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承德避暑山庄，它的旖旎风光，人们无不交口称赞，叹为观止；而其灿烂、丰厚的文化蕴涵，尤其令世人倾倒。可以说，这里浓缩了一部多姿多彩的清代历史，而且，随处都能感受到当日创建者的深谋远虑，良苦用心。
　　徜徉其间，人们首先会想到康熙大帝。当时，处于内忧外患频仍之时，特别是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触角已经伸向了黑龙江地区，这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警觉和深重的忧虑。于是，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及时地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北方，着手策划反击沙俄的侵略和统一厄鲁特部蒙古。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整军经武，弘扬民族的尚武传统，保持八旗军固有的勇悍的战斗力。为此，他坚持了由顺治皇帝始创的北出口外，围场射猎的制度，并圈建了总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以身作则，倡导娴习骑射，演练兵马。
　　与开辟木兰围场相结合，康熙四十二年，又在靠近围场的承德武烈河畔始建避暑山庄。这里“左通辽沈，右引回部，北压蒙古，南制天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沟通中原与东北，直达黑龙江、尼布楚，接连内、外蒙古的必经通道。而且，此间离京师不过二百公里，驿差驰马传递文书，往返只需两天时间；如果用“五百里加急”方式传送皇帝诏谕，甚至可以朝发夕至，确实是个理想的所在。
　　纵观历代园林之营造，一般都着眼于创造理想的栖居环境。尤其是皇家园林，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为皇帝提供游幸、憩居、享乐、赏玩的生活空间。而康熙帝营造避暑山庄，则有意突破这一局限，除了夏日避暑，更多的还是出于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考虑，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结果，这里成了以弘扬民族尚武传统、安抚和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为指归的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在康熙皇帝心目中，此处之山水园林，实际上是表达与寄托着帝王政治思想与治国抱负的特殊场所。诚如他的孙子、后来的乾隆帝所言：“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西方哲人黑格尔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从避暑山庄这座园林诸多与众不同之处，特别是从“周围那些规格高贵的寺庙”，看出了“亚洲大皇帝的用心”。这种政治考量，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分明注意到了，他们在山庄接受觐见后，就说：此乃“天子身自备边也”；具见“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者，特讳之也”。
　　这从康熙皇帝在山庄题写的两首“望月”七绝中，也可以充分地看出：

　　荒塞天低夜有霜，一轮明月照苍凉。
　　不贪玉宇琼楼看，独在遐陬理外疆。

　　桂树清光挂碧天，云开万里塞无烟。
　　远人向背由敷政，惟在筹边与任贤。

　　前一首，通过述志抒怀，表达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的志趣：不贪恋九重丹陛、玉宇琼楼的荣华、尊贵，而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置身遐荒塞外，处理安边固本的大事。后一首，由绘景抒怀进入理性思考，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面对着蟾桂高悬、云开万里的碧空清景和边烽不举、紫塞无烟的升平气象，他想到了政策与策略关系着人心向背、国脉兴衰这一千古至理，要想“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一在筹边，即实施恰当的民族政策，同时，整军经武，建立牢固的国防；一在选贤任能，治理内政。
　　康熙大帝深深懂得，历代边关不宁，多在北方，祸患往往起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为此，他把维护国家统一、笼络北方民族、实现民族团结作为营造避暑山庄的落脚点。为了接待蒙古王公，在山庄周围敕建了溥仁寺、溥善寺等豪华的寺庙，营造一种浓重的神秘的宗教气氛，用以象征边疆各民族心向朝廷，如众星之拱月。以后又应其他各族之需，修筑了十多座寺庙，笼括了藏传佛教、中土佛教、各地民俗多神信仰、伊斯兰教和尊孔崇儒等多方面供奉的内涵，以及各具特色的建筑格局，形制华美、壮观，格调威严、肃穆，成为北部、西北部和西南边疆各个民族礼佛、朝觐向往之所在。其用意是既深且远的。
　　当然，更实际、也是更深层的考虑，还是通过辟建围场，开展名为“木兰秋狝”的习武、射猎活动（实质上即是古代形式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保持与发扬本民族的尚武精神。满族原本是一个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成长起来，以骑射宰制天下的勇猛精进的民族；可是，自从八旗军进关之后，数十年间，承平日久，渐远干戈，昔日那种勇武剽悍的传统已日渐式微。表现在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斗中，许多当关的将帅已无攻城拔寨之志，而个别久战沙场的名将，一听说要提兵打仗，竟然托病请求免征，有的甚至丢开队伍，临阵脱逃。这一危险的兆头，使康熙帝深感忧虑。
　　于是，下决心要对八旗将士严加整饬，首先由皇子皇孙、宗室子弟带头，先行严格训练。规定从康熙二十年开始，每年都要定期北巡，组织骑兵、射手去木兰围场习武射猎。前后达四十八次之多，每次二十天左右。他把这里看做训练军队的战场，磨炼皇子皇孙意志和体力的熔炉。那个时期的围猎活动，要求与实地作战一样，非常严格，非常艰苦。康熙帝有言：木兰秋狝，“往来沙塞，风尘有所不避，饮食或致不时”，可以让那些公子哥儿，“博犀兕以作气，冒风雪以习劳”。用意是十分鲜明的。
　　就是说，康熙帝创建避暑山庄的初衷，原本是弘扬祖上尚武传统和中华大一统精神，开展多种有利于巩固边疆的活动；而几十年过后，到了他的孙子乾隆帝手里，这里的主要功用，便逐渐转化为赏赐封爵，召见各民族首领，开展各种外事活动。一以迎宾宴集，歌舞承欢；一以笼络各方，强化统治；一以宣扬大清王朝的天威。当时，正处在清代的鼎盛时期，又兼乾隆帝本人极爱也极善于表现自己，所以，整个山庄便成了他借以示富、示威、示盛、示恩的理想场所。即以木兰秋狝来说，名称没有改变，但内容实质已发生了变化，遵照蒙古习俗，在这里举行所谓“塞宴四事”：赛马、什榜（演奏活动）、相扑（摔跤）、教駣（驯马表演）。从山庄中满布着一些赏景、饮宴与观戏之设施，即可以充分地看到由实战性向娱乐性的转变。
　　继位的第六年，乾隆帝首次以君王身份驻跸山庄，曾即兴赋两首七绝：

　　香风摇荡绿波涵，花正芳时伏暑三，
　　词客《关山月》休怨，来看塞北有江南。

　　菱花菱实满池塘，谷口风来拂棹香。
　　何必江南罗绮月，请看塞北水云乡。

　　《关山月》，汉乐府横吹曲名，出自文人笔下，内容多写边塞士兵久戍不归伤离怨别的情景。唐人王昌龄《从军行》有“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之句。乾隆之诗翻用了这层诗意。两首七绝的主旨，都是说山庄就是“塞北江南”。正因为塞北也有江南，所以，告诫词人不要再谱写怨别伤离的《关山月》曲了。他写的也是塞外，而且也写到了月华，我们不妨拿它同康熙帝的两首“塞外望月”诗对照一下，研究研究他们祖孙在立意方面的差异。
　　乾隆的诗没有多少味道，但应该承认，他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漫步在芝径云堤上，与如意州、冷香阁隔水相望，确实有一种置身江南的感觉。想象中，一列文臣雅士在风流皇帝带领之下，衣冠雍容，神情潇洒，凭栏远目，赏景吟诗，实在很难把他们同那个轻骑射猎，骁勇顽强的民族联系起来。心中不由得涌出了一句话：“真个是：江南妩媚，雌了男儿！”
　　乾隆皇帝的寿辰为农历八月十三，当时称为“万寿节”，正处于山庄避暑季节。因此，除个别时候要返回京师庆贺，平时每年的祝寿活动都要在山庄内举行。在他的七十寿诞那天，所有部院大臣和全国各地的督府、大员都赶到避暑山庄来向皇帝送厚礼，结果在古北口外，当时运送礼品的大车就有三万多辆。同康熙时代“落日照大旗”、“沙场秋点兵”的寒光闪烁、刀剑争辉的场景相对应，此际的笙歌彻夜、舞影蹁跹的承平气象，成了山庄的另一类风景线。
　　举行于山庄万树园等处的“草原盛宴”是另一类的典型。乾隆年间，先后经历了对厄鲁特蒙古两个部落的战争，对回部布拉尼敦、霍集占的战争，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统一，从而最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对这一煌煌胜绩，乾隆颇引以自豪。因此，每当回部、厄鲁特部、哈萨克部首领入朝进贡时，他都要在避暑山庄设宴款待，设置多处大黄幄宝殿，可容纳上千人，宗室王公、贝勒和各少数民族首领都要与会，俗称“大蒙古包宴”。银花火树，万盏齐明，亮同白昼。乾隆帝曾咏诗以纪其盛：

　　西陲平定已多年，宴赍频施毕后先。
　　孰意新归额济勒，山庄重看设灯筵。

　　乾隆帝在山庄的生活，可说是穷奢极侈。这里只说一件事：他听说泉水分量越轻，水的质量便越好，于是便把全国各地的名泉统统收集起来进行比较，其中有无锡的惠山泉、杭州的虎跑泉、济南的趵突泉、北京的玉泉山水，经过用戥子分别称量，认定北京玉泉山的水最好。可是，这时又有专家说了，泉水不仅要“轻”，还必须“清”。那么，比玉泉山水更清的是什么呢？唯有荷花上面的露珠了。这样，他就要喝露水，要用露珠来烧水泡茶。结果，避暑山庄里每天都要出动很多人划着船去荷塘中收集露珠。他所享用的水果也必须是最新鲜的，要用驿站快马不分昼夜地从福建运送鲜荔枝过来，像当年的杨贵妃那样：“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到了晚年，乾隆皇帝对于这种奢侈无度的生活，也曾有所悔悟。在《避暑山庄后序》中，他写道：

　　若图己乐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为也。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则予之所为膻芗山庄者，是设陷阱，而予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终不可不言，故书之，既以自戒，仍警告我后人。若后人忘予此言，则与国休戚相关之大臣，以及骨鲠忠直之言官，执予此言以谏之可也。设谏而不从，或且罪之者，则是天不佑我国家，朕亦无如之何也，已矣。

　　尽管这种悔悟为时已晚，但其恳挚的态度、沉痛的话语，仍然发人深省，令后世感怀无限。当然，即使他逐渐形成了忧患意识，但也没有觉察到，实际上，这个天朝帝国已经危机四伏，种种盛极而衰的气象已经显露出来。听听外方人士的说法，也许要较为清醒与客观一些。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下旬，由马戛尔尼率领的多达六百人的英国外交使团，经海道至天津大沽口岸，然后赴承德避暑山庄，以为皇帝祝寿名义，被恩准觐见乾隆皇帝。在接受了一大笔十分贵重、当时比较罕见的祝寿礼品之后，大清皇帝给予使团以很高的接待规格，招待费每天为银币五千两，但对使团所提出的通商、建交及一些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无理要求一一加以回绝。最后，为了显示天朝的富庶与强大，安排他们纵穿中国本土，一路南下，取道海上回归。然而，这一切恰恰给予马戛尔尼广泛接触社会、客观了解中国的绝好机会，他没有为豪华的排场、纷繁的表象所迷惑，当乾隆皇帝大肆夸耀其“十全武功”，沉醉在盛世狂欢中的时候，他却敏锐地发现：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将永远不能修复”。 马戛尔尼对清王朝的印象，遂成为英国制定以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依据。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大清王朝这一艘“躯壳巨大”的航船，终于更换了掌舵者。继康熙、乾隆帝这对祖孙之后，紧接着，山庄又迎来了嘉庆、咸丰帝这一对祖孙。
　　嘉庆帝的才华不及他的父亲乾隆皇帝，但素质差强人意。他不像乃父那样爱炫耀，尚虚荣，喜奉承，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登极以后，在修身、用人、节用、奖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封建社会的末日和清王朝的没落，两者重叠在一起，实实地压在他的身上，这注定了他难以有所作为，只能以悲剧收场。嘉庆一朝，可说是与变乱相终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确是没有一天宁静过。
　　乾隆朝后期，社会矛盾日益滋长，灾患频仍。嘉庆帝一登上龙墩，就赶上了湖北、四川的白莲教徒武装起义；接着，又遇到东南沿海所谓“海贼”的骚动和几乎酿成大乱子的接连三次发生在陕西宁陕、西乡和四川绥定的兵变；尔后，便是直隶、河南、山东的天理教徒起义；并且在十年间，先后发生了刺客闯劫御轿和农民起义军冲进紫禁城的险情，使他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当时官贪，兵疲，民乱，河决，财困，整个社会千疮百孔。在位二十五年，他曾跑到避暑山庄来十七八次，主要目的已经不同于先祖的尚武、筹边，甚至连乾隆时期那种歌舞升平、强化统治、宣扬国威的气象也不见了。虽然也曾举行过秋猎活动，但已经不具备往昔那种浩荡的气派和声势了。结果，就在这次“秋狩”中病倒了，回到避暑山庄后，即“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盛”，最后于烟波致爽殿“龙驭宾天”。其死因，可能是年逾花甲，身体肥胖，天气暑热，旅途劳顿，诱发心脑血管病而猝死。
　　四十年后，他的嫡孙咸丰皇帝遭遇到比他更为惨淡的结局。他在位十一年，虽然也有锐意图治之举，但其自身纵情声色，宴安怠惰之行愈益发展。同他的祖父一样，咸丰朝同样一直处于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如影随形。内忧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遍布几十个州的捻军，以“按三尺剑以开基，重见汉高事业；着一戎衣而戡乱，依然周武功勋”为号召的杜文秀率领的云南回民等反清势力。贪官污吏的勒索和水灾旱灾造成的饥馑，迫使农民大批离开土地，加入这些造反队伍。外患是，英国人占广州，英法联军占京城，俄国人占伊犁和黑龙江流域大片地区，举凡亚罗号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被焚，《北京条约》的签订，都给他以沉重的打击。
　　自从《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咸丰帝就整天忧思抑郁，更加寄情文酒，贪恋女色。鉴于宫中行止有节，诸多不便，因而“尤喜园居”。整天蜗居在圆明园里，又是制曲，又是排戏，有时还去如意洲看戏，恣意享乐。直到英法联军北犯通州，他就再也稳不住神了，当即打算逃遁到热河行宫躲起来，一时京城上下惶恐万分，纷纷迁徙。清军八里桥败退之后，他更是丧魂落魄，紧急任命奕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自己则于次日凌晨，带上皇后钮祜禄氏、宠妃叶赫那拉氏等十三名妃嫔及五岁的小皇子载淳逃往避暑山庄，变“避暑”为“避难”。由于没有足够的准备，一路上，又饥又渴，又惊又累。出发不久，就紧急发谕，让奕等留京官员设法牵制英法联军，防止他们再向热河进逼。
　　尽管奕等多次请求圣驾回銮，但咸丰帝由于害怕回京后遭到外国侵略者的挟制，硬是在山庄里躲避了十一个月，这是他以皇帝身份“北巡” 山庄的第一次，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同时也是清朝最后一位走进山庄大门的最高统治者。这样，北京城则完全处于失去任何抵抗的状态。很快，英法侵略军就闯进了圆明园，先是抢劫园内珍宝，最后放火焚烧，使中国珍宝荟萃的皇家宫苑化为灰烬。而他则躲在烟波致爽殿里，整天贪恋女色、美酒、丝竹皮黄、过万寿庆典，赏“有功”群臣；再就是屈辱含愤地“御批”几个丧权失地的卖国条约，其他没有任何堪足载记的修为，最后也是在这里黯然辞世。
　　比起康熙帝的雄才大略，乾隆帝已经差逊一筹，但这对祖孙毕竟还是有所作为的。而嘉庆、咸丰帝这一对祖孙，就只剩下丧权辱国、窝囊晦气了。除了称之为“龙头鼠尾”、一代不如一代，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