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地主的年代，有幸没赶上。
　　地主，通过多种外在记述形式的灌输，从上小学起，便组合成一个抽象的概念形象被录入我的记忆库存：放租收贷，剥削和欺压农民，无恶不作，罪恶滔天。如黄世仁、周扒皮类。
　　那个生产地主的年代渐渐远逝，新的意识形态渐渐翻动尘封的历史，还原和诠释出地主的多种形象。恶霸地主固然有，但善良的，甚至挂有思想进步标签的地主也挤进了我的形象记忆库存。社会能客观确认历史，是一大进步。于是，地主又以非形象的思想概念重录我的记忆库存：封建，保守，把土地作为资本的有限积累。
　　我要说的地主，不是那个拥有乡间土地的地主，而是当下城市里的地主。确切地说，城市里企业家中的地主。他们虽然不拥有土地，但他们却拥有等同于土地的资本。
　　把地主这个名词引进城里，不是我的发明。发明者是一位前政府官员，后成为企业家的朋友——邬先生。
　　那是十几年前，“下海”已不算时髦的时候，邬先生还是步“下海”先行者的足迹，毅然下到国企。从官员到国企，其经历无疑丰富了他的思想，几年后转步进入独自创业的行列，成立一家内外资兼有的公司，他自己也就成为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其产品在极短的时间里销往国内外。本身具有独特思想的邬先生，有一天与我聊天，在谈到我们这座北方小城的企业发展问题时，针对小城里声名显赫的企业和那些个名声鹊起的大老板们，做过一次精辟的论断：我们这个城市不产资本家，只产地主。
　　我寡闻，我甚至希望邬先生是中国第一个把“地主”引入城市里的人。可以
肯定，他没有为此著书立说，我却成为这一学说的传播者，说了十几年。真正见诸文字，此文算是首次。
　　我说我说了十几年，我都说了些什么呢？
　　我不愚钝，我领会了邬先生的资本家与地主之说的实质，他是指企业家中的资本家意识和地主意识，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于是，十几年来，我结合小城实例，借题发挥，将城市里的企业家们的“地主意识”，侃了又侃。
　　之所以敢侃，是因为我曾有幸忝列国企副职，面子上有人称呼时，往往免去“副”字，留下“经理”，多少有些养耳。尽管那时早有流行笑话，说在深圳，有一次从楼上掉下一样东西，砸倒五位素不相识的行人，其中四人是经理，另一人还是一个经理助理。不过，那是南方，因为有了数不胜数的经理，才有了那里的发达经济。小城人跟随人家屁股后面习惯了，虽知是嘲讽，却乐此不疲，总得跟一阵子。惯性嘛。只有跟进，小城经济才可能有发达那天。现如今南方跟随国外流行“总裁”，我想，小城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诞生总裁。正是由于我曾经混迹于“企业家”之列的经历，了解和认识的企业家就相对多一些，侃起来似乎得心应手。
　　我的小城，原是一座全国闻名的轻纺城市。其中，手表、电冰箱、彩电、丝绸产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为全国知名品牌，在全国的电台、电视台有声有影。其中一句广告词“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足以勾起人们的某些记忆。可进入九十年代后期，这些企业和他们的产品突然销声匿迹。
　　事过境迁，我们只能设想，问题可能出在上一级的思想指导上，或是企业领导者的眼界问题上，还或者出在企业领导者本身的保守与形势发展不适上。据我所知，当时的那些领导者们，有被一棒子打倒的，有甘拜下风隐退的，有贪得无厌沦为阶下囚的。以国企为基础成就企业家之名的他们，无一风光终了。
　　他们灰溜溜地去了。
　　旧的去了，新的来了。新的企业家在新经济环境下如雨后春笋。如邬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邬先生和小城众多企业家赶上了好时光。在小城，有从小商小贩做起，在货摊基础上垒起高楼大厦的企业家的；有在企业转制中博得资产，又以几何式倍增，成为民营企业家的。遗憾的是，这些企业大多没能朝前发展，进入到一个与自身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思想匹配等量值时，或停滞不前，或守业收金，或乐在其中。资本的偶尔扩张，也在短平快的轨迹上。于是，邬先生所说的城市里的地主便大批产生。
　　试举几例：
　　例一。全国房地产开发进入青春期时，市场急需大批钢材，一位几十年靠贩卖水产品积累，存有大量资金的老商贩，转行进入钢材买卖。雄厚的资金，得天独道，收益意外丰厚。那么，发展就成为适时的思维方向，需要进入“资本家意识”的资本和行业的扩张，于是，一座自己投资的具有地标性建筑的商业大厦拔地而起，成为小城首批明星私营企业。对这样的企业，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都极具热情和期待。然而，作为知名企业的自身，一座大厦已藏不住新的欲望，其欲望不是框定在企业向前发展上，而是回归到小商贩的原始观念上，在偷漏税上动起心思。偷税漏税数额之大，令人咂舌，被无情的法雷炸得基身难保，那座商业大厦，从此与东家挥泪告别。
　　例二。一位从小建筑工程队起家，从乡下打进城里的建筑工程承包商，拼了几年，拼出个民营集团公司，名声大震。据说在高人指点下，资本迅速扩张。资本扩张了，大脑也在无限度扩张，膨胀的思维却少有匹配的大脑，终于栓结，集团和个人卷入一起刑事命案。当然，企业的发展也就骤然停滞。
　　例三。一家知名企业，收获名利时，竟然暗地里私藏枪支弹药，看架势要拉起自己的“乡间武装”。结局是毙命。
　　例四。小城有一家生产加工烧鸡的作坊，其产品二十年占据霸主地位而不衰，成为当地同类产品的第一品牌。记不得哪年哪月，其产品无踪无影。后来一打听，才得知，人家说钱挣够了，所有家庭成员，人人都有几套房或车，房屋出租收金，车供休闲，银行存有一大笔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过起了幸福享乐的安居生活。
　　例五。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集团（小城的企业集团，多为名声所赘，请您不要以为它有多么大的规模），正在向更高境界发展且受到社会关注时，突然热衷于造神，硬是在一座山上建起一座庙宇，令人啼笑皆非。
　　例六。这是一家中型企业的业主，也是我的朋友。他的经营观念早在创业之初就已成形，至今死不改悔。什么观念呢？一边生产，一边销售，一边存钱，并说，存的钱永远不会拿出来，即便企业倒闭了，也不会拿出来。还好，老天照应，企业平稳发展，不大不小，二十年前怎样的规模，现在还是那个规模。没增加一间房，没增加一台设备，甚至没增加一个人。据说，他银行里存的钱，是目前工厂全部资产的几十倍。
　　恕我不再说下去。再说多了，小城里的地主们会把我掀翻在地，打我个不能自理。
　　但我还要说说邬先生。以当初他的我们小城不产资本家只产地主之论断，和我对他的了解，他和他的企业应该向大企业家和大企业方向发展。据我所知，他也曾尝试运用资本将企业扩大，甚至于让我陪同去查看可利用的土地，欲将工厂从城里搬迁出去，上规模上效益；他也把资金多次投入其他领域，如IT、食品等，但终因起点低等诸多因素，没有摘到鲜果。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也没能走出“地主意识”的怪圈呢？
　　如今，世界面临经济不景气。早在金融危机来临前，邬先生不知是不是有先见之明，把企业留给家人经营，勇敢地把自己投资出去，就任一家美国公司，目的是想施展一下尚未发挥的才干。就像那个赫赫有名的打工皇帝唐骏先生，抛掉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公司，去了微软，而再次辉煌自己一样。从这一点上看，邬先生不想作城市里的地主。
　　我和邬先生是多年朋友。现借邬先生说事，颇有顾虑，我是不是不够厚道。又一想，也无妨，邬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曾是文友，爬过格子，有小说散文发表，对还在爬格子的我，对爬格子人的酸劲，应该是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许多观点让我受益匪浅。比如关于城市地主的说法。不然，我怎么会抛出这样一篇东西，混几个稿费呢！
　　有人问，有不是地主的企业家吗？我想应该有。比如那些热心公益的企业家们。于是有人提醒我，城市里的地主还应包括那些个挣了钱，而对社会漠不关心和一毛不拔的人。我想，说得很对。但我对此不想多说。
　　我要说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企业家，看好另一家企业里卓有成就的一名科技人员，千方百计要挖来，而那个科技人员不同意，一是舍不得多年来的辛苦努力，二是怕背上见利忘义的名声，有损知识分子形象。而这位企业家说，那好，我把那家企业也买下。
　　当然，这类企业家，目前还未出生在我的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