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有“益者三友”的说法，认为“直”者、“谅”者、“多闻”者三类朋友都是有益的。我很赞同这一论断，并且有切身的体会。
　　我加入中国作协之后，有机会参加多项文学活动，从而结识了许多益友，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教益。记得是1994年秋天，中国作协组织召开了我的散文集《清风白水》的研讨会。到会的有许多名家，过去只是读到他们的著作，但无缘识荆，未能亲聆謦欬，这次算是大开了眼界。那时参加研讨会，人们都还是特别认真的，从发言中得知，他们大都仔细读过书中文字，而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指摘缺失，直言不讳。会议进行了多半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老一少。
　　陈荒煤先生接到书和邀请函之后就因病住院了，没能亲自到会，却认真写了份发言稿，由作家出版社负责人蒋翠林女士代为宣读。开头说：“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重点是在后面，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话语不多，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那时我的散文最大的缺陷，正像荒煤先生所指出的：引述过多，“近似炫耀”，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看不到作者自我。此后，我便注意有针对性地读一些主体意识较强的作品，重点钻研鲁迅的文章，反复玩味个中的奥妙。如果说，后来的创作有所进步，获得某些突破，不能不归功于荒煤先生的指点。
　　那时的莫言先生还很年轻，不过三十几岁，但《红高粱家族》已经使他名满天下了。他在会上的发言言简而赅、一语破的，分量却很重。他没有具体剖析文章，而是着眼于作者的生命体验与文学道路。他说，看了王充闾的作品，知道他的人生道路很平稳，心态很平和，运笔也很从容；平稳、平和、平面化——欠缺的是深刻的生命体验。以他的文学功底，如果能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经历，那就成气候了，作品就深刻了。他在这里谈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生命体验对于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引起艺术发现的欲望，激发作家寻求形象的表达。这是一种穿透性、原创性很强的极具生命力的思维形态，它的本质特征是直观性与超越性。生存苦难和精神困惑，往往是超越性的前提。中外文学作品依此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实例不胜枚举。当然，也可借助他人的体验，通过灵悟，达到感同身受（徐复观先生把它称做“追体验的功夫”）。在这方面，我有些实际体会。《简·爱》和《呼啸山庄》过去读过多次，但由于时空的限隔，对于作品的意蕴和作家的心路历程总是缺乏深入的理解。那年我到了勃朗特三姊妹的故乡哈沃斯，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作实地考察，访作家足迹，经过切身体悟，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三姊妹是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燃烧。作品完成了，作家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前面说到了“炫富矜博”的毛病，过去我确实常以博学自居。可是，后来恰恰在这上面“马失前蹄”了。我有一篇散文《碗花糕》，里面提到了沈复与《浮生六记》。刊出之后，接到了著名学者林非先生的电话，告诉我，沈复为清朝人，而我误作了明人。前人说，一物不知，学者之耻。我们常人固然不敢以此自矜，但像《浮生六记》的作者这样并非僻典的事物，竟然出现“硬伤”，实在说不过去。因此，在深感愧赧并向林先生恳致谢忱的同时，举一反三，切实反思了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写作凡是遇到史实、成语、掌故，都要一一核实，决不率尔落墨，案头一部《汉语大词典》几乎被我翻烂了。
　　从失误中学习，自然最为直捷、有效；而朋友们的关怀、勉励，也同样能起到鞭策作用。1996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再由全委会选出主席团成员，时至午夜，会议还在进行。忽然，中宣部值班室转过来一个电话，说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毓茂教授找我。那时，手机还未盛行，几经周折，张先生才找到了我，为的是祝贺我顺利当选。他说：“你当了宣传部长，我不祝贺你，宣传部长多着呢，祝贺不过来；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也没有电话祝贺，因为那只说明作家身份得到了组织承认；这次你当选了全委会、主席团委员，说明你获得了作家朋友们的普遍认同，这是我特别看重的。”当时正值寒冬深夜，由于等待计票，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进餐了，真是又饥又渴又冷又累，可是，这个电话却使我感发兴起，倦意全消。
　　多少年来，每当忆起上述的般般情境，我都深深感念那些予我以强大的推动力的正直诚笃、博学多闻的朋友。为了不辜负他们的期待与厚望，惟有奋力前行，不敢稍有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