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的最后一堂课，在T的感觉中短暂无比。夹杂在一群神不守舍归心似箭的孩子们中间，T知道自己注定是一个形单影只的异类。身后的悬崖正在张开它幽深的大嘴，而她置身的时间：一小片荒芜的坡地，陡峭，光滑，没有一根草可以阻挡她向着身后的深渊一路跌下。幼稚的自尊心则像一小截紧闭的喉咙，坚决不肯出声呼救。这时候，放学铃声宛如一组噩梦的开头，她努力延长整理书包的时间，尽可能在噩梦和悬崖边上磨磨蹭蹭。但校门口的踞伏者永远比她更富有毅力和耐心，像一只喜欢炫技的食肉动物；而她，一个小个子的二年级女生，天生的胆怯和柔弱，被目光犀利的掠食者准确挑中。整整一个月，剽悍的高年级女生撵着T一路追打，让童年的噩梦低低呻吟着无法自拔。
　　后来，还是母亲的出场，把她从隐忍不发的尖叫中打捞出来。但是，被欺侮的命运仿佛如影随形，在整个童年时代紧紧纠缠住她。像母亲随时可能炸响的斥骂，像父亲周身缭绕不去的酒气和通红的眼睛……在这些有关童年的一团乱麻中间，她终于一点点捋清了一个头绪：那些理直气壮地欺侮她的孩子，不只是在外形上强壮有力，他们还具备让自己高人一等的厉害魔法。那是些她怎么也追赶不及的东西，从童年开始，“钱”的概念就一点点压倒了其他，占据了她人生目标的重要位置。

　　听好友如此这般地讲述她的童年，我不禁大吃一惊。当我试图复述出这段故事，在电脑键盘上的26个字母之中，我最终选择了“T”。在我看来，这个字母的外形和气质，与我好友小时候的样子相对接近。它是这样的小心翼翼，手和脚都尽可能放得规规矩矩。然而它大脑里那么多想法实在无处隐藏，它硕大的头部因为过多的想法而过分沉重，使整个童年在一个细瘦的身体上危险地摇摇晃晃。
　　这使我暗自庆幸（尽管这样有点可耻）。我庆幸的是我小时候没有遭遇这么多花样。虽然八岁之前我置身的环境和T差不多，同样在乡村生活里淘洗和打磨；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除了老爷家大我半岁的小叔，并没有其他人明目张胆地对我实施攻击。小叔的掠夺也主要体现在物质上面，他两手空空，因此嫉妒我手中层出不穷的饼干和糖果。而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培养起对世界的严谨防范，手中的白面糖饼被人觊觎良久仍全无察觉。也许在我看来，白面糖饼并算不上什么值得觊觎之物，——如果它出现在别人手中，我没有任何理由出手抢夺。这样一来，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的估算。我吃惊地低头打量着自己蓦然空旷下来的两只手：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是一张突然失去的白面糖饼，是比糖饼远为复杂的什么，让我在乡村里的游走神情恍惚迷惑不解。
　　小叔对我其实怀有些微忌惮，这忌惮来自时不时出现在我身旁的三哥。再往远处看，还有三哥的哥哥二胖和大柱子。只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弄明白这个复杂的人生数列。我抽抽噎噎，额头上火辣辣的，正在酝酿着鼓起一个包；我回家去找我爷爷。但是我爷爷有什么办法呢？自从我家翻盖新房的那一年，老爷家就彻底与我家恩断义绝，老死不相往来。具体是因为什么，我至今也没能弄明白。可以肯定的是，我爷爷不可能为我去找老爷理论，即使理论，他也全无胜算。我爷爷也不可能为一张白面糖饼去找我大爷爷诉苦。虽然我大爷爷一家因为人多势众足以与我老爷家抗衡，两家之间仍旧保持着礼貌和走动，但是我温和淳厚的大爷爷除了唉声叹气，同样想不出什么法子来约束他弟弟的三个儿子。也就是说，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远远绕开小叔日常出没的地点，像我成年后主动绕开某些人连同他们的私人地盘。
　　每个人都是有疆界的，成人之后我越发懂得这一点。双方的领地相互重合的部分，我理解为燃起战火的潜在祸根。与一位谦谦君子为邻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你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在一个人的美德中获得了回赠和首肯。然而多数时候，对方要么划地为界，保持两个凡人之间冷淡的壁垒和对立；要么精于算计，一定要把公共占有的部分划入自己的私人疆域。遇到这样的对手——使用这个称谓实在是我自己在抬举自己，因为实际上，我全然不知该如何与人为敌——我识趣地退下一步；一步不够，再加上两步三步。这样，我就退回到我自己的坐标系里。有的人生下来就具备某种扩张意识，有的人却只勉强学会了抵御。我像那个谨小慎微的沙和尚，无论白骨精在眼前变出多少种花样，我都要坚决守护住我小小的、安全的圆。所谓画地为牢，我和昔日的卷帘大将同样擅长这招。我退让的姿态也说明我尚有余裕，而一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会变成一枚格外坚硬的榛子。甚至嚓嚓嚓，从棉花里面亮出一大把锋利的荆棘。
　　现在想来，在这件事上，我居然从未想到可以向三哥求援，这多少有点让人意外。或者那时候我已经隐约明白：每一个事件的后面，都隐藏着一副源远流长的多米诺骨牌。而糖饼事件的骨牌效应是这样的：假如三哥真的前去替我教训了小叔，小叔回家请出他的二哥，那么三哥双拳难敌四手，势必又牵连进二胖哥赶来敌忾同仇。而三哥的父亲即我郑二大爷，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对打架斗殴这类赖叽事深恶痛绝。三个儿子是他在自家院子里种下的三棵小树，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他都有办法把他们修理得笔管条直。这样一来，我可能在背地里被二胖哥称作害人精；至少，因为我的一张白面糖饼，三哥的记忆里会滞留下一块比饼的面积大出两倍的疼痛阴影。或许直到若干年后，他想起我，身体的某个部位仍会不由自主地牵连起一阵疼痛。而我是多么不情愿化身为一朵阴云，投影进他人的脑海和记忆。我无师自通地绕开了我的小叔，从这件事开始，我被迫学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毕业那年我回乡看望大爷爷，正巧有人来他家里串门。尽管有点迟疑，我还是根据猜测和记忆叫了一声“小叔”，弄得小叔很不好意思。过了这么多年，我的脑门早就淡忘了他在上面敲出的那几颗凿栗；但是我忽然意识到，即使在今天，小叔仍然比我更具备某种体力优势。只不过体力在成年后已经变成了生存的次要素质——迟早有一些东西，会在未来扭转它本来的尴尬局势。

　　如果抛开小叔带来的微弱不快，我的童年整体上温暖而明媚，祖父母的宠爱让我无忧无虑，还有高出伙伴们多倍的零花钱。我也学着那些大孩子的样子上山去拾柴禾，在刚过立春的小雪天里冻得双手通红。我爷爷一边替我焐手焐脚，一边从炕沿上探出半个身子问正在厨房里烧火的我奶奶：“我孙女拾了多少柴火回来？”我奶奶说：“足够给你炒盘鸡蛋的了！”我爷爷一听，高兴得一个劲地夸奖我能干。这一天的炒鸡蛋因此变得格外香甜。
　　长大以后我才发现，早年的拾柴禾活动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的从不知柴禾为何物的小妹，与我的城市同窗潘琦一样，以一双纤纤玉手作为城市女孩骄傲的通行证。与她们相比，我的手是唐诗里享有盛名的“红酥手”——已经有学者经过反复研究，证明“红酥手”就是红烧猪蹄。弄清楚这个典故的时候，我年近三十，已经有底气举着一双经过多年前的乡村寒风红烧过的蹄子开玩笑了。而在进入城市之前，我无知得全未觉察到我的手况有多么糟糕。现在，我还知道了“皴裂”这个词所代表的意思——中国画技法中要求崇山峻岭表现出的雄性姿态。皴裂的巉岩布满了山峰粗粝的手心和手背。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无论性别，一双皴裂的手才是乡村生活的正常姿态。但是到了城市里，这样的一双手就显出了它的风霜雨雪，也显出了它的孤单和古怪。我因此有理由严肃地对我奶奶说，我小时候也是吃过苦的。听了我的话，我奶奶“扑哧”一声，很不严肃地笑了起来。
　　实际上，因为我的祖父母，我幸运加幸福的童年没有为世界留下哪怕一小节励志文摘。我胸无大志的格局也自此无从更改。我不像我的好友T，在顽强的意志力支撑下，径直奔往成功以及成功背后的人民币与美元。

　　郑淑华老师是我在郑屯小学就读时的班主任。这个与我妈年龄相仿的年轻妇人，对我怀有某种喜爱和厌恶交织的复杂情绪。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其实不只是郑老师，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几乎每一位班主任都对我表现出令人迷惑的摇摆姿态。多年以后，这道深奥的谜题在我旷日持久的追想下终于得以真相大白。我是一个优等生（这一点毫无疑问），干部工作认真负责（那时候能否当上班干部多多少少与学习成绩挂钩），问题是一个好学生和好孩子是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的；即使有一点想法，也不应该表现得像我这样直接。唯有在一张没有脾气的白纸上面，大人们自天而降的教诲才能书写出足够完美的轮廓。而我与一张白纸显然相距甚远，我生来就带着固执已见的斑点和花纹，又时常在百鸟朝凤的热烈场合袖手旁观。我在长征小学的班主任王惜时老师对我妈表达了她对我的这一意见。她动用的成语是：“冷眼旁观”。成人之后我明白了：这个成语构成了对凤凰和其他鸟类的严重伤害。生活的旁观者已经不受大众欢迎，何况这个旁观者使用的居然还是两颗不怀好意的“冷眼”。
　　我并且猜测，凤凰陛下在准备封爵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近亲孔雀。王者的高贵有一部分来自臣属们作为陪衬的美——从这一点上来看，乌鸦势必很难进入大臣候选名单。在讲授《骄傲的孔雀》这一课时，郑淑华老师代替孔雀朗诵了一句台词：“丑喜鹊，你笑什么！”郑老师随后还原成郑老师，为这句台词作出注解：“可见，喜鹊是很丑的。”说到这里，老师忽然意识到什么，飞快地向我投来一瞥。直到许多年后，郑老师的这一瞥穿越岁月风尘，在我心里投下了一道温暖的、滋味复杂的电波。而在若干年前，我蒙昧未开，对老师的同情怜惜的眼色无从领略。直到进入青春期以后，我才明白我的外表远非资质平常的喜鹊可比，深受同情的乌鸦才是我的同类。而任何事物都有让人始料未及的一面：当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丑陋，反而会对“美”无限神往和执意追随。

　　在郑屯小学校一年一班，我的职务是“卫生委员”。到了城市里的长征小学，我变成了“组织委员”。无论头衔如何，我实际上都缺乏我的同班同学潘琦那样的领导风范。可是老师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优点：我极具耐心并对所有同学一视同仁（也许在老师们看来，这后一条尤其显出特别）。我被安排去给差生们补课。接受我辅导的第一个同学，就是三哥。我把三哥辅导成了全班第一名，我自己则屈居第二。所以三哥得到的奖励是一支价值两元多的包尖钢笔，而我的那支钢笔裸露着难看的巨大笔尖，只值七角钱。这件事让我不知该高兴还是难过。我对裸尖钢笔们的成见也由此保留至今。听说我要离开郑屯到城市的父母身边生活，三哥黯然神伤：“你这一走，我学习又要完了。”一语成谶，三哥最终连初中也未能考取，只得回家务农。这个结果让我深深自责。
　　王惜时老师说她的名字是她自己改过来的。她教导我们，一个人必须从小就珍惜时间，长大后才能出人头地。我猜，惜时老师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潘琦长大后远比我有出息得多。所以潘琦从来不会被安排去给任何同学补课，好像补课不是学习委员而是组织委员的活。听说潘琦大学毕业后果真留在了省城；不像我，只能在巴掌大的小城里庸庸碌碌地了此一生。老师们一个个火眼金睛阅人无数，看什么事情都入木三分。一个团体要提高它的平均水准，势必需要有人做出牺牲。而和平年代里的牺牲最好在暗中进行，——当牺牲者心存懵懂，并不了解自己就是牺牲，这样的结局再好不过。
　　惜时老师起初安排我辅导两个男生。所谓辅导，就是在每天课后寸步不离地守住他们，先写作业，不会做的地方随时讲解；写完作业陪着他们做游戏，以便防止他们到马路上惹是生非。这是两个淘气异常的小个子男生，在我的记忆里险些混淆成一对孪生兄弟。最受他们热爱的经典节目，就是施展壁虎奇功，沿着楼洞口的铁门一直爬到二楼的窗台上去。这幢临街的三层住宅楼当时就已经不够新了，想不到过了将近三十年，至今仍奇迹般挺立在原地。偶尔从下面经过，我都会忍不住朝那个黑洞洞的楼口看看。我依稀看得见自己的当年：站在楼下紧张地仰着一张脸，嘴巴张得很大，可以一直看到里面两颗鲜红的扁桃腺。
　　到了下一个学期，我被安排去给一个女生补课。这个女生被全班同学鄙视，大家背地里叫她“女流氓”，说她有很多地痞朋友。这传说让她显出了与众不同的神气。学校规定不许染红指甲，这类校规落在她身上就自动失效。不仅如此，她手背上的四个指窝里也用红色圆珠笔涂上鲜艳的圆点，看上去充满神秘且意义未知。但是除了这些，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反常的。辅导进行到第三天，她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之前老师分派给她补课的两个同学，都被她气跑了。老师没办法，就让她在班干部和小组长中间选择一个，她于是点名要了我。“你和她们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她没有往下说。后来我又被安排去给其他同学补课，她在上学路上远远地看到我，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兴冲冲地奔过来抱住我的一条胳膊，问我头天晚上看没看《赛虎》？紧接着，她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高采烈地叫起来：“哎呀！你的名字叫着很像《红象》里那个‘岩甩’耶！”为这个重大发现，她高声大嗓地一路说到了校门口，惹得同学们纷纷侧目。我心里有点不以为然（我不喜欢那个自私软弱的岩甩），却不好意思对她说出来。
　　至此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和T长得同样瘦弱矮小却不曾被同学欺负——在我身后，站着参差起伏的广大“差生”。而在“差生”与“差生”之间，有什么东西让他们结合得远比“好学生”们更为紧密。——那是弱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默契与善意。在校外遇到我，他们亲热地向我眨一眨眼睛，或者侧身为我让开道路。他们对我的友善和敬意让我在很长时间里不明所以。现在想来，这是一群聪明睿智远在我之上的花季少年，他们小小的心里明镜一样映出了我的脸，我发育欠缺的骨骼，连同我自以为隐秘的心思。他们甚至比我更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和他们被老师归类在一个同类项里；只不过，我的胸前假装兮兮地戴了一个“三好学生”的标记。
　　许多年后，一副色彩斑斓的多米诺骨牌蜿蜒着坍塌到我的脚边。这只藏匿了预言的蛇，它从开始的一刻就用隐喻的方式道出了我的一切。我果然变成了我注定要成为的那个人，单纯又复杂，明朗又阴郁，所有矛盾的双方叠加而成的一个混合体。我的身体里藏进了两个人，他们日夜不休的争论满含歧义。从星相上来说，这是变幻无常的双子星座，它左右我。它不好不坏，在主流和边缘之间反复摇摆。至于我的好友T，仍旧顽强而固执地，在假想中一遍遍重建她完美幸福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