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那天，有朋友给我打电话：你最喜欢的老头王世襄先生去世了。我不相信，或许说是不愿意相信。第二天早上各新闻媒体都有了消息："大玩家"王世襄辞世，文化界痛失巨擘。看来这已是事实，王世襄先生真的走了，走得静悄悄的，连京城他那个圈子都有许多人不知道。马未都先生也是30日中午才在博客上写文章："王世襄先生昨日作古，次日火化升天，使我们后辈未能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和王世襄先生同为1914年出生，平生关系最好的鲁美晏少翔先生家也是30日才接到中央文史馆的电话。原来王世襄先生是11月28日上午辞世，29日火化，30日晚国家文物局才通过新华网和人民网发讣告。先生逝前意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他悄悄地走了，一如他当年悄悄地寄情于名物文玩，悄悄地玩得忘乎所以，玩得绚烂之极，最终又悄悄地归于冲澹，归入化境。

　　　　　　　　　　　　　　　　　　　　　　　　 一

　　王世襄先生走了，我将他的著作都找出来叠于案上，数了数，竟也有16部之多，然而这只是他著作中的一部分。其中有两本是王老签名题赠的，在今天则愈显珍贵了。看着王老的这些著作，想起我当年初访迪阳公寓的情景。
　　那是2001年11月我去北京，想要拜访王世襄先生，于是请在沈阳的杨仁恺和晏少翔两位老先生给我各写了一封"介绍信"。杨老与王老过从甚密，晏老同王老小时候就认识。有了这样的关系，那天王老不仅热情接待我，还在约好的时间里让夫人袁荃猷下楼到院里接我。那一年王夫人袁荃猷已82岁，背驼得很厉害。她这样等在院里接我，让我深感过意不去，而她却说："就得我来接你，怕你找不到的。"
　　王世襄先生居室名“俪松居”。客厅很大，但却堆得满满，到处都是东西，画案、条几、书橱、木榻、书籍、葫芦，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见我进来，王老从他那最有名的花梨木独板大案边站起，将木榻上堆的书和衣服推到一边，腾出地方来让我坐了。他一边收拾一边说：东西太多，太乱。我环视一下，见他的客厅确实有点乱，完全没有一般北京的大教授、著名学者客厅里的那般堂皇和井然。画案边是一个条几，几上放着菜板，菜板上还放着一个炒勺。都说王世襄是位烹饪家，也只有在这样的人家里，炒勺才有上得厅堂的资格。木榻后横七竖八地放着长把悬瓠和亚腰葫芦，再就是一堆一堆的典籍，完全一派“书似青山常乱叠”的情景。
　　俪松居里的这种随意而不刻意，让人感到它就如同其主人王世襄先生一样，穿着打扮，举手投足，那样地不修边幅，那样地和蔼无隔，舒服妥贴。想当年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搜集旧家具的时候，他的芳嘉园居所里一定比迪阳公寓这儿还乱。那时候，他收上来的形状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没有地方睡觉，于是就将两个明代的柜子拼在一起，他和夫人每个晚上就睡在柜子里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乱”，最终才乱出了《明式家具研究》的横空出世。
　　如今，他热爱的和睡过的那些宝贝都静静地放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馆里。我2008年秋天在上海，特意去参观这些老家具，站在那些黄花梨、紫檀质地的桌椅几案前，我总拂不去的就是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运家具时的影子，还有他隔着花梨木大案给我讲述当年如何在隆福寺冷摊买约腰大葫芦时的情景。

　　　　　　　　　　　　　　　　　　　　　　　　 二

　　那天的俪松居，阳光很好，纹络细密如老葫芦一样颜色的花梨大案上洒满暖意。王老穿着一件对襟的深灰色毛衣，脸上挂着端正平实、亲切慈祥的笑容。谈话间不时从客厅的阳台上传来打磨之声，王老告诉我说，那是他请朋友给一件范制葫芦笔洗髹漆。王世襄先生是玩葫芦与研究葫芦的专家，近些年中国收藏界的葫芦热就是因为他的《说葫芦》和《中国葫芦》两本书引起的，我开始喜欢葫芦、收藏葫芦当然也是因为这两本书。
　　说起藏葫芦，王老说他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当然家里人也鼓励他。读高中时，他开始学会了火画葫芦。有一天父亲挟着一个大匏从外面回来，告诉他说：“如果你能在这葫芦上画出图来，就送你了。”于是他用了一个晚上，终于在大匏上火绘出了金代武元直的赤壁图。那只浸透了他心血的火绘大匏后来在“文革”中被人掠去，他很心疼，以为难再见不到了，即使找回来也会蒂柄断折。未料想“文革”后这只大匏竟然奇迹般地完整回归，而且皮色渐深，变成枣红色，但其上的图画却淡了许多。说到此处，王老表情深沉恭敬：“这是我和父亲两个人的纪念。”
　　王世襄出生于书香门第。高祖王庆云为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祖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父亲王继增是北洋政府秘书长。芳嘉园老宅就是父亲当年买下的的四合院。他母亲金家也非同一般，大舅金城是20世纪初北方画坛领袖，四舅金西厓是著名竹刻家，母亲金章曾留学英、法，善画鱼藻。在这个中西兼备的文化背景和浓厚艺术氛围里长大的王世襄，从小就与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了一种天然奇妙的亲和力，无需着意钻求，自自然然就融入其间，稍稍留意就见树见林。
　　有了这种家学渊源，再加上他自己的书房硬功和作坊实践，由此成就了王世襄先生的大学问。如对中国传统范匏器，他不只是一味搜求，而是想着意寻回这种中断了30多年的绝技。于是他就写文章呼吁，还到河北乡间亲自试种、制作。经过20年的努力，终于将濒临灭绝的范匏绝技又重新恢复起来，其作品之精绝已不输当年清宫造办处。对葫芦如此，其他如家具、书画、髹饰、竹刻、鸽哨、秋虫、饮膳也都是一样，所以他才会成为当代中国学者里最会玩的人，同时又是玩家中最有学问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身上才有了那么一大串头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著名学者、著名文物专家、文物鉴定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民俗学家、收藏家......这些职衔都太严肃了，我则更喜欢人们这样称呼他：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髹漆家、明式家具家、中国第一玩家。总之，他是中国文化里最博雅的鸿儒，他的每一类玩物，每一种玩法，每一部著作，每一个"家"，都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权威的注脚。

　　　　　　　　　　　　　　　　　　　　　　　　 三

　　那天在俪松居聊了许多话题，聊葫芦，聊竹刻，聊鸽哨，聊饮食，这些都是我所喜欢的。他的《竹刻鉴赏》一书，文图精美，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说葫芦》更是案头之书，不时翻看的。我虽不涉鸽哨，但《北京鸽哨》也是我喜欢的一书。我钦敬王先生能于鸽与鸽哨中玩出一番大情致甚至说大事业。
　　王世襄11岁就读于北京乾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时，刚开如写英文作文，就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一连写了好几篇，致使英文教员不胜其烦："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差等）！然而王世襄并没有因为英文教员的一句"poor"而放弃自己对鸽子的兴趣，到了晚年，鸽子则成为他一大牵挂，他耿耿于怀的是许多场合放的鸽子不是中国的观赏鸽，而是进口的肉食鸽。在与我聊天中他就举例说：你看央视一套播晨曲，画面上是庄严的升旗仪式，接着一只白鸽飞来，这只鸽鸡头长喙，一看就知道那是美国食用鸽"落地王"。我想不通，我们又不是没有好鸽子，为什么偏偏弄个"吃货"上电视？
　　于是他开始普及中国观赏鸽知识，不仅出版了《北京鸽哨》，还出版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又在《北京晚报》开了专栏，专写鸽子文化。他的鸽子情怀终于唤起了许多青年人的兴趣，在他的指导下办起了中国观赏鸽网站，全国各地的养鸽人都给他寄照片，为此他感到这比出专著要强多了。于是他在2005年以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身份写信给温家宝总理，陈述中国观赏鸽的危险境地，建议朝野大力抢救。温总理三天后亲自用毛笔给他回信，极力表扬王世襄先生重视历史、文化和物种的真知灼见。老先生为此极为高兴，也颇受感动，写了《终生不忘此殊荣》一文，还要"上书叩谢，并附七绝四首"。总理的回信让他感到了他研究鸽子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他更祈盼的是在北京奥运会上能否放飞真正的中国观赏鸽。
　　原来王老的玩不是沉陷在某个“小技”之中，因为他有更大更宽广的胸怀。多年以前，他将他收藏的明清家具以很低的价卖出，许多人不理解，而他却说因为买主满足了我的条件，即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件拆散用于自留；也不做商业用途；只能完整地转赠给上海博物馆，供人参观。那天他和我说起此事时，那种轻松的表情，仿佛是自己嫁出去了一个亲闺女，“陪嫁”丰盈，他为此感到非常得意、轻松和荣耀。2003年秋季嘉德举行 “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成交律百分之百，总成交额6301.35万元，喜欢他藏品的藏家终于如愿以偿。也是在那一年，他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他将全部奖金10万欧元捐献给了中国希望工程，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建立一个"中荷友好小学"。
　　对此，有人问王世襄，一生心血散尽难道真的舍得？他说：身外之物，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只要从它们那里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可能只有两件东西是王世襄不舍得失去的，那就是“文革”期间他在干校里寄给袁荃猷的小笤帚，另外一件则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

　　　　　　　　　　　　　　　　　　　　　　　　 四

　　那件小笤帚最为生动。2003年王世襄在三联书店为出版了精美豪华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翻到那本书的扉页背后，即见上面印着"作者夫妇近影"，中间是那只小笤帚的图片，图片下是袁荃猷写的说明文字："'文革'中，我与世襄分别在静海团泊洼、咸宁甘棠乡两干校，相距逾千里。一日世襄用小邮件寄此帚，谓用爨余竹根、霜后枯草制成，盖藉以自况。而我珍之，什袭至今。其意与此集有相通处，故不妨于扉页后见之。"所谓"敝帚自珍"，这就是"自珍集"一名的来历，也是王世襄夫妇"贫贱"之时最"富贵"的见证物，所以两人将这件东西视为所有长物中的珍品，放在扉页之后，以志书名之来历。试想，人世间也会有人拥有过这样的小笤帚，但可又有谁会这般"自珍"呢？
　　再说那件提筐，更是平常物，是中国人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用的那种尼龙带编织的菜筐。夫人在世时，两人“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一起买菜，一起购物；妻子去世后，王老见筐思人：“年年叶落时，提筐同拣拾。今年叶又黄，未落已掩泣。”于是他就预想到将来自己远行之后，一定要交这只提筐带着：“待置两穴间，生死永相匹。”后来出版《锦灰三堆》时，王老又特意将这只筐拍成照片，印在书中。
　　记得那年在俪松居临别时，王老和夫人送我下楼，就是提的这只筐，说是边送我边去买菜。那一次，我请王老为我即将出版的散文集《不素餐兮》题写书名。他愉快地答应：“过后我就寄给你。”回到沈阳不几天，王老给我写的“不素餐兮”就寄到了。打开一看，如簪花美女般的四个行楷，真是好看极了；一行“王世襄题”行书小字也苍秀清雅，考究得很。每一字都写得那么认真，那么富有书卷气。尤其是署名后所钤的白文小印，是他最常用的一枚，“鬯安”二字金文，极富金石味，格外让人喜欢。《不素餐兮》出版后，许多人拿到书都说王世襄的书名题得精美，于是我就请人将此题签制版，宣纸印刷数幅，有朋友搬新居我即装裱奉上以贺，每每都会说：上许多真迹一等！
　　好东西当然不会太在意真迹还是印刷品，这两天网上王老的著作也卖得火起来。人们知道，王世襄所玩的很多都是“雕虫小技”，在中国民间，喜欢这些玩艺儿的人不少，但能把这么些玩耍的事情玩到那么好的情致，玩得那么奇绝，并写成专业的著作，让它们登上“大雅之堂”的，除了王世襄没有第二人。有人说，中国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钱钟书，出现季羡林，出现华罗庚，但却很难出现王世襄了。这话很有道理，因为王世襄的成既是一种学养，又是一种心性，还有生活的情致化，不是任谁都做得来的。
　　世间已无王世襄。王老走了，他不仅带走了故都京华最具情致的一抹旧时月色，也带走了一个古旧典雅的文化时代。他的辞世让我们痛心伤情，但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却会世代相传。据说老先生走的那天，北京晴空鸽哨不断，我在沈阳雪后的天空里也听到有鸽哨鸣响。这正应了他感念温总理回信而写的四首绝句中的两句：“天安门上睛空碧，愿见鸽群带哨飞。”先生虽然走了，但京华天空里的鸽哨还在清飏悠悠，这情景正是他所乐见的，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