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杜边疆，1950年7月21日出生于辽宁一个叫米镇的地方。1965年小学毕业。念初一时赶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一些知青下乡到章鼎公社一个叫黄塘的大队。全村1483口人。大队长姓宋，叫宋福来。记得当时他欢迎我们时介绍说，全村有302户人家，男丁932人，女丁529人，痴傻苶呆22人，吃不起饭的3户，五保户2家，军属1家，烈属1家，寡妇14家，外来户5家，没有生育能力的2家， 7个刚刚怀孕，4个即将生产，生男生女说不清楚；还有6个和尚，两个尼姑；破四旧，立四新，把庙砸了，还俗，留在了村里；其中，两个和尚和两个尼姑已经成家，还有四个抱杆儿；全村有水田地629亩，平均每户2.04亩，人均0.4分地。宋队长说的时候，我们大伙都乐了。说得真不真实不知道，很溜，连珠炮似的，一口气就说完了。在我们的记忆中，一是整个村子明显的重男轻女，男多女少；二是寡妇比较多，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四；三是痴傻苶呆的也不少，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一；再就是怀孕的和即将生孩子的，队长怎么就记得那么清楚？青年们说，就是亲自干过，也有忘的时候；再就是四个和尚，和尚还能成家？没听说过，觉着是个乐子。加上我们知青19人，10男9女，全村总人口就成了1502人。黄塘大队分四个自然村：滚子泡村、二坝子村、响水村、蒲苇村；四个村，4个小队。我住的村子是紧靠冰河的蒲苇村。开始的五个月，我们没有青年点儿，知青们都被分派到老百姓的家里住。我被分派的人家姓廖，户主廖生章，老两口外加4个女儿，没有儿子。村民们给廖生章取了个绰号——党代表。当大队派人的时候，廖生章特意要了个男的，那就是我，杜边疆。现在还记得，那一天刚进他家门儿，廖生章就认我做他的儿子。我也附和着，叫了他一声：“干爹”。
廖生章家4个女儿，以香、玉、美、芬取名。大女儿廖香兰，二女儿廖玉兰，三女儿廖美兰，四女儿廖芬兰。再一个是他的老伴儿，廖曲氏，一个没名儿有姓五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要说我到廖家最乐的还不是廖生章，而是老太太。有一天老太太偷着对我说：“你来了好，不然他还得让我生。你说，我都老太太了，还能生得下来吗？”
廖家四个女儿，大女儿廖香兰在四个女儿当中不算是最好看的。最好看的是老四——廖芬兰，小脸儿，小嘴儿，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好像会说话，透着一种灵气。老二长得也不丑，大个儿，就是有些黑，白白的牙齿，肉肉的唇，看上去就想亲一口。老三和她们都不一样，长得有些像外国人，鼓鼻子鼓脸儿的，还生着一头黄发，村里人给取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叫廖娜莎。廖娜莎和其他三个姐妹不同，能说会道，干活儿却往后靠。要说家里实实在在最能干的就属老大廖香兰了。还记得，我刚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在机器上打草 绳子。我是城里人，没见过打草绳子，我是第一次在她家见到的，一台自制铁架草绳机，上面有两个续草用的小铁喇叭。在机前坐着一个姑娘，就是廖香兰。她脚踏机踏板，手续着从地上拾起的稻草，在打草绳。那是我下乡见到的第一个劳动场面。当时我的身后站着她的三个妹妹。廖香兰并没有理我，依旧专心致志地干活儿。我真正和她面对面是在第二天的早上。
刚到乡下，一切都是新鲜、陌生的。我特喜欢草木灰的味道，似乎通过它闻到了泥土独有的芳香。还有那农民朴实的语言，以及那憨憨的笑态，处处渗透着一种久违的亲情。
第一次在外面住，也不知道是不是”择席“，反正一夜没有睡好。可算盼到了天亮，我早早地起了床，出了廖家，来到大地里看庄稼。乡下早晨的空气清新得穿心透肺。我怕被清新的空气呛了似的，先是小心地呼吸着，让丝丝的凉气滋润着我的肺腑，我的整个身心便一下子振作起来。
正是稻子抽穗儿的时节。一片片稻海，随着微风，涌着稻浪，煞是好看。不禁想起毛主席的诗词“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我站在田埂上，体会着毛主席当年说这话的感觉。我激动着，感受着，直到肚子有些饿了，才想起回去吃饭。吃饭，自然是在廖家吃。刚进大门，见廖香兰正在扫院子。我走进来，她抬起头朝我笑。我第一次看女人笑得这么甜。我的心一动，整个身子开始发热。两个人什么都没说，我就进了屋子。早饭是在堂屋吃的。乡下的房屋大致相同，三间房，一明两暗的门。我住的是她家的厦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厢房，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对了，后来还有香兰养的那条狗。
吃的很简单，一饭两菜。别看这里产大米，就是吃不起，和我们城里一样，吃玉米、高粱米。后来才知道，他们的玉米和高粱米是用大米换来的。由于我是第一次端他家的饭碗，他们没忍心让我吃玉米饼子，吃的是大米干饭。玉米饼子也有，不是给我，是他们自家人吃的。那一天廖家算我七口人，四口人吃了大米干饭，廖香兰和父母没吃，吃的是玉米饼子。我不理解，产大米的地方为什么不吃大米，而吃玉米饼子？菜也不是什么好菜，炖萝卜条儿，还有一个咸菜，也是萝卜的。我和廖家的三个小女儿吃着大米饭，想着那玉米饼子的难咽。我看着香兰，她一口大米饭都没碰，喝着萝卜丝汤，吃着玉米饼子，头不抬眼不睁，吃得罡香，好像不知大米的好吃。后来我问过她，为什么不吃大米饭？她说，吃不起。我说，你们这儿产大米，怎么吃不起？她说，盖房子的不一定就有房子住。我明白了。后来我才知道，她们家平时一个月只吃一顿大米干饭，因为我来了，提前吃了，还吃得那么多，再想吃就说不定哪天了。
我和香兰谈恋爱，一半是对香兰有好感，一半是处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革命。无论哪一半，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结婚。没到一年，我们就有了实质性进展。
那是在下乡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白天在渠里清淤干完活儿，我回到屋子里躺下休息。实在是太累了，一躺下就不想起来。香兰的父亲派小女儿廖芬兰找我两次，让我过去吃饭，我都没动，身上哪儿都疼，一点吃饭的意思都没有。天已经黑透了，门又响了。我以为又是找我吃饭的，闭着眼说：“我累了，不想吃。”结果听到了回声，说：“我给你把饭端来了，什么时候愿意吃什么时候吃。”听到香兰的声音，我勉强地坐了起来。
在廖家，要说我最尊重的，就是这个廖香兰了。她太能吃苦了，也太能干了，在我的心里有一种同情的喜欢。我看着她，她坐在我对面的一把瘸了腿的椅子上，问：“是不是累得受不了了？”
我没说话，无精打采地靠在那里。
香兰又说：“让你们城里人到这儿来，纯是瞎扯，城里的人怎么干得了乡下的活儿？”听了这话，我吃了一惊，立刻阻止了她，看了看窗外，说：“你胡说些什么？让人听见！”
香兰说：“没人听，这时候没人来。”正说着，香兰的那只狗走了进来。
我说：“还没人听，你的紫青都听到了。”
香兰说：“这是我养的狗。狗是忠臣，可好了，是不会对别人说的。”
我看了一眼狗，摸了摸狗头，那狗便用舌头舔我的手。
香兰又说：“我给你弄些热水，烫烫脚吧，能舒服些，睡个好觉，明天就轻松了。”我没说同意，她就出去了。工夫不大，香兰给我端来了一盆热水。我有些难为情，但还是把脚放到了水里。没想到的是，我的脚放到了水里，她的手也放到了我的脚上。我有些不敢动了，想把脚拿回来，没拿。我说：“我自己来吧。”
香兰说：“你最好是躺下，别动，多泡一会儿。”我听了她的话，仰下身，她给我洗脚。
好多年没人给我洗脚了。只记得小时候妈给我洗过，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有些模糊了。香兰给我洗脚，仿佛有一种妈在身边的温暖。我躺在那里，胡思乱想，一动不动。香兰给我洗着，从脚踝到脚面，从脚面到脚跟，从脚跟到脚趾，每一处都不放过。她撩着水，抚摸着我的脚，还一下一下地给我按着。我的心里暖暖的。洗了多长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我睡着了。只记得那一夜睡得很香。在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全身的轻松。打那儿以后，我天天坚持泡脚，只是不让香兰给洗了，不好意思。洗脚的第二天早上，我见到了香兰，还是在扫院子。她看见我，满脸的通红。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正是太阳初升的一刻，她的脸像似从太阳里刚拱出来，沾满了朝霞。我的脸也被她映红了，心里在想，我不仅是脸红，脚一定也跟着红。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了。香兰经常到我的房间里来，还有那条狗。香兰每次来，不是帮我收拾屋子，就是帮我洗衣服，或是给我拿些什么好吃的零食。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好的零食可吃，无非是青萝卜、红萝卜、白菜心儿、酸菜心儿之类。总之，来了就不空手，哪怕是一块锅巴也要让我尝尝。现在想起来，那一段日子虽说累的是身体，由于香兰陪着我，精神上还是满愉快的。
我有一个小小的爱好，吹口琴，虽说吹得不是那么悠扬，还算动听。香兰很喜欢我吹口琴。我一吹，她就领着狗来了。有的时候香兰不来，狗也来。
香兰除了爱听我吹口琴，也爱听我讲故事。她喜欢听我讲城里的事儿，我愿意听她说乡下的事儿。其实乡下的故事比城里的故事耐听，有鬼有神儿有民俗，魑魅魍魉的，听起来吓人。香兰讲的大多是一些听起来让人惊讶、可笑、毛骨悚然的东西，特别是男女偷情（农村叫跑破鞋）多的是。我最爱听了，听了既有意思，又回味无穷。时间长了，也就算我在乡下晚间的一种娱乐了。有一次我问香兰，你们农村怎么这么多跑破鞋的？她就问我，你们城里没有吗？我就跟她说，城里人怎么能搞这些东西，污泥浊水。香兰听了说：“还是城里好，干净，会穿会戴，有文化。”
就这样，你来我往，时间长了，她的家人，村里人和那些知青们都知道我们在谈恋爱。青年儿们问我，说：“你真要在农村呆一辈子？”
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反正一见到香兰我的脚就挪不动窝儿。
二
1970年春节前夕，香兰要求到我家看看。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家已经没什么可看了，父母已经双双被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当我带香兰来的时候，家里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给她讲我爸爸和妈妈的事情。她瞪着两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说：“妈呀，你是干部子弟！”
我冷冷地一笑，说：“什么干部子弟，现在是牛棚子弟，都蹲牛棚了。”
香兰看着我，说：“你够可怜的。”
我看着她，没说话，心里却在想，还有比我更可怜的，你还不知道呢。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我给她做的什么饭。说实话，自从我下乡，家里就没了人气，空空的屋子，冰冷发潮，连一个米粒儿都没有。我想，那会儿在我家恐怕连老鼠都找不到，更甭说给香兰做饭吃。实在没什么可吃的，我跑到街上的粮店里买了一斤油条，作我们俩的晚餐。
香兰不仅没来过城里，也没吃过油条。她边吃着油条边说，我第一次来城里，也是第一次吃油条。我看着她，不仅觉着我的可怜，更觉着她的悲哀。就这样，一斤油条就着四碗白开水吃了下去。油条很硬，吃起来很费劲，不得不用力咀嚼。我们不仅吃得满嘴是油，还吃了个头昏脑胀。吃完了，我就打开我家唯一的一个家电——收音机，听中央广播电台里的节目。
房间太冷，吃完油条我就想进被窝，多好的二人世界呀。香兰听广播，我开始铺被子。由于家里没人，被子和一些衣物都被父母拿走了，只剩下了这么一床被褥，我们只好共同享用。穷也是件好事，减去了很多麻烦。那一天如果我们家再多一床被，就可能不会发生以后的事，这件事让我悔恨终生。
油条的香味儿还在我们的口腔里徘徊，手上还残留着亮亮的油色。香兰正在欣赏我家的陈设。其实我家很简单，一铺铺着炕席的大炕，水泥地面，有的地方已经斑驳了。北墙上挂着一面钟，没人上弦，已经不走了，上面的时间永远都是九点二十，也说不清是哪天的九点二十，更不知道是上午的九点二十，还是晚上的九点二十。我没有去动，就让它休克在那儿吧。东墙有个进出的门，门的旁边是个1968年的日历，翻开的那页儿是1968年7月14日，正是我父母被下放的日子，再没人翻过。可以证明，翻过的日子他们是在家里过的，没翻的日子都是在牛棚过的。香兰掐手算了，已经整整两年多了。西面墙上贴着年画儿《花为媒》和一张工农兵画像，也是1968年版的。年画儿的下面是个躺箱，躺箱的上面放着一个收音机，收音机的旁边是一尊瓷制毛主席像，半身的。简单的几样家具，朴实、干净，静静地摆在那里，仿佛还残留着我母亲每天擦拭它们的身影。香兰边看边用嘴嘬着手指上吃油条时残留着的香味儿，边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我铺完被子，对她说：“睡吧。”
香兰没言语，像是没听着我的话。
我说：“睡吧。”
这次她听见了，转过头看我，问：“你说什么？”
我说：“睡觉，天不早了。”
她答应着，刚要上炕，看了眼铺在炕上的被子，又看了眼我，问：“怎么就……”没等她说完，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家就这么一床被了。”
香兰有些不信，还是看着我。我努力着说：“将就睡吧，我们家就这一床被了。”
香兰没说什么，迟疑着上了炕。
收音机里依旧是农业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狠抓战备的内容，播音员那铿锵有力的播音把我们俩塞进了一个被窝儿。说真的，那会儿我们对男女之间的事和对国家的形势一样是懵懂的，似是而非的。更准确一些说，对男女之间的事要比对国家的事还糊涂。我们躺到一起，谁都没脱衣服，就这么合衣而卧，上面盖着个被子，就像两个躺在一起的陌生人，谁也不敢碰谁。我们看着对方，有一声没一声地听着广播。我们的呼吸有些紧张。看着看着，香兰笑了。我问：“你笑啥？”
香兰说：“你真能胡扯，还说就一床被。”
我说：“我没胡扯，不信你找找看，真的就一床被。几次抄家都让人给拿跑了。剩下的让爸妈带走了。我拿乡下一床，再就是这床。”
香兰瞅着我，相信了我的话，说：“你睡吧，我听广播。”
我没睡，我也听广播。房间太冷，我是很想搂着香兰亲热亲热，暖暖身子的。这样好的环境在乡下是没有的，就是在香兰家也不方便。三个小妹，不是这个进来，就是那个出去，弄得我们都畏畏缩缩。特别是那只狗，我一碰香兰它就叫，很是不通人情。在外边也不行，乡下没有公园儿，也没有电影院，人住得又分散，哪儿都可能有人，就是在草垛旁、田间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拱出一个人来。在这里，是自己的家，父母又不在身边，干什么都行。我盼望着，心里急，可又有些胆怯。人家是黄花大姑娘，不可能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跟了你。越是想，我越是有些紧迫感，又不敢把话说明，怕香兰说我们城里人没修养。我是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有知识青年的样子，不想让乡下人瞧不起。我是多么希望她能主动一些，那样的话我就省了很多麻烦。我急着，突然想起农村的一句话：“母狗不摇尾巴，公狗不敢上身。”我等着，等着她摇尾巴。也说不清怎么，香兰在自己家还挺大方，到了这里反倒羞涩起来了。
就这样，我们听广播。那年月，广播里的节目很单调，不是新闻，就是唱革命样板戏，整整一夜。
总算熬到了天亮。第二天，我领着香兰在米镇转了一圈儿。
那时候的米镇，还不是市，是米镇县。街也就那么一个街，叫十字街。路有两条，一条叫革命路，另一条叫跃进路，纵横两条路，交汇成了十字街。没什么好看。
我领香兰走着，看着。路两侧除了低矮的民房，再就是几家国营饭店，也不是很大，什么小楼饭店，红旗餐馆，冷冷清清的没几个人吃饭。商店也就那么一个红卫商店，卖的是五金日杂等综合日用品。我们没什么可买，当然也没钱。我领着香兰从南到北转了一圈儿。一路上，香兰像进了大城市，看看这儿，瞅瞅那儿，开始是兴奋的，可看着看着就不兴奋了，最后问我：“广播里说学大寨，大寨真的那么好吗？”
我说：“说好就好，让学就学呗。”
香兰又问：“搞战备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打仗了？”
我说：“谁知道，打就打呗。反正中国人多，真要是打仗了，我就当兵上前线，保卫祖国。”
香兰很是钦佩地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很喜欢当兵，穿着军装，走在大街上，多精神。”又说：“还是城里干净。”
我说：“这都啥样儿了？满街的大字报。北京才叫干净呢。”
香兰问我，说：“你去过北京吗？”
其实我没去过北京，只是看过北京天安门的照片，干干净净的。
我为了显示自己，说：“当然。”
香兰说：“我不信，你骗我。”
我说：“骗你是小狗儿，我还见过毛主席呢。”
香兰突然不走了，问：“你见过谁？”
我说：“我见过毛主席。”
听我这么一说，香兰惊讶了，站下来，问：“你见过毛主席？真的？！”
我说：“是呀，当然见过。”
香兰高兴地蹦了起来，说：“那咱赶紧回家，给我讲讲毛主席吧。”就推着我往家走，一路上埋怨道：“你咋不早说，我可想见毛主席了。”
就这样，没有溜达完，我被香兰连推带拉地往回走。
中午，家里依然没饭可吃，我领香兰在一个叫小楼饭店的餐馆儿，一人吃了一碗面条儿，然后回了家。
由于头一天晚上没有睡好，又走了大半天，我很是困乏，回到家里就想睡觉。香兰却一个劲儿地问我怎么见的毛主席。
我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见过的。”
香兰又问：“北京远吗？”
我说：“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多远我也说不清，大概坐了两天的火车。”
香兰又问：“去的人多吗？”
我说：“当然多，谁都想见毛主席。车厢内车厢上都是人。”
香兰问：“都是红卫兵吗？”
我说：“都是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总司令，我们去看他老人家。”
香兰问：“你们怕不怕？”
我说：“见毛主席怕啥？！”
香兰说：“那么远，那么多的人。”
我说：“毛主席说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一个大家庭。毛主席还说，人多力量大。”
香兰说：“也是，要不是人多，也不能把小日本打跑。”又问，“你见了毛主席是咋说的？”
我说：“人太多，没说话。”
香兰听了，有些遗憾，焦急地说：“见到毛主席咋不说话呢？”
我说：“人太多，没法说话。大伙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插不上嘴，说话根本就听不清。”
香兰很是失望地说：“哎呀，你真是，怎么也得跟他老人家说句话呀，给他老人家问个好也行呀。”
我说：“看一眼就够幸福了。”
香兰大惊道：“看一眼？看一眼就知足了？”
我说：“那是北京，是看毛主席，不是看你家门前土地庙的土地爷，说去一趟就去一趟。”
香兰不说话了，表情上还是有些遗憾。
为了香兰不那么遗憾，我说谎，说：“我和毛主席握了手。”
我一说和毛主席握了手，香兰马上又精神了，问：“真的？”
我说：“真的！”
香兰问：“哪只手？”
我说：“这只。”便伸出左手。
香兰就一下子抓住我的左手看了起来。香兰的动作让我吃惊，同时，也让我后悔。我伸错手了，我是右撇，怎么能伸出左手和毛主席握呢？
香兰拉住我的左手，看着，摸着，仿佛那是一个什么宝贝，仿佛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手在她眼前闪耀着，放着光，让她那么爱不释手。我的心温暖着，尽管我说了谎话，尽管我没见过毛主席，说见过毛主席，尽管我没握过他老人家的手，说握过他老人家的手，我可能有些对不住他老人家，但我也是真心想见他的。那时，谁能见到毛主席可是我们青年人最最荣耀的一件事儿了。
香兰依然摸着我的手，看着，渐渐地把脸放到了我的手上，让我的手感觉她的脸。我摸着她的脸，那脸是温热的、白嫩的。我摸着，把她的脸捧了起来。她的整张脸朝向我，她闭着双眼，我把嘴凑了过去……
廖香兰第一次接纳了我的吻，那是一种狂吻，热吻，是动情的，是不顾一切的。我感谢毛主席。
我和廖香兰是在听广播中睡在了一起的。这一夜，她让我的左手摸遍了她的全身，我有一种走遍祖国大地的快感。
我终于和女人有了肌肤之亲，那感觉现在想起来还让我激动。当我第一次占有了香兰后，我就有一种责任感产生，那就是她是我的一切。父母远在千里之外接受改造，我的身边再没什么亲人了，廖香兰是我唯一的亲人。只是这种责任感产生后，也加速了我的罪恶，加速了我犯罪的邪念。
我和香兰在米镇的家里一共呆了两天，然后回到了香兰的家。村里人和青年点儿里的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了。我当时是自豪的，在我们小青年儿中我是第一个用实际行动捍卫了毛主席的指示，在农村干一辈子的信念。他们既为我自豪，又为我不理解。
知青大军问我，说：“你是不是把人给睡了？”
我说：“要感谢毛主席。”
他说：“在这里呆一辈子太可怕了。”
我说：“有女人陪着，不怕。我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他又问我，说：“女人就那么好吗？”
我说：“当然，睡一觉你就知道了。”
他们就那么用一副不解的样子看着我，想着我和女人睡觉的感觉。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说的的确是真心话，男人真要是遇到好女人，把心都能给她。有什么苦难都无所谓。
很快，我和香兰就要结婚了。当结婚的现实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为难了。我想，我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的结婚，我要风风光光地娶香兰。要给她个定情物。
想归想，可当时我是一贫如洗，除了身上穿的一无所有。香兰看出我的难处，说我知道你想啥，别为难，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能嫁给你，只要以后你对我好就行。越是这样，我越是觉着香兰的可爱，越是不能白了人家。于是，我下定决心送她一枚戒指。
说实话，那个年月，结婚送戒指是很奢侈的。想都不敢想。要是没有父母的支持，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家的年轻人，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一枚戒指。何况，那时市场是没有卖的。我陷入了痛苦之中。
冬日里，眼看就是小年儿了。一天，香兰的父母说，过完年，开春儿就给我和香兰完婚。这是个迫不及待的事情。于是，我在小年儿的前两天又回了一趟米镇。
天更加冷了，米镇还是老样子，我的家也还是老样子。我一个人回了家，坐在冰冷的屋子里，想父母，想弄一枚戒指。炕是凉的，房间也是凉的。我看着摆在躺箱上面的毛主席像，想着去哪能弄到一枚戒指。我看着毛主席，毛主席在对我慈祥地笑着。我问他老人家，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红太阳，您是大救星，您解放了我们，我们感谢您，您能给我一枚戒指吗？我不能空着两手白白地娶了人家的黄花儿大姑娘。毛主席看着我不说话，依旧那么慈祥地笑着。我又说，毛主席呀，你那么大的天下都打下来了，您是大恩人，您是大菩萨，送我一枚戒指还困难吗？让我把我心爱的女人娶家来。我天天给你做三忠于，四无限，我天天喊你万岁。
毛主席还是不说话，还在那儿微笑着，像是在说，孩子，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人管我要一枚戒指，我怎么给得起？还是你自己想辙吧。
毛主席没答应我，我又去看父母。父母在墙上笑。黑白照片，缺血少肉，冷漠无温，笑起来也不是那么灿烂。我问他们，爸妈，儿子要结婚了，能给儿子一枚戒指吗？我别的不需要，什么家具，什么彩礼，都不用，只需要一枚戒指。母亲没说话，还是那么笑着，笑得很无奈。那意思在说，妈真不该让你生出来，跟我们过苦日子。父亲也在笑，那笑是苦涩的。像是在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男人就应该承受一切痛苦。我看着，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我看不清父母的面目了。我一哭，好像他们也哭了。我流泪，他们也流泪。我把眼泪擦干了，他们也把眼泪擦干了。我既委屈又有些心疼他们了。我说，妈，儿子什么都不管你要了……
那天，我难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拎着锹镐，上山了。
三
母亲给我讲过我外祖母的故事。我的外祖母姓叶赫那拉，属皇亲国戚血统。她给我讲家里有谁做了高官，又怎么有钱，有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个富人。我的外祖父就是因为有钱让人给毙了。当时我还小，不明白，有钱还有罪吗？干吗还枪毙？母亲说，什么叫革命？革谁的命？就是没钱的人，革有钱人的命。母亲还让我记住，钱千万不要多。钱一多，不是出逆子，就是挨枪子。这是我母亲送给我最珍贵的一句话，我一辈子都没敢忘。可不忘是心里的事情，现实生活是需要钱的，我需要买一枚戒指的钱。当时的经济条件，家家基本都是一个样子，吃的大致相同，穿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想通过钱买戒指太难了，就是让你随意在大街上打劫，也不一定打个有钱的人。那时候的人有的是精神、思想、觉悟，钱是什么东西？钱是粪土，共产主义才是最需要的。没有谁敢大张旗鼓地说穷，没有谁敢说吃不好，穿不好。说白了，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吃得好，什么叫穿得好。在吃上，最大的企盼就是常有肉吃；至于穿嘛，冬天能穿暖，过年能穿上一件新的衣服也就很满足了。如果有谁在大街上捡到五毛钱，能兴奋半年，捡到十块钱就可能乐死。可我现在不是兴奋和乐的事儿了，哪怕真的能捡到钱，乐死也干！我需要一枚戒指！
我来到一片坟茔地前。这里凄凉荒芜。我有些认不清哪个是外祖母的坟了，荒冢一堆草没了，不知哪个是姥姥。记得母亲领我来过两次，都是在清明上坟的时候。那时我还小，既没有上坟的缅怀，也没有失去亲人的哀痛，每一次都像旅游似的跟在母亲的身后跑，采采野花儿，看看小草儿。而母亲却一脸的严肃，每一次妈妈都要放上几个馒头（馒头不是很大，也不全是白面的），放上一小盅酒，再燃上三炷香，然后妈就跪下来，在坟前小声嘟囔着什么，也不流泪，就那么干巴巴地伤感着。我看着妈，有些莫名其妙，问：“妈你干么呢？”妈也不说话，拉过我，按着我，让我跪下，说：“磕头。”
我瞅着妈不明白，为什么磕头？
妈说：“给你姥姥和姥爷磕头。”
我说：“他们是坏蛋，我不磕。”
妈说：“他们是你的姥姥、姥爷，必须得磕。”
我被妈按着脑袋，勉强地磕了一个头。本应该是磕三个的，我很不情愿地磕了一个，然后就很不理解地跑了。
我拎着锹镐，踅摸着哪盔坟是外祖母的。好像哪盔都是，好像哪盔又都不是，大的觉着太大，小的又觉着太小，远处有盔新坟，那肯定不是。
起风了，并带了雪花儿。我想趁雪没下大，赶紧干，干完了，待雪下来，大雪覆盖也就没人知道了。我先是烧了三张纸，像妈那样跪着，又磕了三个头，然后祷告着，对不起了外祖父外祖母，外孙实在没办法了，先借您一枚戒指用用，等有钱了再还你们。说罢，站起身，拿起镐头，抡起来刨了下去。每一镐落在坟上，我的脸都要疼一下。那一镐镐，好像刨到了我的脸上，也像是刨在了我外祖母的身上。
雪下来了，越下越大，把我和坟遮了个雪白……
送给香兰戒指的那一天是腊月二十二，小年儿的前一天。那天同样落着雪，白天我们往地里送粪收工回来，和往常一样在香兰家吃了晚饭，然后回到了我的房间休息。其实，那会儿已经有青年点了，所有的青年们都归到了点儿里。我也想和大家过集体生活，可香兰不愿意让我走。我明白她的意思，在她家卿卿我我的方便。
我在房间里躺着，吹着口琴。工夫不大，香兰来了，那只狗也跟了进来。从我们有了那种事儿，我们就天天在一起，过起了不是夫妻，胜似夫妻的日子。她家自然是默许的。农村就是这样，他们的心照不宣做得要比城里好。意思很明白，女儿是你的了，不要不行了。
我们亲热了一阵，我对香兰说，送你一样东西。香兰说，不会又是毛主席的书吧，你都送我四套了。我说，比那值钱。香兰说，你尽胡说，还有什么能比毛主席的书值钱？我说，这个真值钱。香兰说，我不信。我就把戒指拿了出来。戒指刚出土的时候，已经有些绿了，那是在地下时间久了的一层氧化绿。我拿到家里，费了半宿的劲儿，才把它擦出光亮来。
戒指是用一块白色手帕包着的。香兰接过我递给她的手帕，很是欣喜。她慢而小心地一层层地打开手帕，终于露出了戒指。当时我看着香兰，她看戒指的目光比戒指发的光还要明亮。我顿时有一种难过的满足感。我不知道要是告诉她戒指真正的来历她会怎样。只见香兰小心地用拇指和食指拿起戒指，像是拿到了希望。我却想，在坟墓里，这枚戒指是套在一个骷髅手指骨上的。我不敢再看了，我有些不敢想象地把目光挪开。香兰看着，喜欢着，让我给她戴上。
看完戒指，我又拿出了一样东西给香兰看。香兰看着问这是什么？我说是银元宝。她有些不相信地说，是真的吗？我只见过死人时烧的假元宝。我说这可是真的，不信你掂掂，很沉的。香兰拿过元宝掂着说，没看出来，你家还有这稀罕物。我心说，哪是我家里的，是坟里的。
这一夜，香兰依旧住在我这里。我搂着她，她搂着那枚戒指。我在想她搂的不是戒指，是我姥姥的骷髅。
第二天是小年儿，我就是在这一天被抓走的。
我和香兰舒舒服服，心满意足地睡了一夜。早上起床，来到外面一看，满天的大雪。我激动地背了句毛主席的诗词：“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还没等背完，就上来了两个公安局的人，把我押走了。
我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香兰还搂着戒指在被窝里做梦。当她知道我被抓的时候，我已经被扔到了县里的看守所。
我坦白了。没等公安局的人打我，我就招供了。只是那两锭元宝没说。我不想说，更不想交出去。我想给香兰留点念想。我把掘坟的详细经过和目的说了一遍。警察说我犯罪了。我说我没犯罪，我说我偷的是我外祖母的，不是偷别人的。警察说，挖坟掘墓偷东西，就是犯罪。就这样把我扣了起来，没过半月，就判了我七年。
香兰知道所有的情况之后，来到了公安局，把我送她的那枚戒指和那两个元宝都交了上去。她以为都交出来就能免了我的刑事处分，没曾想的是，交了也是七年。后来她说交后悔了。
我始终也弄不清我的罪在哪里。我不反党，不反社会，没杀人，没抢劫，更没放火，怎么就判我七年？我不就掘个坟吗？还是我外祖母的坟。我不知道我将改造什么？怎么改造？本以为是退了赃物，教育教育就放，不应该判什么刑。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行为影响极坏，玷污了知识青年的名誉，被人家公安局凑数，从重从快了。
四
送我来劳改农场的那一天，也是下着雪。那一天的雪出奇的大。雪花儿像天脱了皮一样，随着呼啸的北风一片一片地往下落。我被押在一辆敞篷的解放牌汽车上，整个人成了雪人儿。押我的是两个武装警察，也同样跟我享受着大雪的亲吻。他们看着我，满腔的愤怒。我害怕他们打我，只好低下头去。
车到劳改农场，已经是吃完晚饭的时间了。按照规定，新来的犯人应该先进入监队，经过几个月的“调理”后再分到中队。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进入监队，直接就进了中队。我是被一个姓肖的队长带到号里的。号不是很大，装的人却很多。我跟着肖队长走了进来，只听肖队长对号中的犯人说：“谁也不准打。”说完，肖队长就看了我一眼，把我的腰带及身上所带之物，除了衣服和鞋没拿走，能拿走的都拿走了。随着铁门“咣当”的一声响，我被扔在里面。
由于是第一次蹲监狱，是绝对没有经验的。在外面的时候，听说过监狱里如何如何，我有些不信，人对人怎么能那么狠。一旦进来了，我才感觉到，现实和传说是多么的不同，有过之，无不及呀。
我是生在城里的人，要说太大的世面没见过我承认，更多的人还是见过的。学校开运动会、搞游行，人总是很多，那也没让我达到吃惊的程度，可号里的这些人让我吃惊了，黑呼呼的一屋子人，呼吸都有些困难。
肖队长一走，号里所有的犯人呼啦一下都站了起来。我以为他们是欢迎我的，我想我应该表示一下，朝他们笑一笑，便咧起嘴来。嘴角刚刚咧了道缝儿，笑容还没有完全绽放出来，只听一声口哨响，所有的人向我拥来。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被他们压倒在身下，一通拳打脚踢地暴揍，把我打了个鼻青脸肿；又是一声口哨响，所有的犯人一下子都散开了，坐到了地铺上。
我被打蒙了，哪儿都疼，而且鼻子出了血。我勉强从地上爬起来，不知所以地又很是茫然地看着他们，心里在问，你们为什么打我？他们看明白我在想什么，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把我笑蒙了，好像我出了什么洋相。我转过目光看自己，没什么可笑的地方。可他们还是笑，我还是瞅他们。这时有人干咳了一声，笑声没了。我循声望去，在我对面坐着个黑乎乎的胖子，个头儿不高，剃着光头。他望着我，说：“开庭！”
我被打蒙了，没听清他说什么，就那么看着黑胖子。
只听黑胖子又说：“劳改农场13号监，第76次庭审正式开庭。”
这回我听明白了，他们是想开庭审我。我想，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审我？政府早就审完了。可我不知道这里是怎么个规矩，怕挨揍，不敢乱说话。
只听黑胖子厉声问道：“傻逼，哪儿的？”
我说：“蒲苇的，知青。”
黑胖子问：“叫什么？”
我说：“杜边疆。”
黑胖子问：“什么罪进来的？”
我不好意思说什么罪，没回答地看着他。
黑胖子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从实招来。”
我看着他说：“政府已经审完了。”
黑胖子说：“政府是政府，这里是这里。招不招？不招就给你上刑。”
我听明白了，看了眼四周，号内除了犯人，再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尿桶，别的什么都没有，尿桶里正散发着一股臊臭气。
黑胖子说：“看什么看，是不是不相信我能给你上刑？说！什么罪？”
我咬着牙，不说。偷姥姥的东西难以启齿。
黑胖子突然站了起来，说：“来呀，大刑伺候！”
话音刚落就上来四个人，几下子就把我的衣服给扒了，然后就把我面朝上，赤裸裸地抬了起来。我突然感觉不好，不知他们要干什么。
黑胖子说：“招不招？不招就把你摔成肉饼儿。”
我明白了，他们是想把我抛向空中再往下落。我当时就害怕了，忙说：“掘坟，我是掘坟。”
黑胖子没听明白，问：“什么？”
我提高了嗓门儿说：“掘坟！”
黑胖子听明白了，问：“掘坟？掘坟干什么？”
我被悬在空中，仰面朝上，对着满是灰尘的白色棚顶，说：“找戒指。”
黑胖子问：“找什么？”
我说：“找戒指。”
黑胖子纳闷儿，又问：“坟里有戒指？”
我说：“是。”
黑胖子说：“你他妈挺厉害呀，人家都偷活人的东西，你偷死人的。”
我说：“活人手上没戒指。”
黑胖子问：“谁家的坟？”
我说：“我外祖母的。”
黑胖子说：“你姥姥的坟你也敢挖？”
我没说话。
黑胖子说：“大伙儿说他损不损？”
众犯人说：“损！”
黑胖子问：“那该怎么办？”
众犯人又说：“揍他！”说着，就把我扔到了地上。一群人拥上来，又是一通恶揍。
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晚上我被打了四起儿。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掘坟的行为那么痛恨，难道比那些强奸的人还招人恨吗？难道比那些杀人、放火、反对毛主席的还招人恨吗？
到了下半夜，大概是都折腾累了，一个个才安静下来。
房间不足三十平米，却住着二十七个人。我不来，他们刚刚可以挤下，我一来位置明显紧张。我被打完了，没人给我让位置。我满身的疼痛，蜷曲在门旁的水泥地面上，挨着尿桶，呆了一夜。
这一夜我没有合眼，除了身上的疼痛，想的全是掘墓的情形。我说不清掘墓对不对，只感觉，为一枚戒指被判刑七年很不值。我祈祷千万不要让我的父母知道，否则，他们会为有我这个不孝之子羞于活下去的。
就这样，我的监狱生活开始了。
水田与旱田不同，旱田的农民冬天基本上是没活儿可做的，水田却不一样，冬日里他们需要清淤、修坝，往地里送粪。一般来说，村里的地，村民们自己慢慢就干了，或者是等到开春儿，冰融雪化了再送粪，或者是在结冻之前清淤。劳改农场里却不行，一是这里的水田地比较多，现送粪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不能让这些犯人们闲着。劳改农场里大多是年轻罪犯，闲大了容易出问题。每天只有强加给他们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体力上都不能让他们有轻松的时候，总是处在一种疲惫的状态，这样才能达到改造他们和教育他们的目的。所以，也不管天怎么冷，也不管粪冻得怎么硬，都要干活，一担担地往地里挑粪，一锹锹地清河里的淤。基本上可以说这是犯人们一冬的活儿。
劳改农场一个中队一百五十人。整个大队二十个中队，三千多人。当然不是三千多人都能出来干活的，仅仅是一部分，罪轻的，认罪态度好的，有关系的才可以出来干活。其他的犯人只能是在号里蹲着。干活的一天三顿饭，一顿两个窝头，两碗白菜汤；不干活的一天两顿饭，一顿一个窝头，一碗白菜汤。其实我们出来干活的人也是吃不饱的，我们不仅图的是三顿饭，两个窝头，更重要的是能见见太阳。在这里，太阳比什么都金贵。
要说干活的场面还是很壮观的。整个工地，除了看管我们的人以外，到处都是灰茫茫的犯人。我们每个犯人都是穿着同样的囚服，更生布做的，灰灰的颜色，后背还有个大大的“犯”字。我望着众多的犯人，吃惊地想，这个国家怎么这么多的犯人？
劳改农场一个中队除了狱警以外，还有中队长、管教二十几个人。有的配枪，有的配警棍，特别是出来干活的时候，都是荷枪实弹地看着我们，像看敌人似的怕我们跑了。干活是有分工的，两个人一副架，每天必须把五亩地的粪送到位，否则你就没完成任务。不完成任务被视为改造不好，态度不好，将来涉及到减刑，改造不好是不可能减刑的。我们每个犯人都想减刑，于是，所有的犯人都积极而玩命地干活儿。
开始干活我还不以为然，干上了才知道，每天五亩地的任务是很难完成的。天冷，粪土是冻的，想抠出一筐来极为不易。干活现场是有工作线和警戒线的，送粪的犯人不能超出狱警的监视范围。东南西北四角，每二百米一面红旗，作为警戒线。旗下站着一位持枪的狱警。超过警戒线视为逃跑，示警两枪，不听话的打死勿论。
从被抓进来，我一直没怎么吃饭。上火，不想吃，也不知道饿。再加上昨天晚上挨了打，满身的疼痛，干活也就没有力气。早饭本应该有我的份儿，没让我吃，让那个黑胖子吃了。吃的时候黑胖子对我说，先饿三天吃什么都香。就这样我的饭成了他的腹中之物。在监狱里，每个号里都有一个头儿，叫大拐棍。我们号里的大拐棍就是这个姓姜的黑胖子，膀大腰圆的一个人。我看着他吃着我的饭，心想，吃吧，撑死你！
我想错了，不仅没把他撑死，反而差一点把我饿死。劳改犯的工作量和知青的工作量是截然不同的。在青年点里干活，我们是没有工作量可言的，干多干少没人管，今天干不完有明天，明天干不完有后天，在这里是绝对不行的。
北方的冬天，特别是冬天的旷野，真是一望无际的凄凉，有着一种无遮无拦通透的寒冷。呼啸的北风像要把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扫尽一样地肆虐着。那条长长的白白的封冻了的冰河，从蒲苇村和劳改农场的中间穿过，显得无情而冷漠。河东温馨的家园与河西无情的劳改农场形成了人间与地狱的明显对比。
我和其他犯人一样，穿着笨重的囚服，拿着铁锹铁镐，在刨冻硬了的粪土，再往大地里挑。粪土冻得像铁石一般，一镐下去，就是一个小白点儿，或刨下一块皮，实在难弄，没办法只好用铁钎一块一块地往下尅。我干着，饿着，哆嗦着，身子发虚。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他们是否和我一样被这样改造着，虽说他们是右派，和我这个触犯法律的性质有所不同，身心受的创伤应该是一样的。我看着其他犯人，一个个也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又想起了我们知青干活，那是多么的快乐和幸福。红旗飘扬着，大喇叭唱着革命歌曲，我们还可以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干累了还要歇一会儿，渴了还要喝口水，抽根烟……在这里那种快乐荡然无存。
我干着，像是满怀着一种悲愤。悲谁？愤谁？我也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要悲自己，愤自己，干吗非要弄那枚戒指？越是悲愤，越是卖力地干活儿。干着干着，我的腰有些酸，想挺挺腰。刚一直身，马上就有呵斥声传来：“干活！不准偷懒儿！”我立刻又哈下腰去。
风吹着，开始身子是冷的，拿镐的手已经冻得僵硬了，握不住镐把。干着干着，身子有了热量，汗也就出来了。可随着热量的产生，能量也跟着减少。我感到越发地饿了，身子发软，头重脚轻，眼前突然一黑，身子一晃，栽倒在地上。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躺在号里的水泥地上，昏黄的灯光照着我，也照着那些坐在地铺上的犯人。我躺在那里，看着他们，剃着光头，穿着囚服，一个个苍白着脸，很是难看。黑胖子姜大拐棍看我醒了，说：“妈的，便宜你了。你的活儿，都让这些哥们儿给干了。”
我坐起来，说了声谢谢。
姜大拐棍说：“谢谢就完了？给大伙磕个头。”
我瞅着姜大拐棍，不想磕头。
姜大拐棍说：“是不是还得揍你一顿？”
我立刻说：“别打，我磕。”于是，我起了身，跪在那儿，给他们磕了个头。
姜大拐棍说：“不响，重磕。”
我又看了眼大伙儿，众人用戏谑的目光看着我。我又磕了个响头。
姜大拐棍听我磕得挺响，说：“让他吃饭。不然，明天他又昏了，活儿还得你们干。”
一个叫彪子的，把一个玉米窝头和一小盆儿白菜汤给我端了过来。窝头是凉的，菜汤是冰的。我看着窝头，像看到那枚戒指一样在眼前闪着光，便拿起窝头就往嘴里塞。我从没感觉玉米窝头这么好吃。此时，我恨的是那枚戒指，爱的是玉米窝头。我吃着，眼泪落到了面前的白菜汤里。心想，我怎么会变成犯人呢？
香兰是在我被判刑劳改一个月后来看的我。那是一天傍晚，刚刚收工回来，突然肖队长喊我：“杜边疆。”
我猛地答应一声：“到！”
肖队长说：“到接待室。”
我说：“是！”
说实话，我是多么盼望亲人来看我一眼，虽说我在这里不是那么光彩，但我孤独，我想亲人。可我没有亲人，我犯了这么大的罪，香兰怎么还能跟我？我不是很自信地跟着肖队长来到了接待室。进了屋，眼前一亮，香兰站在了对面。我还没等说话，眼泪就下来了。香兰的眼泪也下来了。我们对望着，对哭着，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噼里啪啦地落个不停。我受不了了，我说不出话来，转身回了牢房。
五
一晃就是春天。春天到了，有谁不喜欢春天？我们犯人更是想享受春天的那种温暖和美好的。我们一天两点一线，牢房和工地，再没别的去处了。即便有地儿，也不让你去。我们是犯人，不是自由人。在这里的人除了对阳光的渴望，更期盼时间的早些过去。时间过得越快，离我们获得的自由越近。
我脱下了厚重的棉囚服，穿上了薄的囚服，身子的分量虽说减轻了，可我精神上的负担一点儿都没有轻。我想父母，想香兰，恨那枚戒指。不知怎么，我对戒指的憎恨度越来越强烈了，对香兰却越来越爱。
春天我们开始耙地、清淤、修渠。那一望无垠的土地，被我们这些犯人占有着。犯人越来越多：政治犯、强奸犯、流氓犯、杀人犯、纵火犯……我是这里唯一的挖坟掘墓的犯人。
我分不清在众多的犯人中谁的罪轻，谁的罪重，但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的程度远远超过那些强奸犯。
在这里，在这些犯人中，原来最让人瞧不起的就是那些强奸犯了。他们动不动就被打一顿，无论管教，还是被管教的人，对强奸犯都恨之入骨。可自从我来了，矛头就指向了我。我不懂，我不就挖个坟吗？怎么能比那些强奸犯还让人痛恨？当然，这要体现在干活上，每每重活儿脏活儿都是我的。在号里唯一脏活儿就是倒尿桶了，每天早上一次，无论是大便小便我都要倒。二十多人，基本上是每天一桶的。开始有人说，是暂时的，来了新人就不用我了。可在一个月之后又进来了两个人，我睡觉的铺位是往里串了串，倒粪桶的活儿还是我。我对姜大拐棍说，倒尿桶该换人了。他说，看看大伙的意见吧。
刚进来，对监狱内部的事知道得很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只有大拐棍说了就算，结果不是这样。于是，晚上就开了个会儿，研究谁倒尿桶的问题。一个月内，我们的号里走了两个，又进来两个；走的两个一个是政治犯，一个是盗窃犯，调到别的号里去了。进来的两个，一个是政治犯，一个是强奸犯。又是一个强奸犯，我不明白怎么那么多的强奸犯，他们为什么都喜欢干那种事？后来一想也就明白了，我不也是为了娶一个女人而挖坟掘墓吗？万恶之源都是由性的欲望引起的，那可怕的性！进来的政治犯是个老师，我觉着他的政治犯当得有些窝囊。他是个教美术的，学校的校长让他在学校的操场中央画个大型毛主席油画像。他画了，可在画毛主席头发的时候，突然一脚踩空，从跳板上掉了下来。掉下来的时候，手中的笔就触到了毛主席的脸上，这样毛主席的脸上就涂上了一点黑，像眼泪一样淌在了那里。老师和同学们都看见了，说他反对毛主席，把毛主席弄哭了，被判了十年。我算了一下，他当时二十六岁，十年，要三十六岁才能出狱。我想我比他强。虽说我被判了七年，却得到了一个女人的芳心。他呢，什么都没得到。
我住的是监狱东区13号房。这一天晚上的会议，也只能是同号的犯人参加。开会的时间定在晚上9点。监狱是晚上九点熄灯，随着一阵沙哑的铃声响过，一个个监号里的灯都灭了，整个监狱像一个有着活气儿的地狱。囚室内一片漆黑，静得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
随着黑暗痛苦的一声吟叫，一束光亮在我们的眼前闪现，所有人的眼睛也跟着亮了。姜大拐棍手里擎着手电，开始给我们开会。
姜大拐棍小声道：“开会了，都他妈别说话。今天的会有两个事儿要研究，一是谁倒尿桶？二是谁给我揩屁股？”我很是静静地，也很是奇怪地听着姜大拐棍说的每一句话。这是一个当过几天车间主任，因为手下人不服管，打人而造成了重伤害的犯人。只听他说：“大家议一议，看谁干合适？”我进来不久，还不知道揩屁股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有人说，姜大拐棍有严重的腰病，不敢使劲转身，更不能干重活儿，但屁股能揩。让别人揩屁股，他是摆谱，在那儿欺辱人。由于姜大拐棍有腰病，从来不跟我们在一起刨粪，监狱里有个汽车修理厂，他在那儿负责修理汽车。在我进来之前是那个叫彪子的犯人给他揩屁股。见我来了，彪子就想把这个活儿转给我，姜大拐棍没同意，说对我不放心，连祖坟都敢掘的人，心术一定不正，他怕我把他的尘根（男人的生殖器）给揪去。我听他这么一说有些高兴，心说，谁愿意给你擦屁眼儿？
于是，先研究倒尿桶。
姜大拐棍说完话，好一阵也没人说话。
姜大拐棍说：“怎么都他妈哑巴了？是不是还想从头轮哪？”
这时一个强奸犯说：“还是让杜边疆倒吧。”
我问：“为什么？”
姜大拐棍说：“你他妈太损，刨自己家的祖坟。尿桶就得你倒，就这么定了！”
我说：“我不就挖个坟吗？还是自己家的。”
姜大拐棍说：“你要是挖别人家的坟还不损呢。”
我说：“我是为了找戒指。”
姜大拐棍立刻提高嗓门儿：“你他妈是为了一个娘们儿，是为了戒指吗？总他妈认识不深刻，你这路货就得好好改造。”
我还想争辩。姜大拐棍说：“你他妈再争辩，我还让大伙揍你。”
我不敢再争辩了。打那儿以后，倒尿桶的活儿还是我干。
姜大拐棍又说：“看看，谁给我揩屁股？”
黑暗中有个声音说：“让新来的揩吧。”
有人附和：“同意。”
又有人说：“我也同意。”
“同意。”
“同意。”
……
可以说，这是个民主会儿，这样的民主会真是有些奇特。我在黑暗中听着，好像是假的，更好像进了阴曹地府，跟一些小鬼儿在交谈。为了不让管教知道我们有手电，姜大拐棍一开始说话的时候就把手电筒关了，号里一片漆黑，整个会议是在黑暗中进行的。我在那儿坐着无聊，边开会，边用手瞎划拉。划拉什么，我也说不清，可能是在划拉声音。不小心划拉到谁的脸上了，遭到一通大骂：“瞎鸡巴摸什么？！”
我赶紧把手收了回来。
姜大拐棍说：“那就这么定了，尿桶由杜边疆倒，新来的强奸犯给我揩屁股。但我可说好了，你他妈别一起性，把我也干了。”听了这话，大伙都乐。
姜大拐棍说：“笑个鸡巴，睡觉！”
劳改农场探监是有时间规定的，家属探监一个月一次，早午晚都行。由于犯人多，接待探监的地方又小，再是怕出事，本应该是半小时的探监，改为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对我们犯人来讲是多么的难得，更是亲属们盼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盼来的。几句话，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多么宝贵的时间，又是多么残忍的探监。探监时亲属可以给犯人拿些简单的衣物和吃的东西，但不准乱说乱动。探监分什么时间，白天来了，犯人正在田地里干活，就得到田间去；晚上来了，就得到接待室。探监的接待室是一个大长条形的筒子屋，中间放着个长长的条桌，长十五米，宽三米。探访的人和犯人只能坐在对面，只能看着，谁也碰不到谁，而且屋子的四处有狱警看着，属于有监视的那种探监。
香兰第二次看我是在一个月以后。刚过完年，从时令上说叫春天，可真正的暖意还没有，整个监狱寒冷凄凉。那是个下午，我和二十几个犯人正在搬砖，说是把原来的猪圈扒了，要盖房装犯人。我不理解，怎么还有犯人往里进？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个肖队长喊我，我去了接待室，看到了香兰。
这一次我们谁都没有哭，不像第一次，只顾着掉眼泪，一句话都没说，我们都为那一次而后悔。香兰瘦了，面色苍白，脸蛋儿没了姑娘的红晕。她手里拎着个篮子，里面像是装了好多东西，用一个红围巾盖着。香兰喜欢红色，她的房间和她身上穿的衣服大多是红的，即便不全红，也要有个红花儿点缀着。
我瞅了眼篮子，盼望里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香兰明白了，刚要打开篮子，就被站在远处的狱警制止住：“不许乱动，等检查！”
香兰听了，停住手，小声问我，说：“上次我给你拿的东西你吃了？”
我说：“没有啊，你拿什么了？”
香兰没说拿什么，看了眼站在一旁的狱警，小声道：“一定是让‘狗’吃了。”
我问：“你给谁了？”
香兰说：“给那个姓肖的队长了。”
我明白了，看了一眼远处的狱警，说：“小声点儿，别让他们听见。”
香兰说：“这次你一定能吃到。一会儿，我扔块骨头给他们。”
我没说话，又看了眼香兰，心疼地说：“你瘦了。”
香兰低下头，说：“我总想你，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我说：“你这样不行，身子骨会抗不了的。”我又说，“以后你别来了，咱俩分手吧。你再找个比我好的男人吧。”
香兰苦苦地一笑，随后流下了眼泪，说：“知道会这样，要那戒指干吗？”
我说：“我喜欢你，你嫁给我，怎么也得有个定情物吧。”
香兰说：“要不是那个定情物，也不能遭这罪。”
香兰这么一说，我的眼睛便有些热了。心说，什么都晚了，我这一辈子就毁在了那倒霉的戒指上。我有些恨姥姥，她死的时候为什么要戴戒指？我也恨母亲，为什么偏偏给我讲姥姥的故事？
说实话，那一刻，我多么想和香兰拥抱一下，亲亲她，安慰安慰她那颗受伤了的心，同时也安慰安慰我这委屈了的身子。我看了眼四周，其他探监的人也都像我们这么坐着，规规矩矩的，小声细气地在说着什么。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个肖队长走了过来，说：“行了，到点了。”
香兰对肖队长说：“我可以把吃的东西和一些穿的东西留下来吗？”
肖队长说：“放下吧，检查完以后再说。”
香兰又对我说：“我给你拿了馒头、辣酱和炒面，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
肖队长接过香兰的篮子，看了一眼，见里面有两包烟，态度好了一些，说：“先放这，等检查完了，再给他吃。”
香兰走了，我望着她那弱不禁风的身子，心疼。
按理白天劳改的活儿累，晚上应该睡好觉，可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差，水泥地面上放着一些稻草，稻草上是一层薄薄的褥子，冬凉夏潮，也不知从哪儿还能钻进老鼠，可能是老鼠也饿急了，不是咬我们的耳朵，就是啃我们的脚趾，害得我们难以入睡。我依然想着香兰，香兰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是走遍了香兰身子的男人，香兰的身子是柔软而丰腴的……
向上帝发誓，除了香兰，我没有碰过第二个女人的身子。她圣母一样纯洁的肉体，给了我灵魂上的满足和性欲上的慰藉。不然我怎么能够为一枚戒指去挖我的祖坟呢？我那可怜的灵魂欲望，把我一个优秀的知识青年送进了监狱。我懊悔着……
又到了晚上吃饭的时间。我们排着长长的队，在食堂里等着吃饭。说实话，在这里我们都变得极其守纪律。我们要改造好，要争取减刑提前释放。提前减刑释放是有条件的：认罪伏法、接受改造、遵守狱规。只有做到这三条才能达到减刑的目的。
我排着队，多么希望有谁能喊我杜边疆的名字，让我吃一口香兰送给我的那些好吃的东西。我不是馋人，可在这里你不可能不馋，这里所有的犯人是见不到一点油水的。我们谁都馋肉，那感觉，见有肉的东西就是想吃，真是恨不得把人也啃上几口，解解馋。
吃饭是有规矩的，由中队大掌勺的分饭菜到小组小掌勺的，再由小掌勺的分给我们。夏天还凑合，冬天这么一折腾全凉了。凉就凉吃，在这里没人心疼你。
终于排到了我。我又看了一眼站在前面的那个姓肖的队长，盼着他喊我的名字，让我吃香兰给我送的好东西。遗憾的是没人叫我。我打完了饭，手里拿着两个窝头和一小盆儿臊哄哄的白菜汤，坐下来，没心吃。我仍然渴望着香兰拿来的东西。
玉米窝头，黄黄的颜色，眼儿大壁薄，样子很丑，还能见到做窝头人那粗壮的脏兮兮的手指印儿。玉米面儿磨得很粗，咬一口掉渣儿，咀嚼后很难下咽，拉嗓子。我吃着，想着小时候母亲给我做的白面馒头……越想我越咽不下去。
姜大拐棍在一旁看着我，说：“杜边疆，是不是吃不下了？”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眼儿大壁薄的窝头，舍不得给他。
姜大拐棍又说：“给我吧，家里不是来人看你了？晚上你就能吃着好东西了。”
我信了他的话，就把窝头递给了他。姜大拐棍接过窝头，唯恐我再要回似的，三口并做两口吞了下去。
晚饭很快就吃完了。
回到号儿里，我等着那个肖队长喊我。我坐在我的铺位上，想着白天见香兰的情景，我多么想像在家里一样和她亲亲热热，可在这里，一切都是妄想。我是来改造的，改造意味着控制你的一切自由。七年呐，我想女人。我们这些人都想女人。
我足足等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人喊我吃什么好东西。我饿急了。
早饭我狠狠地吃了两个窝头，没够，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远处的饭盆。姜大拐棍见了说：“别看了，不可能再多给你。”又说，“昨天晚上白等了是吧？”说罢，他哈哈大笑，那笑声很是不怀好意，很是幸灾乐祸。
依旧是耙地。天不是很暖，脚踩在水田里，有些刺骨地凉。我先天性风湿病，怕的就是站在凉水里。我骨寒、肉寒、心更寒。我想我没法活了。我站在污黑浑浊的泥水里，直了一下腰身，望向远方。真正的春天还没有到，眼下的水乡像一个赤裸的穷汉，在乍暖还寒的初春里等待着耕耘。河对岸的蒲苇村是香兰的家，村西一棵高大的杨树下，隐隐约约能见到一蓬草房。我想象着，香兰也在田间干活，穿着红色衣服，裹着红色头巾。我想着，看着，仿佛她在朝我笑，在朝我招手，我也在朝她笑，朝她招手……突然一脚踢来，我一下子趴倒在田间冰冷的水里。我回头看，是肖队长背着手，站在我的面前。我红着脸看着他。他说：“看什么看？干活儿！”
我带着全身的泥和水，站起来，哆嗦着，委屈地说：“报告政府，我有风湿病，这水太凉了，我受不了。给我换个活儿吧，哪怕再脏再累点儿都行。”
肖队长没有理我，我又坚持干了一个月。等香兰再来看我的时候，我对香兰说，赶紧找个人给我换个活儿吧，我有类风湿，受不了田地里的凉水。香兰心疼我，说我给你找那个肖队长说说。我说你不能找他，他没有好心。香兰就没有说话。大约又过了十几天，是个早上，突然姓肖的队长把我叫出去，对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要下田干活了，在外面掏大粪吧。我听了高兴，说：“感谢政府！”
我突然换了活儿，号里的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在私下议论，说我一定是找人了，否则是不能换活儿的；有的说我上了礼，有的说香兰献身了，为这事儿我跟他们争讲起来。姜大拐棍说：“你别犟，在这里干什么都有说道儿，那个姓肖的是个有名的大流氓。”这么一来，我的心情开始沉重，想下次香兰来一定要问问。
就这样，我开始掏大粪。我不知道是应该感谢这个肖队长，还是应该怨恨这个肖队长，反正后来发生的一切，比我站在这凉水里还要寒冷。
我不仅负责我们号里的粪便，还要管全中队人的粪便。一个中队150人。150人的拉撒由我一个人处理，别说每个人一天撒三泡尿，拉一次屎，就是一次尿一泡屎我都干不过来。中队大小便的茅坑（厕所）离粪便处理场足有二里地，我都要一桶桶一担担从茅坑里把大粪掏出来再弄到粪便处理场去。其实粪便处理场就是个大粪坑，我把粪便弄到大粪坑里，再往上撒一层草木灰或土草之类，在太阳底下暴晒沤成农家肥，留着种菜做肥料。我们吃的大白菜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粪肥养出来的。
要说掏大粪的活儿最好是冬季，粪便大多是冻着的，虽说难抠一些，臭味儿少。春秋两季，特别是夏季，简直是臭气熏天。
香兰已经两个月没来看我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又想起了那个肖队长，唯恐他把香兰怎么样了，我盼香兰的再次出现。
我掏着大粪，挑着大粪，我想我杜边疆完了，就像这粪便一样臭不可闻了。我很难想象蒲苇村的人对我是什么看法，也更难想象和我一同下乡的那些知青们对我是怎么想的。我痛苦着……
六
天终于暖了，田野的坝埂上和远处的村落有了绿意。冰河也悄然地开始解冻了。冬天的蒲苇村和冬天的劳改农场，从景致上没什么两样，都是光秃秃地裸露在两岸；春天就不一样了，蒲草绿了，河边的野花儿开了，水鸟不时地飞翔。只是这种景色只有河东岸的蒲苇村可以见到，河西的劳改农场很难见得到。劳改农场怕跑人，把靠河西岸的所有蒲草都除掉了，只剩下裸露的河床和空空的河岸。远看去，河东河西两个世界。一个是蒲苇遮阴，繁花盛开，水鸟翱翔的蒲苇村，一个是荒漠空寂的劳改农场。我望着远处的蒲苇村，看着那绿意盎然的河岸，心里总是有些酸楚。我还看见了远处的那颗高高的白杨树，那就是香兰家。香兰家的这颗杨树在全村是最高最显眼的风景，就像香兰在我的心里是最美的一样。
我又来到茅坑附近，用大粪勺子一勺勺地舀着黄澄澄臭哄哄的大粪。我不敢喘气儿，闭着嘴，尽量不呼吸，可又不能不呼吸。一旦呼吸，就能闻到臭味儿，就恶心，想吐。我挺起了腰身，不去看那些脏乎乎的东西。我还是看远处，不知怎么，每一次我都是瞅向河东岸香兰家的方向。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那是我心存情爱的方向。其实我是多么不想看的，越看越痛苦，可我的眼睛就是恋恋不舍。
我尽量不去看那些脏的东西，不去想象它的脏臭和埋汰。我想这要是面条儿，要是大米稀饭该有多好；我想香兰给我做的过水面，我想母亲曾给我做的白面馒头，我想香兰那白白的身子，还有……可不管我想什么，怎么想，臭的东西永远是臭的，臭味儿是想不掉的。我一口口地吸着臭气，又一口口地呼出，我想，我的整个灵魂都被那粪便熏得臭不可闻了。
我挑起粪桶往前走着，阳光照着我。太阳就是好，不仅照着那些平常人，也照着我们这些犯人。我开始感谢太阳，要是没有太阳，不知道我们这些“地狱”里的人怎么活。于是，我又想起了毛主席，您老人家能救全国那么多的人脱离苦海，怎么就不能救我出去？
我继续走在路上。由于整个农场大多是劳改犯，我没有羞耻感，更不感到什么罪过。在这里除了看管监视我们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就像上班一样工作着，而且必须任劳任怨。
遍地的犯人，他们都穿着一样的囚服，剃着一样的光头，在劳动着、改造着。我仍旧在想咋这么多的罪人？我说不清当时那个年代中国有多少人，但在我这满眼罪犯的环境中，感觉到我们这个国家当时不是个很太平的国家。
我走着，想着，猛的看到了那个肖队长。肖队长没有搭理我，嘴里叼着烟，背着手，和我擦肩而过。
我突然想起了香兰，想起了香兰给我送的那些好吃的东西，我突然问：“肖队长，上次家里送的东西我怎么没吃到？”
肖队长听我问了，便回过身，问我：“你说什么？”
我说：“两个月前，我家属给我送的东西我没吃着。”
肖队长装糊涂，说：“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当时就来气了，说：“你怎么不记得了？我当时想吃，你说等检查完了晚上给我吃。这都两个月了，连个影儿我都没看见。”
肖队长摇头，说：“不对，你一定是记错了。有那事儿我是不会忘的。”说着，转身想走。
我气愤了，一下子扔下粪桶，说：“一定是让你们给私吞了。”
我的动作太突然了，我的话也太突然了，肖队长不曾防备，他看着撒了一地的大粪，很是气愤地问：“你干什么？想造反吗？”
我猛地想起我是个劳改犯，我突然泄了气，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肖队长看着我，冷冷地笑着说：“小子，你是活腻了！”说完，便离开了我。
这时我想起了香兰说过的话，就等于让狗吃了。
晚上，我回到号里，跟姜大拐棍说了白天的事儿。姜大拐棍惊讶道：“小子，你完了，还敢得罪他？小心整死你！”
我没明白姜大拐棍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这一夜没有睡好。在天要亮的时候，我朦朦胧胧地作了个梦，说我被肖队长绑在了一棵树上，头上蒙着一块塑料布，在太阳下烤着。塑料布包着我的头，憋闷得我喘不出气，我被憋醒了。我醒来，我的头上蒙着被子，憋得满头是汗，我惊讶地坐了起来。
依然是掏大粪。
我唯恐见到那个肖队长，可冤家路窄，这一天还是见到了。
那是一周以后的一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掏大粪，正掏得专心致志，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杜边疆！”
我吓了一跳，忙答应：“到！”我转过头来，是肖队长站在我的面前。天本来挺热，但我出了一身冷汗。
肖队长用手捂着嘴，围着我转了一圈儿，问我：“掏大粪是不是很臭？”
我说：“报告政府，不臭！”
肖队长说：“很好。”又问，“上次你说的你家属给你送东西的事儿……”
我说：“报告政府，我错了。我的家属根本就没给我送什么东西，我向政府认罪。”我给他鞠了一躬。
肖队长冷冷地一笑：“不，你没错，你是认错人了。”
我说：“是，政府，我认错人了。”
肖队长又说：“你没认错人，根本就没人给你送什么东西。”
我说：“是，政府，根本就没人给我送东西。”我很是委屈地说着，想起了那天晚上做的梦，怕他给我绑在树上晒太阳。
肖队长又说：“既然你错了，应该怎么惩罚你？”
我害怕地说：“听政府的！”
肖队长看了眼厕所，说：“会拿大顶吗？”
我没明白，问：“拿什么大顶？”
肖队长说：“倒立。就是大头朝下，倒立。”
我忙说：“报告政府，我会！”
肖队长就指着我掏的厕所的一面墙，说：“在这粪坑的旁边倒立，半小时。”
我看着他，只好说行。
正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也正是粪便蒸发最臭的时候，我倒立在厕所粪坑一旁的墙上。
阳光照耀着，我身旁的粪坑散发着臭气，辣辣的很是刺鼻。我的囚服随着我倒立的身影下坠着，衣服蒙着我的脸，露着黑脏的肚皮；我的裤腿儿也是下坠的，坦露着我的两条细腿和一双脏脚。也不知那个姓肖的走没走？我看不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我的两只胳膊越来越软。我坚持着，晒着太阳，全身的血集中到我的头上、脸上。我的脸我的眼我的整个头部都充满了血色，而且越发的膨胀。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是倒在一个驴拉的装水车前。一个犯人正用一根水管子往我的身上喷水。水注喷到我的脸上，我被冰凉的水激醒了，紧接着我就吐了两口，不知是什么，后来想一定是粪坑里的大粪。我是倒立立不住栽进粪坑里的。我不知道谁救了我，后来听说是一个犯人把我救了。他去尿尿，才发现粪坑里有个人。
我的整个衣服都不能穿了，我赤身裸体地躺在号里，身边站着劳改总队的大队长和那个肖队长。
大队长问我，说：“你是怎么掉到粪坑里去的？”
我看了眼肖队长，说：“我也不知怎么，我在掏粪，突然眼前一黑，就栽了进去。”
肖队长说：“一定是中暑了。”
大队长点了点头，就和肖队长走了。
我吃了尿和大粪，我一定是吃了尿和大粪，不然我吐的是什么？一想起这些我就恶心。我几天的不吃不喝，身体明显虚弱。
这一天晚上，那个肖队长又来了，还带来个狱警，端着饭，放在了我的眼前。
肖队长说：“听说你不吃饭？还不干活儿？”
我说：“我吃不下。一见到饭，就想起大粪，恶心。”
肖队长瞪着眼，说：“怎么吃不下？吃！不吃你就倒立！”
我被他的话吓着了，我怕他还让我倒立，我立刻说：“报告队长，我吃！”
就这样，我又开始吃饭，又开始干活儿。只是不再掏大粪。
可能是我没告发肖队长，肖队长对我有了好感，说我身体不好，给我弄了个保票，让我做饭。老天爷，感谢呀，我因祸得福，让我干了个俏活儿。
七
劳改监狱按中队做饭，一个中队150个犯人，其余的是管我们的中队长、指导员、管教，还有狱警。做饭的一共五个人，四个改造比较好的犯人和一个伙食长。伙食长是个部队的退休老头儿，雇来的，一个月给发少许的工资，属于既挣退休费，又赚外快的那一种，很是让人羡慕。后来才知道，这个伙食长是劳改总队大队长的老丈人。
劳改农场能干活的人和外面一样，早、午、晚，一天三顿饭。早饭是七点半，午饭是十一点半，晚饭是五点半。管理人员先吃，他们吃完了犯人再吃。管理人员吃饭的时间是三十分钟，犯人们吃饭的时间是十分钟。这就是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差别。好在犯人的饭没什么好吃的，十分钟也就够用了。
无论春夏秋冬，我们四季吃的是大白菜，再就是土豆，到冬季了多了一项萝卜。没有肉，犯人是被改造的人，是见不到肉的。改造，无论从肉体到灵魂就是一种折磨，一种虐待，一种残酷。
看管我们的管理人员是不跟犯人在一个地方吃饭的，他们有宽敞明亮的机关食堂，他们有鱼有肉，有大米饭白面馒头，高兴了还可以包饺子吃。犯人就不行了，出来干活或者是在食堂吃或者是在工地吃，不出来干活的就在号里吃。每天饭前我们都能闻到从机关食堂飘来的油香味儿。当时这种味道是很刺鼻的，我们长年闻不到肉香，对那种香气就特别的敏感，有一点味道就能闻到。我们就赶紧呼吸，让好闻的油香在鼻腔里多滞留一会儿，解解馋。
我们喝着白菜汤，吃着窝头，闻着从机关食堂传来的香味儿，想着大鱼大肉的样子。七年中，除了香兰偶尔给我弄的一些好吃的外，连猪走我都没看见。听说劳改农场从前也养猪，就是怕犯人看了眼馋，也就不养了，把猪圈扒了盖号房。说实话，我们的肠子都锈了。
我们想吃猪肉就像想女人一样的如饥似渴。在这里蹲监狱的都是男犯，这里没有女囚，听说女犯人都在沈阳有个叫大北监狱的里边，我们这儿看不到女犯人。看不到又不能不想，又都是男人们在一起，年龄也都不是很大，不仅想，还要说。犯人在监狱里基本是没有娱乐活动的，除了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以外，逢年过节能让我们看一场电影就不错了。开始我不明白，我们一天这么劳累，为什么早上还起来跑步？姜大拐棍说：“你傻逼，那是怕咱们精力充沛闹事儿。把你们累屁了，也就什么都不想了。”我明白了，他们是想把我们所有的体力耗尽了，不让我们有非分之想。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控制不住。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年轻。
我们是喜欢看电影的，更喜欢看电影里的女人。每次看完电影，我们都在私下里议论，谁漂亮，哪个好看。只有这样才觉得时间过得快，活着才有意思一些，有希望一些。我们想女人有些想疯了。
在我给犯人做饭的第二天，是八月一日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建军多少年我们就不知道了。为了庆祝“八一”，劳改队放了场电影《英雄儿女》。这部电影我没进来之前就看过。那个时候在社会上，除了能看到几出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再就是《英雄儿女》了。
犯人们吃完了晚饭，排着整齐的队伍，穿着一样的囚服，来到篮球场上。随着中队长的一声令下，我们纷纷地坐到了地上，然后就像部队一样开始拉歌。我们唱的歌基本和当时部队解放军唱的歌差不多，而唱得最多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什么“一切行动听指挥”，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边唱边想，我们狗一样地被关在这里，被规范得没有丝毫的自由，怎么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再说，不听指挥行吗?反正让唱就唱。我们含含糊糊地唱着，听不清歌词是什么，也分不出上下句儿，就是一个旋律跟着嚎。一中队唱完了，二中队唱，二中队唱完了，三中队唱，整个一犯人歌咏大赛。整个操场让我们嚎得热火朝天，此起彼伏。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犯人来说是幸福的，轻松的，也是愉快的。好像真的获得了自由。我们唱着、嚎着、叫着、喊着，唱出了寂寞，嚎出了愤慨，叫出了痛苦，更喊出了无奈。
二十个中队都唱完了，电影也该开演了。我们盼着女演员的出现。可气的是《英雄儿女》中的女人就那么几个，总露面的也就那么一个王成的妹妹王芳，唱了那么一段歌儿就没了。我们盼着她出来，盼她出来唱歌。说实在的，她唱的什么内容对我们当时的处境是没有意义的。什么爆破筒，什么越战壕，什么地陷进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手擎，我们是真正的身陷囹圄，即便战争打起来也不能让我们上战场，我们是仅次于敌人的敌人，是没权利上战场打敌人的。我们就是来看女人的。
我们看着，盼着，那个叫王芳的女人终于出来了，所有的犯人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看守我们的狱警和管教都吓了一跳，以为怎么了？掌声很快就停下来了。我们不能光鼓掌不看女人，我们不能光看女人不听说话。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姑娘，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英姿飒爽地在屏幕上出现了。那就是王芳，她站在那里，为大家歌唱。我们坐在银幕下边，静静地看着，眼一眨不眨，生怕少看一眼后悔。我们先是盘腿坐在地上，由于是夏天，大地是温暖的。我们坐着，双手放到了膝盖上，军人一般，很是规矩。可看着看着，我们的手就挪了下来，放到了裆部。我们眼看着银幕上的女人，内心有了反应。有的人受不住了，越看眼睛越直，越看腰杆儿越硬，直到裤裆热了，整个人才软了下来。
这一夜，对所有的犯人来讲都是兴奋的。我们回到了号儿里，坐在自己的铺上，互相看着，心里想着王芳，觉着每个人都很异样。
姜大拐棍看了，突然说：“把裤子都脱了！”
我们大家都一愣，不明白脱裤子干什么。
姜大拐棍站起来，横着眼，严厉地说：“脱！让你们脱赶紧脱！”
我们面面相觑，慢吞吞地脱下了裤子，每个人只留下短裤。
姜大拐棍又说：“接着脱！脱光了！把短裤翻过来放在地上。”
开始是谁都不想脱的，可又怕挨揍，只好脱了。
二十多人，一地的短裤，各种颜色，大小不一，形状不同，有的实在脏得不堪入目，我第一次感觉到短裤的丑。除了姜大拐棍，我们所有的犯人都光着腚子，站在墙边看着。我也看着，百分之八十短裤都白了。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也知道那是怎么白的。只是有那么几个没有白。
姜大拐棍围着裤头儿转了两圈儿，又蹲下身，拿过一条发白的，闻了闻。我们看着，不知道那个东西有什么可闻的。我想，他不嫌恶心吗？只见姜大拐棍闻了一条，又闻一条，像一只狗，在嗅着什么。当闻了两三条之后，觉着没什么意思了，也就不再闻了，站起身，说：“短裤白的都坐下，没白的都站着。”
一共四个没白，其中有我，还有三个政治犯。
我们四个光腚站着，不知道姜大拐棍想干什么。我去看和我一样光着腚子站在一起的三个政治犯，心想，不愧是政治犯，和我一样，意志坚强，见到王芳也不射。
姜大拐棍指着我们四个说：“你们挺坚强啊。你们是不是阳痿有病啊？那怎么没射呢？让我看看。”说着，他走上前来，伸手摸向我们的身子，说：“怎么？你们不喜欢美女？还是偷摸摸放出去了？你们都站着，什么时候放出去了，什么时候坐下。”
我们四个就这么站着，睡觉的铃声响了，狱里熄灯了。姜大拐棍还不让我们睡，他拿着手电在我们的裆下晃，说：“什么时候射，什么时候睡。不然能憋出病来。”说完，他很是得意地在那儿淫笑。
没办法，有两个先射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射的，反正是射了。我都看见了，那一股股白色的液体，顺着手电筒的光亮，划出了一条白线穿了出去。射完之后，就“扑通”一声倒在铺上。
还有我和另一个叫小三儿的政治犯没射。我们在黑暗中对望着，姜大拐棍依旧拿着手电筒，那手电筒的光在我们的裆上晃。这么一弄，我的阳物感到很害羞，它蔫头耷脑地被手电筒照着，很是委屈的样子。
姜大拐棍又说：“我没空陪你们，再给你们俩十分钟，再不射就把你们两个的东西绑到一起，吊一宿。”
我们害怕了，姜大拐棍是说出做出的人。我们在黑暗里极力地努力着，我把手放了上去，想方设法地让它射。叫小三儿的比我射得块，只见他把手搭上去，他的东西就硬了，于是就开始手淫，没用几下精液就出来了，射完了，就倒了下去。
只剩我一个了。我看着倒在铺上的人，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们在看着我，很是得意。像是在说，哥们儿，都射完了，该你了。
我依然害羞着，不能勃起。我在心里说：天啊！快射吧！我受不了他们这么看我。于是，我开始胡思乱想，我想王芳，不勃起；我想《英雄虎胆》里的王晓棠，也不好使；我突然想起了香兰，我的下身猛的挺了那么一下。我那可怜的小东西，像注了兴奋剂，顿时充血，像根棒子，理直气壮又器宇轩昂地渐渐地挺了起来。姜大拐棍看了，其他犯人也都看见了。他们开始惊呼：“硬了硬了。射呀！快射呀！”我就像表演似地把手放了上去，动作着。此时，我的眼前什么都没有，没有他们的叫喊，没有王芳，没有王晓棠，我的整个脑海充满了香兰：香兰穿着红衣服，在朝我笑，香兰走了过来，越来越近，我猛地大叫一声，一股灵魂飞了出去……
这一夜，我们睡得都很好，那感觉就像经过了千山万水的极度劳累之后的一场酣睡。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得要比他们早，我需要给他们做饭。我起来了，浑身的筋骨舒展了，就像夜里打了兴奋剂，做起饭来也是干劲儿十足。饭做好了，我们等待着犯人来吃饭。我们守在食堂的门口处，看着早上跑步的犯人们。他们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子，在管教的监视下，进行着早操。我看着，仿佛他们的精神都不错。食堂的伙食长看着说：“这要是一个人给发个女的，劲儿更足。”
八
吃完早饭，就开始准备午饭。我又开始剁白菜。我们无论做什么菜是从来不洗的，拿过来就是几刀，横三刀，竖三刀，无论多大多长，也无论多粗多壮，横竖三刀，从来不洗泥，往锅里一扔就开始煮。菜是从来不放油的，一大锅凉水，不用烧开，就往里扔菜，再多一把少一把地放上一些盐，半生不熟就盛出来，接着再做第二锅。我们每顿要做十几锅的菜，还要蒸二十几屉的玉米窝头，供这些犯人们吃。
让我做饭了，我才知道为什么饭菜这么不好吃，为什么窝头眼儿大壁薄。我们犯人每天是有定量的，除了犯人本人每月交五块钱的伙食费外，国家有一定的补贴，虽说不多，还是给一些的。即便国家不给，我们也有自己的副业，自给自足也应该能吃得饱。可我们吃不到补贴，自然就吃不饱。
在我来食堂做饭的两个月后的某一天，那个肖队长突然来找我。那是一个晚上，犯人们吃完了饭，我正在收拾饭后的狼藉。当时食堂就我一个人。肖队长走过来，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回头一看，见肖队长在朝我笑。我第一次见他笑，觉着比不笑还吓人。他看着我，对我说：“怎么样？在食堂干，比挑大粪舒服吧？”
我拘谨着说：“感谢政府。”
肖队长哼了一声，说：“听我的话，没亏儿吃。”然后他四下看了看，没人，又小声说：“你先别急着回号里。天黑了，把食堂仓库里的大米从后窗口扔出两袋儿。”
我看着他，有些害怕地问：“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
肖队长突然把眼瞪了起来，说：“怎么没听明白？有什么不明白的？门没锁，后窗没插，往外扔两袋大米。”然后转身就走。
我愣在那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又想起了我在粪坑边的倒立，便不寒而栗。
我慢慢地刷着碗，心里忐忑着，磨蹭着时间，等着天黑。相比之下，在厨房做饭要比在外干活轻松得多，最起码时间的限制不是那么严。早上虽说早一些起来，相对却自由了许多。主管后勤的就是这个肖队长。
我刷完了碗，将一切收拾妥当，来到外面。
太阳已经沉下去了，西天的地平线呈现出一抹橘黄。进监狱大半年了，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夕阳，也是第一次这么晚呆在外面，没回到号里。我又望向东方，天已经黑下来了。夜幕下的蒲苇村那么宁静。我想河对岸的人，想那些知青哥们儿，想那些乡亲，更想香兰。香兰已经很长时间没来看我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想她，香兰是我活下去的希望。我身边就她这么一个亲人了。我又想起了挖坟，我又想起了那枚戒指。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看了看四周，一片静谧。劳改农场里的静和蒲苇村的静有所不同。蒲苇村静得温馨，静得舒泰，静得安然；劳改农场里却静得死气，静得阴森，静得恐怖。
我又进了食堂，来到装粮食的仓库门前，门是虚锁着的。
我看了眼四周，唯恐有什么人发现，一切都是静的。我壮着胆子，将锁头摘下来，小心地走了进去。
仓库里有灯，我没敢开，我是借着月光摸进来的。月光很明亮，我看到了大米、白面，还有豆油，也看到了很多装玉米面的袋子。我惊叹着，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从没见过，即便在城里也没见过。我惊悚着赶紧从中搬了两袋子大米，从后窗扔了出去。
我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人接应，或者是肖队长，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我的任务就是将两袋大米扔到窗外。
我回到了号里，号里的人在进行着自我反省、思过。每个人的铺上都有一张纸，一支笔，写揭发材料和忏悔书用的。按照狱规，犯人们每天除了干活、劳动改造外，还要有学习时间，反省时间和揭发别人犯罪的时间；再就是管教讲课，当然讲的都是法律课，让我们这些犯人认罪伏法，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早日获得自由。
今天是周二，是反省和思过时间。全号二十多个犯人坐在一起，由大拐棍带领反省。我们号里的姜大拐棍从来没有反省过，而是带领我们交流着一些犯罪的经验。我们共二十七个人，十七个强奸犯，五个盗窃犯，三个政治犯，一个纵火犯，再就是我这个挖坟掘墓的了。
我平静了偷大米的心情，躺在一旁，听着。他们正在交流着盗窃技巧。一共是5个盗窃犯，轮流着介绍经验。今天是一个叫疤脸的人介绍，他将一个脸盆放上一些水，把一小块儿肥皂弄成极薄极薄的小薄片儿，放在水里，用食指和中指往外夹。疤脸守在盆边做着样子，其他犯人围着疤脸聚精会神地看着。我也跟着看，看着疤脸偷东西做的基本功。疤脸做完示范，接下来是姜大拐棍学着样子做。他把肥皂片儿放在水里，伸着两个又黑又壮的手指去夹，一次没夹上来，两次没夹上来，三次也没夹上来，气得他说：“还真他妈挺难！”
疤脸说：“还有一种训练方法。”
姜大拐棍说：“快说说，咱学学。将来出去了，没工作，干这行儿也不错。”
我问：“你不怕再把你抓进来？”
姜大拐棍说：“傻逼，你不会不偷当官儿的，偷公家的，偷老百姓的，少偷，没人管。即便有人管，让人抓到了，也构不成犯罪。属于小偷小摸，教育教育就放了。”
我说：“那可不一定。我挖了个坟就判了七年。”
姜大拐棍说：“你他妈是损的。我要是法官，判你个死刑，让你去陪你姥姥。”
我没法再说什么了，经过这些人多少次的数落，看来挖自己家的祖坟是挺损的。我心里依然惦记着往窗外扔大米的事儿。
疤脸向姜大拐棍要了一支烟，又拿过一张让我们写认罪材料的稿纸。将脸盆倒扣在地上，将稿纸放在脸盆儿的底部，把一支烟竖着立在纸上，放稳、立住。然后，疤脸用食指和中指去夹那张纸片儿，猛地一用力，将纸片抽出来。纸抽出来了，上面立着的烟却不倒。众犯人惊讶，小声喊着：“速度这么快！立着的烟都没倒！”我也很是惊讶，暗自佩服疤脸。于是，大伙又都跟着学，学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还不行。疤脸就乐，说：“慢慢练吧，别着急，我是学了三年徒的。”又说，“我可是神偷，可以说我偷遍了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没曾想这次偷大了，把市长家给偷了，还伤了人，我才被弄进来。”
……
我们就这么反省，就这么过着既痛苦又“愉快”的每一个夜晚。
九
五个月后，香兰又来看我一次。确切地说，那一天是星期三，1971年9月30号，是9月的最后一天。当时我正在做饭，突然肖队长喊：“杜边疆！”
我说：“到！”
肖队长说：“到接待室，有人看你。”
我看了眼肖队长，疑惑地问：“是看我吗？”
肖队长说：“有人来看你了。”然后他就跟我坏坏地一笑。
我没明白他的笑是什么意思。我有些蒙了，不知说什么好，慌忙去了接待室。
说心里话，我实在是没把握谁能来看我。香兰已经有几个月没来看我了，我对她完全失去了希望和信心。什么是爱？狗屁！我冒那么大的风险还不是把女人丢了？这可是我第一次恋爱呀，我有些万念俱灰。
我从食堂走到接待室，一路上大约需要五分钟。我想是不是我的父母知道了，来看我。又觉着不可能，千里之外，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犯罪蹲在这里？别做梦了，一定是我的几个同学，一个点儿的几个知青。我既有点兴奋，又有些胆怯，我的脚步有些迟疑，没脸见他们。可我又是多么想见一见那些人，那些自由的人。我还是下定决心加快了脚步。
我忐忑着进了接待室，又小心地抬起头向前看着。我的心狂跳不止，我看见了一群人，正是我的知青同学。唉呀，他们都来了。我难为情地看着他们，不知说什么好。
知青赵长龙说：“边疆，我们早就想来，村里的事儿太多，再说见你还需要一些手续，别怪我们。”
我难为情，苦苦地一笑。心想，我都什么样儿了，还怪你们。我看着他们，眼睛热乎乎的，一种见到亲人的喜悦油然而生。我突然想哭，像一个孩子受了委屈，含着眼泪，想把目光抛向窗外。
接待室里是没有窗子的，两盏大大的白炽灯，把人脸照得没了血色。在我左侧的白墙上写着黑字：坦白从宽；在我右侧的白墙上写着黑字：抗拒从严。冷冰冰的八个字，谁看了都有些罪恶感或毛骨悚然。我没什么可坦白的，更没什么可抗拒的，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挖了个坟，就判了我七年。我想起了他们说的：从重从快！我倒透霉了！我恨从重从快！我无处伸冤，就那么看着“坦白从宽”四个字。
“边疆！”
一个微弱的声音叫着我。我没有答应，我的泪仍在眼里含着。
“边疆！”
我听清了，是个女人的声音。我转过头，望着众人，寻找着喊我的人。在人群中我看见了一点红，是香兰。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又扭过头，去看“坦白从宽”，“坦白从宽”一片模糊。
我用手揩着泪，却怎么也揩不净，那泪水就像泉眼一样涌流着。我恨自己，没出息！可恶！哭啥？！
我压抑着，平静着，泪水终于被我止住。“坦白从宽”四个字也渐渐清晰了。我知道我的眼睛一定很红，我一激动眼睛就红。我也感到我的心依然在狂跳着。我又壮着胆把目光收了回来，去看香兰。香兰从人群中挤上前来。我猛地看到香兰挺着个大肚子。
……
我满怀悲愤地回了食堂。饭已经好了，即使没好我也不愿意干活了。香兰的大肚子总是在我的眼前挺着。
我从笼屉里往外捡着一个个窝头，热热的有些烫手。窝头虽不是很圆，但也是圆的形状，却黄黄的在我眼前晃着，就像看到了香兰那圆圆的肚子，又像看到了那圆圆的坟。我想，怎么都是圆的呢？还有那戒指，这些圆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有这圆圆的、高高的监狱围墙，以及那四周立着的圆圆的岗楼。我多么不愿意看到那些圆的东西，一见到圆的东西就想到坟，想到戒指，偏偏又让我看到了香兰那圆圆的肚子。我想起了，这么久了香兰为什么才来看我。我又想起了号里人说的那个肖队长，是个流氓，我不禁出了一身的冷汗。是的，我也和香兰睡过觉，那孩子能是我的吗？怎么可能？就那么两次。当时我想问香兰，人太多，没法张嘴。
我勉强地将活儿干完了，回到了号里。号里没人，他们都出去拔稗草撒农药或看水渠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呆在里面。我想起了第一次在我家和香兰在一起，那一次她出了血，我们都吓坏了。我看着她想，做这种事怎么还能出血？是她的血？还是我的血？我们都不清楚。她也吓坏了，直埋怨我，说就怪我，弄疼了，还弄出了血。那天夜里我就没敢再碰。第二天我们就急匆匆回了蒲苇。第二次是在她的家里，我的房间，就是我偷完戒指的那天晚上。我给了她戒指，香兰高兴，我也高兴，就又弄到了一起。做的时候，香兰让我小心点儿，别再弄出血。我小心了，可还是没控制住。那一次，我们翻江倒海，那一次我们倒海翻江，就像没了来日，什么烦恼痛苦都没了。我忘记了远在他乡的父母，更忘记了我挖过的坟，就是一个——快乐！
乐极生悲可能就是指我说的。在我的快乐还没有持续多久的时候，我就犯罪了，就把我弄到了这里，一个没有自由，一个看不到女人更碰不到女人的世界。我总想，男人只有和女人在一起才称其为男人。没有女人，你是什么男人？你身上那神圣的物件儿就白长了。即便你是男人还有意义吗？我又想，香兰肚子里的孩子能是我的吗？我既盼望是，又盼望不是。我是不称职做父亲的，可要真是怎么办？香兰怎么办？我很难想象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让她在村里怎么活？
我矛盾着，这天晚上没有吃饭。
熄灯的铃声响过，号里一片漆黑，也一片的寂静。可能是太静了，让人有些恐慌。突然，姜大拐棍说：“都他妈哑巴了?说话呀，聊点儿高兴的。杜边疆，该你了，你他妈最损，挖祖坟，说说你是怎么挖的？”
我挖坟在号里始终是个谜，时髦一点说，在当时，在这个地区，还是少见的，属于新型犯罪。在整个劳改农场，我是唯一一个因挖坟而进来的人。我和其他犯人一样不想揭自己的伤疤，姜大拐棍突然这么一说，我也感到很窘。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所有的人都想听我讲挖祖坟的事儿。
在这里，每个人的犯罪原因都是不同的，即便都是强奸犯，强奸的过程也不一样。虽说都是罪犯，也都是很忌讳往外说的。只有时间久了，熟悉了，才知道都是什么犯。知道了，也就没什么可瞒了，闲得无聊，姜大拐棍就拿这些人开心、戏弄，让每个人都讲一讲犯罪的经过。这么一来既消磨了时间，又得到了经验。
其实这里的犯人最爱听的就是强奸。讲的人没有罪恶感，听的人却快活无限。至于讲那些杀人放火，他们不是很感兴趣的。可听了也行，打哈取乐，也算是个交流。讲强奸就不一样了，首先是兴奋，再是有快感。讲的人绘声绘色，津津乐道，听的人不厌其烦，有滋有味儿。有的一个人一件事儿讲多少遍了都不烦。而且越讲越悬，添油加醋，好像自己很有本事。
我坐在那里，号内依然很静，这种静意味着大家在聚精会神地听我讲。我没有开口。姜大拐棍急着说：“你他妈还矜持个啥？快点儿讲，听完了老子好睡觉。”
我说：“头儿，我不讲行不行？还是让他们讲怎么强奸的吧，讲挖坟又不起性。”
姜大拐棍说：“不讲也行。把裤子脱了，让大伙摸摸你的小鸡鸡。”
我想我还是讲吧，我不想让这些坏东西摸我的圣物。我的圣物不属于这些人的，只属于香兰一个人的。说实话，我对这些犯人是既讨厌又憎恶。我虽说也蹲在这里，表面上是同类，但我的内心是反感和拒绝的。我最为忍受不了的就是他们口里口外经常说一些女性的脏话，贬低女人，亵渎女人。特别是那些强奸犯，每每说起，我都要反驳他们。有那么几次，也遭到了他们的讽刺和殴打。
于是，我开始讲：“那天晚上我去了坟茔地，开始找我姥姥的坟……”
突然，姜大拐棍说：“你他妈不是知识青年吗？故事那么讲吗？”姜大拐棍不高兴了，拿过手电照在我的脸上，“好好讲，什么原因挖坟？怎么挖的？时间、地点、人物，要声情并茂，要扣人心弦，重讲！”
手电的光亮照在我的脸上，像舞台的追光灯，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
此时，外面落着雨，这是我们囚犯最喜欢的天气。要是白天下雨就更好了，白天下雨我们可以不干活儿。
手电筒的光亮在我眼前晃着，我还是有些张不开这张嘴。
姜大拐棍不耐烦了，说：“你他妈干都干了，讲一讲又怎么了？人家强奸也没像你那么羞口。”
我说：“那是不知羞耻。”一句话说出来，引起了众怒。
姜大拐棍说：“大伙都听见了，他不想讲，还说你们不知羞耻，怎么办？”
有人在黑暗中说：“揍他！”
“对，揍他！”
姜大拐棍说：“就他妈知道揍，打能教育人吗？把他扒了，摸他！”
于是，我被摁倒在地，让人给扒了，一人摸了一下。
这一夜，我的裤裆里火撸撸的痛。
我被羞辱了，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总想报复，又无从下手，做饭的时候却灵机一动。
又在做晚饭，我想了个报复号里这几个人的办法。我和着玉米面做窝头，在最后的几个窝头里又放了些沙土，做了记号。本来就不好吃的窝头，再加上沙土，吃起来就牙碜，难咽。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亲自把放有沙土的窝头给我号里的这几个人端过来。
他们拿过来，先是喝了口白菜汤，然后开始吃窝头。姜大拐棍第一口就吃到了沙土，牙碜得他们难以咀嚼。姜大拐棍就骂：“这他妈是什么窝头，还不如给我们吃钢砂！”
我在一旁看着，幸灾乐祸。
这天晚饭，整个号子里的人都没有吃饱。他们灌了一肚子白菜汤，窝头基本没动。到了晚上，我装作讨好他们，偷着拿回几个没掺沙土的窝头，给他们吃。他们很高兴，并对我千恩万谢。姜大拐棍还说我够意思，以后再不让我讲挖坟的故事了。
十
监狱有人逃跑了。
那是夏天的一个早上，我和往日一样起来得很早。刚来到食堂，还没等做饭，就有鸣枪的声音。我们几个做饭的跑了出去，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十有八九是有人逃跑了。监狱里经常有人逃跑。我们出来看，好些狱警都在往一个方向跑，这个方向正是河的方向。这儿的劳改监狱是很特别的，圆圆的三面围墙，面对一条河。听说当初是日本人修建的，也是监狱，一些战俘被抓后就放在这里。为什么要面临着一条河？很明显，战备所需，水陆两用，陆路不通走水路。日本人走了以后，中国人接着做监狱，关中国的犯人，后改为劳改农场。临河的这一面是没有围墙的，用电网围着，两头有狱警看守，犯人很难逃出去。
我们有心想过去看，被那个肖队长阻止了。他手里端着枪，对着我们，说：“谁敢乱动，我就毙了谁！”为了控制局面以防暴动，所有的犯人都不许乱动。我们站在原处，只听远处有噼噼啪啪的枪声。我们盘算着，这么多枪声，非打死人不可。
人果然被打死了。就在那天的中午，吃饭前，整个劳改农场的所有犯人被集合到一个大操场上。整个操场异常的紧张，我们几千个犯人聚集在一起，四周都是警察，他们荷枪实弹，严阵以待，生怕有什么突发事件发生。
被打死的逃犯血淋淋地被抬了上来，让我们看。这是个三十多岁的政治犯，因为说毛主席身边隐藏着三只虎，被判了十五年，是新进来的，才不到几天，就受不住了，天天想逃跑。今天早上刚刚起床，趁着换岗的机会就跑了出去。谁也说不清是怎么越过的铁丝网，出去了就往河里跳，被狱警发现了，鸣枪示警。他不听，继续向河的对岸游。他的水性不错，游过了河的中心线（警戒线），狱警就开枪了。由于是潜泳，狱警很难打中，他就游到了对岸，是被对岸的民兵开枪打死的。
我们看着，有想逃跑的犯人也就灰心丧气了。谁都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敢说，在这里的所有犯人，没有一个不想逃跑的。也有那么几个胆大的，跑过，不是被抓回来，就是被打死了。每次都让我们看。没打死的，被抓回来的，扔进了一个圈过狗的笼子里，示众三天。白天晚上在里圈着，不给你吃，不给你喝，没人管你。三天后往小号里一扔，遭罪去吧。这种方法真就教育了很多想往外跑的犯人，那些胆小的也只能是一心一意地改造了。
秋天到了，满地的金黄。我透过铁丝网，望着河的对岸，又是一个丰收年。说心里话，那时我对丰收是不感兴趣的，就是漫天遍野长的都是大米，我们也吃不着一粒。丰收是对自由人而言的，绝不是对我们这些犯人。我们只有耐心地接受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
香兰又来看我了。这一次是她一个人来的，腆着个大肚子，拿了些好吃的，还给我带来了那只口琴。这一次好吃的我吃着了，是那个肖队长让我吃的，而且是在香兰的面前吃的。我吃得很香，也没心思跟香兰说话，已经好久没吃到油腥了。香兰一进门儿，我就闻到了肉香，一股炸肉酱的味儿传了过来。我咽着口水，香兰看出来了，边掏东西边说：“这是点儿里的青年儿给你拿来的，赶紧吃吧，还热乎呢。”我打开她送来的东西，满满的一小盆儿肉酱面。我来不及用筷子，用手抓着就开始吃。香兰看着我的样子，赶紧递过筷子，眼泪也跟着递了过来。我顾不上看她流泪，只管自己吃。一小盆儿面条，没几分钟吃了个溜净。吃完了，我长长喘了一口气，去看香兰，香兰的眼泪还没有流完。我打着饱嗝，问：“家里还好吗？”
香兰没说话，还是在哭。
我问：“怎么了？你拿的东西我都吃了。”
香兰还是哭。
我感到奇怪，又问：“家里出事儿了？”
香兰哭得很悲伤。
我急着问：“出啥事儿了？说话呀！”
香兰哽咽着说：“我妈没了。”
我没听清，问：“你妈没了？”
香兰揩着泪，点着头。
我问：“什么病？”
香兰说：“她让我把孩子打掉，我不打。她生气，喝了耗子药。”
听了这话，我的头“嗡”的一下。我没有说话，看着墙上“抗拒从严”四个字，我的眼泪也下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说：“老人家说得对。还是打掉吧。”
香兰问：“你说啥？”
我把目光放到香兰的肚子上，说：“我说过，咱俩应该分手，这孩子不能要。”
香兰固执道：“不行！这是你的孩子，我得留着！我妈都没了，我一定留着他。”
我说：“我不配做这个爹。”
香兰说：“你配，你是为了我进来的，这个孩子我一定留着。”说着，她抱了下自己的肚子，怕有什么人跟她抢似的。我原本是想打听一下香兰，我是怎么掏大粪和做饭的，可香兰一口一个“你的孩子”，我就咽了回去。
远处，肖队长在看着我和香兰。我突然想起什么，说：“下次来，把那只狗带上吧。”
香兰不解，问：“带狗干啥？”
我又看了眼肖队长，说：“路太远，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接着，实在憋不住问了一句：“让我掏大粪和做饭，你是怎么和队里说的？”
香兰说：“开始我找肖队长说，那个肖队长让我晚上来再研究，我就没敢来。后来我是找了咱村儿的队长，他两家可能有些亲戚，我送了两瓶酒和两条烟才办的。”我信了香兰的话，看了眼香兰的肚子，放下心来，说：“你注意身体，把孩子生出来，等我出去，咱们好好过日子。”
香兰说：“放心吧，我等你。”
我们都不再说话了。我看着香兰，想着香兰母亲的音容笑貌。此时此刻，我多么想拥抱一下香兰，安慰安慰她。我又看了眼门口，狱警的那双眼睛就像一把冷冷的钢刀将我和香兰隔开。
香兰走了，我目送着她，她的身子明显的沉重，我的心又疼了一下。
又到了晚上，这是犯人们一天当中最清闲也是最痛苦最无聊最难过最无奈的时刻。我回到了号里。号里的犯人又在唱歌。他们唱的是狱里的歌，是悔恨的歌，是忏悔的歌。我也跟着唱。由于到了熄灯时间，号里黑着灯。我们就这样摸黑儿唱着，嚎着，是不是真的忏悔了，谁也说不清。整个劳改农场被号里哀怨的歌声笼罩着，显得凄凉、阴森。就在我们唱歌的第二天，一件意想不到又在情理之中的事儿发生了。
十一
游街是那个年代在城里和农村经常可以见到的一种惩罚罪人，教育他人的形式。一辆辆敞篷卡车拉着一个个犯人，挂着写有犯人名字和犯罪名称的牌子，车上有荷枪实弹的警察看押着。车队的最前面是警车，响着刺耳的警笛。三台警察挎斗摩托开道；紧接着是一辆警车大吉普；在吉普的后面是宣传车，里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车外架着三个高音大喇叭，宣告着一个个犯人的犯罪事实；在宣传车的后面，紧跟着的是一大溜游行车队，让站在大街上的人看，让站在大街上的人听。犯人们一个个被五花大绑地捆着。他们低着剃光了的头，一张张因缺少血色而苍白的脸面向地面，脖子上挂着白地儿黑字的牌子。他们怕见到亲人、熟人，低着头不敢相见，亲属也怕见到他们，而躲到了人群里。一车车的犯人招摇过市，一群群的观看者无不痛心、惋惜地议论：
“多年轻啊，怎么走上这条路？”
“怎么这么多强奸犯？政治犯也不少。”
……
人们在议论着，指责着，无奈、悲愤、惋惜、同情充满了街头。
我这一天被押了出来。
开始我是不知道游街的，只是这一天我起来做饭特别早，一百多人天没亮就吃完了饭。我们谁都不知道干什么，吃完饭便到操场集合。我开始还以为是出去给哪个领导家干私活儿。我们犯人经常在队里的同意下出去给人干活，或者是公家的，或者是私人的。自然我们是愿意干的，一是自由，再是干活不累，讲究一些的人家还能给我们烟抽，或者是吃上一顿饱饭。当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去，一是要改造好的，再是被保票的，和管教们有亲属关系的也行。吃完了饭，碗都没收拾，我便很是积极地跑了过去。来到了操场，天还没大亮，操场上早已停着一大溜标着序号的解放牌军用卡车，并有警察在操场上持枪站着。我和一些不认识的犯人被编上号儿，排着队，也不清楚干什么，一个个稀里糊涂就被押上了车。上了车，就把我们绑上了，还给每个犯人挂了个大大的牌子。给我也挂了一个，上面写着：杜边疆，破坏上山下乡盗窃犯。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站在三号车上，顶着凉气，冒着寒风，随着汽车颠簸着，不知去向。
天渐渐亮了，车队向城里进发。我熟悉的路线和我熟悉的村庄展现在眼前。这是我从被抓入狱，第一次出来。我看着太阳慢慢地从东方升起，我看着一家家袅袅的炊烟，我想起了从前的日子，多么自由，又是多么无拘无束。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游行的车辆来到了我的家乡——米镇。
我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小城。一切都是那么有亲切感。那房子，那街道都是我熟悉的。特别是那人，当我看到人的时候，我低下了头。我不想见人，我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我将头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怕熟人把我认出来。车慢慢走着，总是觉得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我听到了车下人的议论：“看见没，那个就是挖祖坟的杜边疆。”
“祖坟也敢挖，干吗呀？能有什么好东西？”
“他爷爷是资本家，他姥爷是大地主。死了还不得带些好玩意。”
“真是，穷疯了，挖祖坟了。我们还没钱呢，挖什么？”
……
整个游行车队在米镇转了一圈儿，浩浩荡荡的，然后来到了米镇火车站的站前广场。这是个很大的广场，广场的正中央是用六辆解放牌汽车并在一起搭成的大台子，作为公判时的公判台。台下是全副武装的公安警察，还有一些当兵的。他们整齐而威严地站在台前，四周是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足有几万人。在广场四角的电线杆上安装着高音大喇叭，义正词严地广播着我们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我们所有的游行车辆都停到了台前，等待公判。
九点四十分，公判大会正式开始。公判大会由县公安局局长主持，再是分管副县长讲话，最后是县法院院长宣判。宣判完了我们才明白，咱们这些人是跟着陪绑的。宣判死刑的是两个强奸杀人和一个强抢杀人。三个人的年龄都不大，两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八岁。宣判完了死刑的犯罪事实之后，又宣判了一个死缓和十几个有期徒刑，最后还有一个当场释放。
会开完了，车队开始行动，去法场，因为有三个死刑，需要立即执行。
游行车辆向法场开的时候车速很快。我想，老天爷，赶紧走吧……就这样离开了米镇。
三十分钟左右，我们来到了一个叫黄泥头的山坳处。这里也是漫山遍野看热闹的人。游行的车队到了，先是下来了一些警察和一些当兵的。他们站在事先准备好的法场的四周，荷枪实弹，维护着秩序。然后有十个戴着大口罩的解放军，将五个犯人押到法场执行的地方，准备执行。我们看着，没明白，判三个死刑，怎么弄来了五个？接下来就是验明正身，验明正身之后就是执行枪决。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响，有三个人倒在了山沟里，还剩下两个没倒，却都瘫到了地上，其中有一个也不知怎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恍然大悟，那两个犯人也是陪绑的。哈哈大笑的那个犯人是吓疯了。只见有四个警察将吓瘫了的两个陪绑的犯人拖到了车上，又有一个戴着大口罩的执行人走到山沟里，将被打死的三个犯人每人又补了一枪，整个过程才算结束。
我以为游行就算完了，没想到在回来的路上，听车上的警察说还要去蒲苇村游行。我听了，当时崩溃了一般。我想去蒲苇村一定能看到那些知青，我想一定能看到那些村民，我想一定能看到香兰和香兰的家人，我想——我突然想死。念书时，我的历史学得很好，我极力寻找着第一个发明陪绑和游街示众的人是谁。这个人太可恶了，这种办法太残忍了，还不如让号中那些人打我一顿。我不想活了，我想跳车，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于是，我开始寻找机会。
从米镇到蒲苇村的路程要一个半小时。这是条向西的土路，很难走。车身摇晃着，顶着西北风往前行驶。我忍受着，车上无论警察还是犯人都忍受着那种颠簸和摇晃，还有那种难耐的寒冷。我的脚站麻了，冻僵了，我的头也被摇得迷迷糊糊。过了一个村庄，又过了一个村庄，眼看就要来到蒲苇村了，我下定了决心。
我是站在3号车厢的最后位置，这样跳下去就很方便，只要腿一抬就跳下去了。我的后面是四号车，我想我跳下去被四号车轧死算了。我宁愿死也不想回蒲苇。我的心一横，跳了下去。三号车后的那辆四号车本应当从我的胸前轧过去，遗憾的是没有。在我跳下去的时候，有一根绳子拉着我，我忘记了一个车的犯人是穿在一起的。我跳下去了，车上和我穿在一起的那几个犯人也跟着向车后倾斜。我落了地，我身后的人被我拽得悬在了车帮上，上不去也下不来。我并没被车轧着，而是被车拖了很远。我是脸先着地的，整个身子和面部被车拖着，走了几十米……
十二
我没有死成，我满脸的血，满身的伤。回去后，还蹲了三天小号儿。
监狱有规定，犯人一周上法律课两次，狱警和大队干部每周政治学习一次。犯人是周二和周五的晚上，狱警和大队干部是周三的下午。这规定可以说是雷打不动。
我是星期二进的小号儿，星期五晚上出来的，正赶上法律学习。给我们上课的是那个肖队长。一个中队150人，有时在一起上课，有时是分开的。冬天坐在食堂里，夏天，天好就在外面，有的时候也在号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开始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学完了还要讨论，讨论到底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姜大拐棍就问：“谁是敌人？我们是不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是不是朋友？”一下子把在场的大队干部们问住了。
姜大拐棍又说：“说我们是朋友，干吗把我们圈在这里？干这么重的活儿，吃这么差的饭；说我们是敌人，我们怎么了？我不就打伤一个人吗？是敌人吗？”还没等姜大拐棍说完，肖队长马上站起来说：“住嘴，你不是敌人，但你是犯人，是需要改造的犯人。这里怎么了？这里是惩罚你的肉体，改造你灵魂的地方。你这种丧失了阶级性的反动意识，必须继续改造。你这种思想就得给你加刑，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出去。”于是，没人再敢说话，怕说错了加刑。
这一夜，姜大拐棍的情绪极为不好。他不知道肖队长能不能给他上报加刑，也不知道能加多少年，什么时候出去。他把号里所有的人都打了一通，有的扇了耳光，有的踢了两脚。我是被他一记老拳捣在胸上的。
每次姜大拐棍发火，被打得最重的除了强奸犯，再就是政治犯。也说不清姜大拐棍对政治犯怎么那么仇恨，动不动就打一顿。我们号里一共三个政治犯，挨欺负最多的就是那个画毛主席像的韩老师。无论谁挨打，是不敢上报的，怕回来姜大拐棍报复得更厉害。
这一天姜大拐棍的心情极为不好，再加上他晚上偷摸摸喝了些酒，就又想拿韩老师出气。
我们的号里是经常有人弄酒喝的。他们的办法是用一个塑料袋，把酒装在里面，通过送菜的或买菜的人弄到食堂，再由食堂的人把酒放到白菜汤里，在吃饭盛菜的时候，偷摸摸把酒转给犯人，留着晚上号里的人喝。这天晚上，姜大拐棍喝了，而且喝得很多。喝完了就打韩老师的主意，先是摸摸屁股，然后摸摸脸，像调理女性似的调理韩老师。韩老师也不说话，你想摸就摸，想碰就碰。不曾想姜大拐棍添了毛病，让韩老师把衣服脱了，撅着，想鸡奸。韩老师开始没明白怎么回事儿，以为打两下也就完了，便把衣服脱了，撅在了墙角处。不料，姜大拐棍也脱光了身子，在刚要上去的时候，韩老师猛地来了个鹞子翻身，将姜大拐棍摁倒在地。这个动作来得太快了，我们所有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就那么眨眼之间，光着腚子的姜大拐棍就被光着腚子的韩老师弄到身下去了。只见韩老师骑在姜大拐棍的身上，左右开弓，一顿猛揍。号里所有的犯人们振奋了，所有受过姜大拐棍欺辱的人都站了起来，拳打脚踢地报仇。姜大拐棍不服，他在韩老师的身下扭动着，挣扎着，叫喊着。夜间值班的管教听见了，打开号门，走进来，见姜大拐棍被压在韩老师的身下躺在地上。管教没说话，转身走了。大伙也就都明白了，姜大拐棍有民愤了，就又一次把他暴揍了一顿。从此，号中的姜大拐棍换成了韩大拐棍。这个韩大拐棍上任后只说了一句话：“以后在号里谁也不准穿囚服。”
这一天夜里我们很开心。我们降服了姜大拐棍，画家韩老师成了我们新的大拐棍，可以说这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我们手舞足蹈，我们兴高采烈。我拿出口琴为他们吹曲子。韩大拐棍看了高兴，说你还会这东西，就让我吹几首曲子好好听听。在这里是很少能听到音乐声的。于是，我开始吹《三套车》，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吹《红梅花儿开》。我吹着，每个犯人都静静地听着，却不知这些曲子都出自什么地方，只有韩老师韩大拐棍知道。听完了，他瞪着两眼瞅我，说这是俄罗斯的曲子你也敢吹？我看着他也有些胆怯。那时这些曲子都是反动黄歌儿，不准乱吹、乱唱。韩大拐棍又说：“从现在开始一天吹一遍。你就是我们号里的二号大拐棍！”
自从香兰母亲去世，自从我认定了香兰怀了我的孩子，我便对生活又有了新的憧憬和希望。说实话，当时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很悲观、消沉的。总想这一辈子算是完了，扔在农村了。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天地是广阔的，可我们能干什么？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农民开始见我们的目光就是一群光吃不能干的废物。可自从见了香兰，我的生命有了一线之光，而且光焰灿烂。她就像一颗太阳，把我这颗暗淡的心镀上了一层曙色。只是好景不长，当我为了一枚戒指掘坟进了监狱的时候，我的整个身心又一次跌入了深渊，我崩溃了。就在我求生无望，求死不能的时候，香兰怀上了我的孩子，使我的生命有了延续的希望。我便有了活下去的欲望和信心。
又是半年过去了，香兰来看我。她的肚子更大了，这是她生孩子前的最后一次探监。韩老师成了韩大拐棍之后，我便成了二拐棍。在号里，除了我要听韩大拐棍的，其他人还要听我的，就连原来的姜大拐棍也得听我的。我把倒尿桶的活儿也推了出去，转给了新来的一个犯人，我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韩大拐棍管我们是很民主的，不打不骂，一有时间就教我们学习，给我们讲艺术，讲绘画，讲梵高，讲莫奈，讲毕加索。可号里的人就是学不进去，他们爱听讲强奸的事儿，爱玩儿如何偷东西，让那些学习见鬼去吧。姜大拐棍对韩大拐棍说：“你学习那么好，什么都懂，又会画画，又懂艺术，怎么还和我们一样？不也是蹲在这里遭罪？”
韩大拐棍说：“我们有本质上的区别。我是政治犯，你是什么东西？！”
姜大拐棍笑了，说：“一样，都是囚犯。你政治犯也不比我们高，一样吃窝头，喝白菜汤，一样累得要死要活，一样在这鬼地方睡觉。”
韩大拐棍说：“再胡说，我还揍你。”
我始终不解韩大拐棍怎么就能把姜大拐棍制服了，看他那弱不禁风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偷着问过他，他淡淡地一笑，告诉我学过摔跤。
正在韩大拐棍和姜大拐棍两个人打嘴仗的时候，管教喊我，说有人探监。我出去了，来到接待室。当香兰看着我跳车摔伤的脸时，她的眼泪掉了下来。我纳闷儿，问：“你又咋了？”
香兰揩着泪，说：“没事儿，你活着就好。”
我没明白，又问：“我活着？我怎么了？”
香兰说：“别瞒我了，你跳车自杀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我便想起了上次游行时跳车的事儿。
香兰又说：“为了我，也为了咱们的孩子，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可怎么活。”
我抬起头，看着香兰，有些无奈。
香兰说：“你答应我。”
我看着她，这会儿香兰很瘦，肌肤没有了先前的那种亮色。我说：“其实我也不想死。”
香兰听了我的话，又流下了泪，说：“我可能要生了，应该就在这个月。你先给孩子起个名吧。”
我想了想，说：“就叫新生吧，杜新生。小名儿就叫宝宝。”
香兰点头说：“听你的，就叫新生，就叫宝宝。”
我说：“我没法侍候你了。”
香兰说：“你好好呆着吧。我现在住在青年点儿里，有那些知青照顾我。”
我说：“我对不住你，等我回去好好补偿你吧。”
再没话可说了，每次都是这样，我们互相对望着，心情很复杂，相见时难别亦难……
香兰走了，我在想香兰肚子里的孩子。香兰很快就临产了，我这个没有结婚的爹就要有孩子了，此时我没有半点羞涩和愧疚。我想一个家就这么建立了，没有凤冠霞帔装扮新娘，没有三叩九拜谢恩列位尊长，没有花酒饭菜招待乡亲父老，就这么默默地有了孩子，就这么有了一个家，我也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当了爹。
天渐渐黑了。我坐在食堂里，大大的食堂显得很空，那么寂寥。我不想回号里，我知道号里的人都在干什么。我企盼着日子快快过去，早些出狱，和老婆孩子过过真正人的日子。想着，我走了出来，来到了河旁，监狱的铁丝网拦住了我的去路。我知道，那铁丝网是通电的，我是出不去的。我想，我要是能变成一条鱼该有多好，游到河的对岸去。再不就变成白鹭飞到蒲苇村，飞到青年点儿，飞到香兰的身边。我多么想和那些伙伴们高高兴兴地玩耍，我多么想和香兰卿卿我我恩恩爱爱。想着，我突然大喊一声：“香兰！”
“杜边疆，你干什么？”肖队长出现在我的身后，很是严厉地问。
我猛地一机灵，回头看着他，小声说：“队长，我想家了。”
肖队长拉着脸，小声而严厉道：“想什么想，好好表现。去食堂，再弄两袋大米，扔到窗外。”
我给肖队长办完事已经是熄灯的时间了。我摸黑儿进了号里，号里的人还没有睡，他们在比阴茎的大小。没有灯，只有手电的光照着。比来比去，还是原来的姜大拐棍的家伙大。姜大拐棍自豪地说：“哪个女的要是跟我睡一觉，我能让她舒服死。”又说，“来，看谁的有劲儿。”说着，拿起自己的一双大头鞋，用鞋带儿将两只鞋连到一起，往自己挺起的阴茎上一挂，真的挂住了。在场的人看着，瞪大了眼睛，惊叹着他阴茎上的功夫。姜大拐棍自豪地又说：“再来一双鞋。”我赶紧脱了自己的鞋，也挂了上去。心说：“驴操的，给你压折。”没曾想第二双鞋也挂住了。我们赞叹不已，开始欢呼，并给他取了个外号——姜大屌。他还不知羞耻地答应：“我就是姜大屌，怎么了，我出去第一件事儿就去找女人！”
我把香兰给拿的那些好吃的辣酱和炒面分给号里的犯人吃。二十几个犯人，一人一口也就光了。韩大拐棍乐了，说：“今天晚上不学习了，自由活动。”
姜大屌高兴了，说：“继续练基本功。”于是，一群人围了上来，继续练怎么偷东西。
十三
监狱的食堂终于出事儿了。是在我帮肖队长第四次偷大米之后让人发现的。
这是在香兰孩子出生后的那一年春节的前夕。我和往常一样到食堂给犯人们做饭。饭做完了，正在犯人们吃饭的时候，监狱的大队长走了进来。犯人们看了，都为之一愣，平时没有特殊事，大队长是不会来的。这是个高大、魁伟、黝黑的男人。他走路总是挺着胸的。听说当过兵，是一个特务连的连长。我们犯人看着他，就是有一种恐惧感。从没人见他笑过，脸总是冰冷的，一双环眼透着寒光，瞅向谁，谁的身子就得发痛。他站到了食堂中间，手里握着个又粗又长的警棍，先是没有说话，就那么看着犯人吃饭。
等大家吃完了，只听他干咳了一声，说：“食堂丢东西了，是谁干的赶紧站出来。”没人站出来。我的心却突突地狂跳着。大队长的眼睛扫了一圈儿，没有结果。最后说：“谁偷的，限你24小时找我说清楚。否则，每人加刑一年。”大队长走了，犯人们在议论：“我们又没偷，为什么给我们加刑？”
这一天晚上是政治学习，没有学毛主席著作，也没有学法律，是抓小偷。肖队长来我们号里亲自抓，他说偷东西的嫌疑人就在我们号里。号里二十多人坐在地铺上，围成一圈儿。肖队长站在中间，问：“谁是政治犯？”
有三个人举了手。
肖队长说：“坐到西侧。”又问：“谁是强奸犯？”
有十七个人站起来。
肖队长向他们的裆部看了一眼，说：“坐我后面。”又问：“谁是盗窃犯？”
有五个人站起来。
肖队长看着说：“坐在我对面。”
还剩两个在那儿坐着。肖队长问：“你们两个是什么犯？”
一个说：“我是放火的。”
我站起来说：“我是挖坟掘墓的。”
肖队长不耐烦地说我：“你他妈挖坟掘墓不就是盗窃吗？你坐在对面，另一人坐在右侧。”
于是，我就和盗窃的一大帮犯人坐到了一起。
分清了都是什么犯，肖队长又说：“今天不学习，抓小偷，你们这个号是最值得怀疑的。一是这里的贼最多，占整个犯人的百分之六十，偷东西的可能性大；再是你们这里一个在食堂，一个在修车，有作案的机会和可能。听说你们还天天练偷东西的基本功，是不是拿我们的食堂做演习呀？将来出去了是不是还想继续危害社会，坑害老百姓？跟你们说吧，食堂丢的是大米，谁偷的？赶紧坦白！”
听了这话，我的心“悠”的一下，不敢再看肖队长。
肖队长的眼睛在每个人的身上扫着，那目光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在每个人的脸上都刮了一下。我的脸也跟着疼。
没人说话。牢房里出奇的静，能听到每个人的喘息声。
肖队长站在地中央，原地转了一圈儿，每个人都打量了一番，然后他突然停下来，把目光瞅向了我，严厉地问：“杜边疆，这里你的嫌疑最大。你在食堂干活儿，有做案的方便条件，也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我当时傻了，我瞪着两眼看着肖队长，意思说，你怎么能说是我偷的呢？不是你让我干的吗？我要是把你供出来，你怎么办？再说，我要是承认了，是要给我加刑的，最少一年。我看着肖队长，不知如何是好。
肖队长也看着我，说：“不是你干的？你说是谁干的？”
我更蒙了，本来就是我干的，我能说是谁干的？肖队长看明白了我的意思，又说：“你怀疑是谁干的？必须说出一个，不说就是你干的。”
我真的傻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虽说在里边的都是犯人，我也不能污蔑人家，把自己干的事栽赃给别人。
“说！”肖队长直愣愣的两眼瞅着我。
我突然明白了，看来我是必须说出一个了，不然这个肖队长饶不了我。我把目光扫向眼前的一个个犯人。那些平时对我不好的，打过我的，得罪过我的都很胆怯，怕我把偷东西的事栽赃给他们，胆突突地瞅着我。我的心里矛盾着。我的目光突然瞅向了姜大屌，这个原来欺辱过我，摸过我的小鸡鸡的姜大拐棍儿。他见我看着他，立刻低下头去，不敢和我对视。
我瞅了一圈儿，收回目光，又瞅向肖队长，摇了摇头，意思是没有。
肖队长看着我，愣了，问：“没有？”
我低下了头。
肖队长冷冷一笑，说：“好啊，挺团结呀。那就是你了，跟我走吧。”说着，肖队长转回身，出了号门。我站在那里没动。肖队长见我没跟他出来，说：“走啊，你不说别人，就是你了。”随着铁门“咣当”的一声紧闭，我跟肖队长走了出来。
我跟肖队长来到了食堂。食堂里很是冷清地亮着昏暗的灯。肖队长坐在一张脏兮兮的长条椅子上，我站着。他摸出一颗烟来抽，也给了我一支，又给我点上。我们抽着烟，谁也不说话。我看着肖队长，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肖队长看着门，抽着烟，在想什么。烟要抽完的时候，肖队长突然说：“今天晚上你接着弄，还是大米。”
我没明白地看着肖队长，心说，你疯了，都让人发现了，还干？
肖队长冷冷一笑，说：“照我说的做。”说完，走了出去。
我站在阴冷的食堂里，看着消失在黑暗中的肖队长，然后又看了眼挂在食堂墙上被烟熏得发黑的挂钟，七点半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琢磨着，忐忑着，心想这个肖队长是疯了，可不听他的话又不行。于是，又一次摸进了仓库。
仓库很大，很黑，也很冷。外面没有月亮，我也没敢开灯，凭几次偷东西的熟悉摸了过去。我的心狂跳着。此时整个空间的空气凝固了，我不敢呼吸，我在听着外面的动静，我在想是不是那个肖队长给我设的圈套？我胆怯着。外面没有什么声音，一切都是静静的。我壮了壮胆，下定了决心，一下子扛起两袋子大米，打开后窗扔了出去。
我慌慌张张地回到了号里，没人跟踪，更没人抓我。号里的犯人们和往常一样，有的练着偷东西，有的躺在那里哼着歌。我走了进来，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活动，大伙都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灯光很暗，一个个模糊着苍白的脸，恍恍惚惚像贴了一张白纸。姜大屌凑上来问：“真的是你吗？”
我的心哆嗦了一下，看着他，有些讨厌这个人，说：“你他妈才偷东西呢！”
姜大屌被我突如其来的骂给镇住了。他不知如何是好，等了半天才回过味儿来，说：“你他妈敢骂我？”
我突然壮起了胆，说：“我他妈就骂你了，怎么的？你再横，我明天就说是你偷的。”
姜大屌看了眼在场的人，又看了眼韩大拐棍，说：“他骂我。”
韩大拐棍说：“他骂你是轻的。”又说，“我要是他，我就说东西是你偷的。你修车，也有做案的可能。”
姜大屌没话可说了，他很是没有面子地坐了下来。我也坐了下来。此刻，我不那么害怕了，我把悬着的那颗心悄悄地放了下来。
十四
号里有了新的玩儿法——纹身。
自从韩老师当了我们的大拐棍儿，号里的人多了一些乐趣。除了他给我们讲美术以外，我们还学会了纹身。这是号里的人除了喜欢学偷东西以外的另一个最感兴趣的事儿了。整个号里，除了那几个政治犯，大多都纹了身。有的纹了龙，有的纹了凤，有的纹了字；有的纹到了臂上，有的纹到了胸上，有的纹到了背上。我也纹了，纹到了我的阴茎上。我纹的是四个字：忠于爱情。这几个字纹得很艰辛，和纹别的地方不同，它需要充血、勃起的时候才能完成，否则纹不上。我是自己纹的。我开始看别人怎么纹，学会了，自己才纹。号里纹得最好的还要说是韩大拐棍。人家是搞美术的，干起活儿来一丝不苟，像在绣花儿。我开始是不想纹的，好好的皮肤纹了可惜。可我也耐不住寂寞，耐不住生理的需要。每天晚上，我的家伙都像一杆钢枪，硬梆梆地挺着。
我讨厌我的这杆“钢枪”。要不是为了它，我就不能偷戒指了；要不是为了它，我就不可能进监狱。是它葬送了我的前程。我想镇压它，像劳改农场不给我自由一样也不给它自由。我想让它痛苦，让它永远也抬不起头来，只有疼痛才能压下它的顽强和嚣张气焰。我决定纹它。
此前，我曾经想在臂上纹一条蟒，又怕出狱时香兰害怕和埋怨，也就没纹。后来想在背上纹一龙一凤，又觉着不好看，将来人见了就能看出是蹲过监狱的坏人。可还是想纹。有一天夜里做梦，我梦到了香兰，我的“钢枪”又挺了起来，还差点儿“走火”。我恨它，在被窝里扇了它两个耳光，骂道：“你这个一只眼的白眼儿狼，我都这样了，还不同情我，和我作对，让我难受，气急了我把你揪下去。”它没听我的话，它不服，它直挺挺地瞪着一只眼，跟我一样倔，像是在说：“小样儿，别在那跟我牛逼，你是个犯人，我可不是。你以为我爱跟你遭这罪？长在你身上了，没办法。有能耐你就把我揪下去，扔到监狱外面，看有没有人捡。”
我很无奈，我气着了，真的气着了。刚想再揍它两下，忽然灵机一动，说：“驴操的，我给你纹了，省得你不老实。”于是，我开始下手。
劳改农场里是不允许纹身的，可我们号里的有些人纹了。大拐棍说，纹身自愿，可谁要是说出去我就把他废了。
我很欣慰我的想法，纹到裤裆里，别人是看不见的。将来出去了，只有香兰一个人能看见。再说，纹的是“忠于爱情”，香兰看了也会高兴的。
我先是琢磨，纹些什么？那些虎啊凤啊龙啊是不能纹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太狭窄了，龙凤是不可能呆在这个地方的。再说我还怕它们饿了，把我的小鸡鸡咬掉，将来出去了怎么办？新社会又没有太监，那我就彻底废了。我想起了香兰，为了香兰，我也要保住这个神圣的物件儿。于是，想起了四个字——忠于爱情。
我纹身，号里的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我晚上猫在被窝里悄悄地纹。我拿着手电，把它摆弄硬了，一针下去，很是有些疼痛，又一针下去，它就蔫了。我只好等到它再勃起的时候再纹。四个字的纹身，我整整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完成。
我躺在铺上，想着偷粮的事儿，越想越紧张。我不知道肖队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一夜我没有睡好。
第二天照常干活儿。我心里有事，干活儿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我看到了肖队长。肖队长也看到了我，没理我，像没事儿一样，在食堂里转了一圈儿就出去了。我心里纳闷儿。
晚上，依旧是在号里抓小偷。还是那么分堆儿坐着，也还是肖队长在审问。我仍旧胆怯地看着肖队长。这一次肖队长不再看我了，他把目光盯到了韩大拐棍身上。韩大拐棍是我们的大拐棍，但在管教面前他永远是孙子。
肖队长问他，说：“你们自己查得怎么样了？”
韩大拐棍不敢说谎，说：“我们没查。”
肖队长生气道：“为什么不查？”
韩大拐棍指着我，说：“你不说就是他偷的吗？”
肖队长听了生气，说：“我还说是你偷的呢！”
韩大拐棍马上立正，哀求道：“报告政府，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一天除了接受改造，哪有时间偷东西？再说，粮食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肖队长说：“我说是你偷的，就是你偷的！”
韩大拐棍说：“听政府的，政府说是我偷的，就是我偷的。”
肖队长把目光扫向其他人，厉声道：“就在你们这里，必须给我找出来一个。”
肖队长说完走了。我们剩下的人，面面相觑。
小偷始终没有抓到。打那以后，肖队长也不敢再让我偷大米了。抓小偷的事儿不了了之。
十五
父母始终不知道我判刑蹲监狱的事儿。父母蹲牛棚以后我和他们的联络方式就是通过书信，也是断断续续。下乡以后，特别是被判刑以后，就没那么方便了。劳改农场里的犯人和外界可以有书信往来，只是需要审查。里出外进的信件，都需要他们把关，对不符合要求的信件就偷着给你扣下了。我从没有在劳改农场寄过信，我和父母的往来信件都是通过香兰来传递的。当然，挖坟掘墓被判刑的事儿是绝对不能跟他们说的，报喜不报忧。我说我在乡下干得很好，年年是青年突击手或是先进个人，有时也说是劳动模范。父母看了自然是高兴的，而且来信鼓励我，让我在乡下好好干，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每每看到父母的鼓励，我都十分汗颜。
一晃一年，一晃一年，一晃又是一年的夏天，除了劳改农场铁丝网方向面临着的那段河外，所有的田地都绿了。远望去，那条河流就像从北向南流淌着的小溪，在劳改农场这里打了个结儿，蜿蜒而去。
这一天，犯人们在田里拔稗草。水稻已经长得尺八高了，自然有稗草跟着生长出来。就像人，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坏就必须除掉。
中午我们送饭，香兰是在田间和我见面的。这一年，我的儿子宝宝已经五岁了。
香兰还是穿着那件红衫，身后还跟着那只狗。我看着香兰，那衣服的红明显褪了色。我不敢跟香兰亲热，人家不让，我跟狗亲了起来。几年过去了，这只狗仿佛也老了。它拱到我的怀里，伸着它那肉红色柔软的舌头，舔着我的脸。我想起了香兰亲我，也是这么热情，也是这么不顾一切。我抱着狗，亲着，看着香兰。
生完孩子的香兰，明显憔悴。从前那脸上的红晕没了，头发梳得也不是那么光滑了。褪了色的红衫下穿着一条藏青色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布鞋，露出的脚面灰土土的，失去了肉皮的本色。
我不明白香兰为什么每次都要穿红色的衣服来这里看我，但我知道，她的那点红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兴奋感和很强的生理欲望，也给其他犯人带来了躁动和不安；更可以说，就是这点红给他们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和决心。
香兰来了，正是犯人们在田间吃饭的时间。他们突然看见了香兰，就都把注意力转向了香兰。有句话说得好：“离家半年，母猪赛貂蝉。”更何况这些人离家三五年了！这些被困的男人们，别说是母猪，恨不得见一个带孔儿的东西就把家伙插里去，更何况见到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美女。我知道，他们的眼睛一定是红了，他们的下身也一定是硬了。他们停止了咀嚼，忘了劳累，目光极其贪婪地看着香兰。
我对香兰说：“以后来就别穿红衣服了。”
香兰问我：“为啥？我喜欢红色。你不也喜欢红色吗？”
是的，我喜欢红色。上小学的时候，我喜欢红领巾，到中学的时候我喜欢红袖标，到了社会就喜欢红旗。一见到红旗，我就兴奋，就能联想到天安门，就能想到毛主席。
我没法跟香兰说别人的感受，我说：“你穿红衣服我受不了。”
说完话，我忍耐着低下了头。但我的身下是亢奋的，“忠于爱情”的四个字，已经随着这种亢奋蓬勃而起了。
我恨不得一下子把香兰摁在地上好好痛快痛快。可我不敢，我身边有狱警，狱警的手里拿着枪。我看着枪上那寒光闪闪的刺刀，绝对比我身下的东西要硬。于是，我的“钢枪”被他的钢枪逼了回去。
我吃着香兰给我拿的菜包子。尽管没肉，我当时的感觉是天下第一美食。我吃着美食，看着香兰穿着的红衫，下身依然是蠢蠢欲动。我极力不去想那些东西，可还是控制不住。狱警拿着枪转过身去，我的胆子大了。随着我胆子的增大，我身下的胆子也大了。我吃着，看着，胡思乱想着……我控制不住了，我的“钢枪”终于战胜不了诱惑，把我吃进去的东西变成了一股暖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冲了出来。我轻轻地叫了一声，停止了咀嚼。香兰不明白地看了我一眼，问：“你咋了？”
香兰是绝对不会知道我怎么了的。我红着脸，看着香兰。我把嘴里含着没有咽下的一半食物，很是勉强地咽了下去。我捂着下身，有气无力地说了句：“岔气儿了。”香兰伸手来摸，突然一杆钢枪横了过来，狱警厉声喝道：“不准乱动。”香兰便把手缩了回去。那狗像是闻到了什么，在我的身旁转来转去。
香兰不放心地在一旁看着我。 我努力着说：“没事儿，过一会儿就好了。”其实，我的裤裆里早已由热热的，变得黏黏的了。
我吃完了饭，探监结束的时间也该到了。香兰简单地给我讲了我的小儿子，怎么乖，又如何的可爱，冬天都可以去河的冰面上滑冰车了等等。我想象着，说我要见儿子一眼。香兰不同意，她说不能让儿子在这个地方见我，对孩子影响不好，让我再忍忍，出狱了一起见。
香兰临走的时候，我给她塞了一个用蒲草编的荷包，说是给孩子的，等我出去挣钱了，再给他买一个真的。
香兰走了，是拿着荷包走的。不曾想的是，这一次她带走了我的希望。我和香兰每次都是带着一种遗憾见面，每一次也都是带着一种遗憾分手。香兰走了，我望着她那远去的身影，那团红渐渐地在我眼前消失，也在那些犯人的眼前消失。
又到了晚上。这个季节，劳改农场的号里就像一个大蒸笼，让人透不过气来。满屋的蚊蝇，吸着我们这些犯人的血。我们过着一个个难眠之夜。犯人们边驱赶着蚊蝇，边想着心事。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一定又想起了中午时来看我的香兰，也一定想起了香兰身上的那件红衫。他们是不会忘记的。他们和我一样想女人。
姜大屌突然问我，说：“你是怎么把那么漂亮的女人弄到手的？”
我笑了笑，吹牛说：“她自己拱进我怀里的。”
姜大屌说：“你他妈艳福真不浅。”
我说：“有什么好？不是为了她，我还不能蹲监狱呢。”
姜大屌说：“别他妈不知足。我当车间主任的时候，睡过四个车间女工，没一个像她这么俊的。”
我气急了，说：“啥意思？你他妈再胡说，我明天不给你饭吃。”
姜大屌说：“跟你开玩笑呢。宁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咱懂。”又说，“今天看见你媳妇，我他妈差一点儿跑马。”
二蛋说：“我也差不点儿，饭都没吃好。“
突然韩大拐棍站起来说：“你们都想女人是吧？我给你们变几个出来。”
大伙看着他，问：“咋变？”
韩大拐棍没说话，站起来，从被子底下摸出一支笔，在地上蹭了蹭，蹭出了黑色，拿在手里，来到牢房中央，先是看了看北墙，然后走过去，借着微弱的灯光画起来。所有的犯人都看着，那目光追随着韩大拐棍的右手，在墙上游动。韩大拐棍的手是苍白的，瘦弱的，长长的手指没有多少肉。他画着，几下就是一个女人，几下就是一个女人，全是裸体的，而且个个丰乳肥臀。有的躺着，有的站着，有的仰着，还有的撅着，活脱脱的肥胖女人顷刻间跃然墙上。三面墙，不到几分钟，就出现了六个女人。大伙儿都惊呆了。我们看着墙上的女人，那感觉，个个都是鲜活的，也个个都那么诱人。我们都看傻了。号里出奇的静，就是晚上睡觉也没这么静过。我们呆愣愣地看着画儿，呼吸都停止了。我看着他们，这种静静得怕人，就像一堆炸药被点燃了引信，等待着爆炸一样。
姜大屌第一个脱了裤子，钻进被窝，鼓捣着。紧接着又是几个也进了被窝。
一夜的兴奋……
十六
孩子一天天大起来了。我的刑期也一天天临近尾声，对家的期盼也越发的强烈。香兰一如既往地来看我，帮我洗衣服，给我拿好吃的。因为减刑了，我的心情也渐渐好了起来。当然她没听我的，每次来她还是穿着那件红衣服，只是我没说什么，我也是喜欢她身上的那点红。
我还是坚持见见儿子，香兰就是不让见。无奈，我只能是渴望着。香兰给我拿来了孩子的照片让我看。这是张黑白照片，一个小男孩儿正在冬天封冻的冰河的河面上滑冰车。我看着，喜欢着，那小模样长得很像我小的时候。
我看着照片，幻想着出狱后那快乐的日子……
冬天走了，春天又来了；
春天走了，夏天又来了；
夏天走了，秋天又来了。这是我在监狱里的最后一个秋天。于是，我盼望冬天，盼望刑满释放。
也不知怎么，这一年的冬天来得太迟太迟。我每天都是掐着日子过的，可越是这样过得越慢。我在号里门旁的南墙上画满了小黑道儿，以记载着我一天天难熬的日子。
天终于冷了，北风也一天比一天凛冽，我的心情随着寒冷的到来而激动着。
过了霜降，才立冬；过了立冬，才小雪；过了小雪才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已经是大雪的时令了，天空中却见不到一片雪花儿。河虽说是封冻的，没有雪的陪衬就是不像冬天的样子。
香兰又来了，这是她最后一次看我。这一次她没有给我拿炒面，也没拿馒头和辣酱，她给我拿了饺子让我吃。我吃着，那一个个饺子，很是温热地进了我的腹中。我在想，出去以后，可以天天吃好的东西了。不仅能吃到饺子，还能和我那没见过的小儿子在一起亲热、玩耍……我对出狱后的美好生活愈加的渴望。
香兰还给我准备了一套出狱后穿的干净衣服，我以前穿过的黄军装。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了。七年过去了，它依然没有褪色。我想我穿上它，我就是以前的杜边疆了，就和青年点儿里的那些知青一样了。
香兰告诉我，村里的青年点儿没人了。有的抽回了城，找到了工作；没抽回城的也不在点儿里呆着了，都回家了。青年点儿只剩下空空荡荡的房子。我听了，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不好受。香兰看出来了。她安慰我，说咱不怕，咱有小儿子，还有我，咱不孤单。我想也是，怎么也比在这里强。
公元1976年的1月29号，是1975年的阴历腊月二十九，第二天是除夕。这一天是我被判刑，在劳改农场改造六年的最后一天。一大早，天刚刚有些亮，就能听见劳改农场河对岸蒲苇村村民放鞭炮的声音。我被鞭炮声惊醒，躺在地铺上，神情木讷地看着棚顶。那棚顶已经不是很白了，早已被岁月的尘埃和夏日蚊蝇的粪便遮得一塌糊涂，肮脏一片。我看惯了这种污秽，就像习惯了这里的日子，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事情一样。昨天在食堂，那个姓肖的队长找我谈话，告诉我说，被减刑一年，要刑满释放了。我当时不知是该激动，还是该委屈，只觉着眼睛一热，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把目光抛向不远处的锅台上，锅台上有小蚂蚁在爬。我想，我就像这蚂蚁在这锅台的缝隙里整整生活了六年。看着看着，好像蚂蚁也哭了。它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像是在说，你是熬到头了，我还得待在这里。
只听肖队长说，你这些年表现得不错，出去了还要不断改造。我听着他的话，揩了下眼泪，收回看蚂蚁的目光看着他，心里在说，是不是“好”在帮你偷东西？他好像看出了什么，说，要出去了，表表决心，出去了怎么做。
我表了决心，说出去了也要接受当地大队部领导的监管和改造，不该说的话决不乱说，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
肖队长听了很满意。他笑了，像是在说，你是走了和尚走不了庙的。这一点我也明白，我就是出去了，也要在村里呆一辈子。我是最听毛主席的话了，我要跟香兰和我那不曾见过的儿子在蒲苇村相依为命，我是永远也跑不了政府对我的监管的。谈完话，出了食堂，离开了肖队长，我像离开了一堆肮脏的大粪。当我确认我真正离开他的目光的时候，我狠狠地吐了一口痰。
天已经大亮了，我起了身，穿上囚服。我想，我是最后一天穿它了。这件肮脏不堪的囚服，这件包裹着我纯洁肉体六年的囚服，我对它有些讨厌入骨。它就像用一群苍蝇编织的衣服，龌龊了我的灵魂。我借着从窗外射进的微光，看着号里的一切。我看到了墙上有些模糊了的裸体女人；我看到了角落里那个我倒了无数次的臭尿桶；我看到了我亲手划到墙上的日子，一共是2190个长短不齐的小黑道儿，那是我2190个痛苦不堪的日子。那一条条黑道儿就像我满身的伤痕长的痂，随着岁月，随着日落日出，随着春夏秋冬，被我亲手一条一条儿地撕了下来，并在墙上残留着深深的印记。那一条条印记，像没有愈合好的伤口，只能是等待日后那更长久的岁月将它吹干风化。到那时恐怕就没人能记起这一段催人泪下，又痛苦难耐的日子了。我来到墙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就要出狱了，明天我就要从这里走向新生，就要离开这里，找河对岸蒲苇人家的一个叫香兰的女人去了。在那里我将得到六年中不曾有过的拥抱、热吻和性爱；我将看到我那已经出生五年却不曾见过的儿子杜宝宝。一想到这些我就兴奋不已，就热血沸腾。我熟悉这里的一切，就像熟悉自己身上生的虱子，不仅不烦，反而有些亲切感了。这是我的最后一天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包括那棚顶上的肮脏以及那墙上的美女都将和它们远离而去。我将走出那扇沉重的铁大门，告别这改造我六年的农场；告别那监视我六年的管教；告别那站在高高的岗楼里，持枪来回巡视的狱警……
同屋的其他犯人还没有醒，或做着梦，或鼾声如雷。我走出了房间。
下雪了。终于下雪了。这是这一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我来到号外才知道天并没怎么亮，雪是亮的，是雪把整个旷野映得一片灰白，分不出天地，而且寒气逼人。远处依旧有鞭炮声传来，那清脆的鞭炮声传来了淡淡的年味儿。
近处，能看清的只有劳改农场的三面围墙，和横在铁丝网对面的那条河。那河是封冻的，和大地一个颜色，白白的望不到尽头。河的冰面上残留着冬日打渔人留下的冰窟窿，像人身体上溃烂过的疤痕，显眼地呈现在那里。河对岸朦胧胧地躺着一个村庄，就是那个叫蒲苇的村子，我日思夜想的地方。那村庄和往日一样，开始炊烟袅袅了，那里的人正期待着新一年的到来，向往着新一年的五谷丰登。村庄同样也是白色的，那雪附在上面，像少妇身上盖的一块轻柔的白纱，既妩媚又熨贴地把她那优美的轮廓呈现出来。我看着，想着，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是那个少妇怀中的男人了。
我痴呆呆地望着，无比幸福地遐想着，远处又是一阵鞭炮声响起。我回过神来，伸了个懒腰，来到墙角处放了泡尿。尿是热的，在寒冷中冒着白气，滚烫地将一片积雪融化了。我打了个尿噤，提上裤子，去了食堂……
这一天过得很慢。我认真地干着活儿，做窝头、切白菜、洗碗、扫地，一样样一件件干得很投入，生怕出什么差错影响我的出狱。我要用我在这里最后一天的劳动，结束我六年的劳改生活。我要重新做人了。
又到了做晚饭的时间，这将是我在这里做的最后一顿饭，同时也就意味着我监狱生活的彻底结束。
依旧是大白菜，依旧是玉米面窝头。我做着饭，想着明天出狱的美好。香兰说了，明天要来接我，接我回家，然后结婚办喜事儿。香兰告诉我，村里的大队长还要给我接风，我有些喜出望外了。菜做好了，窝头做好了，只等着犯人们收工回来吃。我和几个做饭的犯人正在灶旁闲聊，我们聊着我出去的光景，聊着我以后的日子，聊着我的香兰和我那不曾见过的小儿子。我把小儿子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都很喜欢，满眼的钦佩。我自然也是兴奋的。正聊得开心，突然外面有人高叫：“不好了，有小孩儿掉冰窟窿里了！”我们几个应声跑了出去。
已经有犯人跑过去了。正是收工时间，铁丝网方向的大门是敞着的，所有在外干活儿的犯人都要从铁丝网中间的大门往里进，此时也都聚到了岸边，向对岸望。我和食堂做饭的几个人也赶了上来，见一个身穿红色外衣的小孩在河面的一个冰窟窿里挣扎，隐约能听到孩子的求救声。犯人们都清楚，劳改农场和蒲苇村是有分界线的，以河的中心为界限，河的中线以西为劳改农场地界，中线以东为蒲苇村地界，犯人们谁要是过了中界线便视为越狱逃跑。溺水的孩子是在中线以东的，想救孩子就得越过警戒线。
我看了，也不知谁家的孩子正在河里挣扎，求救。岸边的犯人越聚越多，没有一个敢过去救人的，都怕越线被岗楼里的狱警开枪打死。我忍不住了，高喊了一声：“快救人哪！”便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有人见我冲了过去，喊道：“杜边疆，你不想活了？明天就要出狱了，找死啊！”
我没有听他们的话，依旧向前跑去。警戒线离我越来越近，冰窟窿里的孩子离我越来越近，眼看那孩子就要没影儿了。我疯一般地向前冲去。在我穿过警戒线的一刹那，猛的听到了一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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