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我老李也行，叫我老逄也行。姓李的时候，我叫李志民。姓逄的时候，我叫逄敬舜。李志民这个名字，是组织给的。逄敬舜这个名字，是父母给的，参加革命工作之前，还有现在，用的都是这个名字。说起来，我这一辈子，年富力强的那些年，都叫李志民了。
　　我是孤儿，父母去世得早。现在看来，组织上选择我，也有这一层的考虑。孤儿好啊，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管理起来也方便。以后，我做了小组的负责人，选才时候，也比较注意这些问题。
　　1949年1月31日，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呢——和平解放了。政权是我们的，但社会依然动荡不安，敌伪宪特流氓恶霸，多如牛毛，潜伏下来的坏蛋不计其数，群众队伍的成分也比较复杂。谣言满天呵，物价飞涨，有人就公开说，共产党打得下江山，但坐不住江山。还有好多人，等着美国兵打回来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为安定人心，为稳定市场，首长要视察王府井。
　　这就是时代背景。没有这个背景，就不会有我这份奇特的工作。
　　保卫工作难度大呵！王府井呵，当时就是人山人海，跟现在的沃尔玛家乐福什么的差不多。你不能清场，把人都赶走吧？也不能拉上一个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怎么办，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由我们自己人组成一个安全圈。我们有一个比喻，就是像在大海里游泳，套着太平圈一样。当然不能全副武装了，至少不能全部都全副武装吧——那样的话，也太不自信了。
　　首长出行，一般人们看到的，是贴身的警卫，还有街头增派的警力。有点见识的，还能看出外围的便衣。但是，这都是表象。真正的保卫工作，是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进行的。
　　泛泛地说，我们算是便衣。但是，我们不是一般的便衣。根据首长视察的路线，我们装扮成各种各样的群众。所以喽，我们这些便衣，就得根据现场情况，扮演成商人、店员、路人甚至叫花子、流浪汉什么的。
　　我的第一次任务，就是扮演一个报童。那些便衣呵，个个都是目光警惕、膀大腰圆，不管怎么化装，往那一戳，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我们这些人呢，光从形体上看，就具有天然的隐蔽性。个头中不留丢，不胖不瘦，长相吧不丑不俊，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都属于你看了几眼也留不下什么印象的人。这些人里，最特殊的就是我了。我参加革命早，根红苗正，最大的特点是都二十三了，身体却像一个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小矬子个，单薄得像搓衣板，声音还带着童音哩……几经筛选，报童这个角色就理所应当地落到我头上了。
　　当时也不愿意去啊，一门心思想南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咱不像那些老兵，准备解甲归田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年轻，想南下，想打仗。组织安排当便衣，满心不愿意呢。
　　我们提前几天就来到了王府井。调查嫌疑店铺、排查可疑人员，规划视察路线，清除安全死角。同时，还要学习报童的一言一行。我们在另一个地方——东四还是西单？物色了一个报童，身高和体型跟我差不多，花了半袋子小米，把他从里到外全扒下来了，包括那双露着脚趾头的破胶鞋。咱们的小米不能白花呵，除了买他的行头，还得买他的经验。一句话，让他教我卖报。行行有门道呵。光是吆喝，我就学了整整两天。当时，一方面觉得组织信任，任务重大嘛，另一方面，就是新奇和好玩。
　　我们都是临时抽调上来的，彼此之间素不相识。任务完成了，上级表扬了。经过这次考察，退回了一半，留下了一半。而留下的几个人里，就有我。可以说，我是这支队伍的元老呵。
　　没想到啊，这就是我以后的工作了，一干啊，就是二十八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上级给了我一个名字——李志民。
　　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保密规格。我们没有代号——有代号还叫保密吗？我们对外挂牌，就是文工团。门口有传达室，有宣传栏，有办公楼，有小礼堂，有练功房，有食堂……我们团是一个牌子，两套人马。一套人马，就是我们。另一套人马，就是吹拉弹唱的，《白毛女》《红灯记》什么的。所以，一直到静月去世，她都以为我就是一名文艺战士呢。
　　我们是在大连认识的。大连当时叫旅大，有苏联驻军，最多的时候来了好几个元帅，将官更是一堆一堆的。那时中苏蜜月啊，活动也多。大连这个地方山东人多。我出生在山东，胶东话滚瓜烂熟，执行这个任务有优势。大连这个城市吧，是光复的，治安情况跟北京差不多。有一段时间——就是五三年和五四年，经常到大连执行任务，几乎住在这里了。一九五四年夏天，在旅顺的一个联欢会上，认识了静月。静月穿着白色布拉吉，扎两条滑溜溜的长辫儿，模样和气质把苏军女兵和随军家属都蔽啦……那么多的军官围着她呵——你不知道老毛子多能献殷勤了，可她偏偏直冲我一个人笑。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呵。
　　我们好歹也是文工团的，跳舞也是我们的一项业务呵，什么舞不会？静月是学生出身，舞跳得好。我们俩一起跳舞，周围的老毛子都看呆了。这么说吧，我们几乎是表演了。我们联欢的地场，外面就是大海。我们跳着跳着，就转悠到阳台上了。那一夜的海面，和风细浪，月光在海面辉映出一道细碎的光柱，就像一条银色大道。那是槐树开花的季节，那个槐香啊，被海风吹过来，让人飘飘欲仙啊！当时，我就想，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不管啦，跟静月就去那条大道跳舞吧。
　　我们的工作流动性强，处个对象不容易。组织上也给我创造了不少条件。政审顺利通过——我们找对象是要政审的。我们是在旅顺办的喜事。静月父母健在，我找了媳妇，也找到了父母。岳父在旅顺做着小生意，算是小业主吧。两位老人身体也不太好。静月既要照顾父母，也给他们做个帮手。这在五十年代不算什么，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了，问题就来了。岳父学会几句俄语——就是哈拉少、斯巴西巴什么的，就成了苏修特务。因为早就公私合营的小店铺，又成了反动资本家。两顶帽子扣下去，一直扣到死。
　　不用说，我这个孤儿有了家庭问题。这在我们这里，就是立场问题了。我当时面临一个选择：离婚，或者回家。当年，有的同志就因为相似的问题离婚了。这叫划清界线。阶级立场坚定呵！
　　这时候，静月怀了孩子。孩子有阶级吗？我不能让孩子没落地就没父亲呵。可是，我也不能回家啊。我回去了，也算划清界线了。只是，那不是跟苏修特务、反动资本家划清界线，而是跟革命队伍划清界线。所以啊，我既不能离婚，也不能回到旅顺。
　　我要是回到旅顺，我就完了。明摆着，这是逃兵。离婚了，她就完了，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也成了狗崽子。不管怎么说，我这个特殊身份，对家庭是个保护。所以，我们这个家啊，只能这样分着。也许，只有这样分着，文革那些年，也能保护她，保护岳父岳母。门上钉着“光荣军属”的小红牌，就是保护伞啊。
　　我只有一个心思了，就是努力工作。我努力工作，就是想着掩护家人，或者叫戴罪立功吧。
　　有几次回到大连执行任务，真的是过家门不入啊！不是不想入，而是不敢入啊。得千方百计地表示自己积极，表面上还得划清界线。
　　人家是一年一次的探亲假，而我呢，为了表现积极，那就得牺牲啊。七六年之前，那个叫李志民的逄敬舜呵，平均三年半才回家一次。这么多年，只回家过了两次春节。这份工作，是越到春节越忙。忙也好，少想家。
　　我这一辈子啊，最亏欠的是就媳妇和儿子。岳父去世，明明可以回去，都不能啊。倒不是组织上不容许，而是自己不回。为什么？积极呗，立场呗。晚上，借口散步，偷偷地在街头烧两打黄纸，念叨念叨。
　　每一次探亲，我都穿着四个兜的军装回家，我去邻居家串门，我去买菜买粮，我劈柴修窗，我给邻居的孩子吹口琴、拉胡琴。孩子生病，我联系了一台北京吉普，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用静月的话说，我一回家就张张罗罗，就得得瑟瑟。我啊，就想告诉周围邻居，俺们静月是有老公的，她老公是四个兜的干部。
就那么几天的探亲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过，都不舍得睡觉。哪一次还都提前一天回去。为什么？还用说为什么吗？
　　开始，可忌讳别人说咱是表演了。表演是演员的工作啊。我们怎么是表演呢？我们是执行任务。谁见过揣着上膛手枪表演的？但是，后来自己就明白了。在静月面前，不就是表演吗？
　　往来信件，都有组织审查。其实，就是不审查，我们的觉悟也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以，每回写信，也就是问候一下，报个平安吧。有一次我出国执行任务，时间长了，没有办法写信。组织上通情达理，代我写了信，内容跟以前的一模一样——这在我们这里是常事了。结果这封信捅娄子啦。为什么呢？我跟媳妇有个暗语，就是在信件末了的署名，逄敬舜三个字的后面，一竖一点，加个叹号。竖是画出来的，像瓜子一样，尖儿朝下，点就是画个圈。这是我们的暗号，意思就是……就是爱的意思。这显然不是正确的书写格式。组织上哪知道这个啊，结果啊，静月竟然坐着一宿的火车来北京了，凭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文工团。
　　我也不在国内啊。上面照顾我，从国外跟她通了电话。组织上出面，证实我这个人工作积极，作风正派。又安排专人，陪她逛了天安门，登了长城，吃了烤鸭，买了果脯，总算把这件事情安抚下去了。我呢，还没回国，就赶紧做了检讨，狠斗私字一闪念，交代了我们之间的暗语。
　　为这事儿，我还落了个内部通报批评。我工作这么多年，有两次被批评——另一次我一会再说。这时候，我已经是业务尖子了，每年的奖励，次次拉不下我。
　　这些年下来，宿舍里一卷一卷的奖状。但是都不能往家拿——上面写着李志民的名字呵。于是我们就跟领导商量，商量什么呢？我们得让家里了解，我们的工作是出色的。于是，领导就比照我们的得奖情况，按照文工团的一般情况，给我们的本名发个奖。逄敬舜获得一九五八年劳动模范。逄敬舜获得一九六一年先进个人。逄敬舜获得一九六五年优秀标兵。逄敬舜获得一九六五年学毛选先进个人……每一次探亲，奖状都是一卷一卷的，贴满了家里的两面大墙。
　　我这个人吧，组织上看得还是准的。每一回鉴定，都少不了一条——家庭观念重。你看，讲了这么长时间，都是围着家庭说的。还是讲讲我们的业务吧。
　　刚开始，我们执行任务，就是在北京。后来，很快，我们的任务就不局限在北京了。咱们国家这么大，全国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除了台湾，哪没去过啊。有一次，一个月之内，去了上海六次——六次呵。最长的一段时间，半年没回北京，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除了国内，还去过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最远的，还去过非洲的什么尼亚。
　　刚开始的几年，执行的任务还比较单一。后来在一座水库工地上发生的事儿，让我们的任务内容有了改变。
　　本来是一次寻常的任务。就是这么巧，首长竟然溜达到我们的同志身边，背着手，和蔼地问道，小鬼，吃饭啦？我们这个同志一下懵了，站在哪里不说话。首长拍拍他的肩膀，继续问，哪里人呐？这时候，这个同志已经紧张得一头汗水了。我们这位首长呵，又握过他的手，问道，生活得怎么样了？
　　这位同志说了一句，感谢毛主席。这一开口，还不是本地口音。这是浙江的水库工地呵。当时蒋匪帮叫嚷着反攻大陆呢。这位同志的表现，一下子就让警卫给盯上了。周围的老百姓觉悟也高啊，当时就又人喊，抓特务。
　　我们的任务，不要说一般警卫，就是很多首长，也不知道咧。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首长呢，是英雄里的英雄。你说，你置身于这些英雄中间，就得做到……怎么说呢，用一个曾给我们讲过课的苏联专家的话说，就像水融入水里。
　　咱们国家地缘辽阔，人口众多，五大北方方言，七大南方方言。北方有东北话、华北话、西北话、西南话、江淮话。 南方有江浙话、江西话、湖南话、粤语、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这都是书本上说的。实际上，情况复杂得多了。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中国这么大，不要说一个省了，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市，口音都不一样。东南沿海一些地区，一个县就有几种不同的方言。我们人手少，每个人至少要掌握至少三种、四种方言。
　　那时候年轻，不怕累，也不知道累。摸过锄把子，摸过枪杆子，现在要摸笔杆子了，对我们确实是个考验呵。没有捷径，只有刻苦。我们对着录音机，一遍一遍地鹦鹉学舌。我们为每一位首长都建立了一个卡片，除了身高、籍贯和经历什么的之外，详细到性格、体征、饮食习惯，等等吧。刚开始那一会儿，就是从首长的口音入手的。
　　除了会说，还得会演，还得学会扮演各种角色。这个不仅需要勤奋，也需要点天分呢。我年轻最小，脑袋灵光，模仿力强，学什么东西都快，所以，很快我就成为业务骨干了。不夸张地说，我的专业能力是最强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红卫兵、华侨、插队知青……我行行精通，样样顺手。
　　我执行任务的最大特点，就是人物的跨度大。我能执行二十岁小伙子，也能执行六七十岁的老大爷。说出来滑稽，有一次应急，我竟然装扮成一个女车工。也多亏了首长左眼是白内障，否则一定穿帮。
　　我为什么没有穿帮？一是演技好，二一个，是我掌握首长左眼有毛病，就注意站到他的左边。我们这一行，就是要预案充足，准备详尽。
　　最不好扮演的，哦，最不好扮演的，就算是知识分子喽。他们有学问，性格内向，有点倔，也有点抻劲。我们执行任务，很注意平衡角色的共性与个性。比如扮演知识分子，基本上会戴上玳瑁眼镜，有时候还会在腿上缠上白胶布，指甲干净，说话的声音平稳，不带口音，多普通话。
　　如果第二天扮演——哦，我怎么说是扮演呢，应该说是执行任务嘛——执行知识分子的角色，那么前一天必须晚点休息，这样，第二天才会有萎靡不振的样子。眼睛也要红肿一点，尤其是，鼻梁两侧必须压出一个红色痕迹。如果是老知识分子，这个红痕应该是紫色的……我们非常注意细节的落实。刷牙要干净，不吃大蒜大葱臭豆腐乳之类的刺激性食物。推镜子的动作，扶镜腿儿的姿势，站姿坐姿，说话腔调……嗨，这里面的注意事项太多了。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专门资料库，给每一行业都建立了档案。
　　要有行业特点，可是行业特点又不能太明显。太明显，就招眼了。所以说，最关键的是，气质要像。也就是要神似。而想要达到神似，就得达到层次。而达到层次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这二十八年的一个巨大收获，就是我由小学文化，一直自学到大学本科。而且是四个本科——中文系，机械制造系和农业自动化系，还有一个，谁也猜不出是什么？是艺术系的表演专业。
　　又红又专，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都是固定的。我们这个工作，还有个乐趣，就是经常接触到一些老艺术家。刘宝瑞侯宝林啦郭全宝啦常宝霆……相声大师都是语言大师呵，这样的业务学习就跟过节一样了。尤其是，他们在我们这里，批准他们放松点，批准他们说一些传统的、不太革命的段子。还有一些老艺术家，都是银幕上的明星啊，也经常到我们这里讲课。
　　当时也不叫讲课，叫汇报。向我们这些工农兵汇报。为什么呢？文革那些年，这些相声大师和老艺术家，基本上都打倒了。能到我们这里汇报，是对他们能力的肯定，至少说明还有改造价值嘛。再说了，我们的伙食标准，跟飞行员一个待遇。有一个大明星，银幕上下都是板板的，可有派头啦，到我们这里汇报，两顿下来——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愣是撑成了急性肠胃炎。
　　四大电影厂，北影厂的艺术家擅长工农兵的戏，上影厂的艺术家擅长知识分子。我们能想到的角色，上级都能划拉来。现在想来，领导也是英明呵。每天学习，每天都有节目，想寂寞，没有空儿呵。
　　有了专业知识，还得看临场发挥。一次执行工人的角色，但首长却偏偏要提前下车。他就是想抽查一下。我把衣服一脱，绾胳膊撸袖子，简单地一化装，立马成为一个在田间插秧的本地老农，既满足了首长的愿望，也保护了他。过了两个小时，我再一次站在首长旁边时，已经是一个满身油污的钻井工人了。
　　我们也参与外事活动。外宾的活好干。为什么好干？老外哪懂得中国国情呵，说话不操心啊。有翻译在场，就帮着你过滤和把关儿。
　　工作这么多年，跟哪个首长没合过影呵，跟哪个首长没握过手呵。不吹牛，我们根据首长的手温、面色和步态，都能简单判断出他的身体状况了。合影的照片一律不许保留。但是，我们也有办法，想回忆自己的过去了，很简单，就去资料室吧。我们自己最清楚了，哪一张报纸上有我们的照片，哪一个人物是自己。
　　实话说，这一行干长了，都有点怕首长了。因为呵，有的首长专门喜欢问些刁钻的问题。有一回，一位首长——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吧，哪怕我稍微暗示一点，任何人都能猜得出来——支开了警卫参谋，把我拉到他的专车上。首长聪明啊，又支开了司机，唠家常一样问开了——家里几口人啊？孩子几岁啦？一个月几两油？够不够吃的啊？有没有饿着呵？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说套话啦。你得说点家常话啊。问题就是，说家常话，你也不能发挥。这是纪律。我们团有一个人，擅自向一位老首长反映老家聚家并屯的事情，结果第二天一早，床铺就空了。
　　遗憾的是，没有跟周总理的合影呵。为什么？可能是总理反感这一套东西吧？一般首长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总理还能不知道吗？非但合影，这么多年，甚至没跟总理握过手。不仅是我，我们团的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说过了，我们团是一个牌子，两套人马。演出团里有首席小提琴，有首席中提琴首席二胡首席长笛什么的。我们这里呢，也有这样的建制。首席工人，首席农民，首席知识分子，首席学生，首席渔民，首席牧民，首席干部，首席藏民……首席之下，还有第二首席第三首席和第四首席。我们分工非常之细。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和首长的级别高低，我们执行任务时，分别派出首席或第二首席领衔的不同组合。
　　没有红头文件，只有口头宣布。谁担任了首席，就是巨大的荣誉啊。首席要保住荣誉，其他同志要追赶首席。我们团里总是洋溢着比学赶帮、力争上游的气氛。首席的任期只有一年，每半年还有一次考核。一年之后，在首席之外的同志里竞争出一个优胜者，然后由这个优胜者与首席进行决赛。
　　先是理论考核，然后是实际测试。最精彩的是模拟现场，专门考察双方的应变能力。那场面就像现在的PK了。然后是专家打分，结合其他同志的无记名投票，决出新一任的首席。同时，也公布其他席位的排序。
　　如果首席连任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第二个任期则取消每半年的考核。如果有同志认为自己水平上来了，则随时可以提请进行PK。但此提请权，每人每年只有一次，且只限于首席之外的同志。但是，工作资力达到十年以上者，则享有向首席挑战的提请权，也是每年一次。
　　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激烈，火爆。我们这一套制度，既参考了国外先进经验，又有我们自己的创造和发挥。不夸张地说，即便放在世界范围里考察，也是先进的。
　　时代在发展，我们也得进步。现在想起来，我们早就与时俱进了。不待上级发话，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填补空白啊。首席战犯，首席红卫兵，首席厨师，首席邮递员，首席环卫工人、首席走资派，首席狗崽子，首席反革命，首席贪污犯……在每一个首席的背后，都意味着你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和心血呵。
　　现在想来，这套体制真是绝啊！他鼓励每一位人冒尖，又让每一位冒尖者压力重重。你想一想，哪一个首席不想保住自己的荣誉啊？哪一个人愿意涨上去的津贴再涝回来？
　　在我们中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个荣誉属于综合分数最高的人。这个荣誉就是——首席人民。
　　实话说，随着经验的积累，我是有实力问鼎这个荣誉的。我的身体早就长开了，标准个头，五官周正。只是我的家庭牵掣了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始终没有担任任何首席。但是，我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很长时间，我都是我们团若干项目的无冕首席。我经常担当那些特殊的任务。
　　剧团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也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反而任务更重了。新形势，就有新任务。那一阵子，我执行过几次走资派的角色。那时候我才四十岁，扮演一个七十多岁的走资派。你看我头上这块疤，一摸溜滑。那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小将要剃阴阳头。那哪是剃啊，就是薅住头发，用剃子挖呵、戳呵。哗一下，鲜血就粘住眼睛了。干我们这行，身体不能有外伤。有外伤容易露相呵。依照我的功夫，一下子能搁躺好几个。但是呵，想一想，这个走资派，老红军啊，抗战时打鬼子狠哪，曾经一把大砍刀一气儿劈过四个鬼子。我为他抗这一下，值呵。
　　文革啊，乱呵，就是一个乱！保护的方式也变的千奇百怪。有一天，我们竟然装扮成一群小将，去“抓首长”。为什么叫“抓”呢？就是抢在真正的小将前面，把首长弄到手。平时这些令人尊重的首长呵，看到我们这些假小将，有愤怒抗议的，也有害怕哆嗦的，就像真犯了什么错误，看着难受呵。
　　要说最难忘的时刻。说这个就是吹捧自己了。一九七五年，经过长期的考验，我终于当上了首席人民。这在我们团的历史上，第一次啊。没有担任任何一项首席，直接担任首席人民！
　　担任首席人民的第二天，中午，我偷偷跑到邮局，给媳妇发了个电报。也没写什么，就是逄敬舜三个字，外加三个叹号——三个啊！唉，结果呢，当天晚上，组织就找我谈话了……又违反纪律啦。直到现在，一看到叹号，还是有点紧张呢。
　　担任首席人民，任务的级别就上去了。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跟着大首长啦。有些大首长，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我们之间也不那么拘束，有时候还有点来往。现在看来，这些往来就是正常的人际交往。但是，转过一年，到了一九七六年，这就是天大的事情了。他为什么送你像章？她为什么送你钢笔？他又为什么送你猕猴桃？这谁说的清楚呢？
　　七六年之后，我被审查了两年，然后回到了大连。老来老去，五十二岁了，又成了逄敬舜。
　　只是，李志民的时候，我还有静月。而我回到了大连，静月已经去世了。你想一想呵，两年，一封信也没有，死活不知，担惊受怕的。
　　我主动要求回到旅顺。这里是我跟静月认识的地方啊。我把旅顺当做自己老家。
　　俩孩子都大了，跟我都不亲呵。你想一想，打小就不在身边，我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一个符号。现在符号回来了，他们倒走了，一个在大连，一个在沈阳，也就过年过节回来看一眼……这不是报应是什么？！
　　你说，这就奇怪啦。我是李志民的时候，特想念逄敬舜。当逄敬舜的时候，却一点不想李志民。只是偶尔看看电视，看到新闻联播节目，还想起有这么一段经历。听说剧团解散了，但是，我看新闻联播，有时候，还是觉得我们的剧团没散啊。没有证据，就是感觉。感觉告诉我，剧团没散。
　　我们的保密级别是特级，终生不能泄露。回到地方，我也从来不跟组织伸手。但是这一回，我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喉癌。你说说看，我这个人一辈子守口如瓶，从没多说一句话，怎么会在这地方长癌呢？！现在，我的气管切开了，我不能说话了。我们的保密守则里有一句话，需要保密的，不仅不能跟任何人讲，甚至不能跟自己说。但是这一回，我得违反一次纪律了。我得说说自己的经历了，给天听听，给地听听，给大海听听，也给静月听听。
　　不知道这个坎儿能不能翻过去。翻过去了，攒上几个钱，一定去台湾看看。我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就是没去过宝岛台湾。想看看日月潭、阿里山。这样，中国就看全乎了。翻不过去，就去见静月！
　　想到死后跟静月在一起，一点不怕死，还高兴。我不知道我怎么这样能活。一个人孤孤单单地长寿，有什么意思呵。这些年，身体开始不好了。我就把静月的墓地迁了，迁到现在的这处墓园。这座墓地好呵，墓碑的前方，就是大海。我挑了静月喜欢的白色大理石做墓碑，把我的名字和静月的名字肩并肩地刻在一起。这样我就踏实啦。生前聚少离多，死后就挤在这个小墓穴里吧。
　　每个月，我都来这里几次。一个是，自己也锻炼锻炼身体——这里空气好哇，再一个，就是跟静月说说话。生前，亏人家的太多了。现在多说说，也算弥补一下吧。住院前一天——就是昨天，又来到墓地。天气暖和，照例跟她说了一会儿话。爬山累，说话也累，就靠在墓碑上迷糊过去了。睁眼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抬眼一看啊，心里一惊，不远处的大海，不就是一九五四年夏天的海面吗？一轮满月，倒影着一条银色大道，通天接地，就像我和静月之间那个暗语——一个倒立的巨大叹号！又是槐花开放的季节，漫山遍野的槐香，晚风甜丝丝的。我站起来，抬起胳膊，幻想着自己又一次搂着静月——那个穿着白色布拉吉、扎着两条长辫儿的姑娘。我心里知道，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希望自己回到一九五四年的旅顺，回到静月身边。如果人生从那里重新开始，我宁愿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农民，老婆孩子热炕头地，跟怀里这个姑娘，过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