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孟繁华
庆昌书记、文艳主席及全体理事同志们:
我非常感谢作协对鲁奖获得者的表彰和奖励。这已经成为作协的一个传统:对所有取得了一定成就、获得某种荣誉的作家,都给与他们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这个传统对鼓励作家努力创作、争取荣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毋容置疑的。我有幸能够获得这一鼓励,内心的感动和感激之情可想而知。
我曾不只一次说过,在文学批评还存在很多问题,文学批评还难以满足文学创作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文学批评还难以满足读者期许的时代,个人的荣誉实在算不了什么,尽管这是一个崇高和令人期待的文学大奖。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获奖却可以促使我们检讨或反省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和如何改善它。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一个整体性崩溃的时代,文学批评的实践条件也发生了极大地变化。面对这个变化,有些问题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改变的,而有些问题则是文学批评无力或没有能力改变的。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批评家,有责任也有义务竭尽全力勤恳工作,为推动辽宁乃至全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多年来,得到辽宁作协领导和朋友们的厚爱和关怀,这是我能够做出一点成绩的前提。我由衷地感谢大家。我因在香港执教未能亲临表彰现场深感遗憾和失礼。再次表达我的歉意。预祝会议圆满,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孟繁华先生因在香港讲学未到现场特致书面发言)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贺绍俊
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辽宁省作协今天再一次为我们几位获奖者进行表彰。我很感激,感激辽宁省作协,感激在座的老师们、朋友们、同行们愿意与我分享这份喜悦。
我愿意把这次获奖看成是对我的批评观的肯定。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批评的。八十年代是一个让文学理想之花激情绽放的年代,我沐浴着八十年代的文学精神一路走过来,因此一直心存着对八十年代的眷念。八十年代奠定了我的文学批评观。我承认,我一再倡导的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就包含着对八十年代的理想精神和诗歌气质的推崇。我把批评看成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批评家用批评的方式与作家一起共同建设一座文学的大厦。这座大厦盛载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因此我在批评中更多的是立足于精神性去阐发文学作品。
这一次辽宁省作协的表彰,也在提醒我,在我的批评生涯中,辽宁地域的元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实从80年代起,我就与辽宁建立起了联系,但十年前,当我把档案关系转到沈阳师范大学后,辽宁便对我的批评构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今天,站在辽宁文学界最权威的会场上,我说起辽宁,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深感惭愧。因为事实上,我即使因为来到辽宁,才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批评的实践之中,但我对辽宁文学的关注还不是全身心的,辽宁作家的很多作品我也顾不上认真阅读。我愿意将这一次表彰当成是一次对我的鞭策,让我不要忘记我也是一名辽宁人。说起地域身份,我觉得我一下变得复杂和暧昧起来,我出生在湖南,长年在北京工作,如今我的档案在辽宁。回到湖南,湖南作协的说你是我们的老乡呀;在北京,北京作协的说你是我们派到中国作协去的全委呀;今天在辽宁作协的理事会上,什么都不用说,简单明了。这时,我也明白一点,批评是属于大家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无祖国。我想这句话也揭示了另一条真理:批评家无故乡。我相信这是一条真理,因为批评不是人情,不是乡愿,批评一定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要以弘扬真善美为唯一宗旨。我也应该以这种批评态度来面对辽宁的文学,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辽宁的文学,但不是在小圈子里关注它,而是要把辽宁文学置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大背景下来关注。我会加倍努力!谢谢!
第八届辽宁文学奖获得者秦朝晖
尊敬的各位领导、尊敬的作家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在这个农历“立春”的日子里,承蒙第八届辽宁文学奖评委会的厚爱,让我代表获奖作家发言,是我的荣幸,此时此刻,我的心中涌动的是春天般的感激与暖意。我知道,一声感谢不足以表达我和所有获奖者的心情,但我还是想代表获奖者,向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作家朋友真诚地道一声——谢谢大家!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辽宁文学院读书期间,我开始尝试文学评论的写作。2007年的初冬,我出版了第一本文学评论集《手稿消逝的年代》;2013年,我我的第二本文学评论集《守望与诉说》出版。
“消逝”是人类不可抗拒的宿命,但人可以反抗,人可以守望,因为人是“一棵能思想的芦苇”。弹指六年间,网络正以“天网恢恢”之势,覆盖了我们的生活。可我依然“顽冥不化”,执拗地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字,坚持着用“笔过留痕”的方式与作家们对话。有过“笔走龙蛇”的短暂的快意,但对于笔下文字所传递的“消息”是否做到了有的放矢,却是心怀忐忑,如履薄冰。
写作“辽宁作家个案研究”文稿的过程,也是再次向辽宁作家们学习的过程,也是发现批评者自身学养与修为欠缺的过程,在与作家们“对话”的过程中,我对古人所说的“学后而知不足”,是深有体会的,此言不谬。
许多年前,在一本《我的批评观》的书中,曾读到过法郎士的一段话,他说:“优秀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杰出作品中的探险活动,加以叙述。”按此一说,不要说优秀,即便是做一个批评家,我的差距也是明摆着的,有“守望与诉说”中的白纸黑字为证。但我认为,我是一个走在“成为批评家”路上的人,因为文学批评是我所愿意从事的一项事业,它也是我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来评判和鉴赏作品”,这些指示让我受到极大鼓舞的同时,也清晰了从事文学批评时的具体尺度和标准。文学批评是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桥梁,文学批评只有敢于说真话,有态度有立场,才能引领一个时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同时,文学批评也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它是批评家面对批评对象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孕育出的新的生命。
喜欢李健吾先生的文学批评,因为他把批评视为创作,他的“批评观”也是我心仪并试图效法的圭臬:“一个批评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别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在一个众生喧哗、众说纷纭的年代,一个批评家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的言说有何作为?这是我时常想到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用“作品”来回答的问题,我有过一些尝试,我将继续摸索。
自2001年开始,我有幸被辽宁省作家协会聘为特邀批评家,我很珍惜这一称号,在“特邀评论家”这个群体中,我收获了许多有关生命与文学的营养,我的这本《守望与诉说》,是一份我的不尽如意的“作业”,但它是我的一份真诚的感恩与致谢的浓缩。
曾经有过为辽宁作家写“群论”的设计,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件需要“内外兼修”的大事,由于个人性格和功力的原因,我完成“设计”的能力并不让我满意,我是一个欠了辽宁作家“文债”的负债者。来日方长,如果机缘适合,如果承蒙各位作家不弃,我将把我的“辽宁作家个案研究”的计划继续下去。
文学需要守望,生命需要诉说。已到天命之年的我,在“守望与诉说”中,心存着无限的感恩与感谢。我在心中默念着一长串给我温暖与力量的名字,我把感谢与祝福献给你们。
再一次谢谢大家!