夏，岳阳楼基本完工。司马光说：“楼成，极宏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楼建成后，非常宏伟壮丽，但是钱花的也不少。什么叫“自入者亦不鲜”呢？就是揣进自己腰包里的钱也不少。司马光的话有什么根据我们不知道，我们尽可能的不去相信，我们宁愿相信滕子京没有中饱私囊，没有贪污，只不过是追求豪华，或者管理不善，钱花的多了一点而已。至于为什么当地的老百姓“不以为非”，还“皆称其能”呢？也许是岳州人都知道，却没人敢说；也许是岳州人都不知道，因为账目从未不公开。但是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的？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凭空想象的吧？
　　楼修好了，那么所差的就是题记了，这篇文章要谁来写才好呢？
　　按理说，滕子京也是很有文采的一个人，文章诗词虽不及范仲淹、欧阳修，但进士及第，写篇文章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而且我们从他写给范仲淹的信札以及后来写的《岳阳楼诗集序》中可以看出，这个人还是很有些文采的。如果楼是自己建的，文章也是自己写的，岂不两全其美？这流芳百世的事，为什么不自己来做，却轻易让与他人呢？
　　其实问题正在这里，滕子京要的不是后世的虚无飘渺的空名，而是现在，要有人把自己现在的政绩彰显出来，不但要世人知道，更要皇上知道。一个人怎能自己表扬自己，那多不好意思，所以只能借别人的笔来为自己吹嘘了。
　　那么，要谁来写这篇题记呢？
　　写这篇东西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文章写得好。但是光文章写得好，没有地位也不行。所以第二必须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影响。但是有地位有影响的人，不肯给你说好话也不行，所以这第三个条件就必须是哥们，有感情，肯说话。
　　具备这三个条件的自然非范仲淹莫属了：
　　其一、范仲淹有文采：无论文章还是诗词，在当时虽算不上天下第一，却很有影响，尤其他的边塞诗《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写得雄浑大气，可谓开宋词豪放派之先河；
　　其二、范仲淹有地位：范仲淹是当朝副宰相，参知政事，虽然刚刚因改革受贬，但他的影响还在，余威还在。他说话，有人听，有人信。
　　其三、范仲淹是哥们：这一点最要紧，两人是同年进士，又志同道合，范仲淹不但关键的时候肯推举他，在他倒霉的时候还肯替他说话。
　　但是，范仲淹会写吗？此时的范仲淹，已经不是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了，他改革失败，人也被贬到了河南的邓州，正是焦头烂额，身心疲惫的时候，再加上范仲淹从未去过岳阳，更没看到岳阳楼，这文章怎么写？
　 滕子京有办法。为了不让范仲淹推辞，滕子京早已让人把洞庭湖和岳阳楼的美景画了一幅画，名之曰《洞庭晚秋图》，然后又写了一封情真意切、言辞恳切的信，派人给范仲淹送去。
　　滕子京在这封信中写道：“我认为天底下无论什么地方，如果没有奇异的山水就很难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如果只有奇异的山水而没有高高的楼阁供人们登临，那人们也还是欣赏不到那里的美景，所以我要重修岳阳楼。但是楼修好之后，如果没有一篇好的文章来赞美这里的美景，那美景也就不会长久。而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一个‘雄才巨卿’就不能胜任。”这“雄才”，自然是有文采的文学大家，那“巨卿”，显然就是在官场上有显赫地位的人了。
　　滕子京怕范仲淹推辞，便极力说服范仲淹。他说，“过去我读前人所写的那些有关洞庭岳阳楼的诗篇，我不太相信，觉得他们有些夸张，前年秋天我被贬到岳州，看到这里的一切，疑惑全消了，不但全消，还觉得他们写得不够，仅仅是些皮毛。于是我就想怎样才能把岳阳这地方的风景进一步弘扬呢？于是我便收集了古今名人的诗词，把它们‘榜于梁栋间’。但是我发现，这些都是诗歌，还缺少一篇真正的记叙岳阳楼的文章。一座楼若没有一篇好的文章，就像一个人只有肢体而没有灵魂一样。而你的文章天下驰名，你又特别喜欢山水，洞庭湖又是美景中的美景，所以我希望你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抽点时间，‘少吐金石之论’，给我的岳阳楼写篇文章吧。你不是没来过洞庭湖吗？没关系，随信给你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你参照一下，或许有所帮助。”
　　如此盛情，如此高帽，范仲淹就是再焦头烂额，再身心疲惫，也无法推辞了。于是览图挥毫，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尤其文中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不仅被封建士大夫们视为座右铭，就是今天，许多人也视为一种境界。然而，我们在赞赏这篇文章的同时，却不能不指出这篇文章的一点瑕疵。
　　什么瑕疵呢？就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八个字。
　　我们知道，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般做什么事，都是至少三年，说是“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呢？其道理就在这里。
　　那么，滕子京使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用了多少时间呢？
　　按范仲淹的说法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也就是说，滕子京是在庆历四年的春天来到岳州的。而滕子京自己的说法则是“去秋以罪得守兹郡”，也就是说，滕子京是在庆历四年的秋天到的岳阳的。俩人的说法有点出入，但我的理解是，滕子京春天被贬岳州，秋天正式到任，在路上用去了一段时间。
　　滕子京又说，“又明年春，鸠材孱工”，就是说，到岳州的第二年，也就是庆历五年的春天，滕子京就开始准备材料，召集工匠，做重修岳阳楼的工作了。我们来算一下，从庆历四年的秋天上任，到庆历五年的春天开工，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滕子京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地方如果到了“百废”的地步，就说明已经民不聊生了。范仲淹是做过地方官的，这一点他不会不知道，要想从“百废”中崛起，甚至“俱兴”起来，没有数年的功夫是不行的。所以，范仲淹在这里没讲实话。也许他是在敷衍，受人之托，总不能对滕子京的政绩一句不说吧？所以，范仲淹在文章中把滕子京的政绩轻轻一笔带过之后，便大谈起洞庭湖的风光和士大夫们的胸襟志趣了。但是，尽管一笔带过，还是留下一道历史的划痕，令人遗憾。
　　以滕子京的进士及第，他不会看不出范仲淹的文章该是旷世奇文，他应该心满意足了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滕子京并没有就此打住，因为在他看来仅仅一篇《岳阳楼记》，还不足以使自己的政绩名扬天下。于是，他又想到了欧阳修。
　　当时的欧阳修官职不在范仲淹之下，而诗词歌赋，却在范仲淹之上。所以，何不请他也为自己写篇文章呢？既然岳阳楼已让范仲淹所写，那就让欧阳修再写点别的什么吧。于是，滕子京迫不及待地派人请欧阳修再写篇《偃虹堤记》。
　　我为什么说滕子京迫不及待呢？因为《岳阳楼记》至少是在楼已建成或即将完工的时候，请范仲淹写的。而《偃虹堤记》却是在这个偃虹堤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便急急忙忙请欧阳修来写了。没有的东西怎么写，没关系，那就画一个。
　　欧阳修并非等闲人物，和范仲淹一样做过当朝的副宰相。此时的欧阳修被贬滁州，刚刚写完《醉翁亭记》。因为看到滕子京送来的只是一张规划图，所以欧阳修十分谨慎，不敢轻易下笔。他再三盘问来者：这大堤是谁张罗要修的？是谁设计的？建造这大堤的作用是什么？用多少土石方，多少人力物力？向上级汇报了没有？手续完备吗？上面有批文吗？
　　来者是个能言善道之人，他一一作答：是滕太守亲自设计的；这大堤对拉动地方经济，改善百姓出行作用巨大；这项工程已上报转运使，转运使上报朝廷，皆以为是件好事；当地百姓还都争着要给滕太守写记呢。
　　欧阳修相信了，于是欣然命笔，在那篇《偃虹堤记》中，对滕子京大加赞赏，他说，“滕侯志大才高，名闻当世。”还替滕子京鸣不平，说“让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做一个小州的太守，实在是大材小用，无法发挥他全部的聪明才智。”还说滕子京做事“深思熟虑，事半功倍，成为后人的榜样，可以让后人去效法。而且，‘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不在乎人们一时的赞誉，而只想对未来有没有利。”
　　欧阳修太天真了，偃虹堤在哪儿呢？一个计划中的东西，你就为之写记？欧阳修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他忘了孔子说的“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而欧阳修仅仅听其言，观其图，便写下这篇《偃虹堤记》，帮助滕子京欺骗了天下人。
　　有趣的是，宋代有一个叫王得臣的人，进士出身，滕子京修岳阳楼时他十岁左右。他在晚年的著作《尘史》中，说他于治平末年，也就是距滕子京修岳阳楼20年后，也做了巴陵太守。他写道：“庆历间滕子京谪守是邦，尝欲起巨堤以捍怒涛，使为弥楫之便，先名曰偃虹堤。求文于欧阳永叔，故述堤之利详且博矣，碑刻传于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访是堤，郡人曰：滕子京未及作而去。”这位王太守慕名而去，结果扑了一个空，原来滕子京还没来得及修造这座壮观的堰虹堤，人便调走了。
　　这位王太守的话，我想不会有假吧。
　　滕子京在宋代奢侈浪费是很有名的，据宋史介绍：“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就是说，滕子京这个人很讲义气，乐善好施，很潇洒。一直到死的时候，什么产业也没有留下来。这和司马光说他修岳阳楼时把征集来的钱随便“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宏丽，所费甚广”以及“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度”的话非常符合。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滕子京的历史功绩，我们也不能就此便轻易地便断定滕子京就是一个贪官，而把滕子京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岳阳楼诞生过一篇传世杰作，不能因岳阳楼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便把滕子京说得多么完美，多么高大，那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据说范仲淹的文章一出，天下震动，连仁宗皇帝看了，也非常高兴，赞不绝口。所以，岳阳楼建成的第二年，也就是庆历七年，滕子京终因治下的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而调任江南重镇苏州任知州了。只是上任后不久，滕子京便因病去逝，终年五十八岁，其墓现在安徽青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