饺子刚下到锅里，就听到炕上传来啊啊的叫声。她知道孩子们都饿了，想要吃东西了。她抬起头，看见三个脑袋都挤在炕沿边上，像不曾出窝的小燕子，瞪着眼、张着嘴，争先恐后的样子。特别是大宝，竟然趴在毛毛的后背上，一只手捹着毛毛的脖子，另一只手往后推着二宝的脑袋。二宝也不甘示弱，低着头，像头牛似地往前拱着。他的力气带动着大宝的身子向前一耸一耸的，压得身下的毛毛呼呼地喘着粗气。毛毛胸前的一对大奶子，也跟着微微地颤动起来。
　　看到炕上这堆赤身裸体的兄妹，她用手中的漏勺敲打着锅沿，大声地嚷着：哎哟哟，大宝呀，你看你这个样子，成啥了？真是造孽呀！你还不如死了算了。说完后，她便意识到这些平常说惯的话，放在大年夜里就有些不合适了，便赶紧呸呸地吐了两口吐沬，换成过年的语气说，乖孙子，别闹了，奶奶给你们煮饺子吃，今天让你们吃个够。说着，她抬手推大宝一下，大宝往后坐下去，弄了个腚蹲，又赶紧爬起来，从毛毛和二宝之间的缝隙中，再次把脑袋伸出来。
　　他们住的这间房子，是她领着儿子王胜利刚搬到合庄那年盖的，到现在已经有四十来年了。刚峻工那时，锅台是在外屋的。把锅台改到里屋来，是她儿子去逝后，她害怕自己在外屋做饭时，王胜利的那个傻媳妇把这几个孩子弄死才这么做的。那时候的她，还不到六十岁，还不像现在这么苍老，还有力气去做所有的家务，还能把炕上的一个大傻子和三个小傻子伺侯得像个人似的。庄上的人，明里暗里地都对她伸过大姆指，说胜利娘真是个要强的女人。
　　在合庄，像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基本上都没有名字。她们嫁给张三，别人就叫她张三家里的，嫁给李四，就成为李四家里的。直到死的时候，阴阳先生写的文书上，也只是称她们是张王氏或李赵氏之类的。这里的人叫不惯女人的名字，所以，从她来到这里，也没人叫过她的名字，甚至都没有人问起过。刘茗菲这个名字，现在只属于她自己。这里的人们，都习惯叫她胜利娘。
　　饺子煮熟后，她先用漏勺把三个孩子往炕里赶了赶，她怕在转身时，那个贪吃的二宝扑到锅里来。她眼睛盯着炕上，身体往后倒退着，撞到身后的一个木箱子时，回身拿起一个盆来，把盆直接插入水缸里，舀出半盆凉水，往前走了几步，把水盆放到锅台上。她把漏勺贴着锅边插入锅底，按着顺时针方向搅动着，锅里的饺子纷纷飘起来，并在锅中间形成一个旋涡。她从那个旋涡里捞起一勺饺子来，带着漏勺放在凉水中浸过一会儿后，抓起一个填在嘴里，感觉到不烫了，便把漏勺扬起来，贴着炕面向炕里泼去。
　　那些饺子顺着地板革的炕面，很均匀地分布在炕头这边。三个孩子的眼睛一直盯着漏勺，看到饺子飞到炕上去了，便不约而同地爬过去。没等三个孩子把炕头的饺子啄完，她的第二勺饺子又泼向了炕稍。大宝先感觉到了，他像汽车一样，经过两进三退，在原地挑过头来，爬了过去。毛毛也感觉到了，她也在转动着笨重的身体，努力了几次，只来到炕的中间。
　　毛毛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孩子，睡觉时，她总把她搂在怀里，毛毛也总是叼着她那干瘪得只剩下一层皮的奶头才肯睡去。毛毛比她的两个哥哥稍微精灵点，在看到奶奶掉泪时，知道过来拉住她的手。毛毛除了简单的哼啊之外，不会说话，但她知道指着两个哥哥和她拉在炕上的屎啊啊地叫着。
　　其实这几个孩子生下来时，都看不出傻来，只是越长越随他们的傻妈了。她给儿子娶了个傻媳妇，是她一生中最为遗憾的事情，也是她感觉最对不起丈夫和儿子的地方。但当时的那个情景，她也是别无选择。
　　她本来是出生在省城的，她的父亲是一个绸缎庄的老板。她在十五岁那年，被父亲送到一所国立女子中学读书。她的那个很洋气、很温馨的名字，就是在上学的第一天，先生给她起的。
　　她出嫁时，在省城还有一座属于她的二层小洋楼。她一直住在这个小楼里，过着与世无争、深入简出的日子。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被那些红卫兵打得走投无路了，她才领着儿子一头扎进这大山沟里的。
　　她来合庄，是投奔她的一个远房姑姑的。刚来时，姑姑一家人对她还很好，帮她办了户口，是以嫁给她表哥的名义办的。这个主意是姑姑想出来的，说是演戏，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批到一块房基地。当时她也和表哥走形式，赶过场地办了结婚手续。可没过半个月，表哥便开始假戏真演了，要求跟她一起睡觉，半夜总懒在她屋里不走。她去找姑姑理论，没想到此事竟然也是姑姑的导演的。她坚决不从，就跟姑姑扯破了脸。
　　当时，王胜利都二十多岁了，可以保护她了。有王胜利在，表哥没敢胡来。这样，她们娘俩只好白天形影不离，晚上也睡在一个屋子里了。表哥得不了手，便心生怨恨，到外面说她跟儿子不清楚的闲话，也把她在城里的底细全部抖落出去了。合庄的人，开始拿她当妖精看待，见到王胜利，也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的。对于这样的人家，谁家的闺女敢嫁过来？就连那样的一个傻媳妇，还是她用两个金戒指换回来的。那两个戒指一个是她母亲给她的陪嫁，另一个是她丈夫送给她的信物。她不惜代价地给儿子换回一个媳妇来，就是为了能给老王家留个一男半女的，等日后见到丈夫时，跟他有个交待。
　　大宝在刚出生时，跟其它的孩子没什么两样，胖呼呼的，两个大眼睛叽哩咕噜的，哭的声音也很响亮，他是在二宝出生后才渐渐地显示出傻态来的。二宝小时候，比他哥哥还招人喜欢，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大伙谁见了都夸奖几句，说是长大了像当官的料。她也是打心里高兴，暗中企盼着孩子能随他爷爷，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二宝也和哥哥一样，是在毛毛出生后变得越来越呆头呆脑起来的。大宝与二宝差一岁，二宝跟毛毛也是差一岁。
　　毛毛刚出满月，那个傻媳妇便没有奶水了，饿得孩子白天黑夜直个劲地哭。当时正值数九隆冬，连一个鸡蛋也搞不到。王胜利为了给傻媳妇增加点营养，便去小平房水库里破冰捕鱼。他每天都能弄到几条小鱼的，这样持续了一个冬天，毛毛也因为这些小鱼而渐渐地茁壮起来。
　　就在刚过完春节后不久，王胜利便一去再也没回来。他掉到冰窟窿里去了，等被捞上来时，身体冻得像冷库里的猪肉似的。看到儿子被装进家里的一口柜子中抬走后，她一头撞在当院的杏树上，她想跟儿子一起上路，可结果除了脑袋被撕出一个大口子，流了一大摊血外，她的身体还是留在了这个家里，只是那棵杏树在这之后没再发芽。
　　王胜利死后没过两个月，那个傻媳妇就被接回了娘家，不久就被卖到河北去了。从这时起，她便开始全面地拉扯着三个孩子。在她的内心里，这三个孩子似乎是有区别的，她拿大宝和二宝当孙子看待着，而对毛毛，她感觉那是她的女儿一样。她打年轻时就喜欢女儿，打心眼里盼望着自己能有个女儿。在她守着儿子过的三十多年里，对丈夫唯一怨恨的，就是没留给她一个女儿；在儿子死后的这三十来年里，她就把毛毛当成自己的贴身小棉祅了。
　　看着毛毛笨得如熊猫的样子，她的嘴角上闪过一丝的笑意，便及时地把第三勺饺子泼在孙女的跟前。毛毛发现饺子从天而降，两只手便不再支撑身体了，而是平趴着，左右手轮流地往嘴里塞着。这时，二宝吃光了炕头的饺子，便爬向毛毛这边。她又向炕头泼了一勺，三个孩子都在各自打扫门前雪了。
在以往吃饭时，她对孩子们是限量的，她不能让他们吃得太多。限量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镇政府每月给每个孩子三百块钱的生活费，是能够让他们吃饱的，问题是几个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饱。她害怕撑着他们，也怕他们拉尿。她说这三个孩子都是属鸭子的，这边吃着，那边就拉了；吃得越多，拉得就越多。她感觉到自己的体力越来越差了，一天做三顿饭，再给他们擦屎擦尿的，就已经累得不行了。
　　三个孩子吃的动作渐渐地缓慢下来，但还是在努力的吃着。二宝在往嘴里塞下最后一个饺子时，放了个很响亮的屁，她知道他们是吃饱了。她先从锅台上扯起一个抹布来，把炕上露出的地方简单地擦了几下，又从箱子上摸起一个碗来，把锅里剩的十几个饺子捞入碗中。这时，炕上的三个孩子已经把饺子全部消灭干净了，眼睛又都集中在锅台上，盯着她的这碗饺子。她打开灶门，往灶膛里添加两铲子煤，让炉火继续地燃着，这才盖上锅盖，端着那碗饺子和一个放着醋的碗坐到炕上去了。三个孩子在向她这边蠕动着，离她最近的毛毛已经扯住她的衣襟了。
　　她把两条腿围成一个圆圈，把手里的饺子放在当中。她先夹起一个饺子来，咬去一半，把另一半泡在醋里。毛毛伸过手来扯她的碗，她就顺势把泡在醋里的半个饺子夹起来，填在毛毛嘴里。毛毛只嚼了两下，便露出一种痛苦的表情来。她呵呵地笑着，把第二个饺子又泡到醋里去了。等二宝在向她张嘴时，便又塞给他半拉。三个孩子都偿过醋泡饺子之后，便对她手中的这碗东西失去兴趣。二宝最先伏在她身边睡着的，大宝这边枕着二宝的腿，那边把自己的腿搭在毛毛的后背上，不一会儿也睡着了。只有毛毛还趴在她身边哼啊地玩着，不叼着她的奶头，毛毛是轻易不肯睡去的。
　　吃完饺子后，她并没下地，只是欠了下身，把两只碗放到锅台上。窗外响起零星的爆竹声了，她知道这个时间段上，庄上的其它人家才开始包饺子。在以前，她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包饺子的，她总把过年这顿饺子吃在十二点之后，吃成新年的第一顿饭。自从她儿子去逝后，她才改到前半夜来的，成了今年最后的一顿饭了。而且每年都提前些，以至到现在，已经成为和以往任何一个夜晚没什么区别的晚饭了。
　　但这顿晚饭，跟其它日子的晚饭相比，还是有区别的。为了这顿饭，她从早上就开始准备了。饺子是牛肉馅的，她光剁馅子，就用了一上午的功夫，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家里的肉还是很全的，都是镇里和村上的领导送来的，猪肉大约有二十来斤，牛羊肉各有十多斤吧。她每年都选牛羊肉做饺子馅，图的是个吉利。牛肉预示着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牛性；羊肉则内涵着新的一年内，人活得洋气。如果家里没有这两种肉，她宁可给孩子们吃三鲜馅的，也不用猪肉。她忌讳猪这个字，她听庄里人说她家的这几个孩子窝吃窝拉，和猪似的，她就生气。她认为他的孩子再不好，也是投爹投娘来的。孩子有毛病，本来就够不幸的了，没有别人再取笑的份。为此，她去找人家吵过，甚至撒泼骂过人家。
　　在她的眼中，她的这些孩子们，个个都是个宝，他们的名字，都是她给起的。打小到现在，她没舍得打过他们一巴掌。她在叫他们的名字时，总是拉着柔柔长长的尾音。她认为现在的这个结果，跟孩子无关，他们是无辜的。她有时候把责任推给她的丈夫；有时候把责任归结在自己的身上，甚至归结到她父亲身上。如果父亲不送她去念书，她也不会接受那些所谓的抗日救亡的思想；如果不是那些新想法支配着她，便不会看上那个国民党的少校军官而心甘情愿地给人家做了姨太太；如果不是那段特别的婚姻和背景，她也不会沦落到合庄这样的小山沟子里来，儿子也不会三十来岁娶不上媳妇，而最终娶个傻媳妇生下这么一堆小傻子来；如果没有这堆傻子拖累着，王胜利也不会为了几条鱼而被淹死……她觉得这一切切，都是她命中注定的，都是她的罪过，是她造的孽。所以，她从丈夫跟着老蒋跑到台湾之后，每年过年时，她都整夜地替儿子守岁，以此来消除积在她心里的那份愧疚。
　　窗外的鞭炮声渐次密集起来了，她知道有的人家开始祭祀了。以前她也做这样的仪式，把祖宗请到家里来，给神仙烧香磕头，祈求他们能给这个家带来好运和平安。从她儿子死后，她不信这个了。她每次想起神仙来，都在心里骂他们瞎了眼，骂他们是寒风专打独根草。她在挪锅台的时候，就把原来奉供在锅台上的灶王爷扔了。她说你是哪门子的一家之主？我才是。我一顿不烧火，孩子们就得睡凉炕，我一顿不做饭，孩子们就得饿肚皮。她现在唯一企盼的，就是自己能多活一天。有她在，她的这些孩子们就能吃上饱饭，睡上热炕。
　　坐了一会儿，她觉得自己歇过来了，便挪动着身子，从墙角扯过两个枕头来，给两个孙子枕上，再扯过来一床破棉被，搭在两个孙子身上。毛毛还没睡着，看到奶奶起身，也跟着动起来，伸手扯住她的裤腿。她又扯过个枕头和被子，把毛毛安顿下来，毛毛还是扯着她的衣服不放。她不想躺下去，怕躺一会儿便睡着了，只好把小拇指塞入到毛毛的嘴里，让她含着。她把最后的那张被子披在身上，直了直腰，她要为她的人生，做第六十五年的守望了。
　　这种守望在刚开始时，日本人还在中国横行霸道，她和她的那些同学相约，在大年夜里，为前线的战士企福。而她比其它的同学，态度更虔诚，内容更丰富。那时在这个十九岁少女的心里，便装上了一个男人，一个抗战的英雄，一个对于她来说，如同神一样的精神支柱。所以她才不顾家人的反对，甚至付诸了跟父亲决裂的代价，毅然地嫁给了他，躲进他为她买的那个二层小楼里，专心地为他守望着他们的儿子。
　　日本人跑了，可她的丈夫还没有回来。那时她每天盼望的，就是内战早一天的结束。她在那个小楼里，天天守着个收音机，听关于战争的消息。直到现在，她还能毫不打哏地说出三大战役都是哪年开始的；北平是哪年解放的。她把一封封用思念和眼泪写成的信投出去，却总也盼不到半纸回音。三年后，她从丈夫的一个旧部下那里打听到消息：她的丈夫还活着，只是在大海的那边了。
　　这之后的若干年里，她的企盼有着很丰富的内容：盼望着儿子快快长大成人；盼望着丈夫能平安健康；更重要的是盼望着两岸能够和平统一，她的丈夫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她每年的大年夜，都成宿地坐着，看着儿子熟睡的样子，想着远方的那个人。
　　那段日子太漫长了，但因为还有盼头，她过得还算有滋有味的。她每天守在收音机旁，听到这边讲一定要解放台湾，她就兴奋，就像看到大年初一早上的第一缕阳光；听那边说要反攻大陆，她也兴奋，也好像看到丈夫站在门前，在轻轻地叩打着门环。她在跟别人唠磕时，总是说他要回来了。结果说出了麻烦，她被人检举揭发了。她被打成了国民党隐藏在大陆的特务，被毒打，被拉去游街。但不管如何批斗，她的信念还在，希望还在，她相信她们一家终久会团聚的。红卫兵把她的收音机砸了，她就省吃俭用地再买一个。她记得那段时间，她光收音机就买过三个。为了买收音机，把他留给她的一对玉鐲子都卖了。
　　她逃离城市后，便把守望也一同带到了合庄。她盼望着儿子能说上个好媳妇，再给她生几个孙子来，她这一生也就知足了，也算对那个人有了个交待。在受到表哥骚扰的那段时间里，她盼望过表哥早点死去，甚至盼望着那个骗了她的姑姑也早点死去。这些年来，就这个愿望如期实现了。她的表哥因为强奸庄上的一个傻女孩，被抓进监狱，死在里边了，她的姑姑不久也死了。姑姑的家里，除了表妹远嫁到河北，再也没有别人了。那些关于她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随着阶级斗争的日渐弱化，她终于可以在合庄过安心的日子了。
　　从打儿子淹死后，她似乎再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了。平常的日子里，她就跟这几个傻孩子在一起消磨着时光，没有黑天和白天的区别。几个孩子白天睡够了，她的夜晚就是白天。他们满炕上爬着，她就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别爬到地下去。他们饿了，她就给他们做吃的。他们拉了尿了，她就给他们擦屎擦尿。她感觉自己早就死了，现在活着的，只是她的身体。但她在每个大年夜，还依然坐到天明。她把前半夜和后半夜分开来，前半夜想她这一生中的那些高兴的事，想着想着还能偶尔地笑一笑。她给自己立过一个规定，这一年只想这么一次。而这几年，她发现可想的事情越来越少了，有些事情也想不起来了。有时候没等想到十二点，就没有了内容，她便提前进入后半夜了。
　　后半夜的内容更是单调，她也没啥期盼的了。这三个傻孙子一眼入骨，再盼望再祈祷他们也精灵不起来了。有些时候，她甚至盼望着自己早一点地死去，但这种想法刚出现，就被自己立即否决了。就像她来气时，骂那三个孩子不如早点死了，但话出口后，她又觉得非常后悔一样。她还是希望自己能活下去，最起码身体能活下去，给三个孩子活成一面挡风的墙。
　　在前五年，她得过一次大病，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她让前来看她的邻居把村里的书记主任都找来，把孩子们托付给他们。后来这事又惊动了上边，镇里来车把几个孩子接走了，安排到敬老院里，给他们单独找了个屋子，指定专人看管着。那时，她觉得自己终于无牵无挂了，可以放心地上路了，去看她的儿子了。所以她拒绝吃邻居送来的药，也拒绝吃饭。可没几天，她又奇迹般地好了，能下地了。她说这几个孩子的路还长着呢，她早晚有走的那天，就着现在还能动弹，不能给别人找麻烦，又把孩子接回来了。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地稀疏起来，她知道又一年过去了，现在她已经八十四岁了。她抬起手来，掰着手指算了算，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正好是一百岁。如果她的儿子还活着，今年应该六十四了。她又低下头来，看着身边横躺竖卧着的这三个孩子。她还能记得这些孩子们的年龄，甚至还能记起他们的生日时辰。她一直把某些日子看得很重要，认为那是一个人生命的标签。她在还年青的时候，每到他们结婚记念日那天，她总给自己买朵花戴。就算是和老鼠一样东躲西藏的那段时间里，她也能想起这个日子。买不到花，她就随手在路边采一朵野花戴到头上。
　　从儿子出生的那天起，她一直为儿子过着生日。直到儿子没有了，她便把他的生日改到祭日那天去了。她认为，死就是另一种生。虽然这些年，她没再去刻意为儿子搞什么仪式，但到那天，她总能想起来，给自己一个与其它日子不一样的心情。就连眼前这三个连时间观念都没有的傻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她连一个生日都没给他们落下过。其中的哪个孩子过生日了，她总改善一下伙食，让孩子们吃个饱，吃个够。家里实在没有可吃的东西，她那怕是借，也要借到一个鸡蛋。煮熟了，扒好了，背着另外两个孩子，偷偷地塞入到这个孩子的嘴里。
　　面对眼前的这三个连个户口都没有的孩子，她突然伤感起来。当年她给儿子买回那个傻媳妇时，没能办理登记手续。父母的婚姻都不是合法的，孩子当然也不是合法的了。如果再把孩子们的年龄和生日丢了，那他们的生命连个标签都没有了。想到这儿，她坐不住了。她想找个纸和笔，把三个孩子的年龄和生日记上，放在家里的显眼处。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一口气倒不上来，政府在接走这些孩子时，也好能给他们登记一下，让孩子们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让大宝和二宝之间也有个区别。也许到孩子生日那天，有人那怕给煮个鸡蛋，对孩子来说，也没算是白托生一回。
　　可是家里哪儿有纸和笔呀？她感觉自己都有几十年没见过这两样东西了。她开始在屋里搜寻起来，企图能找到可以替代纸和笔的东西。他先看到了墙，觉得墙是可以替代纸的。古代的人作完诗，写到墙上就等于发表了。墙不但代替了纸，还是个显眼的地方，来的人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到。可是，古代的人往墙上写字，是用毛笔的。家里连个铅笔头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毛笔呢？她想如果有毛笔的话，自己是可以写的。在念书时，她练过毛笔，而且写得还不错。
　　有什么可以代替毛笔呢？她想到了棉花。家里的被子都破了，棉花是可以找到的。但问题是没有墨水。于是她又想到了煤，她想用煤在墙上写字。她开始注视地下的那一撮子煤块，那是村上秋天送来的，是上好的元煤，煤块大得和砖头子似的。可那东西和石头差不多，能写字吗？那得多大的力气？她感觉自己已经没有那份力气了。否定煤之后，她又开始在屋里寻找。这是她这些年养成的性格和总结的经验：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办法是想出来的，困难是能克服的。这些年，她就是凭着这点精神才活过来的。
　　她把屋里的东西一样样地排除着。菜刀、铲子、条帚，凡是能拿得动的，她都用目光筛过了。最后，她的眼神集中在地上的一根木根子上。这条木棍是烧火时用来捅灶火的，一头已经烧成了炭。她记得木棍原来有三尺多长的，现在不到二尺了。看到这条烧火棍子，她脸上皱纹舒展一下。她把手指从毛毛的嘴中轻轻地移动出来，又给身边的大宝扯了扯被子，这才把身体挪到炕沿前。她坐时间久了，便不敢冒然下地，因为以前有过几次差点摔倒的经历。她先把两条腿垂到炕沿下边，前后地轮动几下，才试探着把脚放到地上。
　　她把那个烧火棍子拿到炕上来，绕过几个孩子，来到炕稍的墙下。这面墙斜对着门口，进屋的人，第一眼就会发现。墙面原来是沙泥抹成的，黑呼呼的，五年前，村书记说县长来慰问，找人给刷了层涂料，变成白的了。经过这五年的烟熏火燎，现在呈现的是那种灰白色。墙面很干净，上边连点尘土都没有。在过小年的那天，按照这里人的习惯，她刚打扫过的。她把木棍举起来，以最大限度从高处往低写下这样的四行字：

　　王大宝1980年6月26日7点
　　王二宝1981年8月12日11点
　　王毛毛1982年10月9日3点
　　农历

　　这些字不是她一气写成的，期间木棍上的炭没有了，她又下地把木棍插入炉火中烧了两次。她用去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等她最后完成时，窗外彻底地静下来了，这个夜晚和以往的其它夜晚已经没有了区别。她知道，人们都睡下了；没睡觉的，也都在静静地守岁呢。
　　她也累得不行了，右胳膊像是要掉下来似的，腿也突突地打颤。她把棍子扔到地下，是扶着墙和窗户挪到炕头的。在三个孩子边上坐下后，她免强拉过被子，把腿盖上，把背靠在炕头的墙上，把头扬起来，看着墙上的那几行字。她觉得这些年的大年夜，今年过得最充实，她替孩子们做了件大事。以前她的那些祈祷和守望，都远不及这件事做得有意义。
　　以往的大年夜，为了省电，后半夜她都是关了灯坐着的。但今年，她怕关了灯，自己睡着了。她看到大宝又把脚伸到被子外边了，便给他盖上；看到二宝梦里还在吧嗒着嘴，像吃东西的样子，她笑了两次；她感觉毛毛也没睡塌实，总是一惊一乍的，她便贴着墙，往下矮了矮身子，把小拇指还塞到她的嘴中。毛毛感觉到了，便又咕咕地吮起来。
　　但这一切努力，还是没能阻止住困意的袭击，她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三个孩子被窗处的鞭炮声吵醒，他们各自玩一会儿，便感觉到饿了。二宝用头去拱她，毛毛也拿起她的手，开始拉扯着。她在这合力的作用下，倒下去了，躺在炕头上，身子还保持着坐的姿势。
　　她的这个家，平时是没人来串门的，大伙都嫌乎那股臭味。就是村上有人来送米送面，也只把米面放到当院就走了，根本没法进屋。再加上炕上的三个裸体孩子，都长成大人了。男人进屋不妥当，女人进屋也不妥当。包括着大年初一，有人来拜年时，也都是站在当院招呼她，等她出来，问个好就走了。
　　但今年，第一帮孩子们没把她招呼出去，孩子们以为她还没醒，便嘻嘻哈哈地去别的人家了。第二帮中年男人们也没把她招呼出去，有人回到家里，便跟女人们说了。等几个岁数大些的女人赶过来，扒在窗户上看时，这才发现情况不对，三个孩子都伏在她的身上，而她却一动不动的。女人们跑进屋里，见她早就死了，身体都硬梆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