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里看不见夕阳。天还没暗下来，街灯就亮了，满世界明灿灿如白昼。
　　我站在立交桥上，趴着护栏往下看。路面全是车，挤在一起，慢慢蠕动，像串串瓢虫，首尾相吻，肆意行乐。
　　城里就是不一样，这有名的汉正街，就更不一样了。在我们那个村子，一辆车都见不着。我思绪翻飞，被身边的大嘴打断了。大嘴用胳膊顶了一下我的膀子，说：“这有什么好看的，我见多了。”我就跟着大嘴走。下了桥，拐进一个胡同，来到一片工地。我看见一幢高大的楼房，立在那里，像航空母舰。一米八几的大嘴，在它的脚下，像只蚂蚁。楼房四周，是残砖断瓦以及石子、钢筋、铁板、竹漂、螺钉螺母。有路，却无从下脚。我个子小，越过这些障碍物，免不了跌跌撞撞。相比之下，大嘴干脆利落。他几步跨过去，立在一个公厕边等我。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我不得不手脚并用。两个人总算会合，入厕，泚了一泡长尿。我感到肩上的蛇皮袋陡地一轻。
　　与厕所相连的，是工棚，上下两层。顺着角铁焊成的梯子，我上了楼。踏在那些稻草上，脚往下陷，人便有些晃晃悠悠。我本能地抓住头顶一根竹竿，疑惑地望着大嘴。大嘴拍拍竹席围成的墙壁，笑道：“这可是楼房，在家你做梦都住不上。”他又跺跺脚下的稻草，说：“席梦思，真正的席梦思。晚上睡得香，尽做好梦。”大嘴跺过的地方，草陷下去很深，像只鸡窝。灰尘在鸡窝上方，雾一样升腾，尘埃未定，大嘴说：“你先把床铺上，躺下歇息。我那边工地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我得去看看。我不在，他们就偷懒。这帮农村来的民工，奴性太强。”大嘴的话，让我听起来不顺耳。我是农村人，他大嘴也是农村人。不过，我并没把对他的反感表现出来。我说：“大嘴哥，你慢走。”大嘴这时正下梯子。他扭回头来，朝着斜上方瞪我一眼：“以后别大嘴长大嘴短的，叫老板。脑子这么不开窍，书读到屁眼里去了。”我臊了个大红脸，鸡啄米似的点着头，说：“是，是，是，刘老板。”
　　我一直躺到街灯灭了，也没见大嘴回来。我饿了，幸好娘在我的蛇皮袋里装了半盆熟地瓜干，我就拿出来吃，吃得嘎嘣响。我想起冬日里，在有阳光的河边吃冰块，但这种幸福的回忆，很快被另一种声音驱赶得无影无踪。我听见了厕所里的流水声。那流水声突然小了，停了。一个女人咋呼道：“耗子，挺大的一只哩，听，咬东西咬得那么响。”另一个女人说：“是哩。”她们冲竹棚的方向嘟嘟两声。我停了嘴，那边的水流声便又响起来。我感到肚子里有一股酸酸的东西在涌。
　　大嘴第二天早晨才回来。他身后跟了一个人，五十多岁，一张快风干的腊肉脸。大嘴对那人说：“你先歇着，我那边工地忙着哩。”老人很客气地对大嘴说：“师傅，慢走。”我急忙纠正，叫老板，刘老板。
　　大嘴每日这么出出进进的，每次进来，带回一两个人，晚上他又消失了。我抓住一个空隙，问大嘴，这新来的人上哪儿吃饭。大嘴说：“尻，活人能让尿憋死？”说完又走了。我躺在自己的铺盖上，望着头顶的竹席，肚里像揣了一只斑鸠，咕咕咕地叫着。我心里着急，什么时候才能干活呢，这样呆着，钱从哪儿来？
　　我是出来挣学费的。今年考了个大学，自费的，没钱，没去，我选择了复读。我先是在家干了一阵子农活。那么累的活，我晚上还坚持学习。原以为卖了粮食，交这学期学费。粮食价跌，上交，剩下的一点卖不来多少现钱，只勉强凑齐了妹妹的学费。妹妹高二了，也不能大意。我就跟学校商量，给我留个考试名额，高考前几天再返校。我学习好，英语大赛获得过地区奖，学校同意了。这样，我就可以只交报名费，资料费，还有办准考证什么的。即使这样，也得花好几百。家里有头猪，是猪崽，得喂三个月才能出栏。妹妹每次回来，总是喂它，摸它，我心里早就把它给妹妹了。
　　我的肚子又叫了，我把手伸进蛇皮袋，里面的地瓜干还有不少。可我的手被烫着了似的缩了回来。我的身边还躺了一些人，他们被大嘴领进来后，就这么躺着，狼多肉少啊。谁知还要这么躺几天。他们怎么躺得这么老实，没人走。肯定大嘴也跟他们说，一个月净挣一千多，还不累。他对我说这话时，我不相信地摇着头。大嘴说：“咱是干装潢，技术活。技术活当然比卖苦力挣钱。”
　　我的手在蛇皮袋里摸索。我摸到一张模拟考试试卷。我就在袋子里，摸索着把试卷展开，往里抓了两把地瓜干，将试卷团巴团巴，揣进怀里，捂着肚子，装作上厕所。我在工地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嚼着地瓜干。天数多了，地瓜干很硬。我艰难地吃着，还没咽下去，被人从背后踢了一脚。那人戴个安全帽，满脸肉疙瘩。他骂道：“婊子养的，乡巴佬，找死。”几个字，像几把尖刀，将我的胸前背后捅了个透。但我没有发火。发火又怎么样，人家是为你好，万一真的有什么东西掉下来，还不得脑浆四溅。
　　我回到工棚，见自己的蛇皮袋被人动过。走时我系得很严实，现在的袋子口是敞开的。我伸手一探，那半盆地瓜干没了。我看每一个躺着的人，喜怒哀乐都有。他们的腮帮子都鼓着，像包了一口水。我找出自己的竹筷，想撬开他们的嘴。我靠近他们，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两眼惊恐地望着我。我跨过他，奔另一个人去了。这是一个老人，脸像张干抹布，我又越过去了。都他妈的人模狗样，哪一个也下不了手。
　　少年叫黑鱼，溪水来的。他指指身边那张抹布脸，说是他爹。他娘没了，他三岁时没的。黑鱼并不黑，除了那双眼睛有一丝恐惧，缺少灵性外，他算得上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身边的爹，始终一言不发，嗞嗞抽着自卷的纸烟。我对他说，抽烟会把工棚烧着，他就用拇指食指，掐灭烟火。他一脸平静，看不出有灼痛之感。
　　直到第五天，大嘴才招呼我们干活。这时的工棚，挤满了十几人。大嘴一声令下，大家便像羊粪蛋一样哩哩啦啦顺梯而下。大嘴指挥我们收拾工棚，把一楼隔成两间。钉了两张简易的木床，用竹席钉了门，就成了两间不大不小的屋。大嘴让我们从废弃的工地，抬来一张三条腿的木桌子，摆在一角，垫上砖头，就成了他的办公桌。
　　我对大嘴说：“刘老板，大伙还没吃饭呢。”大嘴大声说：“还没干活，吃啥饭，你当是你家请石匠瓦匠，先吃饭，再干活。这儿是先干活，再吃饭。不干活，就没饭吃。”大嘴让我们把门口一个大铁箱子搬到他的床头。箱子虽然生了锈，但又大又重，还有锁孔。大嘴从他身上的皮包里，掏出一只拳头大的铁锁，将箱子锁了，并用铅笔粗的钢丝，捆犯人一样，把铁箱子缠在碗口粗的立柱上，说那是他的保险柜。
　　
　　　　　　　　　　　　　　　　　　　　　　　　二
　　
　　中午的饭菜还可以，大米饭喷香。菜是尖椒炒干豆腐，胡萝卜炒肉，这让腰酸腿疼的我浑身有了劲。发给我的饭票，本来可以买两个菜，我却只买了一个。饭也只要了半斤。我本来可以吃一斤二两的。我吃完这些，去洗碗。黄六零拦住我，让我再去吃一份。我摇摇头，黄六零说：“你以为真的能挣到钱，看这阵势，能把肚子填饱就不错了。”我不语。黄六零就自己又去打了两份菜，一份饭。他把铁饭碗端在手中，来到我跟前，张开手指，手腕一拧，那饭碗便像个篮球，在他手里转起来。黄六零说：“告诉你，多打菜，少打饭。饭才多少钱，菜贵。这样，干完活，即使算不来钱，也不至于太亏。”我说：“不是出来挣钱的吗？混饭哪儿不能混？”黄六零说：“那可不一定，有的地方，想混碗饭吃，得累得屙血。”我笑笑，说：“你别说得那么邪乎，那不成了包身工了？”黄六零扒了口菜，鸭子吃田螺一般，伸着脖子往下咽。待那耗子似的喉节停止了爬动，他拍拍我的肩，说：“兄弟，你嫩着呐。”
　　黄六零本来叫黄世贵，小学读到三年级，没有一门功课及格。他爸是一村之长，面子上过不去，对他说：“你哪怕考六十分，我脸上也光彩些。”那时，他们村正放电影《白毛女》，电影放完的第二天，同学们都叫他黄世仁的弟弟。他小孩无所谓，当村长的爸听了不舒服，正好为了加深黄世贵对六十分的印象，他爸就到学校，将他的名字改成了黄六零。不过，直到小学毕业，他依然没考过六十分。
　　黄六零来自鄂西神农架，有点刁民的劲儿。他同我说话，语气很冲。有个叫牛大河的，来自仙桃。一听那地方就是天上人间。他自己也说那儿好，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只是一下雨就走不动道，黑泥巴跟粘糕似的。现在秧插完了，田地留给大个子媳妇伺弄，自己出来抓几个现钱，给二季稻投资。有来自云梦的，梦一样的名字。那里荷叶田田，藕丝连连。有来自天门的，云缠雾绕，茶花飘香。黑鱼父子来自溪水，那里是竹的海洋。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不呆在自己美丽的家乡，一个个都挤到城里来。他们不像我，我从红安来。红安出过二百三十个将军，可依然是穷。进到大别山里，一不小心，就会碰见一个大脖子的人冲你傻笑。我曾在晚上睡觉时，企图同这些伙计谈论各自的家乡，但他们并不感兴趣，只在那里叼着烟，甩扑克，赌口袋里那点饭票。他们的饭票并不多，刘大嘴一直控制着，只能领到第二天的。怕他们多吃多占，我说：“你们别玩了，输光了明天吃啥？”黄六零说：“怕啥，老天饿不死家雀。”
　　我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只得把目光落在黑鱼父子身上。黑鱼的爹躺着，一个人抽着闷烟。烟灰有时落在他的被子上，他毫无觉察。黑鱼在他身旁，给他爹卷纸烟。卷了两三根，开始用大一点的纸叠飞机。我心里一亮，这还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我说：“你的家乡我去过，到处是竹子，水也多，山清水秀。”我其实没去过，只在地理课本上了解那么一点点。
　　黑鱼没有理我。我又说：“你们家乡雾大，一到早晨，云海可漂亮了。”黑鱼这才说：“只是蛇太多，竹叶青你见过吗？它缠在竹子上，你还以为是竹叶，去摸，它咬你一口，你就得死。”我从黑鱼的话里，感觉不到他对家乡的热爱。
　　“你为什么出来？你还小，你应该读书。”
　　“读书有啥用，我要挣钱。”
　　“挣钱干什么？”话一出口，就觉得这话问得没劲。我不就是来挣钱吗？
　　但黑鱼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黑鱼说：“娶媳妇。”
　　“你才多大，就着急娶媳妇？”
　　“我们那儿都这样，要早早地出来挣钱，挣好些年，才能攒够娶媳妇的钱。有的人干了十几年，还是打了光棍。”
　　“媳妇是啥？”我故意逗他。
　　“女人呗，男人都得有一个。”
　　我与大嘴是同村。大嘴回家说，他这儿能挣到钱，正好我上学缺钱花，就来了。可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我问黑鱼。黑鱼说是大嘴从火车站把他叫过来的。我恍然大悟，那几天，大嘴早出晚归，原来是上车站“拉客”去了。
　　武有双是最后一批来的。因为他带来五六个人，他也就算得上一个小头头。武有双自称是老高中生，有文化。大嘴就让他当会计，让他记录出工的情况，分领饭票等。他长得一表人才，说话有些文采，偶尔来点小幽默。我对他另眼相看。我后来才知道，他三十七八岁了，虽然叫“吾有双”，却是孤身一人。“都是读书给耽误的，武有双感慨道：“书读大了，并没有多大好处，除非是考上了大学。考不上，就成了‘二百五’，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种田罢，又下不了苦力，没有女人愿嫁。”武有双的话，在我心里化成了一团雾，好几天都散不开。明年七月份的高考阵地，我能否攻下？我不敢想。
　　因为有个小头衔，武有双也享受住单间的待遇。他就住在大嘴隔壁，但他对这点待遇似乎看得很淡。他常常跑到楼上来，和黑鱼说说话。此人还有点魅力，怎么三十多岁了，就是没找到女人，真是可惜了，我想。
　　我觉得我们只不过是汉正街的清洁工。每天，我们把那些建筑垃圾装车，运走，卸在另一个要建楼房的地方填地基。这活脏，也累，比如要用十几磅的大铁锤，把那些大块的废水泥碴砸碎，装车运走。还有那些拆卸下来的脚手架，也要装车。有时累了，不小心碰了手，出了血，我就盼望来辆铲车，好歇口气。但这些活都不能用铲车或吊车，因为房子是刚建的，附近的地面、建筑物都得保护好。那天的活最累。废水泥块又大又硬，一锤下去，只蹦出几个火星。火星熄灭，水泥块上只是多了一个白色的小点。砸不动也得砸，到天黑时，终于将水泥块敲开了，我们一块一块地往车上搬。我的手臂早就震麻了，有一块没抓住，掉下来，我腾空而起，双脚驴尥蹶子似地向后弹去。脚是没砸着，头却磕在挡箱板上，血涌了出来。一旁的黑鱼见了，跑去找大嘴。大嘴没在，他又找武有双。武有双说：“找我有啥用？我虽然管账，但不管钱，我从来就没看见过大嘴一分钱。”我掏出手绢，捂着额头，上了对面胡同里的一个小医院。医生递给我一个收费单，二百多元，我的头嗡嗡直响。这对于我，真是天文数字。这时，黄六零跟了过来。黄六零问：“为什么这么贵？”医生说需要缝针，因为在额上，需要用美容术。黄六零说：“那就用美容术吧。一会儿老板回来，我就给你送钱。”医生疑惑地看看我们，又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缝。医生给我擦净伤口，撒了点止血粉和消炎药，用绷带缠上。我递给医生十块钱，说：“就这些了。”医生接了，又扯了几块纱布，递给我。
　　回到工地，大嘴正在那儿等我们。大嘴说：“干这点活，就把脑袋磕了。肯定是你们偷懒，舍不得出力。越舍不得出力，就越容易出事。就像打仗，越怕死，就越容易死。”
　　黄六零说：“他往上递，是我没接住。”大嘴没理他。大嘴说：“都偷奸耍滑，不想干赶紧走人，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我的泪在眼睛里转。
　　黄六零劝我休息几天。大嘴没发话，我也就没有休息。况且我也舍不得耽误工，据大嘴说，一个工好几十块钱呢。
　　
　　　　　　　　　　　　　　　　　　　　　　　　三
　　
　　工地来了一个女人，让我们眼前陡然一亮，尽管她看上去就是个农村女孩。汉正街这个地方，来来往往的女人很多。但江城妹子长得白，漂亮，我们没有勇气正视她们，没有勇气多看她们一眼，于是，她们就像秋日迷茫的雾，在我们眼前飘动。所以，这个女人尾巴一样跟在大嘴身后时，我们的眼睛都斜过去，粘在大嘴的屁股上。一锤砸歪了，没砸着废旧水泥块，砸着了新修的地面，招大嘴一顿骂，还说要扣工钱。黄六零的一锹脏物，本来是要扔车上的，结果扬在了车斗外面，尘埃乱飞，引得路旁行人许多牢骚。只有我，瞅一眼那个红衣女子，就不再瞅了。这大热的天，干嘛非要穿一身红，嘴唇也是猩红的，城里的人嘴都没抹这么红。看她一眼，我就觉得天越发地燥热，偏又叫红梅，名字像火，燎得人心烦。
　　“来个女的做什么？这些活她干动了吗？”黑鱼闪动着他的双眼皮，一脸迷茫。
　　“做什么？他是老板的情人。”黄六零说，“你今年多大？十五岁？十五岁该懂得他们做什么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比如你们村里的牛呀猪呀狗呀什么的，一个趴在另一个背上……”
　　黑鱼脸憋得通红。我说，干活吧。打断了黄六零的演说。
　　大嘴同黄六零的说法不一样。大嘴说，那个叫红梅的女人，是来给大伙做饭的。大家一听，傻愣着。这就意味着，大伙就不能和建筑工人一起吃大食堂的饭了，意味着中午吃不到尖椒炒干豆腐，蒜苔炒肉，红烧土豆块。意味着早上吃不着又软又白的馒头，而只能吃炖菜，只能一日三餐吃大米饭，吃得直吐酸水。
　　“我抗议。”黄六零说。
　　然而，抗议是没有用的。大嘴说：“不愿干可以走。”
　　“走就走，结账！我来了一个月零三天，没缺过一天工。”黄六零说。
　　“笑话，公司没跟我结账，我拿屁跟你结？”
　　“那咱们就吃公司的，干嘛要自己开伙？”
　　“有人拿饭票同建筑工人换烟抽，这么下去，还不得把我这个小公司吃垮。”
　　我怀疑拿饭票换钱的是黄六零。我瞪他一眼，黄六零说：“狼要吃羊，总会找到借口的。他把饭票控制得那么紧，谁拿饭票换烟抽，早饿死了。”
　　想想也是。自己一天只吃七成饱，才抠出那么点饭票，何况黄六零那么能吃。
　　大锅饭比我想象得还要差。一天三餐大米饭，吃的是萝卜炖白菜。大嘴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们就吃去吧。”萝卜生风，有时干着活，突然蹦出一点动静，武有双就说：“咱们的待遇真不错，有音乐相伴哩。”
　　那女人干了一天，就坚持不住了，直喊腰酸腿疼，大嘴就让黑鱼帮她干。反正黑鱼干不了重活，让他烧火摘菜，是合理利用资源。这样，那女人就只管切菜、掌勺。一次，我上灶房喝凉水，见她正在那里切菜。她左手压住半只萝卜，右手操刀，只听一声脆响，刀切空了，萝卜滚到一边。这么一个娇艳的女人，竟笨手笨脚。我仔细一看，她落在菜板上的那只手，原来只有三个指头，拇指食指处光秃秃的。我感觉自己的手指隐隐作痛。
　　我把黑鱼喊出来，对他说：“烧火做饭的活也不是太重，你就多干一点，尽量别让那个叫红梅的干。”黑鱼说：“凭啥？她也是打工的。”我说：“你没看见她的手吗？她的手缺两个指头。”黑鱼啊的一声，道：“难怪她那么笨，我就是没敢正眼看她。”我拍拍黑鱼的头，说：“别告诉别人，也别告诉你爹。”黑鱼点点头，说：“我不告诉他，我一年也不跟他说上几句话。”
　　灶搭在为武有双准备的那间屋子里。起先，武有双说，老板有时回来太晚，有时不回来，一个人住在一楼，他没有安全感。现在，老板回来了，可晚上会不时制造一点动静，他睡不踏实。他就到楼上。他说楼上好，一翻身就晃悠，像睡摇篮。
　　楼下于是就真的传来武有双描绘的那种动静。武有双描述说，那动静让他透不过气来。但他住到工棚楼上时，他一样呼吸困难。他躺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拔开干稻草，用螺丝刀别开竹漂板，将眼睛贴上去看。看了几眼，他学着野猫叫春，哼唷哼唷的，让人起鸡皮疙瘩。几十岁的人了，怎么干这种事。他还把黑鱼的头按下去，让黑鱼看。黑鱼就将脸贴在床板上。我一把拽住黑鱼的衣领，把他扔到一边说：“别闹瞎眼睛！”
　　
　　　　　　　　　　　　　　　　　　　　　　　　四
　　
　　我不知道自己这个月是怎么过的，只觉得人黑了，手上的茧像锅巴似的干硬，胸脯上的肉紧绷绷地鼓起来。除了干活，就是没完没了地洗脸，洗脚，洗衣服。衣服破了，买来针线自己缝。我还帮别人缝。我来了整一个月时，问大嘴发工资不？大嘴说得到月底，现在才中旬。等到月底，我又问，大嘴说，公司没跟他结账，他没钱发给大伙。“放心吧，跑不了你的。你不就是挣钱上学吗？放我这儿攒着，比放你们那儿强。钱放在你手中，还不都花了。
　　那天终于下了雨。这是我到武汉来，第一次见到雨。我最喜欢雨，我可以立在窗前，什么活都不干，看一天的雨。乡下的雨多有诗意，老农戴着斗笠，披蓑衣，在浑浊的泥里耕田。雨打在窗前的竹上，噼里啪啦，像过年的鞭炮；雨打在门前的水塘里，溅起的水珠银光闪闪，像一个大簸箕，盛满了滚动的银子。妇女们打着粗布雨伞，东家窜西家，做着针线活，说着闲话。知道不，这伞还是我当年相亲时，那个死人给我买的。那时，他对我多好，现在可好，脚趾头都懒得碰我。雨天的女人，总是哀怨的，总是要说些牢骚话。小孩子披块塑料布，将叠好的纸船放进水塘，雨点很快就将他的纸船击沉了。小孩挺执着，回家再叠，路上一不小心，滑倒在泥地上。摔几跤怕什么，小孩嘛，不摔跤长不大。
　　城里的雨，让人透不过气，像是在自家的堂屋里，看天井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想多看几眼，就是看不远。雨一直未停，天暗下来，我仰望对面的高楼，灯光里人影晃动，烟雨迷蒙。他们不就是我小时候在电影里见过的，生活在天井里的人吗？老师动员我们这些落榜的学生：“再坚持一年，脱层皮怕什么，掉几斤肉算什么，考上就好了，考上了你们就像城里人，住在半空中。”我回过头，掏出英语课本。这是我来这儿后，第一次复习。不是懒，我每天都放不下它们，可每天总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干到下半夜，没有拿书的力气。梦里倒是时常看书，还考上过武汉大学英语系哩。
　　建筑垃圾清理完了，我们上楼，清扫室内装修后的废弃物。这楼很高，有十七层。我们就从十七层楼上，一点点往下搬运破碎的瓷砖、水泥和用剩的白灰，然后一层层地往下清扫，最后用抹布擦得干干净净。因为楼还未投入使用，没水没电，外面的吊篮又撤了，水得一桶一桶往楼上提。这活累，还令人恐惧。露天电梯不让用，我们只得从紧挨电梯的步行楼梯上走。电梯与楼梯之间的玻璃没装上，上楼梯好说，下楼梯，要是走块了，人就容易俯冲而下，从那空隙滑到马路上，摔成肉饼。我怀疑自己有恐高症，走到这儿，腿就哆嗦，我只得弓着腰，几乎是跪着，一点点地往下蹭。到了一楼，我才敢直起腰。而大嘴，竟然像在自家堂屋里一样，行走自如。他骂我没出息，我没吱声，心想，我哪能跟你比。
　　大嘴的确有令我佩服的地方，比如他曾有个女人，是他小时候父母给包办的。据说那个女人先前还挺招人喜欢，谁知脸越长越黑，脖子越长越短，牙越长越长。大嘴不干了，可他害怕他爹。大嘴的爹是大嘴唯一惧怕的人，大嘴扭不过，就装风作傻。女方来看家（农村订婚）那天，姑娘刚到家门前，按礼节，他应该去迎接。他也去了，几乎是一丝不挂。他冲到那个姑娘面前，盯着姑娘的脸，嘴流涎水。那姑娘张大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顷刻，大伙把注意力转移到大嘴的腹下。大嘴那玩艺儿上，套着他爹的旱烟袋，鼓鼓囊囊。烟袋的细麻绳，从他鼓胀的臀部斜扯下来。
　　一村人渴望大嘴的爹上前，扯下那个布袋。但大嘴的爹没有，他早已眼歪口斜，嘴角唾液肥皂泡一样冒出来。
　　大嘴的爹卧床不起，不久便一命呜呼。出葬那天，全村人或真或假，流了泪，哭声一片。只有大嘴，欢快地蹦来蹦去。按规矩，他应披麻戴孝，但大嘴没有，几个长者把他按在地上，他像顶天立地的汉子，就是不跪。
　　我曾问他咋就不要那个女人，丑女也能暖脚生娃。大嘴说：“你不懂。”停了停，他又说：“我没有女人，可我也不是实心筒子，老子早他妈的是空心筒子了。”后来才知道，他说的实心筒子，是指没沾过女人的男人。在他看来，沾了女人的男人，是空心筒子。
　　大楼内部终于清理完毕。大嘴仰望大楼，无比豪迈，说：“别看我们只干些杂活，没我们，这些城里人还住不进去呢，咱这叫保底工程。”
　　我担心这活干完了，就没活干了。大嘴说：“别担心，干不完的活等着我们呢。”大嘴说完，一辆大型卡车停在我们跟前。大嘴喊一声：“拿工具，上车。”
　　二十多人，挤在一辆车里，到了武昌县。黄六零突然唱起了一首歌：
　　
　　中华民国二九年呐嗨，
　　敌人的队伍阎锡山，
　　开到了武昌县。
　　一个大兵看见我呐嗨，
　　把我拖到地中间，
　　麦倒一大片。
　　他脱下我的裤，
　　他蒙上我的脸，
　　办完事他不给钱，
　　气得我头冒烟
　　……
　　这据说是解放初期，在忆苦思甜大会上，一位妇女控诉旧社会时唱的歌，在江南一带流传。我记得村里妇女干活时也唱过，她们不再声泪俱下，而是嘻嘻哈哈的，闹成一片。
　　民工们唱这歌，也是闹。只一遍，大伙就学会了，合唱得很成气候。我也唱。但我在路旁行人们的眼神中，看到了鄙夷的眼神，我甚至听见一个女人对我们喊：“垃圾，乡下来的垃圾。”“一帮劳改犯。”那话如两把利刃，插在我的心尖上。我一拳砸在车箱板上，大喊一声：“别他妈的唱了，穷得蛋皮贴了凳（没裤子穿），还有心思开心。”但大伙并没听清我说什么，直到我一锹重重地砸在车箱板上，大家才慢慢地停下来。
　　“劳改犯？”我苦笑一声：“我他妈的早就是劳改犯了。”
　　
　　　　　　　　　　　　　　　　　　　　　　　　五
　　
　　我看见红梅在厨房洗衣服。她左手三个指头，把衣服的一端压在搓板上，右手很用力地搓着。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大嘴的衣服，竟然还有他的大花裤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壮着胆，轻声问：“红梅姐，你一定要在这儿干吗？你跟大嘴处对象了？你以后会嫁给她吗？”红梅斜了我一眼，没吱声，更用力地搓着衣服，那双手就像一把柴刀，砍在我的心上。大嘴最终是要回到村里的，红梅这手，插不了秧，割不了谷，大嘴不会娶她，大嘴是同她耍着玩。红梅并不大，和我妹妹差不多。只是她那黑色眼圈、那猩红的嘴唇，使她看上去像个妇人。我想起妹妹的话，妹妹说她不想读书，想出去打工。我没同意，现在看红梅，我更不能让妹妹出来了。想起妹妹，我就有点同情红梅。我问：“ 红梅姐，大嘴会娶你吗？他会跟你过一辈子吗？”我故意叫她姐，是想客气些，以免她误会，认为我是想跟她套近乎。红梅这次眼皮都没抬。红梅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他？我跟你一样，只是个打工的。”红梅搓起的水，有一滴飞到我的脸上，我感到脸有些凉。她这也叫打工，她就这样打工吗？我心里堵得慌。我是来厨房喝水的，可是我喝不下去了。
　　又到月底，我找大嘴要钱。大嘴说：“公司没跟我结账。”我想让大嘴预支点，大嘴一瞪眼：“咱是一个村的，我还能跑了你的钱？你怎么还不如外人。”我品着大嘴的话，心里越发没底。一个村的，就跑不了吗？我又不能找他那六十多岁的老母亲要。
　　黄六零早就不相信大嘴，他对我说，这儿是陷阱，会越陷越深。他说大嘴根本没钱，大嘴把钱都私吞了。我说：“怎么没钱，都在那个保险柜里。”黄六零冷笑一声。他喊来黑鱼，贼似的瞅瞅四周，见没人来，就让黑鱼守在巷口放哨，自己从嘴里掏出一只别针，抻直，往大嘴的门锁里一探，一拽，门就开了。两人进去，黄六零同样利索地弄开保险柜。柜里只有一张报纸，几张出工表。黄六零说：“我没骗你吧，他没钱，他这儿敢放钱，我早给他没收了。”
　　“你原来好干这个？”我瞪一眼黄六零。黄六零笑道：“别大惊小怪的，谁叫他吞吃咱们的血汗钱。”。
　　两人出了屋，黑鱼好奇地看着我们。黄六零冲黑鱼说：“不准对别人说，否则我废了你。”说着手腕做了个使劲拧的动作。黑鱼吓得赶紧伸出双手，护着自己的裆，打了个寒颤。
　　黄六零再次动员我走，他说大嘴是空手套白狼，民工其实都是在白干。我劝他再干几天看看，我说或许公司真的没跟大嘴结账。
　　接下来的活更累，因为建筑队想提前完工，人手不够，大嘴带领这帮民工，进入浇灌混凝土的队伍。晚上干到十二点，早晨四点钟起床。几天后，黄六零拍拍自己日渐陷下去的腮帮子，对我说：“现在让我走也不走了，狗养的大嘴，他别想少我一分钱。谁少我一分钱，我跟他玩命！”
　　我相信黄六零的话，他这人，一看就虎。
　　
　　那天下午，大卡车坏了，无法把我们送到工地干活，我们于是有了一下午休息时间。我睡不着，想逛街。我来这么长时间，只埋头干活，还没逛过街哩。我想去公园。出发前，我见黑鱼面对天花板，眼神茫然无光，便喊他一起去。
　　黑鱼一路很开心，上车，抢座，瘦猴似的灵巧。
　　我们下车，进了公园。行不多远，看见一棵矮松下，半卧着一个男人。他衣衫破烂，裤子褪到了膝盖处，一只手正动作着。
　　黑鱼的目光，盯着那个男人的手。我倚着黑鱼，用肩挡着他，不想让他看这样污秽的场面。黑鱼却努力地把头从我的腋下钻出来，目光依然投向那个男人。我把黑鱼搂得紧紧的，把他的脸埋进我的胸膛，不让他再看。几个行人把目光从那个男人身上，移向我和黑鱼，目光是轻蔑的。我心里一凉，意识到，行人看着那个男人，多少有些快意，而看我们两个男人搂在一起，恐怕只有厌恶了。我急忙推开黑鱼，他的目光又投向那个男人。我生气，讥讽他：“很好看是吗？”我看见他的脸上，倏地飞来一片暗红。他急忙打岔，说：“他们常这样。”我问：“他们是谁？”黑鱼说：“工棚里的人，还有武有双。”我骂了句：“这个武有双，真他妈的想媳妇想疯了。”我急忙拉着他，快步走过去。
　　躲在高楼后的太阳，将它最后的余光收尽，头顶漫过一道阴影，天便微微有些暗。我们爬假山，过亭台楼榭。在明代裸体女尸展厅前，黑鱼要进去。他说他想看看古代人和现在的人是不是一样的。我明知是裸尸在诱惑着他，又不好揭穿，心想裸尸未必真的就一丝不挂，就给他买了一张票。
　　黑鱼出来时，脸煞白。他喘着粗气说：“一点都不好看，跟地下人似的。”黑鱼固执地认为，人有三种，天上有一层人，地下还有一层人。天上的人最漂亮，地下的人又矮又小，黑得像木炭。“她身上的毛竟然还没烂。”黑鱼的脸上掠过一丝恐惧，而不是羞涩。
　　我俩往前走，在茂密的树丛边，一个拎包的女人，像老熟人似的，拽着我的胳膊，向我伸出五个指头。我以为她是聋哑人，需要我帮助，就跟着她往里走。黑鱼一巴掌打开那女人的手，拽着我，一路小跑。
　　出了公园，我累得直喘气。黑鱼一脸不高兴，撇嘴说：“原来你也是这种人，竟然要跟那个女人走。”我没听明白，瞪眼看黑鱼。黑鱼说：“那个女人要跟你干那种事，像红梅和大嘴一样，然后，她就向你要钱。没看他向你伸出五个指头吗？她要五十块。”我的脸一热，问他是怎么知道的。黑鱼说，是武有双告诉他的。武有双说，公园里那些女人的包里全是卫生纸。我一脸茫然。
　　对面的音响店里，播放着那几年流行的一首老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
　　……
　　天空中虽然飘着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

　　何日是我的归期？我问自己。
　　回到工棚，天黑下来了。听说车还没修好，我真高兴，端了盆水，在公厕里洗擦完　　身子，早早地躺下。我拿出英语课本看。他们打牌，太闹，我看不进去。我心里难过，高考一天天临近，时间水似地流逝，我这么下去，完了！
　　我长叹一口气，把书丢在一边，两眼望青天。黄六零大概看见了我的举动，猜出的我苦闷，冲那几个玩牌的人说：“玩个球，都睡觉！”那几个牌兴正浓的，哪里容忍，骂他：“狗咬耗子，同我们一样，也是穷打工的，又不多长个卵。”黄六零说：“老子是不多长个卵，但老子要睡觉，别影响老子。”那玩牌的，正是武有双带来的那几个，一个村子的，人多胆大，扔了牌，就要动手。黄六零抓住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的衣领，右手张开，抡出一道弧线，只听一声脆响。这一耳光，扇得可不只一个人，简直把他们几个人的脸都扇了，再不动手，真他妈的到送交家了。他们围上来。黄六零挥手从头顶抽出一块木板，像一把大刀，横扫过去。那几人往旁边一闪，有个叫老吴的没闪开，板子落在他的额上，血涌出来。老吴双手握额，蹲下去。黄六零把木板指向再次围上来的人，说：“谁是共产党员？上！”有人害怕了，说：“打牌，打牌！”那几个人本来就是硬着头皮，见有台阶可下，便围坐在一起，借手中扑克，掩饰满脸的羞辱。
　　我从包里掏出一袋云南白药，撒在老吴的额上，那血就止住了。
　　武有双回来了，他说：“黄六零，算你有种。你记着，你的工钱一分没有，老吴要养伤，要打针要吃药。他就这么躺着，你就养着他吧。”
　　黄六零咬牙道：“那我就养着他，不过你得问问他，愿不愿意做我的儿子。”
　　我心一阵剧痛，都是干苦力的兄弟，有话咋就不能好好说。
　　
　　　　　　　　　　　　　　　　　　　　　　　　六
　　
　　下雨了，想家。我扒开那个竹席窗，眼投向窗外。我仿佛看见了自家黑漆漆的锅台，听见娘的喘息一阵高过一阵，我自己也咳嗽起来。妹妹瘦弱的身体，每日在田间地头跑，干小伙子干的活。我自己也从没停下来歇息过，总是没完没了地干，可家里像有个无底洞，多少东西往里填，总也填不满。
　　我记起若干年前的一个夜晚，父亲躺在门板上，大口吐着血。我听村里人说，父亲走夜路时，在后山脚的梧桐树丛里，被鬼拍了一掌，震碎了心肺。那时我小，吓得直往母亲身后躲，再也不敢看父亲。只记得父亲咽气之前，拉着我的手，眼盯住我。我看见父亲满眼的疑惑，慢慢地，眼里的光就淡了，消失了。后来，娘对我说：“你爹当队长时，得罪了不少人。咱们以后要忍气吞声，小心行事，千万别让人把我们撵出村。”以后的日子里，我多次与父亲的眼睛对视着，有时是夜晚，有时是白天，雨中或雾里。我再次看见父亲疑惑的眼，就对父亲的死充满怀疑。可父亲早已成为一堆白骨。我无法证明我想证明的事，只坚信父亲是个好人。
　　大嘴消失了两天，他再次出现时，越发神气了。西装革履，更有老板派头。他说他武昌那边的公司比这边活多，年底收入可观。他让我们好好干，别偷奸耍滑，年底从武昌那边匀点钱过来，作为我们的奖金。黄六零说：“我们不要奖金，把工资正常开给我们就行了。”
　　
　　元旦越来越近，人心就动了。黑鱼爹说，他大儿子的婚事就在元月八日，现在一家人着急，等着他送钱回家。这几天，他不干活，成天站在工棚门口，等着见大嘴。大嘴永远是那句话：公司没跟我结账，我拿屁给你。黑鱼爹说：“我不晓得啥公司，我只晓得我跟你干活，你就得给我钱。”黑鱼的爹就这么一直跟着大嘴。大嘴一掌拍在他胸脯上，说：“你别跟个叫化子似的跟着我丢人现眼。”黑鱼爹说：“我丢什么人，我要我该得的钱。”大嘴抬脚走，黑鱼爹紧紧拽住他。大嘴搡他，用胳膊肘把他往一边撞，也没把他甩开。大嘴说：“你让我走，我这就给你取钱去。”
　　大嘴三天后才回来。那时，黑鱼爹已成了泪人。大嘴给每人发了五十块钱。大嘴像是领袖，拍着我们的肩，把五十元的票子塞在我们手里，说：“ 大家辛苦了。”
　　黄六零一甩肩，抖掉了大嘴搁在他肩上的手。黄六零说：“这点钱，糊弄洋鬼子去吧！”
　　“钱放你们身上，安全吗？我给你们存银行了，到时连本带利一起给，别他妈的小农意识。”
　　黄六零咦一声，说鬼才信。
　　元旦这天，我们没有夜班。天刚黑，我们就在工棚里疯闹，企图忘记冬日的寒冷。这时，大嘴在工棚外喊黑鱼，黑鱼急匆匆溜下去了。黑鱼回来时，我们都睡了。我们是被大嘴的吼叫声吵醒的，大嘴吼道：“狗屎糊不上墙！我让你去帮我买包烟，你倒去偷东西，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他的话音刚落，黑鱼的哭声便响起来，但很快，又被大嘴的骂声淹没。我们从大嘴的骂骂咧咧中，知道黑鱼去偷工地的钢管，想卖点钱，结果被派出所抓去了。是大嘴花五千块钱，将人取出来的，要不，黑鱼恐怕要被揍死在那里。
　　我当然不相信，黑鱼他没这个胆。
　　有人拽亮了灯。大嘴领着黑鱼上了楼，把黑鱼推倒在他爹的铺盖上，说：“还想要钱？找你儿子要吧，你儿子把你的工钱，都送给派出所了。”黑鱼爹愣在那里，最后放声大哭：“你别冤枉我家黑鱼，我家黑鱼从小到大，没敢偷别人一点东西。”大嘴说：“自个的儿子偷东西，老子当然不会说出来。老顽固，我救了你儿子的命，你却倒打一耙。你要是这么说，我还是把你儿子送到派出所去，让他们揍死得了。”大嘴说着，“呸”的一声，下了工棚。
　　黑鱼说的，却是另一种版本。黑鱼说，大嘴告诉他，前面工地的东南角，有几根钢管，大嘴跟看工地的人要的，让他去扛回来，给他记半个工。黑鱼就去了，结果，看工地的人拦住他，说他是小偷，喊来另外两个人，把他关进一个小屋里。那两个人说他们是派出所的，在巡夜，没想到撞上了这个小耗子。他们打他，直到大嘴去了，同他们一阵嘀咕，才将黑鱼放出来。
　　我问：“那两个人穿着警服吗？”黑鱼摇摇头。我心里一动，知道这是个陷阱。可是，知道了，又能怎样呢？
　　清晨起床，我看一眼黑鱼爹，他那半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他一直站在道口，双目无神。他没穿棉衣，天很冷，瑟瑟抖着。我几次让他回工棚，他不言语，固执地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像，鼻涕流过人中，挂在嘴唇上，他也不去擦。黑鱼站在他身边，他眼里没有泪，只是目光有些痴呆。那天我也没去干活，我放不下他们父子。不知道黑鱼的爹立在风口，到底想干什么。直到大嘴从出租车里一出来，黑鱼爹冲上去，跪下来，抱住大嘴的脚，喊道：“老子，我叫你老子，你把我的工钱给我吧。”大嘴一脚把他踹出半丈远。黑鱼爹又过来抱，大嘴骂道：“赖皮狗！”挥手就要给他两嘴巴，见行人都围过来，就缩了手。大嘴尴尬地冲人笑笑，学着武汉腔，骂道：“这个婊子养的，是个疯子嘛。”但行人从黑鱼爹那哭诉中，明白了怎么回事。他们指着大嘴，说：“这工头也太黑了。”大嘴说：“你们不知道情况，不要瞎说啥。他儿子在工地偷钢筋卖，让派出所抓去了，是我花五千块钱领出来的，这五千块钱，就是他们的工钱。”大嘴说着，猛地挣脱黑鱼爹，冲出人群，坐上一辆出租车，逃了。
　　黑鱼爹依然跪在地上，额着地，屁股朝天。他只穿着一条单裤，没有内裤和裤衩，那薄薄的单裤勒紧他的腚沟，把腚沟里的皱褶明显地凸现出来。有人去拽他，他不动。一位老婆婆看不过眼，把自己的红色外套脱下来，罩在黑鱼爹鱼雷似的屁股上，骂了句黑心的老板，走了。
　　人散尽时，黑鱼爹脚边有了不少零钱，大都是一元的钢币。那些钱啥时扔在他脚下，他没听见，也没看见。黑鱼爹盯着那些硬币，目光茫然。往他脚旁扔钱的人越来越多，面值也变大了，有五元的，十元的纸币。黑鱼爹跳起来，冲那些扔钱的人喊：“我不是要饭的，我只是要我的工钱。”
　　大嘴九号晚上回来时，径直上工棚，直奔黑鱼爹而去。他指着黑鱼爹说：“癞皮狗，骗子。你不是说你儿子八号结婚吗？那你咋没回家？儿子结婚，当爹的不回家，鬼相信。自己长着个猪脑袋，把别人当猪。”黑鱼在一旁插话：“我哥是八号娶媳妇，我爹没钱，不敢回去，怕我哥发脾气。”
　　黄六零一步上前，薅住大嘴的衣服。大嘴脖子一伸，说：“你打吧，我正盼着你打呢。你打一巴掌，正好清了你的工钱。”
　　“那我就废了你。”
　　“死我都不怕。”
　　我没吭声。这是两个粗野男人的对话，我根本没资格插嘴。
　　
　　　　　　　　　　　　　　　　　　　　　　　　七
　　
　　冬日的阳光里，大嘴的姐出现在工地上。她那两个硕大的乳房，把红棉袄撑得像要爆开的气球。她身边，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大嘴问武有双：“怎么样？”武有双说不怎么样，眼睛却睁得大大的，目光粘在那对硕大的乳房上，移不开，嘴也张得奇大。
　　“我看你想媳妇快想疯了，就把我姐许配给你。她可是我的亲姐，还白搭一个胖小子，省了你很多事。”大嘴说着，自己就笑了，又说：“本老板还是体贴民工的嘛，今夜我监工，你早点歇着去。”
　　夜里，武有双把他那白捡的小儿子领到工棚楼上，塞进黑鱼的被窝，自己住到楼下去了。
　　大嘴的姐我认识，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嫁出去了。有人说她和她男人的关系不好，男人太老实，一脚踹不出个屁来。但更多的人背地里说，大嘴的姐风骚，那个蔫屁男人无法胜任。
　　工棚一楼夸张的呻吟，让大伙久久无法入睡，黄六零坐在我身边，说：“他们成一家人了，咱们的钱就更是卵蛋皮上磨刀──险！”

　　我怎么也没想到，偌大的都市里，会有一个武汉女人到工地来找我，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女人说，她叫小莲，我叫她小莲姐。
　　我低头寻思，想不起小莲是谁。小莲说，她跟我是一个村的，小时候跟她娘来到武汉，那时我还没出生，不过，她与我娘挺熟。我爹出外做水库那阵，我娘夜里害怕，就找她过去跟我娘做伴。后来，她爹死了，她娘苦尽甘来，嫁了武汉一个理发的老头，把她也带来了。娘给我说过她，但娘没让我去找他。别说偌大的武汉，就是汉正街，想找一个人，也是大海捞针。
　　小莲说：“你是跟大嘴干吧？你怎么跟这种人干活？他是个骗子，就知道压榨民工的血汗钱。别看他家穷成那个样子，他在汉口买了房子，一百多平米呢。”
　　其时我正在吃饭。小莲盯着我吃了一半的饭菜，说：“天打雷劈，他就让你们吃这个？”她一把夺过我的碗，放在道旁的花台上，说：“走，姐带你去吃点好的。”
　　饭店并不大，倒是挺干净。小莲给我点了好几个菜，都是荤菜。小莲说：“你们干苦力的，身上缺的就是油，多吃点。”我心里一热，吃着吃着，吃不下了。我对小莲说，我想用塑料袋装回去，晚上吃。小莲帮我装了，还硬塞给我一百块钱。她说：“大的忙我帮不上，你拿去零花吧。”我死活不要，小莲将钱收起来，说：“学生伢都好面子。”她上对面胡同里，给我买了一大堆水果。
　　小莲走时，对我说，家里让她捎信，让我回去一趟。她以为我在那些大工地上，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我。我问家里咋啦，小莲欲言又止。我心里一沉。
　　我把水果藏起来，只拿出了饭菜，让黄六零和黑鱼一起分享。黄六零不吃，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黑鱼却不客气，吃得满嘴油。
　　我没请假，回了趟家。一进屋，娘就围着那个黑锅台转。时间不长，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就上来了，面条下埋着两只白花花的鸡蛋。吃过饭，我说我要赶到学校去看妹妹。娘拦住我，说妹妹就在下屋，病了，休学了。我走进妹妹的房间，妹妹挂着吊瓶，头发有些乱，脸色苍白。娘说妹妹本来是要动手术的，没有钱，就只能打点针，消消炎症，暂时缓解一下。
　　我感到天旋地转。
　　我第二天回到汉正街，回到工地。我突然憎恶这个有名的街，看什么都不顺眼。我找大嘴要钱，大嘴还是那句话：公司没结账。我不信，人都住进去了，还能没结账。我走进戴着安全帽的人堆里，问一位干部模样的人，那人说，咋没结账呢，我们公司从来是不欠账的。
　　看来小莲说的没错。
　　晚上我等大嘴。大嘴鬼鬼祟祟，像在捣动什么东西。黄六零说：“他想逃，他肯定是想逃，咱们得盯紧一点。”
　　第二天特别冷。我没想到，黄六零在这么冷的一天，成了名人。那时，我们在离工棚不远的一幢楼上干活。楼高十几层。楼旁的钢铁吊篮，将巨大的手臂伸向高空。我们的活是往吊篮上运水泥。
　　刚装了一车，黄六零说他要上厕所。武有双骂了句，懒驴上磨屎尿多。黄六零那天太兴奋，他还一声：“管天管地，管人拉屎放屁？”就甩着膀子走了。
　　许久，我们没见黄六零回来。武有双不耐烦了，说：“他妈的，一去就是半天，拉年屎去了，扣他一天工资。”话刚说完，就见人声嘈杂。有人快步过来，指着武有双问：“哪个是刘学仁？哪个是刘大嘴？上面那个人找他。”
　　说话的人着急，语言断断续续，连不成句。我顺着他手指看，见高高的吊篮架上，站着一个人。因为太高，那人看上去没了人样。他手扶铁支臂，脚踏在支臂下的钢索上，像马戏团的人在杂耍。
　　我从那些人的议论声中，听出了个大概，猜想那个人就是黄六零。很快，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那人从高空扔下一样东西，手快的人接了，是一只烟盒，内有一个纸团。展开一看，纸团上写着：限刘学仁刘大嘴两小时内给我递上来五千元工钱，否则我就往下跳。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来了，消防武警也来了。他们不断地寻问民工模样的人：谁是刘学仁？他在哪儿，你们快去找。“他是我们的工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说。我仰起头，双手合成喇叭状，冲空中的黄六零喊：“黄六零，你下来！”我喊了好几声，那上面并没应，甚至连头都没低一下。由于脖子伸得太长，我感到声音划破嗓子的痛感。我停止呼喊，指指武有双说：“大嘴在哪里，你应该知道。”一个警察挤到武有双跟前，说：“你赶紧去找！”武有双说：“找他干什么，谁愿意跳谁往下跳。”一个武汉市民说：“你这人咋这么无情。上面那么冷，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会他手冻僵了，不想跳也得掉下来。”武有双后退两步，不敢再吱声。
　　消防队员开始爬吊架。一个队员上了吊车，往横架上爬时，黄六零往更远端的地方走。我看他在绳子上晃晃悠悠，吓得不敢呼吸。黄六零的手指向那个消防队员，说着什么，接着身子倾斜，摆出了准备跳跃的姿势。那个消防队员退在吊车边，不敢向前。大概是高空太冷，他很快又退回到吊车里面，在高空观看黄六零的一举一动。
　　我说：“武会计，你去找找大嘴吧。”武有双摇摇头，说：“我才不找呢，谁不想活就往下跳。”我想起了红梅，她也在不远处仰头张望。我说：“红梅姐，你快去找大嘴，再不去，会出人命的。”这是我第二次叫她姐。自那次她说她与大嘴在一起，也是打工的，我就没再跟她说过话。红梅说：“我哪知道他在哪儿，他上哪儿能告诉我，我在她眼里算什么？”我听见她的声音在颤抖。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议论声大起来。有的人叫骂，说这个工头也太黑，太没良心，应该把他抓起来。我听着，心里多少有点热。
　　人群涌动，是记者来了。他们忙着拍照、摄像。武有双这才不安起来，他说：“完了，这下事搞大了。”就挤出人群，躲进了厕所。
　　大嘴就是这时回来的。他拨开人群，往里挤，大官一样，不断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过去，把这事对大嘴讲了。大嘴咬着我的耳朵说：“别说我在，回头我给你拿学费。”说完，拨开人群，悄默声地往外挤。黑鱼眼尖，黑鱼喊：“他就是刘大嘴刘学仁。”一群人将大嘴围了个水泄不通，警察也挤了过来。
　　大嘴说：“围着我搞么事，我又没犯法。”民警说：“你是没犯法，可你就要成杀人犯了。”大嘴说：“我又没让他跳，谁愿出名谁跳呗。”警察说：“你还嘴硬，你赶紧去拿钱。他要真跳下来，你不在乎，我们还在乎呢。都是你们这些乡下垃圾，跑来丢我们城里人的脸。你没看那些记者都等着他跳，盼着他跳吗？”
　　黄六零不知道大嘴取钱去了，他依然每隔十分钟往下扔一只烟盒，语气一次比一次坚决。有人通过消防队员，向他传话。黄六零静下来，他一步步往支臂顶端走，到了边沿，他竟然两手抱在胸前，背靠在支臂上，双脚绞在一起，样子轻松，悠闲。下面的人吓了一身汗。等了一阵子，不见大嘴来。黄六零从高空扔下一件外套。外套像一片黑色的云，飘下来。有人并没看清那只是一件衣服，以为人跳下来了，惊呼一声，往一边躲。
　　消防队员拿着高音喇叭，向空中喊话，要黄六零下来。黑鱼爹喊：“别下来，下来就得不到钱。”我搡一把黑鱼爹，骂道：“死鬼，要跳你自己跳去。”
　　大嘴就是在这时回来的。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叠钱，接过消防队员递过来的喇叭，喊道：“你下来，下来我给你三千。”他冲消防队员笑笑：“这小子耍赖，他的工资根本算不到三千。”
　　黑鱼爹在一旁插嘴说：“怎么算不着，我们做牛做马，都大半年了。”大嘴骂道：“老不死的，有种你爬上去。你爬上去我给你一万。”
　　黄六零可能真的是累了，他不回话，又扔下一个烟盒。他在烟盒纸上写道：这是最后一个烟盒，下一个砸下去的，将是我的肉体。
　　就这么僵持了一阵了，围观的人突然少了，该上班的上班，该回去准备午饭的准备午饭。剩下的，就只有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太了。他们指责大嘴：“你咋这么狠心，你比旧社会的黄世仁还狠毒。告诉你，你要是让他跳下来，死在我们汉正街，不干不净的，我们就把你的眼抠出来，当葡萄吮。”
　　大嘴转身逃，老头老太太们早已薅住了他的衣襟，有人还真的伸手去抠他的眼。大嘴捅了谁一下，那人一声尖叫：“你还打人，你一个乡巴佬敢跑到这儿来打人。”正在散去的人，又围过来。他们逼向大嘴，大嘴把钱递给民警，结结巴巴地说：“我有恐高症，你们送去吧。”一旁的消防兵接了钱，装进口袋，瘦猴一样，一蹦三尺高。
　　黄六零并没让消防兵接近他。他对消防兵指指点点，两人磨蹭一番后，消防兵将钱用铁丝捆了，系在铁架上，自己退了回来。黄六零在高空取了钱，极快地下到了地面。警察想伸手抓他，黄六零早有准备，一把牛角尖刀，早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人群再一次骚动。
　　黄六零寻到了我。他从那沓钱里摸出几张，递给我，粗着嗓门说：“剩下的我得回家盖房子，今年盖不上，明年还得打光棍。”人群里有人笑。他就在这笑声里，坐上一辆出租车，不见了人影。
　　大嘴像一只刚骟过的猪，蔫巴巴地往大街上走。一个戴安全帽的人拦住他，说是耽误了他们施工。大嘴像被惹怒的狮子，暴跳起来，脏话从他那张狮子嘴里喷出来。大嘴说：“婊子养的，别以为就他黄六零会爬高。你再逼我，我也上去，让你三天干不了活。”
　　受了黄六零的鼓舞，晚上，大伙都不上工地，围着大嘴的小屋子要钱。屋里只有红梅一人，独自坐在灯下哭。红梅说：“大嘴跑了，不回来了。你们都回家吧，回家过个年。”大伙不信，说红梅是与大嘴串通一气，合伙来骗我们。有人还动手扇了红梅一个耳光。
　　红梅第二天走了。当时，天空阴沉沉的，她这次没穿红衣服，换了件蓝色夹袄；眼睛红肿着，像两只熟过劲的桃子。我走过去，帮她拎包，她没让。我说：“给我留个地址吧，钱要来了，我给你邮去。”红梅摇摇头，呜呜地哭着，哭声最后撕扯布条似的突然暴发出来。
　　一连好几天，我们没见着大嘴。我们停了一天工。停工了，就没人给饭吃，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武有双说：“大家跟着我干吧，他大嘴能接活，我也能接活。大嘴不懂预算，所以就上当受骗。跟着我，我不挣就不挣，要挣就挣大钱。”大家并不相信他的话。武有双亲自动手，做了一锅炖菜，焖了一锅米饭。米饭喷香，菜里油星翻滚，引得人直流口水。黑鱼忍不住去吃，大家就都吃了。吃人嘴短，那就干吧，反正有饭吃，一边干，一边等大嘴。
　　武有双自个儿住进了大嘴的屋，学着大嘴的样子，当起了老板。
　　
　　　　　　　　　　　　　　　　　　　　　　　　八
　　
　　进入腊月，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我心里很高兴。我从小就喜欢雪，我盼望雪大些，直下得没法干活，工地就可以停工，我们就可以结账回家了。但雪到下午就停了，变成了小雨。小莲在雨中，撑一把蓝色布伞，来到工地。小莲告诉我，我娘捎信来了，让我跟大嘴要钱，早回家。娘说，妹妹的病重了，老这样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小莲还说：“你妈说了，凑一点是一点。”我听了，眼泪止不住地巴嗒巴嗒往下落。我说大嘴好几天没来了。小莲一听，啊的一声，说：“这缺德玩艺儿，肯定又是跑了。他去年在武昌那边带人干活，听说也是快到过年时，就找不着人。”
　　我立在雨中，雨冰凉。小莲塞给我一张纸，说：“我给你找份活，是初中家教，我丈夫那边的亲戚，一个男孩。他爸妈在国外，其实是找一个信得过的人陪读。你学习那么好，人也老实，肯定能行。一月供吃供住，好几百呢。这是地址，你要是愿意，我就带你去找他，不过离这儿有点远，不在汉正街。”
　　我感到雨小了，心里升腾起一丝温暖的希望。我说：“我回去把大嘴欠我的钱要来再说吧。”小莲点头说：“那也行，只怕你找不着他。”
　　我们果真再也没见到大嘴。
　　腊月初八这天，天干冷干冷的。武有双起得早，喊大家起床，他嘴一咧，唇上干裂的口子便渗出血来。他也不嫌疼，依然笑着，冲民工喊，要挣大钱了，有一座摩天大楼，二十一层高，因为春节前人要住进去，赶进度，人手不够，相中了武有双这伙人。他们加进去，主要是配合楼顶隔热防雨工程。
　　武有双从皮包里抱出一沓纸，是合同书。甲方是武有双装潢公司，乙方是每一个打工者。合同上说：午夜十二点，上高空作业，如有人不慎坠落，甲方一次性付给乙方家属两万元，其他概不负责。最后一项是，上高空作业者签字。
　　起先没人签。武有双说：其实上面很安全，有保护措施，这就跟上火车买保险似的，都是以防万一，根本死不了人，要是干活老死人，公司还不得赔死。武有双还说，高空作业赚钱，一晚上顶得上好几个白天。
　　我最先签的字。但我把黑鱼伸过去的手打开了。我说：“你还小，你不能上那么高。”
　　民工们都签了字。黑鱼爹歪歪斜斜写着自己的名字，嘀咕道：“死怕个球，咱活着这么累，没球意思，死了还能给儿子留两万块钱。”
　　我感觉有一根针，在心尖上扎了一下。
　　合同书一式两份。武有双一份，民工自个留一份。武有双做了一锅萝卜炖猪肉，让大伙吃，说吃了早点睡觉去，晚上好起来干活。有人说了句：吃这么好，吃了去死吧。被武有双一顿骂。
　　我不知自己睡了多长时间，被一泡尿胀醒。上厕所回来时，见武有双的门锁得紧。我摸了摸口袋，碰到口袋里的一根别针，手就痒了，学着黄六零的样子，把别针弄成鱼勾，回头见四下无人，只一下，就将武有双的门弄开了。接着，又弄开了那个保险柜。
　　保险柜里没有钱，我只找到了一份合同书，是前进建筑公司和武有双签的合同的。前进公司的合同书上写的是，如有人从高空坠落，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五万块，武有双这狗种，竟然想从死人身上赚三万。
　　我把那份合同书揣进口袋里，悄悄溜进一个胡同，在一家复印社复印了一份，回头把合同放回铁柜，锁好门。武有双还没回来，我长嘘一口气，摸摸胸膛，心鼓槌一样，敲击着我。我叠起一份合同复印件，放在贴身的口袋里，我指着我的口袋，对黑鱼说：“今晚我上高空干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我这里的一份合同书掏出来，给我家里人，他们一看就明白了。”黑鱼点头说行。我把黄六零走前留给我的钱，塞给黑鱼。他不要，我说：“留着吧，凑着讨个媳妇。”黑鱼撇了撇嘴，差点哭了。
　　我依然睡不着，凝望窗外，那些灯慢慢地灭了，天地暗下去。我不知怎么，莫名地笑起来。隔壁传来一个民工的粗话：笑个卵，不好好睡觉，夜里还干活呢。我没有理他，我的心早就飞回遥远的老家了。今天应该吃“腊八粥”的：每年腊八的清晨，母亲总要找来豆子、花生米、地瓜干等东西，加上大米，凑成八样，熬成“腊八粥”。吃前，母亲还要不厌其烦地讲那个故事。母亲说，从前腊月初八那天，一个穷人饥饿难忍，翻遍自家的坛坛罐罐，把留着做种子的几颗花生，一个地瓜，几把黑豆等东西凑在一起，正好八样，加上水，熬成粥。穷人饱饱地吃了一顿，上吊死了。为了纪念他，每年的腊月初八这天，老百姓就吃“腊八粥”，是忆苦，也思甜。母亲年岁大了，记忆不好，这故事便出现了不同的板本，有时说那个穷人是个老光棍，有时说是个女人。去年，她硬说是一个年轻漂亮的长工。我想想自己，现在自己不正是一个年轻的长工吗？我的眼里噙了泪，最后滚落下来。我感到那泪是凉的，面颊也冰冷。
　　午夜十二点，我们跟着武有双，准时出现在二十一层楼的楼顶。我们的任务，是把离房顶三米远吊篮上的隔热板，一点点往楼顶搬。吊篮与楼顶之间，连着竹漂板，两边连着两根软绳。我站在楼顶，很害怕，两旁住宅楼的灯光几乎都熄灭了，那些城里人，正在温暖的床上，做着他们的美梦。天空灰暗，地面看上去离得并不是那么高，这也许就是老板选择午夜干活的原因。
　　刚干开，有个年轻人害怕，中途退回去了。另一个人可能心里也有点发怵，问武有双：“为什么不用吊车？”武有双说，这是返修楼，吊车在楼建完时就撤了，再架，投资大，于是就用人，人便宜。
　　我迟疑着没上吊篮。其时，武有双正在做上吊篮前的准备工作，对着楼下撒尿。我在风中，闻到一股极浓的臊味。武有双说：“武汉人怎么啦，汉正街的人怎么啦，城里人怎么啦，你住在半天上，我一样能尿你。”
我伸出一只脚，踏上吊篮，竟像踏在海绵上。我不知道，发软的是我脚下的竹漂板，还是我的脚。我急忙缩回脚，站在房顶，苦笑一声。我听见风吹吊篮支架，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夜里狼嗥。风大了，我望一眼大都市的夜景，感觉夜风像一只温软的手，抚摸着我的面颊，我的心痒痒的。真舒坦，是那种屏住呼吸才能感觉到的舒坦。远处，有一片高楼，亮着很多灯，据说，那就是著名的武汉大学，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我的心动了一下，不知不觉中，手伸进口袋，碰到一张纸，是小莲给我的地址。我掏出那份合同书，上面那些黑压压的方块字，是我生命的底价，五万元。我似乎看到被泪水泡瞎了双眼的母亲，病床上满脸愁容的妹妹。我的心疼得针刺一般。我长吁一口气。远方明亮的灯光，幻梦一样诱惑着我。夜在这一刻，陡然亮开了。我松开合同书，那张白纸在夜风中翻转、下落。我感到自己飞扬起来，像一只夜鸟，飞向那片明灿灿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